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者从他最后的住处被送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他的朋友们都被这死讯惊呆了，他们连同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敞开的大门冲进了房间。她久久都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用头撞着带座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还没送到，房间凌乱不堪，还没有收拾整理之前，死者的尸体只得停放在这个木柜上。她淹没在自己的泪水中，一会儿低声呢喃，一会儿又大声哭喊，泣不成声，哭得都快喘不过气来，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嚎叫。她什么都顾不上，在人群中哭诉着，对什么人都不难为情，什么人也不放在心上。马林娜紧紧地抱住尸体，谁都无法将她同尸体分开，人们没法把死者抬到另一个房间，那里已经被打扫干净，搬空多余的家具；人们也没法为死者洗净身子入殓，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平静下来，变得垂头丧气、呆板不堪了，但她仍然控制不住自己，不对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回过神来。
从昨天起她一直坐在这里，哪儿也没去过，已经坐了一天一夜。人们曾把克拉什卡抱到她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过来过，但后来又被送走了。
围坐在她身边的是她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坐在她旁边长凳上的是她的父亲马克尔，父亲轻声抽泣着，不停地擦着鼻涕。她那痛哭着的母亲和姐妹也到她这里来过。
在前来吊丧的人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同所有其他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多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们竞争悲痛，他们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了其他人。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要求，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悼念逝去的人。他们都拥有保护自己的秘密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能触及，也没有任何人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在安排操办着葬礼，他们如此心平气和地操持着一切事务，好像这些事务能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满足。他们的崇高心境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也给大家留下了一种奇异的印象。这两个人好像不仅同葬礼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不是这次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缘由。他们就像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做着自己的事，从中看不出任何重要的意义。很少一些人知道他们是谁，一些人猜出了他们的身份，但还是有大部分人什么也不了解。
但是，当那位长着一双充满好奇又引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那种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刻意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在场的人，不管是坐着、站着或在房间里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无一列外地不约而同地让出位置，从沿墙摆放着的一排椅子和圆凳上站起来，拥挤着走到走廊和前厅里，在门廊的大门后留下了这对男女，他们如同是被请来的两位专家，召唤来了这片寂静，好在这无人打扰的环境中，完成同丧葬直接有关的事，非常重要的事，这情形就像过去有过、现在也是如此一样。留下来的只有他们两人，坐在两把靠墙的圆凳上，谈起事务来：
“您打听到了什么，叶夫格拉夫·安德列耶维奇？”
“今天傍晚火葬。医务工作者工会会在半小时后派人来运遗体，直接送到工会俱乐部。公民追悼会是在四点钟举行。没有一份证件是合手续的。劳动手册已经过期了，旧的工会会员证作废了还没换过，几年来都没缴纳过会费。所有这些都得处理。所以在这儿耽误了。在把他从房子里抬出之前——插一句，时间不多了——还得做些准备，既然您这么请求，我就让您一个人留在这呆会儿。再见。您听见了吗？有人打电话来。请稍等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了人，有他不认识的医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工作人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孩子们，用大衣的下摆裹住她们（那天很冷，从大门口吹进阵阵冷风），坐在长凳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次打开，就像是一个等在监狱门口探监的女人，一分一秒地等待着守卫把她放进监狱的会客室。走廊里比较暗，还要有一部分人挤不进走廊，于是直通楼梯的入口被打开了。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的平台上，不停地踱来踱去，抽着烟。一些人走到楼梯下面的台阶上交谈着，越是靠近大街，他们说话的声音越大，也越随便自在。在一片拘谨的嘈杂声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用柔和的声音回着话，好让自己听起来更体面一些，他用一只手遮住电话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看来是有关葬礼的程序和医生死亡的情况。他又回到房间，谈话继续着：
“请您别走开，至少等到火化之后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至少让我在需要您的时候知道在哪可以找到您。我想尽快，明天或者后天，开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关于他的事，你知道得比较多，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也提到，这好像是您刚从伊尔库茨克来的第二天，不会在莫斯科呆多长时间，您上这儿来也是出于别的原因吧，绝对是偶然的，并不知道哥哥在死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住在这儿，更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虽然您说的话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我不会要求您向我解释，可是拜托您不要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址。在清理被他奉为神圣的手稿的这几天里，最好我们都呆在同一屋檐下，或者彼此之间不要隔得太远，也许就在两个不同的房间。我认识房管会的人。这是能搞定的。”
“您对我的有些话没听明白，是吗？有什么让您搞不懂了。我一到莫斯科，就把行李寄放在贮存室，沿着古老莫斯科大街走去，几乎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我走啊，走啊，顺着走下了库兹涅茨基桥，走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了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那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在大学时代租过的房间就在这条街上，恰好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房间。进去吧，我盘算着，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碰到活着的年迈主人呢。在记忆中他们早已不在了，一切都成了另一副模样，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这些您不是都知道吗，我又何必再说呢？我仿佛被雷劈了似的，正对街道的大门完全敞开着，屋里有人，棺材，还有棺材里躺着的死人。谁过世了呢？我走了进来，走到跟前，我想我是发疯了吧，或者是在幻想吧，可是这一切您是看在眼里的呀。我说错了吗，我为什么还要对您说这些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跟您讲过，当初我和哥哥并没有料到这间屋子同令人惊异的事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比如，安季波夫曾住在这里。可您刚才毫不顾忌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不好意思，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说到安季波夫，他以前是用斯特列利尼科夫这个姓来从事革命战争事业的。有一个时期，大概是内战初期吧，我时常听到有关他的许多传闻，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的名字，我跟他碰过一两次面，没想到因为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如此亲近。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是我没听清，刚才您好像说过，可能只是您的失言——‘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是有人这么说过，但我不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永远都不会自杀的。”
“但这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从哥哥那儿听说，您去海参崴前住的那座房子，就是当时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这事儿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不久。哥哥替他收了尸，安葬了他。难道您从未听说过这些消息？”
“没有。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好多人对我这么说过，可我一直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绝不可能！您告诉我的这个细节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不好意思，您知不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交谈过？”
“听尤里说，他们曾经长谈了一次。”
“难道这是真的？感谢上帝啊。这太好了（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的情节太令人惊叹了，简直是天意！我以后可以再次回来向您打听所有的细节吗？对我而言每个细节都弥足珍贵。可我现在不在状态。我有说错什么吗？我太激动了。我要安静一会儿，喘口气，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噢。当然啦。当然啦。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对的啦。”
“噢，我差点忘了。您不是要我等到火化后再离开。好。可以。我不会离开的。我同您一起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随便您让我住哪儿都可以，需要让我呆多久都行。我可以帮助你，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也许或多或少能帮上您的忙。对我来说这将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心脏的每一滴血、每一根血管都能感觉到他字迹的笔锋。然后我还有事求您，您还得帮帮我，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或者说您是一位行家，对现存的秩序，不管是先前的和当下的，都了如指掌。此外，非常重要的是，您还能准确地知道哪一类事情该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这扯明白，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哀伤的事要需要您的建议。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还是从火葬场回来过后再说吧。我一生都不得不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假设要必须寻找一个孩子的踪迹，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的全苏联的保育院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人口普查或者流浪登记？但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求您了。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吧。噢，太可怕了，生活多么可怕呀，我说得不对吗？我也不知道，等我女儿来了以后将要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才华横溢，有戏剧方面的才能，还有音乐天赋。她能奇迹般地模仿所有的人，以自己的内容来编排整个情景，此外，她单是听一听就能把歌剧中的大段词唱出来，真是个让人惊异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把她送到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初级班，哪儿愿意接收她就到哪儿去，再把她安排进学生宿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办这件事，这次我没有带她一起，想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再回去接她。这些事儿不能一下子全弄清楚，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我要等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将恐惧赶走。再说，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耽搁了太久了。我感觉好像有人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人来人往，喧闹不堪。应该是殡仪馆派的人到了。我坐在这儿想想，您开门放他们进来吧。时间差不多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再等等。棺材底下得放一把长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踮起脚试过，非常恼火。而这也正是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所需要的。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噢，真是受不了，受不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这就放大家进来，不过在此之前要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晦涩难懂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但我很难给出回答。我只想您明白一点。我会竭尽全力心甘情愿地帮您解决这些让您烦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希望。希望和行动是我们在不幸中的职责。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背叛。现在我就放前来道别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是对的。我要找一把垫上。”
但安季波娃已经没在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从走廊里拥进屋里的人群，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送葬的主要代表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呜咽、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流泪和哭喊的声音。
她被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摇晃着，让她感到一阵头晕恶心。她用尽全力支持着，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快要爆炸了，头疼欲裂。她垂下头，陷入了猜想、推测和回忆之中，她在这些感觉中沉没了，好像在里面呆了好几个小时，她的思想跳转到她还不知道的未来的成长上，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成了一个老太婆。她陷入了沉思，好像堕入深渊，落到了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谁都没有留下。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死去的人还活在世上。她曾企图谋杀那个人，可惜没打中，那个人她不再需要，他就是个卑鄙小人。就是他把她的一生都毁了，让她的一生都纠结在自己都不曾熟悉的一连串的罪行中。那个庸庸碌碌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里毫无意义地跑来跑去，而她亲近的和所需要的人却一个也不在身边。
“啊，就是在圣诞节那天，在我想要向那个可怕的下流胚子射击之前，在这件屋子里，在黑暗中，还和当初还是个小男孩的帕沙交谈过，而现在大家正道别的尤拉，压根儿都还没在她生命中出现呢。”
于是她开始使劲回忆，想回忆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想起来的除了窗台上的那支燃烧的蜡烛，以及它周围玻璃上被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她不会想到，此时躺在桌子上的死者曾经在街上驱车从这个窗孔经过的时候，还注意到窗台上的闪耀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蜡烛的火焰时起——“桌上点着蜡烛，蜡烛在燃烧”——便注定了他一生将要走的路？
她的思绪飘散了。她想道：“没有按宗教仪式举行安魂弥撒毕竟太遗憾了！出殡是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啊！大多数死者没有资格得到这种仪式！可对于尤罗奇卡，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所有的仪式都值得为他举行，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里路亚那首歌”是准确无误的。
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和轻松的浪潮，这感觉就如同她每次想起尤里或者在他身边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在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气息，现在这种气息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坐着的圆凳上站起来。在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在他的帮助下从牢笼中挣脱出来，哪怕这无拘无束是短暂的，她想从痛苦的深渊中爬到新鲜的空气里，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这种梦幻的幸福正是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让她可以有个机会也有这一种权利，可以不顾一切放肆地痛哭一场的幸福。怀着仓促的激情她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群，但眼睛里满是泪水，什么也看不清，仿佛被眼科医生滴进了刺激的滴眼液，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擦着鼻涕，退到一边，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掩着的房门后面。而她迅速地在入口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着棺材的桌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在尸体上方画了三个宽大的十字，并恭敬地亲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双手。她没有理会前额因为变得冰冷，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这些细微的变化，她也没有去注意这些。她就这么呆住了，一瞬间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哭闹，只是用自己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的正中间，覆盖在鲜花和死者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