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不，不是祖沙河。是另一条什么河。”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对，在河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下游的某处。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了。”
“那儿有座叫‘马厩’的石头建筑。那是一个国营的养马场，现在这个作为称呼的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这是很古老的建筑，墙壁很厚。德国人在这基础上又加固了，把它变成了无法攻破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用火力控制住整个地区，截住我们的进攻。马厩必须得拿下。赫里斯京娜凭着惊人的勇敢和机智，潜入了德国人的防线，炸掉了马厩，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怎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不姓杜多罗娃呢？”
“要知道我们还没有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给对方许下诺言，战争结束后再结婚。这之后我跟着部队转战各地。我们那个部队没完没了地到处调遣，就在这各处的转移中我们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了解到的跟所有人是一样多的，都是从报纸和团队命令中得知的。听说这儿的人们要为她建一座纪念碑。我还听说死去的尤拉的弟弟，也就是日瓦戈将军，正在这一带巡回视察，搜集有关她的材料。”
“请原谅，我跟你谈起她。对你来说这应该是沉重的。”
“不是这样的。可我们就只顾着聊天了。我不想妨碍你。脱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叶，我想也许还能小睡一会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的谈话又开始了。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都是逼出来的。我们运气不好。我被送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戒营。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我们刚到那儿就开始遭罪了。我们一群人从火车里被带了出来。白雪皑皑，荒无人烟。远处有树林。押送我们的人用来复枪口和警犬对着我们。大约在同一时刻，另外一批新的犯人也被赶到这儿来了。押送的人让我们在雪地里背对着站成宽大的多边形，免得互相看见。他们命令我们跪下。我们因为怕被枪决，都不敢向四处看。然后便开始了冗长的带侮辱性的点名，这一点便拖了很长的时间。所有的人都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他们带走了一批人，然后宣布说：‘这里就是你们的拘留所。按你们知道的各就各位。’广阔的天空下有一片雪地，雪地当中竖着一根柱子，柱子除了写着‘古拉格92亚恩90’，便再没没别的了。”
“不，我们那时要好过点。我们交了好运。我第二次被带出服刑还是因为上一次的原因。此外，判我的条款不同，条件也不同。再度自由后我像第一次一样，又一次恢复了声誉，又准许我在大学授课。动员我参军的时候还给了我完完全全的少校权利，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一个受惩罚要戴罪立功的军官。”
“是啊。除了一根写着‘古拉格92亚恩90’的柱子，什么也没有。第一次在严冬里用赤裸的双手折树干搭草棚。你别不相信，渐渐地我们把什么都修好了，全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包干的。我们给自己修了监狱，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守卫塔台。我们伐树，树木倒了，就拉木材。八个人套在一辆雪橇上，全凭自己拉原木，雪都陷到胸口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爆发了战争。警卫瞒着我们。突然通知到了，惩戒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任何人，如果能在这无休止的战争中活下来，就还你自由。后来便是一次次的进攻，安置几千米带刺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都处在狂风暴雨般的炮火中之。难怪在连队里我们被称作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的？我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也许你无法想象，就是这种流血混乱，同可怕的惩戒营比起来还算得上是一种幸福，这绝对不是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其他的原因。”
“是啊，兄弟，你吃了太多苦了。”
“在那儿别说是洗衣服了，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能学会。”
“这事儿真让人难以想象。和你的苦役生活比起来，同过去三十年的生活相比，甚至同监狱以外的自由，同我在大学工作的一帆风顺，同有书读有钱花、舒适安逸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暴风雨，洗净污垢，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挽救众生的清风。
“我想，集体化确实是不正确，也是不成功的。可又不能承认这种错误。所以采取的那些恐吓人的手段来除掉人们判断和怀疑的能力，强迫人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一切事物，还要极力去证明与那些事实完全相反的东西，就是为了掩饰这种失败。所以才由此出现了空前严厉的残忍行为，并公布完全不打算实行的宪法，实行并不是在选举原则基础上制定的选举程序。
“但是当战争激烈的时候，它当中存在恐怖、危险和死亡威胁的真实性，同惨无人道的谎言统治比起来，更叫人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神秘力量。
“人们，不仅是像你那种情况，处于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的人，都自由地深呼吸了一次，满怀着真实的幸福感投入到了严酷的、致命的和得以拯救的熔炉之中。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链条中特殊的一环。它那引起本质变化的效果已经结束了。一切的结果，不管是间接的结果，或是成果的成果，还是后果的后果，一一显露。那些从灾难中锻炼出的坚强性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准备做一番巨大的、厉害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品质，都是如神话般的令人震惊，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虽然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虽然我伤痕累累，虽然我们损失不小，虽然遭遇付出巨大代价的流血战争，但这些观察都让我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摧毁赫里斯京娜死亡的沉重，这光芒照亮了她的死亡，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当你这不幸的家伙正忍受不可估量的痛苦折磨的时候，我正好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因为她对科学的兴趣，她成为了我的学生。还是在很久以前，我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是已经很出色了。那时尤里还健在，你记得吗，我还讲过这事儿呢。现在呢，她竟成了我众多学生中的一员。
“那时，流行的是学生教训老师。这种风气便带着狂热向奥尔列佐娃急袭而来。只有上帝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猛烈地抨击我。她的攻击非常固执、充满挑衅而又不公平，所以系里的其他学生都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当个幽默家还是非常出色的。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杜撰的名字指代我，把我嘲笑了多次，但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突然，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恍然大悟，原来她对我的这种固执偏激的敌意，是她这种年轻姑娘对自己心生已久、埋藏多年的爱恋的一种伪装方式。而我一直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她。
“一九四一年，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是在宣战后不久，我们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夏天。她和几个年轻的男女大学生，一起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后来也驻扎在那里。我们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近郊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在跳伞训练的那段时间，还有在击退初次对莫斯科城市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慢慢建立起了我们的友谊。就是在那里，我们订婚了，我跟你说过。不过因为部队转移，我们很快就分别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当战事有了转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两次受了枪伤，住院康复之后，就被部队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我费尽力气找到你，就坚决主张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娅和奥尔列佐娃非常要好。她们是在前线上遇见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有关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娅在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都笑开了花，这种微笑的方式跟尤里一模一样，你没有注意吗？当忽略高颧骨和翘鼻子那一瞬间，整张脸就变得可爱诱人、讨人喜爱了。这也就是同一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在我们这儿非常常见。”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大概是我没注意吧。”
“塔尼娅·别佐切列多娃（这是孤儿塔尼娅的名字。“别佐切列多娃”是方言“无父儿”的演变）这绰号是多么野蛮，多么不成体统啊。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一个姓，而是臆想出来的假姓。你怎么想？”
“她不是说过嘛。她是个没爹没妈的流浪儿。想必，在俄国内陆深处某个使用生动语言的地方，可能管她叫无父儿，也就是没有父亲的意思。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没有弄懂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所有的人都凭着传闻，叫着叫着就叫出了她现在的姓，这种叫法同自己那轰动一时的不体面的方言十分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