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局势严峻，各种要求愈来愈难以得到满足，因此，五月四日，米兰元老院决定向总督求助。二十二日，元老院派出两名代表去见总督，禀报城市遭遇的艰难的困境，由于种种的原因，尤其是战争的破坏，导致普遍的穷困，如开支浩大，财库空虚，未来几年的收入已被预支，赋税征收困难重重。他们提请总督考虑，按照延续至今的法令和惯例以及卡洛五世的特别指令，对付瘟疫的开支应当由国库承担，就像一五七六年瘟疫流行时，总督阿亚蒙侯爵不仅下令停止征收一切赋税，而且由国库调拨四万银币以资救济。最后，他们向总督提出四项请求：像上次那样，暂停征税；国库拨款，总督向国王禀报米兰和全省的穷困情势；军队不再在这片饱受侵扰之苦的地区驻扎。
总督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他的沉痛的心情，又说了一番训喻的话：他很遗憾不能来到米兰，以竭尽他的全力减轻城市的苦难，但他希望，元老们的勤勉足以弥补这一切；现今需要毫不吝惜地投入财力，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做好。至于说元老院提出的请求，只要时间和现实的情况允许，他将采取最恰当的措施。信的末尾是他的签名：安布罗焦·斯皮诺拉，字迹虽然潦草，但像他的许诺一样让人看得分明。行政长官菲雷随即给总督修书一封，说元老院拜读了总督大人的回信，“甚为沮丧”。随后又有几次人员和书信的往返，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
过了一些时日，正当瘟疫最肆虐的时候，总督向菲雷发了一份公函，表示因忙于战事，决定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他。顺便说一句，这场战争，借助瘟疫，在伦巴第、威尼斯、皮埃蒙特、托斯卡纳以及罗马涅部分地区，不计丧命的士兵，至少夺走了一百万人的生命。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这场战争波及的地方，几乎十室九空，而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其情形更可想而知了。在攻占曼托瓦城和大肆劫掠之后，这场战争以所有的人承认新的大公告终，但这场战争原本是为着驱逐他而发动的。需要说明的是，讷韦尔大公被迫把蒙费拉托的一部分土地和一万五千银币奉送给萨伏依大公，把另外一些土地和六千银币奉送给瓜斯塔拉的费兰特大公。根据另外一个秘密协议，萨伏依大公又把皮内罗洛割让给法国。不久之后，这些协议都以另外的借口，其中自然不乏狡诈的伎俩，得到了执行。
元老院又作出了另一项决定，请求红衣主教组织一次盛大的宗教仪式，把圣卡洛的灵柩抬出来，在城里游行。
善良的红衣主教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喜欢把宝押在这种随心所欲的行动上，他担心，假使这一活动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众的期待便将转化为一场风波。他更加担心的是，假使确实有恶人在到处涂抹毒物，那宗教仪式将成为有助于他们犯罪的大好时机；假使这样的恶人并不存在，那么，如此盛大的宗教活动只能导致现实存在的危险的进一步扩散。因为关于恶人涂抹毒物的怀疑，刚刚有所平息，如今又再次活跃起来，而且比从前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如今人们又看到，或者说似乎看到，城墙、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门户、门环，都被涂抹上了毒物。关于这一发现的新闻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正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对于胆战心惊的人来说，道听途说能起到亲眼目睹一样的效果。人们的心灵愈来愈因瘟疫的肆虐而痛楚，愈来愈因危险的逼迫而恼怒，他们非常乐意接受那样的无稽之谈，要知道愤怒总是导致惩罚，诚如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就此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愤怒驱使人们更愿意把瘟疫视为人性邪恶的表现，尽可以向它进行报复，而不想承认瘟疫是某种人们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的动因的结果。这是一种很精细的、迅速发作的、无孔不入的药物，这些字眼足以解释这瘟疫的狂暴的力量和最不可捉摸的、最混乱的性质。据说这种毒物的成分是蟾蜍、毒蛇和传染病人的唾涎和脓，或者更糟糕，它是由只有借助野蛮下流的想象才能寻找到的污秽不堪的、令人憎恶的东西组成。另外，又有妖术从中兴风作浪；对于妖术来说，任何效果都是可能的，任何反对都是软弱无力的，任何困难都是不难克服的。假使第一次涂抹以后，效果没有立竿见影，很容易理解这是出于什么缘故，因为涂抹毒物的人是新手，他的行动出了差错。如今，相关的技艺已经辕于完善，玩弄这种恶魔用的伎俩的劲头愈加疯狂。现在谁再认为这只不过是开玩笑，谁再否认这种阴谋的存在，那即使不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地转移公众对事情真相的注意，不被怀疑为同谋者、涂抹毒物的恶人，也会被视为瞎子、顽固分子。涂抹毒物的恶人这个字眼，很快流行起来，具有非常沉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含义。正是坚信涂抹毒物的恶人的存在，于是就有务必把他们当场捉拿的强烈愿望，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能引起怀疑。而怀疑很容易转化为自信，自信又沦为疯狂。
里帕蒙蒂列举了两件事作为这种情形的证明。他特意说明，他之所以选取这两件事，并非因为它们在每日每时发生的此类事件中是最残忍不过的，而是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明。
在某个宗教节日里，有位八十余岁的老人在圣安东尼奥教堂里跪着，祈祷了一会儿之后，想坐下歇息。他用长袍掸去长凳上的灰尘。几名妇女瞧见他的这个动作，立即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那老头儿在涂毒药！”教堂里（请注意，这是在教堂里）的众信徒纷纷向老人扑来，揪住他的苍苍白发，对他拳打脚踢，有人用力把他往外拽，有人拼命把他往外推；众人也许还不会罢休，如果不是为了把这半死不活的老人送去关押起来，交给法官，让他尝尝刑罚的滋味。“我亲眼目睹了众人如此揪斗他的场面，”里帕蒙蒂写道，“老人此后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相信，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咽气了。”
第二天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同样是非常莫名其妙，但结局并不像上面这件事那么悲惨。三名法国青年，一名文学家，一名画家，一名机械师，来到意大利，游览它的古迹，如果有机会的话，找个挣钱的活儿干干。他们走近大教堂的外墙，站在那儿仔细观赏。一名过路的行人瞧见了他们，停住了脚步，向其他过路的行人指指点点这三个陌生人。人群围拢了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打量他们，他们的衣着、发型、背包表明他们是外国人，更糟糕的是，是法国人。他们好像是想证实，大教堂的外墙可是大理石砌成，便伸手去摸摸外墙。这就足够了。他们立即被人群包围，揪住，一顿痛打，连推带拽，扭送去拘禁起来。幸运的是，司法大楼离大教堂并不远，更加幸运的是，事实证明他们是无辜的，随即释放了他们。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城里，失去理智的狂热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一名过往的行人假如不是在大路上行走，或者在大路上行走，但东张西望地打量，或者想坐下来歇息，恰好被村民遇见；一个陌生人脸上的表情，或者衣着，只要显露某种不同寻常的、令人怀疑的东西，就被认定是涂抹毒物的恶人。只消发现的人打个招呼，某个小孩子发出一声呐喊，人们即敲响钟声，从四面八方跑来；那不幸的人就会遭到石头的雨点般的袭击，或者被当场捉拿，由愤怒的群众押解到拘留所，里帕蒙蒂本人也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在一个时期里，监狱成了一个避风港。
不过，元老院并未因明智的红衣主教的拒绝而泄气，他们以公众甚嚣尘上的呼声为后援，再次提出了请求。菲德里戈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努力去说服元老院；这是一个人的良知为反对时代的谬见和众人的偏执所能做的一切。在那种舆论环境里，当时对瘟疫的危险性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它跟人们今天的看法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就不难理解，红衣主教善良的意愿，即使在自己的头脑里，也被别人错误的要求所压倒了。在他随后作出的退让中，是否包含着他意志上的些许软弱呢，这只能说是人心的秘密了。自然，假如在某些情况下，看来可以把错误统统归于理智，而不计较良知，那么，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菲德里戈是其中之一），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们的一生中，全然只坚定地听从良知，而丝毫不顾及任何世俗的利害得失。这样，他经不住一再的恳求，终于退让了，同意举行一次宗教游行，他还进一步满足众人的意愿和请求，同意把保存圣卡洛的遗体的灵柩在教堂的大祭坛上展出八天。
卫生署和别的机构都没有以某种方式表示反对。卫生署仅仅下令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但它们无法排除瘟疫的危险性，而只是表达了对这种危险的忧虑。它制定了几项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城的规定，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下令关闭各个城门；同时，为防止瘟疫病人和被怀疑染病的人参与集会，又下令把这些该隔离的人家大门查封。这样的家庭，根据当时一位著作家的论断，将近五百家。
筹备工作持续了三天。到了预定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清晨，宗教游行从大教堂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长长的民众队伍，大多是妇女，面孔都用宽幅的绸子遮着，很多人赤着脚，披着麻袋布。随后是举着旗帜的各个行会和穿着各种样式和颜色衣服的兄弟会的队伍；接着是众修士、堂区神甫，都带着表明自己身份的标志，手里擎着一支小赌烛或大蜡烛。在队伍中间，伴随着明亮的烛光和嘹亮的颂歌，在鲜丽的华盖下面，是由四名修士抬着的灵柩，他们衣着讲究，并且不时更换。透过水晶灵柩，清晰可见穿着高贵的大主教长袍、头戴冠冕的高贵的遗体。在不甚完整和有所变形的轮廓中，还可以辨认出他原先面容的某些痕迹，人们或者从当年的画像上认得他的面容，或者有幸目睹他的风采，一直铭记在心中。在已故的牧师后面（里帕蒙蒂这么写道，我们主要是依据他的描写），是就功绩、出身、职位以及就眼下人们对他的尊敬而言都可与之媲美的大主教菲德里戈。随后又是另外一些神职人员，身穿节日盛装的行政官员；再后面是贵族，仿佛是为了显示宗教仪式的庄严，都特意穿上了贵重的衣服，有人为了表示救赎罪过，身上戴孝，或者赤着脚，戴着遮住面孔的风帽。所有的人都手执大蜡烛。最后是一队混杂的人群。
整个街道都像迎接节日似的披上了盛装。有钱人家竞相把家中最珍贵的东西展示出来。穷苦人家住宅的外墙，由富裕的邻居或者官方出钱粉刷一新，在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悬挂了绿叶茂盛的树枝，到处都挂起了画作、题词和纹章；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摆放着花瓶、古董和各种珍贵的物品；到处都点燃起了蜡烛。那些染上瘟疫，被禁止外出的病人，从窗口张望盛大的宗教游行，嘴里念着祈祷文，目送着游行队伍。其他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即使有人，那也只是在窗口后面，竖起耳朵，倾听空中回响的鼎沸人声；还有些人，其中甚至有修女，爬到了屋顶上，从远处眺望那灵柩、游行队伍和别的什么东西。
游行队伍经过了城里所有的街区，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每一个广场（那些主要大街都是从这儿通向城外，广场当时仍保留“卡罗比”的旧称，如今只剩下一个了），都停顿下来，把灵柩放在十字架旁边；在上一次瘟疫流行的时候，圣卡洛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竖立了一个十字架，其中有些还保留到了今天。这样，直到中午以后，游行队伍才返回大教堂。
第二天，当自以为是的乐观情绪蔓延的时候，当许多人都狂热地自信，宗教游行将扑灭黑死病的时候，死亡的人数却在城里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猛增起来，而且竟然是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没有一个人不看得出来，这游行正是祸根和导火线。然而，普遍的偏见却具有神奇而令人悲哀的力量！人们不把黑死病突然空前肆虐的原因归咎于如此众多的人如此长久地聚集在一起，不归咎于人们之间如此毫无节制的、大规模的接触，而是一口咬定，根源在于涂抹毒药者有机会更加方便地去实现他们卑鄙的图谋。他们散布说，那些涂抹毒药的人混杂在人群之中，用毒药去传染尽可能多的人。不过，这种手段似乎不足以在各个阶层的人中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且从实际情况看来，那最锐利、最怀疑的目光也不曾在墙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发现任何毒物的污渍、痕迹。于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又诉诸另外一个陈旧的、当时已经在欧洲科学中得到确认的说法，也就是那些恶人使用了毒粉。他们说，这些毒粉被撒在大街上，特别是撒在游行队伍停顿的地方，很容易沾在裙裾上，尤其是脚上，因为那一天多数人是赤脚游行的。“宗教游行的那一天，”一位当时的著作家写道，“成了虔诚同亵渎，纯真同狡诈，损失同获得的斗争的见证。”而实际上，这是人的可的理智同人自己制造的幽灵之间的较量。
从那一天起，疫情愈来愈凶猛，在短短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曾被传染；在短短的时间里，按照上文提及的德尔索马利亚的说法，传染病院里的病员从二千人猛增至一万二千人，稍后，史学家们一致的看法，又上升至一万六千人。七月四日，根据我从卫生署一位官员致总督的信中所读到的，每天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五百人。随后在黑死病最为猖獗的时候，根据公认的统计数字，每天的死亡人数竟达到一千二百人、一千五百人；如果我们愿相信塔迪诺的说法，甚至超过三千五百人。塔迪诺还写道，“按照认真的计算”，黑死病平息以后，米兰的居民只存下六万四千多人，而此前米兰居民达二十五万人。里帕蒙蒂则说，此前米兰只有居民二十万人，而因黑死病丧生的，由市政当局记录在案的，为十四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无法予以统计的死者。其他著作家估计的数字多少不一，但都带有一些随意性。
不难想象，如今元老院陷入了何等艰难的境地，它承担着沉重的责任，去满足公众的种种紧迫的需要，采取在这场灾祸中尚来得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必须每天补充和增加各种社会服务人员：脚夫、鸣道夫和执事。脚夫担任瘟疫期间最繁重、最危险的服务，从住宅、大街和传染病院抬出尸体，把它们装上车子，运到墓地掩埋，他们还负责把病人送进传染病院，在那儿照顾他们；把受到感染、被怀疑感染的东西或焚烧或清洗。脚夫这个字眼monatti，据里帕蒙蒂说，来源于希腊语monos；布加蒂在描叙前一次黑死病的著作中写道，它源自拉丁语monere，但他同时又怀疑，这个字眼可能是德语，因为那些脚夫大多是在瑞士和格里焦尼雇用来的。事实上，把它看作是德语中的monatlich（一个月的）的变异，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并不清楚，这种服务将持续多久，很可能是逐月雇用他们的。鸣道夫的特别任务，是在运载尸体的车子前后鸣锣吆喝，让过往的行人回避。执事按照卫生署的直接指令，负责管理这两种人。而此时传染病院需要不断补充医生、外科医生、药品、食品和各种医护设备。迫在眉睫的另一件事，是为与日俱增的病人寻找和兴建一座新的接纳场所。为此在传染病院里面匆匆盖起了一些木头棚屋和草棚子。又盖起了一所新的传染病院，全由一间间用木板隔开的棚屋组成，足可容纳四千病人。但医院仍然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当局又下令另外再盖两所传染病院。虽然已经破土动工，但由于种种材料的匮乏，却半途而废。需求逐日增长，而材料、人员和勇气却日益短缺。
不仅执行始终滞后于计划和命令，不仅许多异常迫切的要求，即使在口头上也很少予以满足，而且，事情常常达到如此一筹莫展和无可奈何的地步，以致许多让人悲伤凄怆的事情，许多刻不容缓的事情，也都压根儿不予考虑。举例来说，许多母亲死在黑死病之后，她们的孩子也因无人照料而大批死亡。于是，卫生署提议，设立一个供产妇和孩子们栖身的收容所，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但是毫无结果。“同样也要体谅米兰元老院，”塔迪诺写道，“它面对蛮横无理、胡作非为的丘八们，品尝着沮丧、悲伤和痛楚。对不幸的大公国只能略表同情，它期待从总督那儿得到援助、给养，但是一无所获，除了领到指示，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应当好生对待士兵们。”可见攻占卡萨莱是多么重要！不管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胜利的荣耀又是多么美好！
在传染病院附近挖了一个巨大的土坑，被掩埋的尸体把这唯一的坟墓挤得满坑满谷。不只在传染病院，而且在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来不及埋葬的、每日俱增的尸体。行政官员们忙于寻找甘愿去做这样可悲事情的人员，但全然是徒劳；他们无可奈何，不知道如何办才好。真不清楚这种情况将怎样了结，假如没有人伸出宝贵的援助之手。卫生署署长失望之中，饱含热泪，向两位忘我地管理着精神病院的神甫求援。米凯莱神甫当即向他许诺，四天之内把城里的尸体统统掩埋完毕，八天之内，另外开挖一批土坑，不仅能满足现在的需要，而且即使以后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也足以应付急需。他带领另一位神甫和卫生署长派给他的一些人，来到城外，招募农村劳力。半是借助卫生署的权力，半是凭着他的教袍和他的言语的威望，他终于召集了大约二百名农民，派他们去挖三个极大的土坑；然后从传染病院派出脚夫，去抬走和埋掉那些尸体。这样，到了规定的日子，他的诺言全部兑现。
有一次，传染病院里忽然一个医生也没有了。用可观的报酬和荣誉为条件，费了不少时间和工夫，才请来了几名医生，但仍然远不能满足需要。常常也发生食品短缺的情况，不由得让人担心，病人们还将死于饥饿。不止一次，人们正在为不知道上哪儿去寻找食品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有私人慷慨解囊，及时送来了丰富的给养；因为在人们普遍地张皇失措，一心为着自己而对他们冷漠无情的时候，总有一些充溢着仁爱的心灵存在，总有那样一些人存在，当人世间的一切欢乐都消失的时候，他们身上焕发出了仁爱的激情；正像一些肩负着领导和管理职责的人员死亡和逃亡的时候，总有一些体魄健壮、刚强果敢的人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总有一些人，受着仁爱之心的驱动，毅然承担起同他们全然不相干的责任。
最引人注目的是，神职人员们对自己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的沉重的职责，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普遍和坚毅的忠诚。在传染病医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始终在服务着。哪儿人们在遭受痛苦，哪儿就有他们的身影；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他们同饱受疫病折磨的、奄奄一息的人在一起，打成一片，其实有时他们自己也饱受疫病折磨，甚至奄奄一息。除了给予病人精神的救助，他们还尽可能地给予现实的帮助。他们竭诚提供环境所要求的任何服务。仅仅一个米兰城，就有六十多位本堂神甫因受黑死病传染而殉职，他们占了全体神职人员的九分之八。
菲德里戈，正像人们期待他的那样，为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所有的人。他身边的几乎整个主教大家庭的成员都殉职了，他的亲友、上层官员和附近的贵族都敦劝他远离这危险，找一座宅第隐居下来；但是他谢绝了这样的劝告，他以坚贞无畏的气魄，回答了众人的请求，并给各位本堂神甫写了一封信：“愿你们做好离别这尘世生活的准备，而不要舍弃我们这世上的家庭和我们的孩子们。你们要怀着一颗爱心，去面对这瘟疫，就像去领受奖品，去迎接新的生命，因为你们为着基督拯救了一个灵魂。”
他并不忽视必要的预防措施，只要它们不影响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还向神甫们下达了有关预防的指示和规定；但是，当他为着行善事，必定要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全然置危险于不顾，甚至好像压根儿没有发现危险似的。他始终同神甫们在一起，为着表彰和调动他们的勤勉精神，激励工作态度淡漠的神甫，为着派遣他们前往其他神甫殉职的地方；他希望走近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他巡视各个传染病院，安慰病人，鼓励医护人员。他察访整个城市，救济被隔离在家的不幸的人们。他站在门口，伫立在窗户下，倾听他们的哀诉，作为回答，对他们讲一些慰藉的话，鼓起他们的勇气。他全身心地投入，完全生活于瘟疫之中，但令人惊奇的是，他最终竟然完好无损地逃过了瘟疫的劫难。
在这波及全社会的灾祸中，在这正常的秩序经受着长久的动荡的时候，始终可以见到美德的弘扬和升华。不过，遗憾的是，又可以始终看到恶行在增长，其增长程度通常比美德更为广泛。这一点已经予以指出。那些在瘟疫中幸免于难和未受瘟疫惊恐的歹徒们，趁着这普遍的混乱和所有公共力量的削弱，看到了猖狂活动的大好时机，同时找到了不受惩罚的新的安全感。而且，执行公共事务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落在他们当中最恶劣的分子之手。一般地说，只有那样一些人才去当脚夫和鸣道夫，对于他们来说，掠夺和放纵的诱惑，远比传染瘟疫的恐惧和任何本能的反感要强烈得多。给他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纪律、非常严厉的惩罚条例，划分了固定的地段，委派警官担任他们的上司；同时，又有行政官和贵族绅士被派到各个街区，对这两种人实施监督，他们被授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良好的治安。
事情按这种规矩进行，并取得了成效，但只是到一定的时候。死亡和逃亡的人数，每一天都直线上升，失去理智的人也与日俱增，而且达到这样的地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制服他们。脚夫们的行径尤其恶劣，为所欲为。他们俨然是个主人或者仇人，闯进居民住宅，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描写，他们如何大肆劫掠，如何对待染上瘟疫的病人，把受到感染的、邪恶的双手，放到健康的孩子或亲友、妻子或丈夫身上，威胁着要把这些人送进传染病院，如果他们得不到一笔钱财作补偿的话。另外一些时候，他们要求为他们的服务付给昂贵的报酬，甚至拒绝抬走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如果不付给他们一大笔钱。
据说（鉴于一些人的轻率和另一些人的狡诈，信和不信这些说法都是一样不可靠），塔迪诺也这样写道，脚夫和鸣道夫故意让受到感染的东西从车上掉下来，以达到扩散和维护瘟疫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瘟疫意味着收益，意味着节日，意味着独立的王国。另外一些歹徒，伪装成脚夫，在脚上系一只小铃，按照规定，这是表示脚夫的身份，通知脚夫走近的信号；他们闯进民宅，干出各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另外一些没有人居住的房子，或者只留下衰弱无力或者奄奄一息的病人的住宅，都有小偷出入，毫无顾忌地盗窃和掠夺。其他民宅也会有警察这样的不速之客闯进来，干着同样的甚至更加无耻的勾当。疯狂又与邪恶同步增长，所有那些或多或少盛行的罪过，都从人们的张皇失措和惶惶不安中获得了可怕的力量，产生了异常迅速、广泛的后果。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去强化和扩大对所谓涂抹毒药的神秘行动的特殊恐惧，而这种所谓涂抹毒药的神秘行为，就其表现和作用来说，如上所述，又常常代表着另一种邪恶。这种假想的危险的意象，远比眼前实实在在的危险，更加厉害地充斥和折磨人们的心灵。“人们每日每时亲眼目睹的，脚底下磕磕绊绊的，”里帕蒙蒂写道，“尽是到处狼藉或者堆在一起的尸体，它们把整个城市变作了一座坟场；伴随那互相的仇视，伴随那难以克制的、畸形的怀疑，可以感觉到某种特别丑恶的、特别有害的东西……“不仅仅对邻居、对朋友、对客人持怀疑的态度，而且，那些维系着人间亲情的关系，像夫妻、父子、兄弟，都足以引发恐惧。这真是令人发指和羞于启齿的事情！家庭的餐桌、夫妻的合欢床，都会诱发人们的恐惧，仿佛隐藏着杀机的陷阱。”
对于涂抹毒物的阴谋的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打破了一切正常的判断，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全部基础。起初，人们仅仅以为，这些假想的毒药涂抹者是受着贪欲和野心的驱使；后来，他们幻想并且相信，在这种行为中隐藏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恶魔似的渴求，某种足以压倒意志的诱惑。病人们在梦呓中责备自己让别人提心吊胆，看来这倒是一个发现，使得任何事情在任何人的眼里都似乎是可信的。但比言语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这样的例子，瘟疫病人在谵妄中会做出一些似乎只有毒物涂抹者才应当做的事情。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从而为许多作家普遍的想法和推测提供了很好的证明。在很久以前对巫术进行可悲的审判的年代，被告所作的并非总是被逼供的交代，颇有助于确立和维持有关巫术的这种看法：当某种观念长期地、在世上大部分地区盛行的时候，它终究必定会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寻求各种出路，经历让公众信服的各个阶段；很难设想，所有的人或者许许多多人会长久地相信，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旦发生，它的始作俑者不会暴露出来。
有关涂抹毒药的胡乱猜测派生出了许多传说，其中有一则传说，因为它被认为是可信，而且流传很广，所以值得一提。人们的叙述并不一致，但出入不大（这也许是讲故事者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权），说某一天，有一个人看见一辆马车，车前有六匹骏马，驶到大教堂广场，车上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俨然是位大人物，阴沉的脸色中透出兴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竖立着，紧抿的嘴唇显得咄咄逼人。那人正看得出神，马车忽然停了下来。车夫请他上车，他也不知道拒绝。驶过了许多迂回曲折的道路，他们进入一座宫殿的大门，他也随着其他人走了进去。他闻到了温馨的芬芳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看见了花园和荒野，洞穴和大厅；鬼怪们坐在那儿窃窃私语。末了，他们让此人去看一个很大的钱柜，叫他只管随意取用，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同时拿一瓶油膏，用它去城里到处涂抹。此人不肯答应，于是，瞬息间，他又回到了原先见到马车驶来的地方。这则传说米兰城里的老百姓都很相信，按照里帕蒙蒂的说法，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并不怎么批驳它，所以它甚至在意大利和国外也流传开来。德国人把这则传说绘制成画出版。马贡萨的一位选帝侯-主教给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写信，询问如何看待到处流传的有关米兰的种种传说，他得到回答说，这全是无稽之谈。
文人学士们也制造了类似的无稽之谈，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完全一样，但它们的后果却是不幸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把一六二八年出现的彗星，以及土星和木星的汇合，视为各种灾祸的征兆和原因。“将于一六三〇年发生的两星汇合，”塔迪诺写道，“具有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含义。它酝酿着置人于死地的疾病，种种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将呈现于人们面前。”这样的预言，据说来源于一六二三年在都灵出版的一本名为《完美的预言通览》书籍，如今人们争相传播。瘟疫爆发的那年六月，出现了另一颗彗星，又被视为新的征兆，甚至被视为涂抹毒药行为的有力佐证。于是文人学士们诉诸古书，遗憾的是，他们从中找到了许多不妨称之为现成的瘟疫的例子。他们引证了李维、塔西陀、迪奥尼、荷马和奥维德，和其他许多曾经叙述或者提及类似事件的古代文人，而这样的当代文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还援引上百名严肃地探讨或偶然地提及毒品、妖术、油膏、药粉的当代文人。切萨尔皮诺、卡尔达诺、格雷维诺、萨利奥、帕莱奥、申基奥、扎基亚，还有那个引起祸患的德里奥，如果说作者的知名度取决于他的作品优秀或恶劣的程度，那么，那个德里奥应该是因其恶劣的作品而知名的；他的著作让人们付出的生命代价，超过某个征服者的行动。他的《论魔法》集此前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臆想的成果之大成，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成为最权威、最不容置疑的著作，为合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和从来不曾中止过的迫害提供了准则和有力的推动。
从老百姓的无稽之谈中，有教养的人汲取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的东西，而老百姓则从有教养的人的无稽之谈中，吸收他们能够理解和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的东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混乱不堪的社会疯狂。
不过，最引起人们惊奇的是医生们的行动。我想说明的是，医生们打一开始就确认了黑死病，尤其是塔迪诺，他作出了关于黑死病的预报，目睹它的出现，密切注视它的蔓延。他指出，并且预言，这黑死病通过接触传染，倘使不采取防疫措施，它将席卷全国。然后，我们却看到他本人在黑死病造成的后果中，为涂抹毒物的行为找到了某种论据。他在米兰第二个死于黑死病的患者卡洛·科隆的身上发现，谵妄是黑死病的一种并发症。再后来，我们又看到他把这样一件事引为涂抹毒物事件和恶魔般的阴谋的证明：有两位证人报告，他们听一位染上黑死病的朋友叙述，一天夜里，有几个人来到他的房间，许诺治愈他的病，并给予一笔钱，如果他愿意用毒物去涂抹周围的民房；遭到这位朋友的拒绝后，那几个人走开了，代替他们的是一只狼，钻到床底下，三只大猫窜到床上，“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
倘使只有一个人在编织这样的无稽之谈，那可以说他的头脑过于古怪，或者完全不必予以理会；但是，这样的人为数甚多，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就是人类往日的精神状况，并让人们从中看到，严谨的、充满理性的观念如何被别的背道而驰的思想所搅乱。顺便说一句，那个塔迪诺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人士之一。
两位最孚声望、最受敬重的作家曾写道，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对所谓涂抹毒药的说法表示怀疑。我们很愿意能够在怀念这位卓越的、深受爱戴的人士时，给予更充分的表彰，展示这位善良的主教在这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上超越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品格；但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公众舆论对那些最高尚的思想施加的压力。至少从里帕蒙蒂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起初确实持怀疑的态度，后来他也始终认为，那公众舆论包含着极大的轻信、无知、恐惧以及为如此迟缓地承认瘟疫和采取防护措施而寻找遁词的愿望，在他看来，许多东西固然被夸大了，但有些东西又是真实的。在安布洛其亚图书馆保存着他亲笔撰写的有关这场黑死病的小册子，他的这种微妙的情感在书中常常隐隐约约地有所流露，有一次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公众舆论认定，”他几乎这样写道，“到处都发生涂抹毒药的事件，而且涂抹的方式五花八门，在我们看来，有些是真实可信的，而另外一些则全然是杜撰。”
不过，也有些人始终不渝地，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信这一切全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并不是从他们本人那儿了解到这一观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当众表达自己同公众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是从一些作家那儿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嘲笑，或者斥责，或者批评这种观点只是某些人的成见，是不敢拿出来见世面的谬误，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观点毕竟存在；我们还从一些熟悉民间传说的人士那儿了解到这一观点。“我在米兰遇到不少明智的人，”可尊敬的慕拉多利在上文提到过的地方写道，“他们从先辈那儿听到可靠的介绍，因此对那些涂抹毒药事件的真实性并不那么信服。”可见真实在悄悄地流传，在家庭的圈子里得到信任，这意味着良知依然存在；但如果良知隐蔽着，那只是害怕公众舆论的缘故。
政府官员的人数逐日渐少，而且愈来愈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们鼓起尚存的一点勇气，决定去搜捕那些涂抹毒药的恶人。安布洛其亚图书馆保存的瘟疫流行时期的资料中，有一封信件（但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材料），王国政府大臣严肃而匆忙地通知总督，说他获得一份情报，在米兰绅士吉罗拉莫和朱里奥·蒙蒂兄弟的乡村宅第中，有四名布雷西亚城的骑士，从威尼斯运来材料，指导四十名工人劳作，大量生产有毒的物质。大臣补充说，他秘密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米兰行政长官，卫生署助理稽查员和三十名骑兵前往，遗憾的是，很可能是那助理稽查员找了一个借口，不肯前往，及时向他的朋友，那兄弟俩中的一个通风报信，他们得以销毁犯罪的证据，但行政长官还是带领士兵们搜查了那座宅第，勘察可能留下的痕迹，了解有关的情况，并拘捕了所有犯罪嫌疑人。
事情看来是不了了之，因为当时涉及这些绅士犯罪嫌疑的材料，没有举出任何事实。但是很遗憾，在另外一个场合，当局自以为找到了证据。
随后举行的审判，自然不是这一类审判的开端，也不能把它们视为司法史上罕见的例子。如果只限于跟我们谈论的事情接近的年代，而不向上追溯，那我们可以指出，一五二六年在巴勒莫，一五三〇年、一五四五年和一五七四年在日内瓦，一五三六年在卡萨莱蒙费拉托，一五三五年在帕多瓦，一五九九年和一六三〇年在都灵，都对一些或者许多不幸人进行了审判，以使用药粉或油膏，或者借助妖术，或者采用所有这些手段传播瘟疫的罪名，判处最残酷的刑罚。而米兰发生的所谓涂抹毒物事件，曾是最为轰动，因此也许是最具考察价值的，或者至少说，它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余地，因为留下了最详尽、最真实的材料。诚然我们刚才表彰的那位作家曾致力于研究这些事情，但他的旨趣并非勾画它们的历史，而是从中撷取关于这个问题的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论据。由此，在我们看来，历史可以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但这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个明白的，而这儿也不是值得予以展示的场所。何况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作了逗留，读者兴许不再对我们将要继续叙述的故事发生兴趣。我们且把关于这些事件的历史及其考察留给另外一部著作去完成，如今我们终于又回到我们的主人公们的身边，再也不抛弃，直到故事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