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他们都平安到家了。但单凭这个也不能断言说外面的敌对行动已经停止了。一些地方还有军事行动，一些地方交通也没有恢复。医生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回到他挂念的医院去，他的《游戏人间》还有工作笔记都还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呢。
只有极少数的市区里，才有人们一大早跑出家，到附近的地方买面包。路上只要见着一个手拿牛奶瓶的人，便会有人围上去打听事从哪里买到的。
偶尔城市里会再次响起枪声，人们一听又是抱头鼠窜。大家都在猜，也许他们双方正在谈判，至于谈判顺利与否，大概就反映在这枪炮声的强弱上吧。
那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个晚上，已经九点多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他要到一个同事那里去，但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以前，这一带还是比较热闹的，可现在连人影都看不到几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飞快地走着。天上开始飘落一朵朵雪花，风也越刮越大，眼看着一场大风雪就要来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小巷子里穿梭着，记不清到底拐了多少次了。雪越下越大，渐渐地变成了暴风雪。要是在空旷的田野上，这种暴风雪早就呼啸着漫天飞舞了，可在这狭窄的小巷子里，却只能像是迷路了一样，在空中盘旋落下。
不论在精神世界中，还是在物质社会里，周围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一样的。或者远在天边，或者近在眼前，或者在天空之中，或者在大地之上，都是如此。还有一些枪声在做着最后的抵抗，但明显已经减弱了不少。远处的地平线上闪着一簇簇的火光，忽明忽暗。风雪卷起白雾一样的漩涡，盘旋在医生脚下。
十字路口处，一个报童腋下夹了一卷刚印出来的报纸从医生旁边跑过，嘴里不停地吆喝着：“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医生掏出钱递给他，说了声“不用找了”。小男孩好不容易才从裹着的纸卷里抽出一张，递给了医生。转眼间，又像刚才突然冒出来一样，消失在风雪中。
医生走到前面几步远的一个路灯下，想在这看看报纸上大概讲了些什么。
这份报纸只印了一面，讲的是一些政府公告，主要说彼得堡成立人民委员会和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之外，还有新政权颁布的法令、电报电话消息等等。
风雪吹得医生有些睁不开眼，灰色的雪粒不时地落到报纸上遮住上面的字。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继续读下去。他有些懵，被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震撼着，清醒不过来。
一定要想办法把消息看完。于是医生开始四处张望，想找一个既可以避避风雪又有光线的地方。他回到了那个让他摸不着南北的路口，就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他一旁的那栋五层高的楼房，大门上还镶嵌了玻璃，里面的前厅亮着灯。
于是，他赶紧走进大楼。就在灯下，专心地继续读手中的报纸。
突然，楼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有什么人正往楼梯口走，然后又有些犹豫地停下了脚步。那人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身跑了回去。这时一道门被打开了，接着传来的是两个人的说话声。楼道里回音太大，分辨不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紧接着呯地一声，门关上了。又是一阵下楼的脚步声，咚咚咚地跑下楼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专心致志地盯着手里的报纸，他并没有打算抬头去看这个陌生人。可是那个从楼上跑下来的人就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少年，看上去十八岁左右的样子。穿着一件鹿皮棉袄，就是西伯利亚地区常穿的，从里面翻出毛的款式。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少年的脸蛋黑黑的，两只眼睛又长又细，像是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看得出来他有些高贵的气质，聪明而又有灵气，脸上似乎还有一种来自异域或者混血人常有的表情。
这个孩子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竟然有些手足无措，他把医生认成了别的什么人。他有些局促不安，紧张得手足无措，好像知道他是谁，但又没好意思开口说话。医生想要消除这个误会，冷冷地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想用这种表情打消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有些窘迫，沉默着走到了大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有些松动的大门，再把门哗啦一声关上，朝大街上走去。
大概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起身出了门。他现在的脑子里塞满了报纸上的消息，全然已经忘记了刚才那个少年和要去拜访的同事。他径直往家里走去，路上突然被什么吸引住了。吸引医生的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可是意义重大了。
他看到，就在离家不远的人行道上，堆放着一堆木板和圆木。那边有个什么机关单位，这应该是把郊外的房子拆了，运过来作公家木柴用的。院子里已经堆不下了，这才放了一些在街道外面。有哨兵拿着枪在院子里看守，不停地走动着，不时地走到巷子里来。
哨兵刚刚从小巷里转回了院子，迎面刮来一阵强风，掀起迷雾般飞舞的雪花，趁着这个短暂的好时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飞快走到那堆木材阴暗的一边，慢慢松动这下面一根有些重的粗木桩。他憋足了劲儿，把木柱从下面抽了出来，扛到了肩上。他并没觉得有多重（自己愿意承担的担子，当然不觉得沉重）。他就沿着围墙下的阴影把木桩扛回了自己家里。
家里的柴火都已经用完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大锯把木桩锯开，然后再劈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木柴。接着便蹲到炉子边上，准备生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拉过来一把扶手椅子，坐在炉边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放在上衣口袋的报纸，递给了岳父：“您看过吗？还是看看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站起身。手里拿着小火铲，一边拨弄着炉子里的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就这么一下，就能如此巧妙地把糜烂了这么多年的溃疡给割掉了。如此直接地对这些非正义的东西做出了判决，这可是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都顶礼膜拜的。问题的关键之处，就是可以无所畏惧地解决掉这一切问题。这里包含了一种依旧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就像普希金一样，是那么的光明磊落，无可挑剔；又像托尔斯泰一样，坚持忠于事实，绝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你说什么？普希金？等等，等等。我先把它看完，一边听你说，一边看报纸，我可不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他以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才那一番自言自语是在对他说话。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要知道这个英明之处怎么表现，在哪里表现。如果说要开创一个新世界或新纪元，首先一定会划定相应的地盘。要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界，一定要和过去的一套做一个终结。他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整数，需要一张从没涂写过的白纸。”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如此，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从天而降的新启示。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半路突降；也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而是在不息的生活车轮下偶然撞到的日子。这就是它最绝妙的地方。世界上的伟大事件才会这么不合时宜地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