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佐尼的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瑰宝。在意大利，这部文学名著如同但丁《神曲》一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民大众极为珍视和喜爱它。每一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曾在学校里琅琅吟诵过它的精彩篇章。
一位权威的文艺批评家曾指出：《约婚夫妇》“不只是一部卓越的艺术作品，而且是一座真正的丰碑，它在艺术上占有的地位，堪同《神曲》、《疯狂的罗兰》媲美。”
但丁和曼佐尼，都是伟大时代的产儿。但丁的时代，是从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伟大的历史变革造就了这位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使他写出了时代的《神曲》。而曼佐尼生活的岁月，正是意大利进入历史上另一个重大转折点的时期，民族复兴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国。在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推进下，意大利文学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另一次空前的繁荣，涌现了一群星汉灿烂的文学大师。曼佐尼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代表。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一七八五年三月七日出生在米兰。父亲是伯爵，外祖父是当时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律师。曼佐尼自幼受到母亲一家的思想熏陶，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传统。他喜欢阅读意大利启蒙主义作家蒙蒂、帕里尼、阿尔菲耶里的作品。十五岁那年，他受到雅各宾派精神的鼓舞，挥笔写下了第一首诗歌《自由的胜利》。年少气盛的诗人满腔热忱讴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鞭笞封建君主专制。这篇诗作中洋溢的民主主义精神，泛彩流光，像红线一样贯串曼佐尼日后的全部创作。
曼佐尼成年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因感情不和而离异。他毅然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于一八〇五年奔赴巴黎，和母亲一起生活。在巴黎，他同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艺界人士广泛交游，呼吸到法国革命后的新鲜空气，又从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汲取宝贵的思想养料。在五光十色的思潮汇流的巴黎，他又曾被一些宗教思想家的说教所吸引。这一切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在巴黎逗留期间，曼佐尼同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福里埃尔结识，情谊甚笃。回国后，仍同他书信交往，探讨文学、语言问题。在福里埃尔的引发下，曼佐尼萌生了对历史事件进行精细研究的兴趣，注重从既往的事实中撷取艺术创作的素材。这对曼佐尼文学观的形成和《约婚夫妇》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
一八〇八年，曼佐尼和日内瓦一位银行家的女儿、虔诚的教徒布隆代尔结婚，夫妻十分恩爱。结婚两年以后，曼佐尼便接受洗礼，皈依宗教。从此，他把启蒙思想同宗教教义合二而一，他追求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但又幻想在宗教精神的指引下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
一八一〇年，曼佐尼返回意大利，定居米兰。嗣后，他只是间或到外地或巴黎作短暂的旅行。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二七年，是曼佐尼创作的鼎盛时期。继《自由的胜利》之后，他口吟笔耕，写下了许多诗篇。诗人的笔触横贯数百年，纵括了意大利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重大事件。《里米尼宣言》（1815）大声疾呼，一切爱国者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团结就是自由”的诗句，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一八二一年，烧炭党人在伦巴第地区发动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武装起义，惨遭镇压。曼佐尼闻讯，立即写出了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讴歌在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士。但这首激荡着革命豪情的诗篇，当时未能发表，直到一八四八年著名的米兰起义爆发时才得以问世，在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鼓舞他们斗争的战歌。曼佐尼的诗歌创作也交织着矛盾。他的五首《圣歌》是一组纪念宗教节日的诗歌，宣扬宗教能够赋予人类正义、平等和高尚的情感。抒情诗《五月五日》对叱咤历史舞台的拿破仑的逝世表示哀悼，并用天命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的进程。
曼佐尼又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遵循浪漫主义理论写了两部历史剧，把民族复兴运动的崇高理想，注进了历史事件。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1816—1820）的素材采撷自十五世纪发生的一起真实的历史事件。主人公卡马尼奥拉出身农民，因英勇无畏，屡建战功，被擢升为军事统帅，但最后屈死在他效忠的封建统治者的屠刀下。卡马尼奥拉的悲剧不能不令人心魂震栗，迫使人们痛切感到，君主专制和封建内讧，是意大利民族灾难的渊薮。曼佐尼在剧本的序言里，猛烈抨击古典主义戏剧理论，批评主人公必须是贵族出身的陈腐观念。这部悲剧打破了时间、地点一致的戒律，并在每幕之间安排了“合唱”，淋漓尽致地抒发作者的感受和思想倾向。
另一部抒情悲剧《阿德尔齐》（1822）取材于八世纪法兰克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的征服，融合进了作者在民族复兴运动初期争取独立、解放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以后痛苦的体验，指出被奴役民族不能期待侵略者恩赐自由。
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曼佐尼最优秀的作品。作者宵衣旰食，呕心沥血，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时光，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它的写作始于一八二一年，脱稿于一八二三年，起初取名《菲尔莫与露琪亚》。但作者并未立即付梓印行。他不断对小说进行修改、加工、改写，于一八二七年更名《约婚夫妇》初次出版。嗣后，曼佐尼又精益求精，继续修改，至一八四〇年刊印了第二版。这就是留传后世，今天广泛流行的版本。
小说的情节异常曲折、动人。伦巴第地区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纺织工人伦佐和露琪亚互相爱慕，订了终身，即将举行婚礼。当地恶霸堂罗德里戈早已觊觎美貌的露琪亚，他恫吓神甫堂安保迪奥，不许他为这一对恋人主持婚礼，随后又派遣强徒，向伦佐暗下毒手。伦佐被迫亡命异乡，露琪亚也躲进一家修道院避难。堂罗德里戈买通一个惯于杀人越货的大寨主，把露琪亚劫到山寨。大寨主正经历着精神危机，对过去的罪恶生活深感厌倦和悔恨。露琪亚的纯洁触动了他，在红衣主教的启迪下，寨主幡然悔悟，改邪归正。露琪亚染上瘟疫，但幸运地康复，被护送至米兰。伦佐历经饥民暴动、大瘋疫和其他种种磨难，和露琪亚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
《约婚夫妇》跳出了一般的言情小说的俗套。曼佐尼的着眼点不是落在一对青年恋人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上，而是把主人公的身世际遇放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予以真切感人的描绘。随着主人公漂泊流荡的足迹，读者眼前展示出在西班牙侵略者铁蹄践踏下，意大利内讧四起、民生凋敝、瘟疫肆虐、灾荒遍地、盗贼丛生的凄苦情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伦佐和露琪亚坎坷曲折的遭际，形象地映照出处于内忧外患的整个意大利人民伤心惨目的境况。十七世纪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又是十九世纪奥地利奴役下意大利的缩影。小说借古喻今，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外来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封建贵族势力，果敢地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和自由这一最尖锐的时代矛盾，使这部历史小说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具有异乎寻常的现实意义。
曼佐尼在这部小说的“引言”中，把历史比喻为抗衡时间的一场蔚为壮观的战争，在他看来，在这场战争中纵横驰骋的史学家们，只热衷于“用笔墨描绘帝王将相和权贵显要的丰功伟绩，用才华横溢的细针和金缕丝线，绣出一幅幅展示其不朽功勋的艺术品，使之流芳百世”；曼佐尼坦率地表示，他“无力表现这样的题材”，“也不敢直面政治阴谋的迷宫和战斗号角的鼓噪”。他关注的只是那些“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以及他们的“平淡无奇的小事”，他的旨趣只是“用纯真、朴实的文字写成故事，留传给后人”。
确实，在《约婚夫妇》中，主人公不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而是伦佐、露琪亚和其他地位卑微的手艺人、农民、仆人、车夫、船夫；在故事的小小舞台上，读者将目睹这些普通人“一出出惨苦凄怆的悲剧”。
但曼佐尼的追求并不止于此。他努力（至少是抱着这样的愿望）从平民的角度来观察和评判他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那些热可炙手的权贵的华丽衣饰被剥落了，高贵的尊严被打掉了，他们凶暴冷酷、巧取豪夺、荒淫逸乐的丑恶面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曼佐尼把被损害者、被凌辱者和他们进行鲜明的对照，展示“天使般的善行、超凡入圣的举动同魔鬼般丧尽天良的行径之间的搏斗”。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上升为鸿篇巨制的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这在意大利小说史上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因此，有的评论把《约婚夫妇》称作“第三等级的史诗”。这一非同小可的革新，对意大利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融合了曼佐尼的审美主张，艺术上独具风韵。
在“引言”中，曼佐尼假托这部小说是他偶然地发现的一位十七世纪佚名作者的一部完整的书稿，经他加以整理而发表。他特意在书名下面冠以这样一行字：“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发现和整理的十七世纪米兰历史”。
在这里，曼佐尼首先提请读者注意，他的小说并非随心所欲杜撰的故事，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他认为，历史是生活的记载，因而是艺术作品的源泉。同时，历史小说作家又并非以描绘编年史式的历史为己任，而是努力“展示这样一种历史，它比通常的历史著作所提供的历史更加丰富、更加多姿、更加完美”。所以，历史不但不排斥“诗歌”，而且为诗歌开辟道路。
曼佐尼为此悉心钻研著名史学家里帕蒙蒂、穆拉托里、乔亚、维里的历史著作和大量有关米兰大公国的史料。但是，如果说他以史书和文件为依据，能够写出一部以一位军事统帅的传奇生涯为题材的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那么，文字材料对于构思和创作像《约婚夫妇》这样一部小说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他立志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劳动者，被凌辱的小人物，恰恰是从来都被排斥于史学家们的视野之外，名不见经传的。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曼佐尼在致福里埃尔的一封信中谈及《约婚夫妇》的创作情况时，写道：“我正竭尽全力去深切地体验时代的精神，力图和那个时代生活在一起……至于谈到事件的发展、情节纠葛，我以为，这儿最好不过的法子莫过于去做别人不曾去做的事情：认真地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难看出，同前期的诗歌、历史剧比较，《约婚夫妇》显然体现出了曼佐尼艺术手法上的新特点。不错，曼佐尼依然采用浪漫主义作家偏爱的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从历史上采撷素材，以抒发个人的强烈情感和美好理想，表达民族复兴运动的要求。但是，他更加追求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力求在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对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使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显得真切可信，即符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面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里交融了。
透过历史的真实性，揭示时代的精神，这是《约婚夫妇》的一个重要特色。
打开这部小说，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意大利北方伦巴第乡村和莱科镇的景色。曼佐尼用委婉舒徐的笔触，描绘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在这里，作者不动声色地糅入一小节文字，把驻扎于市镇的一队西班牙士兵的情况，略作勾画。寥寥数笔，饱含辛辣的讥诮，把西班牙侵占意大利，侵略者作恶多端、横行无忌的时代氛围，异常生动、简括地点染了出来。
当莱科镇的全景从画面上渐渐淡化，镜头慢慢摇向堂安保迪奥神甫时，作者又很自然、巧妙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六二八年十一月七日，作了精确的交代。及至主人公伦佐登场亮相，作家倒叙他的身世，顺势把当时经济衰微、民不聊生、百姓离乡背井另谋生路的社会经济关系披露了出来，使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显现得更加完整、清晰，又为以后描写的疮痍满目、路有饿殍、米兰饥民暴动等情节作了铺垫。
在小说的开头，我们读到了为数不少的官府告示。乍一看来，它们似乎对于艺术作品并不是严格地必要的。其实，作者从他潜心研究的大量史料中，不惜篇幅，摘引这些告示，自有一番苦心。强徒充斥，为鬼为蜮，本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祸害，触目惊心；它又不啻是意大利社会所患的痼疾，经久难治。请看：强徒们串通官府、勾结恶霸、朋比为奸，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但照旧逍遥法外；当局三令五申，扬言要剪灭 强徒，并不断加重苛酷刑罚的分量，强徒却愈益猖獗；告示多如牛毛，除了显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司法官员的庸碌无能的本相外，唯一的效果只是让平民百姓枉屈于新的灾祸之中，使那班不法之徒更加奸诈难防。这个中道理，没有比这一道又一道的官府告示讲得更真切、更透彻的了。第一手史料直接引入小说，突出了艺术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增强了时代感，有助于更深一层地勾勒出特定的时代的本质特征。
曼佐尼还善于凭借饱含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烘托出浓烈的时代特征。在开卷第一章，作家以传神之笔，神情毕肖地描画了两个强徒的肖像。这不是一般的恶棍。且不说他们的举止、言谈，单看他们的装束打扮；头戴一顶装饰着“大流苏”的“织成网状的绿色宽边帽子”，“一绺鬈发”，披拂在前额，“两撇长长的髭须，在嘴唇上翘起”，腰间系着一把镂刻着花纹的长剑，“拭擦得精光锃亮”。这是十七世纪强徒们最喜欢的装束，它体现了这班恶棍飞扬跋扈，浑身匪气，但又故意炫弄自己威风的派头，具有地地道道的那个时代的色彩。
在开篇的几章中，我们看到，富于诗意的文字，同真实可信的史料、诗意盎然的描绘，同发人深思的“间断”，历史同想象，紧密交织，相得益彰。两名强徒的出场，引出关于这伙亡命之徒的一段历史记载。这一“间断”，不只点明故事的历史背景，在艺术上又造成一种悬念，愈加激起读者急切知道这两名强徒来意的兴味。
关于《约婚夫妇》的这一艺术特色，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卢索教授作了这样精辟的概括：“十七世纪，是贯串（《约婚夫妇》）每一页的真正的、内在的主人公。”小说的每一章节，无不打上了“十七世纪的印记”。
意大利文艺理论界泰斗克罗齐，早年对曼佐尼这种历史同想象交融的艺术手法颇有微词，认为曼佐尼的诗篇、历史剧堪称艺术精品、“诗歌”，而《约婚夫妇》只不过是“出色的说教作品”。晚年，克罗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他的这种看法“产生于自己的失误，或者说过分的漫不经心”。
《约婚夫妇》艺术上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多侧面地塑造了堂安保迪奥神甫、蒙扎修女等性格复杂、饱满、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
堂区神甫堂安保迪奥头一次出场，是一个初冬的薄暮时分。他迎着夕阳的余晖，在宁静的乡村小路上逍遥自在地踽踽独步，念念有词地诵读《日课经》。真是好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单是这个亮相，就鲜明地点出了堂安保迪奥的身份、个性和精神状态。安定和宁静，悠闲和舒适，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他的理想。堂安保迪奥既不是地主豪绅，又不是富翁商贾。他穿上神甫的黑袍，并不是受献身宗教的崇高精神所驱动，而是为着由此可以稳稳当当地过上安宁的日子。但他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他无意去伤害别人，也不愿意冒哪怕最微小的风险去追名逐利。他胆小如鼠，凡是遇到纠纷，总是退避三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当他受到声势显赫的堂罗德里戈派来的两名强徒的恫吓，立刻掉了魂儿似的，终日唉声叹气，于是硬着头皮去编造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放弃为伦佐和露琪亚主持婚礼的职责。但他又觉良心不安，只好装病躺倒。他惯于为一己私利盘算，但他又不屑于依附什么贵族、帮派，去伤害别人、犯罪造孽。
曼佐尼深刻地揭示出，堂安保迪奥这一独特个性，是在意大利封建社会末期的沃土上孕育和滋长的。他生活在意大利蒙受异族奴役、封建割据双重灾难的畸形社会。在那个年代，善良的弱者好比既没有牙齿，又没有爪子的牲畜，时时会遭到被凶猛的禽兽吞噬的厄运。堂安保迪奥生活在这个世道上，活像“一只脆弱的瓷瓶，却不得不跟许多铁制的器皿混在一起，去作一次漫长的旅行”。在他的意识深处，本能地确文了这样的信念：在这是与非颠倒、权势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与世无争、明哲保身、低首下心，是护身自卫的最好武器。这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打心底里真正信仰和奉行的“福音书”。
堂安保迪奥正是在意大利那个特定的畸形社会基础上诞生的畸形儿。社会之恶，使他的灵魂、精神严重地扭曲了。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个被损害者。懦弱卑怯、忍辱屈从，是他复杂的性格世界的突出特征，也是那个社会的病态的象征与表现。曼佐尼鲜活逼真地塑造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独特艺术形象。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抑制不住对这个人物的嫌恶的情绪，但又不得不对他怀有怜悯和同情。堂安保迪奥这一典型，已经成为意大利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最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出自堂安保迪奥之口的一些话语，已经成为意大利文学语言中的名句。
曼佐尼善于运用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强烈对比，来塑造人物形象。如果说堂安保迪奥是抱定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处世哲学，是个怯懦、私己主义的典型；那么，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却是另一种个性性格。他扶危济困，疾恶如仇，为了救助被欺凌的弱者，他怀着一副侠义心肠，甘愿赴汤蹈火，去同恶势力奋勇抗争。米兰大瘟疫爆发后，他主动请命，赶赴传染病院，不顾衰弱的身体，置生死于度外，去疗救每一个痛苦的灵魂。作者描绘堂安保迪奥这个人物，目的是要谴责教会放弃维护弱者的职责；他刻画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则是力图宣扬借助宗教来培养仁爱精神。这两个人物性格是完全对立的，但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曼佐尼运用这种对比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对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神甫形象。
蒙扎修女是曼佐尼塑造的另一个性格饱满、神态曼妙的形象。小说第八章叙述露琪亚为了摆脱堂罗德里戈的迫害，在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帮助下，和母亲一起来到蒙扎修道院避难。作者随即笔锋一转，不惜用三万余字的篇幅，描写了一个有名的“蒙扎修女的故事”，构成一篇“小说中的小说”。这位修女的身世曲折动人。她是蒙扎城中首屈一指的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原本应当安享家族的荣华富贵和世俗生活的欢悦幸福；然而，当她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冷酷、贪婪、暴戾恣睢的父亲却已替她安排好了一辈子当修女的命运。不管她以后曾经如何苦苦哀求，曾经怎样奋力挣扎，终究未能逃脱在清冷的修道院里虚度终生的厄运。她所憧憬的幸福，她所渴求的爱情，生生地被葬送了。活泼的青春、稚嫩的生命，遭到了冰刀霜剑的无情摧残。蒙扎修女的悲剧，是对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礼教的有力控诉。
蒙扎修女是一个性格复杂、矛盾的形象。她受到封建势力的伤害、蹂躏；她挣扎、抗争。渐渐地，她的性格，她的品性，她的心理，也严重地蜕变了，畸形了。冷漠、虚荣和嫉恨，侵蚀了她的心灵。她时时有一种侮辱、虐待和损害别人的冲动，对别人施以暗算的渴求。她犹如受到病毒的严重侵害而成为身心变态的病人，又反过来去传播这些可恶的病菌，去腐蚀他人的肌体。不妨说，蒙扎修女是个社会和礼教的双重意义上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富有异常深厚的内涵。
对人物心理的敏锐洞察力和丰富表现力，是《约婚夫妇》的又一艺术特色。
伦佐同堂安保迪奥先后有三次谈话。作者通过这三次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行为的描写，以行动透示心境，把主人公从就要当新郎的满心快活情绪到失望、惊讶和愤慨，从对堂安保迪奥的推诿、暧昧感到莫名其妙和满腹狐疑到恍然明白真相而终于按捺不住怒火中烧的复杂心理状态，生动有致地展示出来，对伦佐心湖中激起的跌宕起伏的感情波澜，作了层次分明而富有情致的描绘。伦佐淳厚、憨直、热情坦荡的内心世界也由此得到充分的刻画。
堂安保迪奥散步归来，遭遇强徒的场面，小说也有精彩的心理描写。神甫不慌不忙地踱着方步，诵读着《日课经》。他把经卷合上，“把右手的食指当作书签似的夹进书里，伸到身后，手背就顺势搁在左手的掌心里”，还不时抬起脚来，“把路上绊脚的石头子儿朝旁边的墙根踢去”。三言两语，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他悠闲自在的神气。当他突然遇见两名凶狠的强徒，而且明白自己正是他们等待的人时，立刻心慌意乱了，但他又强打起精神，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衣领里，好像要把它整理一下似的，两个手指头顺势贴着脖颈绕了半圈，面孔跟着向后边扭转”，打眼梢紧张地瞟着远处。他希望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人，来解救他的危难。惶惶不安而又故作镇静的内心活动，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表现。他终于发现，周围既无可以逃跑的小路，附近也瞧不见一个人影儿，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加快了步子，故意提高嗓门诵读经书，“脸上尽量露出一副若无其事和怡然自得的神情”，嘴角还挂着“做作的浅笑”。作者捕捉住人物精神中这些最富有特征的细小、微妙的动作，给予有力的刻画，使堂安保迪奥这个胆小、世故、圆滑的人物跃然纸上。
着意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约婚夫妇》的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开场的景物描写，已成为各家文学作品选读必收的佳篇。伦巴第明净的蓝天下，流动着一幅五光十色、不断变幻的画卷。那层峦叠嶂，“峰峰竞秀，峭拔幽奇，无论从哪个方向打量，都自有一派绮丽、奇妙的景象。”科莫湖澄澈如镜，浩淼壮观，涓涓河水“仿佛一条放射着碎银般的光华的长蛇”，婆娑多姿中显出恬静、温柔。对大自然美的着力描写，饱含着作家对祖国的挚爱，对故乡的绻绻情思，激荡着爱国主义的情怀。
在《约婚夫妇》中，自然景象的描绘，不只勾画出故事发生的环境，赋予作品以浓郁的诗情画意，而且在读者身上引发出一种十分亲切、爽心悦目的感觉。读者不由得萌发出一种认识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小说主人公们，了解他们的命运遭际的强烈愿望。读者几乎猜想到，生活在这样幽美、宁静的环境里的人们，一定是勤劳、温顺、善良、热爱和平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在小说中又巧妙地起到了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烘托人物的精神品格的作用。
《约婚夫妇》独具一格的语言，无疑也是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曼佐尼把伦巴第方言，同作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基础的托斯卡纳方言糅合在一起，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既保留了民间口头语言的特色，又让意大利人都能懂得的文学语言。它一扫古典主义文学作品的绮丽、造作的风格，以明快、自然见长。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语言都有自己的性格色彩。堂安保迪奥说话比较文雅，但闪烁其词，他好用拉丁文，既为着卖弄自己的学识，又用来掩饰他想回避矛盾，但又左右为难、颇费筹思的困窘。伦佐是个农村纺织工人，语言朴实、生动，口语成分较重，符合他天真中透着机智的性格。堂安保迪奥的女佣佩尔佩杜娅快人快语，直率豪爽。《约婚夫妇》对意大利近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德·桑克蒂斯在论述《约婚夫妇》的语言成就时，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曼佐尼确实不愧为新文学之父，今日新文学的特征乃是自然。”
《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它的影响下，这种体裁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获得很大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曼佐尼对历史、语言也有精湛的研究，撰写了许多学术著作。晚年，他致力于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曾担任意大利王国语言统一委员会主席。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为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参议员。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曼佐尼在米兰逝世。意大利王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意大利人民在他的挚友、著名作曲家威尔地特地为他创作的《安魂曲》的哀乐声中，沉痛地告别了这位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和作家。
吕同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