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的陆军医院被安置在了西部边境上的一个小城里，那里紧靠铁路线，与大本营比邻。
正值二月底温和的日子。身体就快康复的军官都呆在一个病房里，受伤的尤拉也在那里治疗。应他的要求，他病床旁的窗户是打开的。
马上就是午饭时间了。病房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磨饭前这段时间。有人来通知说，医院新来了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到这里查房。尤拉对面病床躺着的是加利乌林，他正翻看着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这些书刊检察机关留下的空白和缺漏感到愤慨。尤拉正读着野战邮局送过来的冬妮娅的来信，堆积了一大堆。微风吹过，掀动信纸和报纸。这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尤拉抬起头，进来的竟然是拉拉。
尤拉和少尉同时认出了拉拉，不过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而拉拉对他们一个也不认识。她说：
“大家好！为什么把窗户打开了呀？你们不觉得有些冷吗？”她说着走到了加利乌林的身边。
“您哪里不舒服呀？”她一边说着，一边拉起了他的一只手想给他量脉搏，可是又突然把手放开，有些困窘地坐到了病床旁边的凳子上。
“真是没想到啊，拉丽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说道，“我和您的丈夫是在同一个团，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的东西我一直为您保存着。”
“不可能，不可能，”她反复说道，“真是太巧了，您居然认识他？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听说他牺牲了，被土埋了？您别担心，什么也不要对我隐瞒，我什么都知道了。”
加利乌林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拉拉从各种传言里得到的这个情况。于是，他决定对拉拉撒一次谎，让她能够平静下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进攻的时候，他和他带领的那拨人冲到了最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剩下他一个人，就被包围了，最后不得不投降。”
可对于加利乌林的这番话，拉拉并不相信。这番话来的太突然，让她感到非常惊讶。她无法控制住就快夺眶而出的眼泪，也不想在外人面前哭。她急忙起身出了病房，想让自己在走廊上平静下来。
没过多久，她回来了，看上去平静了不少。为了避免再想哭，她有意克制自己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她径直走到尤拉的病床前，用一种例行公事的口吻漫不经心地问道：“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拉看得出她很激动，想问问她到底怎么了，也想告诉她，在中学和在大学时，曾遇见过她两次。但他又觉得这样有些不礼貌，她一定会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他突然想起，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死去的安娜·伊万洛夫娜躺在棺材里的模样和冬妮娅的哭喊，于是忍住了，只说了句：“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可以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干吗生我的气啊？”拉拉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翘鼻子陌生人，心里想道。
接连几天都是这种多变而不稳定的天气，夜晚会起风，混合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暖暖的。
这些天大本营那边传来了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和内地也传来了令人惊慌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关于政治的话题。
每次值班，安季波娃护士一早一晚都会来巡房一次。查房的时候，就会和病房里的伤员，当然也和加利乌林和日瓦戈随便聊上几句闲话。“还真是个奇怪的人，让人搞不懂，”她心里想着，“年纪轻轻的，还这么不懂礼貌，一个翘鼻子，怎么说也算不上很帅。不过脑子还是转得很快，挺机灵的，讨人喜欢。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最要紧的是赶快完成这里的工作任务，回到莫斯科，和卡佳近一点。到了莫斯科就可以要求辞掉护士的工作，回到尤利亚金的学校继续工作。毕竟现在那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已经搞清楚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再留在这里当什么战地女英雄也没多大的意思了，这还不都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这么瞎说了一阵子。”
也不知道卡佳现在怎么样？这个可怜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哭了起来。）近来发生了太多变化，前不久都还想着的对祖国的神圣职责，军人的英勇还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可是战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也正因为打了败仗，让剩下的这一切都黯然失色，失掉了所有的荣誉。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样了，言论变了，空气变了，变得不知该如何思考，变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像一个一直都被人牵着手的小孩子，突然被放开手，要开始自己学走路了。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模仿的对象。想要信任那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生活的美丽，还有真理，让它们不是想要推翻人类的各种法规来支配你，而是让你过上一种宁静祥和、平等安逸的生活，过上更加充实、没有遗憾的生活。这时，拉拉突然明白过来，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卡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如今，帕图利亚已经不在了，作为母亲，拉拉应该把全部的心血和力量都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孩子身上。
尤拉接到一封来信。信上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拿去出版了。这本书一面世就非常受欢迎，这将预示着他必将在文学领域大有作为。信中还说，现在莫斯科的形势有趣而又让人惊慌。下层百姓中隐伏的怨声日益增强，大家似乎都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一场严肃的政治事件即将发生。
已经夜深了。尤拉努力地克制着困意。他不时地打盹儿，还想着一整天都激动紧张，他不可能睡得着，现在他也真的没睡着。窗外的微风，似乎也是睡眼惺忪地，懒洋洋地打着哈欠。那风声窸窸窣窣，如泣如诉，仿佛在说：“冬妮娅，舒拉，我多么想念你们呀！我多想回到家，在那里工作呀！”在微风的喃喃细语中，尤拉时睡时醒，在幸福和痛苦中飞快地转换着自己的心境，让人感觉急切而又不安，就像这不断变换的天气，也像这让人无法捉摸的黑夜。
拉拉心里想着：“人家如此关心，还帮我保留着帕图利亚的东西。而我，简直笨得像个猪一样，都没问问他是谁，从哪儿来的。”
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第二天查房的时候，她详细询问了这个加利乌林的情况，还好几次惊讶地叫出了声。
“哦，上帝，我圣明的主啊！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〇五年闹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我不认识尤苏普卡，或者我记不起了吧，不好意思。可是那一年，在那一年还有那个院子。啊……这是真的，的确有那个院子，也真的是在那一年。”她好像一下子把那一切全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时候的枪声，还有……还有（好像一下子那记忆又都交还给了上帝，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小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的力量如此的强烈！哦，不好意思，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少尉。哦，对对对，您已经跟我说过了。谢谢您，真的是非常感谢！奥西普·吉马泽特金洛维奇，您唤醒了我如此多的回忆和思绪！”
她心里一直装着“那个院子”到处走动了一整天。一直都在叹气，心里寻思着，好几次几乎都快说出口了。
想想，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听，又是枪声，不过这回听起来可怕多了。这回可不再是“那些男孩子在放枪”了，他们已经长大，已经成了部队里的士兵，他们都是来自同样院子和乡村的普通百姓。太让人吃惊了，太让人诧异了。
这时，病房里走进一个人，他拄着拐，还敲着手杖。接着，其他病房里的那些不需要别人搀扶的伤员也都跑了进来，争先恐后地喊着：
“发生大事了。彼得堡已经开始了骚动，驻防军站到了起义者这边，革命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