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但这并没有妨碍拉拉的学业。从女子中学毕业后，她又进了专业培训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再过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就毕业了。
一九一一年的春天，拉拉的学生莉帕也中学毕业了。这时候她已经有了未婚夫，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名叫弗里津丹柯，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人家的少爷。父母对莉帕的婚事都很满意，唯一反对的就是她过早结婚，都建议她再等几年。为了这事儿他们没少争吵。莉帕奇卡从小就被家里人惯坏了，养成了一副古怪任性的小姐脾气，一有什么不高兴就和父母又哭又闹，捶胸顿足。
在这个富裕的家庭里，大家都把拉拉当成自己亲人一样对待，都已经忘了她替弟弟罗佳借的债，当然也从未有人提起过。
如果没有经常的开销，拉拉应该很快就能还清这笔债。这些开销的用途，拉拉都隐瞒了下来。
她背着帕沙，悄悄给他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毕竟他还在被流放。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帮助帕沙的母亲，老人家体弱多病，又爱吵吵闹闹的。另外她背着帕沙，替他向房东补贴点伙食和住宿费，尽量想办法减轻帕沙的个人开销。
帕沙的年纪要比拉拉稍微小一点点，他疯狂地爱着拉拉，什么事情都迁就着拉拉。在拉拉的坚决要求下，帕沙职中毕业之后，为了能进大学语言系学习，马上又开始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拉拉期望着，等明年他们俩都通过了国家考试，就可以举行婚礼了，然后一起到乌拉尔的省城工作，帕沙可以当男子中学教书，而她可以当一名女子中学的教师。
帕沙租住的单间宿舍就在艺术剧院附近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那是一幢新改建的房子，房东人也很好，是拉拉亲自找到并替他租下的。
一九一一年的夏天，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去度假，这一次是拉拉最后一次和他们同行。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胜过喜欢这里的主人，喜欢到了极度兴奋、忘乎所以。大家都知道这点，所以每一年的夏天都到这里旅游，在某种程度上对拉拉来说已经成了一种默契。当那列把他们载来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闷热的火车开走后，四周空旷而又静谧，空气中弥漫着甜美的香味，拉拉便会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从小火车站把行李装上大车，大家总会让她一个人步行去庄园，似乎在给她一个单独的机会好好感受这难得的惬意。杜普梁卡来的车夫穿着一件坎肩，肩膀下面露出红衬衣的两只袖子，一路上给大家讲着这里上个季度又发生的什么新闻。
拉拉沿着铁路路基旁的一条小路走着，那应该是条朝圣的圣徒踏出来的路吧，一会儿又拐进一条通到树林子里去的小径。这不，她又停下脚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尽情地呼吸着这旷野中弥漫着的浓郁的花香的空气，仿佛这空气比父母还要亲切，比爱人还要可爱，比书本更有智慧。有那么一瞬间，仿佛生命的意义就展现在拉拉面前。她这才明白过来，生命的意义，就是要解开大地非同一般的魅力之谜，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无力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那就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接替她完成这项事业。
这个夏天，拉拉肩上的工作任务很重，到这儿来的时候她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她变得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以前她可并不是这样的。这让原本活泼开朗、大大咧咧的她变得心胸狭窄。
科洛格里沃夫夫妇不放她走。她依然受到他们一家的亲切关怀。但自从莉帕长大独立以后，拉拉便认为在这个家里她是多余的了。她谢绝了薪水，他们却硬要她收下。虽然她很需要这笔钱，但寄居在人家家里，又白拿一份工钱确实是非常难为情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拉拉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虚伪，特别地难以忍受。她总觉得别人都把她当作累赘、包袱，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她很想离开，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都行，只要能摆脱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就行。但依照她的处世原则，离开之前必须得还清科洛格里沃夫的钱，可现在一时半会儿她也不知道可以从哪儿搞到这笔钱。她觉得这都是那个愚蠢的罗佳干的好事，她现在俨然已经成了罗佳过失的人质了，可她却没有半点办法，焦急得坐立不安。
她总有一种被人看轻的幻觉。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表现出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温顺听话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她呆在自己的静谧之中，没有人去打扰她，那又证明他们把她不当回事儿，渺小得无人理睬。
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大家一起娱乐。这里好多人都和他们一样，专程来杜普梁卡游玩的。她去游泳，到河上泛舟，参加河边的夜宵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尽情地跳舞。她加入了戏剧爱好者的演出，对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非常感兴趣，不过她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为此还经常开玩笑：可惜自己是个女子，不然还可以来一场决斗。然而越是玩得开心，拉拉的心里就越是感到难过。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的是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烦躁不安的感觉明显加剧了。和帕沙的小争执掺和进来，拉拉更加的烦闷不快（拉拉尽量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她把帕沙看作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语间总带着些教训人的口气，这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还有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拉拉的脑子里翻腾旋转。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非常厌烦，她感觉自己就快要疯掉了。她极力想要挣脱一切，抛开一切她所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去尝试、感受一些新的东西。终于，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她在一九一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她下定决心立刻就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这笔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就为这已经发生的事，还有这几年她努力争取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慷慨地帮助她，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更不附加任何龌龊的交换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藏着这个目的，准备到彼得罗夫大街去。临出门的时候，她把罗佳的那把已经上好子弹打开保险的左轮手枪放进了手笼，心想着，如果遭到他的拒绝、曲解或侮辱，她就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拉拉心慌意乱、异常不安地走着，对周围的一切她都没注意。早已盘算好的那一枪已然在她脑子里打响了，枪口瞄准的是谁这时已经无所谓了。她此时此刻能意识到的就只有这一声枪声。这一枪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的，这一枪也是射向她自己的，这一枪更是射向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橡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