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来的马呀！现在是进退无门，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落到了敌人的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被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于一个军团。他们正在破坏铁路，摧毁仓库，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现在正值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裱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直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炉子烧得正旺，屋里暖烘烘的。他们把气窗打开，呼吸着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英寸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之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让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军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胛骨部分都被汗湿透了。这是严重减员的一个班剩下来的人。他们从接连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连笑一笑和说几句下流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树林深处的路上响起了急速跑来的马车声音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回。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双轮轻便马车，向上颠动着急驶过来，给包扎所送来了伤员，把这些不走运的人的骨头架子差不多都颠散了，五脏六腑都要翻个个儿。包扎所只能做些简单处理，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做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戈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鞑靼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痛苦。
护士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啊，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正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重伤者突然大叫了一声，浑身抽搐了一下，就断了气。
这个脸被炸得不成样子的牺牲者，就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林子里吵吵嚷嚷的那个士官就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那个护士就是拉拉，而戈尔东和日瓦戈就是刚才发生这一切的目击者。他们都聚在了这里，都在附近这块地方活动，但却没有人互相认出对方，其他的人更是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之间有的事也许永远也不能确定，有的事也许要等到下一次机会，下一次重逢，才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