的确，阿尔伯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在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一桩不寻常的事。我去向他告别，因为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骑马到山里去；而眼下我便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中来回踱着，目光偶然落在了他的手枪上。
“把手枪借给我旅途中用用吧，”我说。
“好的，”他回答，“要是你不怕麻烦，肯自己装装弹药的话。它们挂在那儿只是pro forma罢了。”
我从墙上摘下一支枪，他这时继续说道：
“我自从粗心大意，出过一回岔子，就不愿再和这玩意儿打交道了。”
我颇好奇，急于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又讲：
“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房中有几支小手枪，尽管没装药，晚上我也睡得安安稳稳的。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坐着没事干，不知怎么竟想到我们可能遭到坏人袭击，可能需要用手枪，可能……这样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于是把枪交给一名下人，叫他去擦拭和装药。这小子却拿去和使女们闹着玩儿，吓唬她们，却不知扳机怎么一弄就滑了，而通条又还在枪膛里，结果一下子飞出来，射中了一名使女的右手，把她的大拇指戳得稀烂。这一来我不仅挨抱怨，而且还得付医药费，从此我所有的枪都不再装药了。好朋友，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危险并非全都可以预料啊！虽然……”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人，除去他的“虽然”。不错，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精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眼下阿尔伯特正是越讲话越长，临了儿我根本没有再听他讲些什么，而是产生了一些怪念头，动作夸张地举起手枪来，用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呸！”阿尔伯特叫起来，夺去了我手中的枪，“你这是干吗呀？”
“没装药哩。”我回答。
“就算没装药也不该胡闹！”他不耐烦地说，“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愚蠢到去自杀；单单这样想都令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呵！”我提高嗓门道，“你们一谈什么都非得立刻讲：这是愚蠢的！这是明智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你们弄清了一个行为的内情吗？探究过它何以发生，以及为什么必然发生的种种原因吗？你们要这样做过，就不会匆匆忙忙地下断语了。”
“可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像那个祭师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像那个法利赛人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止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的言行自由一些，清高一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就会听见人家在他背后叫:‘这家伙喝多了！这家伙是个傻瓜！’——真叫人受不了。真可耻，你们这些清醒的人！真可耻，你们这些智者！”
“瞧你又胡思乱想了，”阿尔伯特说，“你这人总是爱偏激，这回竟把我们谈的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至少肯定是错了；因为自杀怎么也只能被看作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
我已经打算中止谈话；要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却用陈词滥调来进行反驳，真令我再生气不过。可是，这种话我听得多，气生得更多。所以仍能控制自己，兴致勃勃地反问他道：
“你称自杀为软弱？可我请你别让表面现象迷惑了啊。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他们终于奋起挣断枷锁，能说是软弱么？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家被大火吞没的危险，鼓起劲来扛走他在冷静时根本搬不动的重物；一个人在受辱后的狂怒中，竟和六个人交起手来并且战胜了对方，这样的人能称为软弱么？还有，好朋友，既然奋发可以成为刚强，干吗亢奋就是它的反面呢？”
阿尔伯特凝视着我，说：
“你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个例子，在我看来根本文不对题。”
“可能是吧，”我说，“人家也曾常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这个担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愉快的——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我继续说，“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是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荒唐，十分荒唐！”阿尔伯特嚷起来。
“才不像你想的那么荒唐呢，”我回答说，“你也该承认，当一种疾病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精力一部分消耗掉了，一部分失去了作用，没有任何奇迹能再使我们恢复健康，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轨道，这样的疾病便被我们称为‘死症’。
“一位清醒的明智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可能去劝他，但是白费力气。这正如一个站在病榻前的健康人，他丝毫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进病人的体内一样。”
阿尔伯特觉得这种说法仍太空泛。我便让他想想前不久从水塘中捞起来那个淹死了的少女，又对他讲了一遍她的故事。
“一个可爱的姑娘，生长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一礼拜接一礼拜地做着同样的家务，唯一的乐趣就是礼拜天用渐渐凑齐的一套好衣服穿戴打扮起来，和女伴一块儿出城去溜达溜达，逢年过节也许还跳跳舞，要不就再和某个邻居聊聊闲天，诸如谁跟谁为什么吵架啦，谁为什么又讲谁的坏话啦，如此等等，常常谈得专注而热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可是后来，她火热的天性终于感到了一些更深刻的需要，而一经男子们来献殷勤，这些需要便更加热烈。从前的乐事已渐渐使她兴味索然；临了儿，她到底碰着一个人，某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了此人身边，使她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以至忘记自己周围的一切，除了他，除了这唯一一个人，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她所思所想的就只有他，只有这唯一一个人。她不为朝三暮四地卖弄风情的虚假欢乐所迷惑，一心一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执意要成为他的，在与他永结同心之中求得自己所缺少的幸福，享受自己所向往的全部欢乐。反复的许诺使她深信所有希望一定会实现，大胆的爱抚和亲吻增加了本已充满她心中的欲望。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全部的欢乐，预感到了全部的欢乐，身子于是飘飘然起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终于，她伸出双臂去准备拥抱自己所渴望的一切。——可她的爱人却抛弃了她！她四肢麻木，神智迷乱，站立在深渊边上；她周围是一片漆黑，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安慰，没有了预感！要知道，他抛弃了她，那个唯一使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义的人抛弃了她。她看不见眼前的广大世界，看不见那许许多多可以弥补她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自己在世上孤孤单单，无依无靠。被内心的可怕痛苦逼得走投无路了，她唯有闭起眼来往下一跳，以便在死神的怀抱里窒息掉所有的痛苦。——你瞧，阿尔伯特，这就是不少人的遭遇！难道能说，这不也是一种疾病么？在这混乱的、相互矛盾的力的迷津中，大自然也找不到出路，人就唯有一死。
“罪过啊，那种冷眼旁观，并且称她为傻瓜的人！这种人可能讲什么：她应该等一等，让时间来治好她的创伤，日子一久绝望定会消失，定会有另一个男人来给她以安慰。——可是，这不正像谁说:‘傻瓜，竟死于寒热病！他应该等一等，一当力量恢复，液体改善，血液循环平稳下来，一切都好了，他就能活到今天！’”
阿尔伯特还是不觉得这个例子有说服力，又提出几点异议，其中一点是：我讲的只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可要是一个人眼光不这么狭隘，见多识广，头脑清楚，那他就不理解这个人怎么还能原谅。
“我的朋友，”我嚷起来，“人毕竟是人呵！一当他激情澎湃，受到了人类的局限的压迫，他所可能有的一点点理智便很难起作用，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况且……以后再谈吧。”我说着，一边就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唉，我当时的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慨！我和阿尔伯特分了手，但谁也没能理解谁。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真难于相互理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