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有很多事可以讲。好像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我也搞不清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心里记着的。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好像是躲藏在白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但我认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是这位科马罗夫。当然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一直都是以孤儿的身份成长起来的。也许你们会嘲笑我所说的，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来听。
“是的。我接下来要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另一头、向着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也就是我们红军，靠近他们白军占领的主要城市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部长就安排妈妈带上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下令带她们离开。妈妈那个时候吓得不行了，要是没有他，她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我，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么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生怕有谁泄露出去。他一点都不喜欢小孩，他说小孩又喊又跺脚，把家里弄得脏兮兮的，叫人不得安宁。他常常喊他不能忍受这些。
“可能就正如我所说的，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找来了马尔法。这个女人就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的巡守员。会让站离城里还有三站的路。我这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然后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最后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隘口。现在我明白妈妈是从哪知道女巡守员的了，想必这个马尔法在城里做卖蔬菜、送牛奶的买卖。
“我说的就是这些，看来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也许她骗了妈妈，没有说实话。上帝才知道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两年，并不是永远呆在别人家里，混乱平息就送回来。如果早知道要永远留在别人家，没有哪个妈妈会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的。
“哎，这种骗小孩的事太容易了。到大婶这儿来，大婶给你蜜糖饼，大婶是好人，别怕大婶。后来我哭都哭死了，心里伤心极了，还是别去想得好。我想上吊自杀，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差点发疯。要知道那时我还小得很。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养我的钱，很多钱。
“信号室所在的院子是很气派的，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家禽，还有一大块菜园。那地，是要多少有多少。房子也是白得的，是国家的守卫室，也是修在铁路旁的。火车费了好大劲才从我们家乡开上来，勉强才爬上了坡，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火车就顺溜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变得稀疏的时候，从下面能看见像是装在盘子里的纳格尔纳亚车站。
“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农民的称呼叫他爹爹。他是个快乐善良的人，就是太容易相信人，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就好像人们所说的，是一根通风管子，通到了城里的每家每户，心里想什么总也藏不住。
“可对女巡守员马尔法，这声‘妈妈’总也叫不出口。也许是我忘不了妈妈，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这个马尔福莎大婶可怕得很。是的，我只叫她女巡守员马尔福莎大婶。
“哎，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过去了。究竟过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拿着旗子往火车那跑。我还能卸马或者去把牛牵走。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还有家里的活儿：扫地，收拾屋子，做饭，和面，我都不在话下，所有的我都会干。对啦，我忘了说了，我还要照顾彼坚卡。彼坚卡两条腿干干瘦瘦，三岁都还躺着，走不了路，我照看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着我这双健康的腿都还会毛骨悚然撒丫子跑呢。她好像在感叹为什么我的腿没有干巴巴的，最好我的腿是瘫的，而不是彼坚卡，好像是我利用了彼坚卡，诅咒了他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你们想想看，世界上居然还有她这样恶毒愚昧的人。
“现在你们听，我刚刚说的都还是小儿科，我马上说的准让你们直接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只顶得到一个戈比。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收了两麻袋票子，叫克列恩基票子，对不起，不对，是叫柠檬，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到处宣扬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是秋季的一个大风天，风把屋顶都撕裂了，人也快被掀倒了，火车正迎着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徒步行走的老大娘，风吹得她的裙子和头巾不停地狂颤。
“老大娘走过来，捧着肚子嘟嘟囔囔地抱怨着，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快要死了，她请求我看在上帝的分上把她送进医院，她说可以付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爹的快马，把老大娘扶上了马车，送她到了当地的医院，那医院离爹爹那儿有十五俄里。
“不知时间是长还是短，我和马尔福莎大婶都躺下睡了，听见窗台下爹爹的马嘶叫起来，马拉着车子进了院子。爹爹提早回来了。马尔福莎大婶把灯点旺，急忙披上短上衣，没等爹爹敲门便跑去把门上的锁钩打开了。
“门打开了，门槛上站着的并不是爹爹，而是一个皮肤黝黑、长相吓人的陌生男人。他说：‘快告诉我卖牛的钱都在哪儿。你的男人已经在树林里被我宰了。看你们娘俩儿可怜，只要说出钱在哪儿我就放过你。要是不说，你明白的，那我就对不起了。别跟我磨，我没功夫跟你耗。’
“噢，上帝呀，亲爱的同志们，要是在这样的处境换做是你们会怎么做？我们吓得全身发抖，舌头都打不直了，命都丢了半条，太吓人了。第一，他自己说是他杀了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是用斧子砍死的；第二件不幸的事是，强盗在房间里，而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一切强盗都清清楚楚。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得失去了理智。在心里声嘶力竭地哭她那死去的丈夫。但面上得挺住，不能让强盗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求求你了，’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不知道，不瞒你说，这还是我头一次听到。’可这个该死的强盗没那么傻，这些话是敷衍不了他的。突然，一个主意掠过她的大脑，她决定智取：‘好吧，我说实话，钱藏在地窖里，我给你拉开地窖的门，你钻到地板下去看看吧。’可那龌龊的家伙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亲自钻进去，快点，你钻地板也好，爬房顶也好，只要把钱给我就行了。可你记着，不要跟我耍滑头，不然后果很严重的。’可她对他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很乐意亲自下去，可我腿脚不利索。我可以从上面给你照明。你别害怕，为了让你放心，我让我女儿陪你下去。’她那时说的就是我。
“噢，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到这些话会怎么做！完了，我想，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一黑，腿一软，感觉马上就要倒了。
“可那个混蛋还没有犯傻。他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眯起眼睛，歪咧着嘴一笑，像是在说：‘逗我的吧，我可不会上当。’他看出她没有舍不得我，我可能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别人的骨肉。他一把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上的铁环，把门打开。‘瞧着。’他说，然后拉着彼坚卡下到地底下去了。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当时已经发疯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显然是失去了理智。恶棍和彼坚卡刚一走进地窖，她便一下子把地窖的门关上了，立刻锁起来，还想把一只笨重的箱子推到地窖门上。她朝我点点头，示意让我帮忙，因为箱子太沉了，她一个人弄不了。压好箱子后，这个笨女人便坐在箱子上开心地手舞足蹈。她刚坐到箱子上，便从箱子下传来了强盗的叫声和使劲敲地板的声响。恶棍喊道，最好乖乖地放他出去，不然现在就把彼坚卡的命了断了。声音穿过厚厚的地板已经听不清楚，可即使这样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怒吼声比树林里的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要完蛋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坐在箱子上痴痴地笑，向我递眼色。好像在说，喊你的吧，反正我正坐在箱子上，钥匙就在我拳头里。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她清醒过来，对着她耳朵大声喊，从箱子上推她，想把她推下来。得把地窖打开，救彼坚卡出来。可我哪来的办法呢！我怎么会是她的对手？
“他拼命敲着，把地板敲得砰砰响，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她坐在箱子上不停地转着眼珠子，啥都听不进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噢，老天爷呀，我的老天爷，我这辈子看过多少世面，经历过多少事，可我永远无法忘记这恐惧的一幕，我活了多久，彼坚卡那凄惨的叫声就在我脑子里缠绕了多久——亲爱的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叫喊呻吟。那天杀的恶棍把他给活活折磨死了。
“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该怎么做，我想。我要怎么对付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了人的强盗？时间过去了。我这才回过神来，听见马在窗台下嘶叫，还没卸下马具一直站在院子里。对了，马在叫，好像想对我说，快，塔纽莎，快去找好心人，叫人来帮忙啊。我向外一望，黎明就快到了，我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你给我出主意，好马儿，你的主意是对的，咱们跑一趟吧。’可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听到仿佛从树林子里传来一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着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再说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林子里的公鸡仿佛对自己的同类一样对我啼鸣，一辆熟悉的蒸汽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呼叫。从这个汽笛声听出它正在纳格尔纳亚车站蓄势待发，它被称作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都会从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山下呼唤我。我听见，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一样都发神经了，每个牲畜，每个不会说话的机器，都在用清晰的俄语在跟我说话？
“可我还在这里想，火车已经很近了，没时间想了。我一把抓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沿着铁路在铁轨中间拼命地奔跑，一边不停地前后挥舞着提灯。
“还说什么呢。我截住了火车，多亏了风比较大，它开得稳稳当当，应该说是在慢慢地一步步地走。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驾驶室的窗口探出身子向我问话，可是风太大，我听不见他问了什么。我大声对司机喊道，铁路信号室被人袭击，有人杀了人，还要抢劫，那个强盗就在屋子里，叔叔，我们需要保护，需要紧急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几名红军战士，这是军用列车，红军战士站在路基上问我出了什么事，是什么原因让列车在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得知事情原委后，从地窖里把那强盗拖了出来。那人倒在地上，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吱吱地求饶。他说：‘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我，我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把他的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身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返回去拿衣服，那儿确实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带我上路，让我上火车。他们便带上了我。从那之后，不是我瞎编，我就带着流浪儿这个名声，去过了好些地方，几乎走遍了半个俄国和其他的国家。正是童年有这么苦难的经历，我才懂得什么是自由自在，什么是幸福美满！但说实话，也有过各种各样的罪过和灾难。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我下次再给你们讲吧。当时，一个铁路职员从火车上走进马尔福莎的信号室，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和有关处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康复了，出院了。”
听完塔尼娅讲的经历后，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默不作声地在草地上来回踱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路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埋头往卡车上搬箱子。戈尔东说：
“你知道这个洗衣员塔尼娅是谁吗？”
“噢，当然了。”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一阵沉默过后，他又补充道，“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所有一切高尚的、完美的、深沉的都变得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了罗马，这样俄国教育也变成了俄国革命。你听听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立马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别。要理解布洛克当时说的这话，就该从转意上、从形象的比喻出发。孩子不单是孩子了，孩子是祖国的儿女，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智慧的结晶。也没什么恐怖可怕的事了，那都是上帝的安排，是给予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的差别就是，所有的转意都变成了字面上的意义，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