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为启程做着准备工作，该去告别的单位和人都去了，该领的证件也拿到了。
这时，正在赶往前线部队途中的新来的政委，在这个城里停了下来。传闻这个新政委只不过是个毛头孩子。
那些天正准备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部队正想方设法地提高战士的士气。部队全部集结，军事法庭也已经成立，才取消不久的死刑又恢复了。
离开之前，医生应该去城市防卫司令部办理注销手续。大家都称呼这个城防司令军事长官为“县长”。
他那里常常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走廊上，院子里，甚至他办公室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想挤到他的办公桌前，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说话，根本就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那间大办公室显得又安静又宽敞，里面坐着几个文书正在埋头默默地写着什么，也许是对这复杂烦人的公文程序感到不爽，他们不时地相互交换一下有些无奈的眼色。首长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欢笑声，或许里面的人正敞着制服的领口，享受着清凉可口的饮料吧。
加利乌林正好从里面出来，看到日瓦戈，便做了个起跑的动作，招呼医生也进去和大家热闹热闹。
反正医生也正好要去办公室找首长签字的。可是到了那里，他却看到一个不成体统的场面。
俨然已经成了当下小镇第一号风云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着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和他司令部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对着面前几个站着的部队文职人员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
“县长”这样向新政委介绍医生：“这又是一位我们这里的明星啊。”可是政委正在自我陶醉中，看也没看他一眼。“县长”调整了坐姿，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上字，又恢复到刚才的姿势。接着便亲切地指了指屋里那张矮凳子，示意让他坐下来。
屋子里的人都是放荡不羁的姿态，只有日瓦戈一人坐得端端正正的。“县长”像毕巧林（源自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指玩世不恭的人）的样子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一手撑着头；他那位肥胖的助手两腿曲着，像是坐在马鞍上似的，跨坐在沙发扶手上；加利乌林则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椅背，头也靠在上面；这位年轻的政委，一刻也不停歇，像只刚出洞的狼崽，一会儿双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在屋里来回踏着小步。他一直在讲着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个新政委的传言很快被证实。他虽然只是个中等身材、稍显单薄、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一只跃动着最崇高理想火焰的小蜡烛。听说他家境富裕，父亲还曾是枢密官。二月份的时候，第一批军官率领自己的部队转投到了国家杜马，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姓好像是金茨或者金采，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医生没听清楚。他讲的是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清晰，稍微有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身上穿着一件立领紧身上衣。也许因为太年轻了，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于是板起脸，做出一副要正式发言的表情。有时还故意弓着背，双手插进裤兜里，把缀着新肩章的肩膀耸的高高的，一副标准的骑兵的样子，从肩到脚就像是画出了两条直线在地面交汇一样，这一切为的就是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年长一些。
“附近有个哥萨克团，就在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可以把他们调过来包围这些暴乱分子，事情就能解决了。不过军团司令坚决要求立马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说。
“哥萨克？绝对不行！”政委一听，大怒。“现在可不是一九〇五年，还说这些陈词滥调。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同意，您的那些将领也太自信了点吧。”
“现在还只是打算，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和军事指挥员商量好，我们不干预作战计划和命令。调动哥萨克的事，我也不能取消。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采取明智的行动。他们已经在那里宿营了？”
“这个也说不好，不过防御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
“这样，我去他们那里一趟。你告诉我，那个危险的‘绿林军’呆的地方。他们是暴乱分子，还是逃兵，可大家别忘了，毕竟他们还是老百姓啊。对待百姓和对待孩子一样，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有特殊的办法。要会触动他们心底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弦，这样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我要去那个荒废的砍伐林，好好和他们谈谈。等着看吧，他们肯定会老老实实地回到那个放弃了的营地。要么我们打赌？您不信？”
“可不一定哦。但愿上帝保佑吧！”
“我会跟他们说：‘兄弟们，看看我吧，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子身上。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抛开了家庭，牺牲了父母的爱，就是要为大家争取一个别的国家公民都无法享受到的自由。无数青年人和我一样为此而奋斗着，就更别说那些光荣的前辈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吃尽苦头的民粹主义和民意派了。我们的奋斗是为了自己吗？我们需要这样做吗？你们不是以前的那种士兵，你们是世界第一支革命队伍里的战士。你们扪心自问，对不对得起这个崇高的称谓？祖国正在流着鲜血，全力挣扎想要摆脱毒蛇一样缠绕的敌人，你们居然就能听从一个不知来路的家伙的瞎指挥，让自己变成没有思想的败类，变成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流氓。’这就像在桌子下面养猪，猪爪子当然会爬到桌面上来。——这些人我算是看穿了，就是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羞耻。”
“不不不，不能这样，太危险了。”“县长”想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悄悄向助手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
加利乌林再三地想要说服政委放弃这个不可思议的奇怪想法，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很了解二百一十二兵团的那伙人，他们可是胆大包天啊。可政委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好几次都想起身离开，因为政委那天真幼稚的动作让他感到窘迫。尽管“县长”和他的助手都很擅长冷嘲热讽，说说风凉话，还心怀诡计，不过这耍小聪明的把戏和他比起来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刚好又抵消掉了。这些靠着大篇大篇废话表达出来的东西，既毫无价值，又没半点含义，正是生活需要马上摆脱的东西。
有时候真希望能离这些陈词滥调远远的，它们既庸俗又毫无意义可言。在沉寂安宁的大自然中回归自我，或者是投身于长久的劳动之中，又或者沉浸在酣睡、真诚的音乐和没有语言但却心灵相通的默契之中。
医生这才又想起要向安季波娃表白，尽管这也许是不愉快的。虽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就要见到她，他还是很高兴。不过，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抓住一个合适的时机，医生站起身，悄悄走出了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