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转眼间八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九月末。冬天就要来了，人们所关心和谈论的，莫过于动物冬眠以前一定要准备的事情。
大家都要忙着准备过冬的东西，要提前储存好食物和木柴。但是在庆祝唯物主义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柴火。
城里的人就像是一群对未知的未来毫无准备、不知所措的孩子。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推翻了之前所有的习惯，身后留下了无尽的空虚。尽管这空虚和寂寞也是城市本身的产物，是城市的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
周围的人们还是那样不着边际地高声谈论着。无聊乏味的生活还在挣扎着，按照老方式继续坚持着。然而这一切在医生眼里却是那么的真实，生活的判决逃不出他的眼睛。他能看出，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等待他们的考验极有可能就是毁灭。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可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天天地流逝。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也许他早就疯掉了。他还有妻子、孩子，还得必须挣钱养家，给人看病，这一切迫切的事务就是他的救星。
他非常清楚，面对未来，他就像个侏儒。他有些矛盾，对未来既恐惧又欢喜，他从心里为它感到自豪；可是面对现实，他只能用一种深受鼓舞的眼神再一次地看一眼这个正处于不幸中的城市，再看一眼街上往来的行人，再看一眼天空中飘浮的朵朵白云和那一排排的树木。只要一切都能好起来，他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
每次他坐着车从马厩老街医师药房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常常看到的就是那里的一片天空还有过往的行人。
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了，他之前工作过的那个医院还是沿用着老名字——圣十字医院，也许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来替代吧。他又重新回到了这家医院工作。
此时医院里的格局已经变了。对于那些反应愚钝得过分的人来说，他是属于危险人物；可对于那些走政治道路的人来说，他还不够红。他就处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对这些人显得落后了，对那些人却又难以接近。
医院里，他除了担任自己的医生职责之外，院长还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管理统计报表。他要看各种统计调查表、意见书，还有各种条件苛刻的统计表。一切中央统计局所关心的，比如死亡率、患者增加数、职工财产情况、公民参选的意识和情况，还有食品、药物、燃料的是否短缺等等，都要一一做出回答。
主治医师办公室窗户边上的那张旧桌子，就是医生平日办公的地方。桌子的一侧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样式的表格。平时做完了定期的工作记录之外，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坐在这里写自己的《人间游戏》，大概就类似于一种当时的岁月日记。书里有一些散文和诗歌，还有他自己的一些随笔或感想。他能够意识到大部分人都已经失真了，而且不知该如何把戏演下去。他由此得到一些启示和感想，并且把它们都记了下来。
这间办公室采光非常好，四壁粉刷得雪白，照进房间的阳光是奶白色的，这是只有秋天时圣母升天节过后那段时间才特有的。清晨的时候，已经能够感到初冬的寒冷。一群群麻雀和喜鹊都朝着那片有些稀疏但还是缤纷清新的小树林飞去，准备在那里过冬。此时的天空，好像高得不能再高了，一道深蓝色的云迹从北边的天空划过来，空气变得清新无比。似乎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更清晰，听得更清楚了。整个空间都是清澈纯净的，似乎你的眼睛能看穿一切，声音也传播得非常响亮。好在这种空气稀薄、空间空旷的感觉，仅仅只是在秋天里的一个傍晚短暂的出现一小会儿，不然还真是让人有些难以忍受。
阳光投进了主治医师办公室。金秋的阳光，是那么的鲜亮明媚，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就像是成熟的白浆果。
医生正坐在桌前，手拿着笔，沾着墨水，一边思考着一边写着什么。窗户外边飞过几只鸟儿，阳光把它们的身影投进了房间，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握着笔的手、放着表格的桌子、地板，还有墙壁。
这时，走进来一个男人，他是解剖室主任。“柞树叶子开始落了。”他说。这个人原先有些胖，现在瘦了下来，皮肤松弛得像垂下来的口袋。“那么大的风雨过后都没掉，可现在一早上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这才抬起头来，往窗外看去。之前窗外飞过的“鸟儿”，原来是柞树叶子。暗红色的叶子飞舞着，在空中缓缓落下，最后落到树下的草坪上，似乎是撒下了点点橙红色的小星星。
“窗缝补好了没？”解剖室主任问。
“还没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回答边继续写着他的东西。
“怎么这个时候都还没来补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心写着自己的东西，没有回答。
解剖主任接着说道：“唉，塔拉修克不在。他才真是能干，会修鞋，修钟表，好像就没什么不会的。这窗户啊，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
“可是没有油灰，怎么补？”
“我有配方，这东西可以调配出来的。”接着，他便开始讲该如何调制补墙用的油灰。“也许，我吵着你了。”于是，他便走到那边的窗户边上去弄那瓶瓶罐罐的药剂去了。
没过多久，天渐渐暗了下来。
他开口说道：“光线太暗了，你还是回家吧，这样会把眼睛看坏的。”
“再干一会儿，就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是医院卫生员吗？”
“谁的妻子啊？”
“塔拉修克的。”
“哦，我知道。”
“唉，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呀，到处找活谋生。今年夏天见过他两次，还到医院里来过。现在可能是在某个乡下过着什么新的生活吧。也许就是您经常会在城里的林阴路上，或者是在火车上看见的布尔什维克士兵的那种人吧。您难道不想听听吗？像这个塔拉修克。这个人呐，可厉害了。样样都会干，做什么都做得好。只要他一出马，没有什么搞不定的。打仗的时候，也是非常用心，成了一个出色的枪手。不管是身处战壕之中，还是被安排在哨点上，他的眼神犀利，枪法精准。拿了那么多的奖章，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英勇，而是他能够出色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次任务。看到了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包括打仗，也是如此。他意识到，自己对武器很感兴趣，他也幻想着自己也成为一股强有劲的力量。只要武装起来，人都会改变的。要是在以前，这些弓箭手就会变成绿林军了；可现在谁都别想从他手里夺过来武器，不信您可以试试。谁要是突然大叫一声“调转枪口”什么的命令，他的刺刀保准会转过来的。这就是整个故事了，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事情就是这样，没半点虚假，都是源自于生活。您在想什么？”
解剖室主任回到窗户边，继续摆动着他的试管。没过多久，开口问道：“炉子怎么样了？”
“真是多谢您了，讲了那么多。不过这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全是说的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是当然的了，人家可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跟我提炉子了。”
“是倒烟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就是倒烟。”
“这个烟筒装错了吧？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这样才能把烟排出去。”
“是这样装的呀。可还是在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可惜塔拉修克不在！您就将就着过段时间吧，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这可不像您弹琴那回事啊。柴火准备得怎么样了？”
“去哪儿能搞到呀？”
“我让教堂的管家过来找你。他知道些路子，可以搞到柴火，篱笆墙都能被他拆了当柴火烧。对了，我得提醒您一下，他会要高价，你一定要和他砍砍价。要不，我把那个老婆子也找过来，她专门治虫子的。”
于是两人下楼，在门厅那里穿好外衣，上了街。
“找那个治虫子的老太婆干什么？我们那里又没有虫子。”医生说。
“谁跟你说治虫子了？我在跟您说这个，你给我扯那么远。不是虫子，是柴火。这个老婆子太精明了，很会做生意的。她可以买下一栋房子和屋架，然后都当柴火烧掉，这得算多少柴呀。小心一点啊，这里有点黑，别摔了。不过，这些地方，我是闭着眼睛都能走过去，这里的每块石头我都清楚得很。我就是这里的人。可是这里的篱笆都拆了，一切都变了样，倒像是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睁着眼睛也认不出来了。看看，这都成什么样了？原本古香古色的几栋小房子，被长满的灌木丛包围着。花园里边的小圆桌，还有长凳子都朽了，就这么在一旁放着。就在前两天，我路过一个几条巷子交汇处，看到一个老奶奶在一处荒废掉的地方正用拐杖挖着什么。我问她：‘老奶奶，您是在挖蚯蚓，准备钓鱼去吧？’天知道，我当时只是说句玩笑话。可那老太太却认真地回答说：‘老爷，我可不是挖蚯蚓，我在找野蘑菇呢。’说的真不错，现在的城市就跟森林里一样，到处都是发霉的树叶和蘑菇的味道。”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地方，是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吧？每次我路过那里都会有意外的收获。碰到过十几二十年没见的老朋友，找到点东西。听别人说，那个地方还会发生抢劫什么的。那里四通八达的，有很多路可以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发生这种事也不奇怪。先把你抢劫了，再把衣服给你扒了去，然后逃得无影无踪。”
“这灯也太暗了，怪不得有人把路灯叫紫斑，太贴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