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表象
暴动包含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又什么都有。有一点点施放的电、猛然喷出的火焰、飘游的一种力、刮过的一阵风。这阵风遇到思考的头脑、幻想的神智、痛苦的灵魂、燃烧的激情、呼号的苦难，都一并席卷而走。
去哪里？
漫无目的。穿越政府，穿越法律，穿越他人的奢华和狂傲。
激怒的信念、挫伤的热忱、激起的义愤、压抑的好斗本能、狂热的青年勇气、侠义的盲目性、好奇心、见异思迁的倾向、期待意外事件的心理，以及爱看新戏报，爱听剧院布景工哨子声的情趣；还有种种无名的恼恨积怨、种种失意、认为命运舛错的虚荣、种种苦恼、想入非非、危机四伏的野心、在崩摧中寻觅出路者；在最底层，还有泥炭，这种能燃烧的污泥，凡此种种，都是暴动的成分。
最伟大的和最渺小的、在一切之外游荡并等待时机的人、居无定所的人、无业游民、街头流浪汉、夜晚睡在人家稀少的地段、只以寒云冷雾为屋顶的人、每天乞讨面包而不肯劳动的人、贫苦无告和身无长物的人、赤臂赤足者，这些都属于暴动。
任何人在心中蠢蠢欲动，要起而反抗国家、生活或命运的某件事，都贴近暴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激动得开始发抖，感到自身被旋风卷起来。
暴动是社会大气的一种龙卷风，它是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突然形成的，旋转着升腾奔驰，隆隆作响，无论碰到庞大的还是细弱的自然物、坚强的人还是意志薄弱的人、大树干还是小草茎，都要卷起来，一扫而光，摧毁，连根拔起，一齐带走。
它卷走的人，它碰到的人，无不遭殃！它会让他们相互撞击而粉身碎骨。
不知它把什么特殊的威力传给它抓住的人，让随便什么人充满力量去造时势。它把什么都变成投掷物，把砾石变成炮弹，把脚夫变成将军。
如果相信阴谋政治的某些断言，从政权角度来说，发生一点暴动倒是好事。推论是：暴动只要推翻不了政府，就能巩固政权。暴动能考验军队，凝聚资产阶级，拉动警察的肌肉，检视社会构架的坚固程度。这是一种体操锻炼，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就像人体经过按摩一样，会更加健康。
每件事都有一种自诩“通情达理”的理论；费兰特反对阿尔赛斯特［153］；在真理和谬误之间进行调解；解释，训诫，打折扣还显示点高姿态，因为混杂了谴责和谅解，就自以为十分高明，往往是不折不扣的迂腐之见。标榜不偏不倚的任何政治学派，都是从这里派生的。在冷水和热水之间，还有温水党派。这种学派貌似精深，实则浅薄，只剖析后果，不追究起因，站在半科学的高度，一味斥责广场上的骚乱。据这种学派称：“暴动给一八三○年的事件添乱，削减了几分这一伟大事件的纯洁性。七月革命是民众的一阵好风，刮过之后，天空骤然晴朗。然而，暴动又使天空阴云密布，这场一致拥护的革命本来十分出色，结果在争吵中大为减色了。七月革命同任何急促的进步一样，筋骨多处受了内伤，一经暴动触碰就疼痛难忍了。人们可以说：‘噢！这处断裂了。’七月革命之后，人们只感到解放了；暴动之后，人们则感到灾难。
“每逢暴动，店铺就关门，资金就减少，证券交易就萧条，生意就中止，企业就停顿，结果纷纷破产，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受到威胁，国家信贷动摇了，工业生产紊乱，资本紧缩，工资降低，各地人心惶惶，殃及到每一座城市。这样，全国就危机四伏。有人计算过，暴动每一天，法国损耗两千万，第二天四千万，第三天六千万。持续三天的暴动，就损失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仅从财政后果来看，就等于一场大灾难，即洪水泛滥，或者吃一次大败仗，一支拥有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歼灭。
“当然，从历史角度而言，暴动自有它的美；论场面宏伟和悲壮，石垒战并不逊于丛林战：一种有森林的灵魂，另一种有城市的心灵；一种有约翰·朱安，另一种有贞德。暴动将巴黎性格的最突出特质：慷慨、忠勇、乐观和豪放，映得通红，显得十分壮观，照见表明勇敢是智慧的一部分的大学生、毫不动摇的国民卫队、店铺商贩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藐视死亡的行人。学校和宪兵团相冲突。双方的战士之间，归根结底只有年龄的差异；他们是同一种类，全是坚忍不拔的人，二十岁为理想而牺牲，四十岁则为家庭而死。在内战中，军队总是愁眉不展，以谨慎克制对付英勇果敢。暴动既显示了民众的大无畏精神，也训练了中产阶级的勇气。
“这固然不错。可是，这一切就值得流血吗？岂止流血，前途也黯淡了，进步受到损害，最善良的人惴惴不安，正直的自由派失望了，外国专制主义看到革命自我伤害便幸灾乐祸，而一八三○年的战败者又神气起来，说什么：‘我们早就有言在先！’还有，巴黎也许扩大了，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有，干脆把话说透，自由变得疯狂，维护秩序的力量则变得野蛮凶残，往往大肆屠杀，虽然战胜了自由，却也染上了不光彩的血污，总而言之，暴动总是祸国殃民。”
那些近乎明智的人士这样讲，而中产阶级，那些近乎民众的人，也乐得吃这颗定心丸。
至于我们，我们要摈弃“暴动”一词：这个词意思太宽泛，使用也太随便。我们要区分一场民众运动和另一场民众运动。且不说一次暴动的耗费是否超过一场战役。首先要问一问：为什么要打仗？这里就提出了战争的问题。战争这种祸患，难道就比暴动这种灾难轻吗？七月十四日革命，即使耗费一亿两千万，那又怎么样呢？让菲力浦五世［154］在西班牙登基，法国耗资二十亿。即使代价一样，我们也宁愿用在七月十四日上，况且，我们也排除这些数字：数字貌似论据，其实只是空话。既然是一次暴动，那么我们就剖析暴动本身。上述这套空论式的异议，也只谈及后果，而我们却要追究起因。
我们阐明如下。
二 问题的实质
有暴动，还有起义，这是两种愤怒：一种不当，另一种正当。惟一建立在公正上的民主政体，有时也会发生一小撮人篡权的情况，于是全体起而攻之，要讨回权利，必要时还拿起武器。凡是属于集体主权的问题，全体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乱；要看土伊勒里宫容纳的是国王还是国民公会，才能决定对它的进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人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155］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156］则是对的。表象类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卫错误的东西，波拿巴则保卫正确的东西。全体在自由和主权的情况下决定的一切，不能由街头暴乱来改变。纯属文明的事物也是如此；民众的本能，昨天清醒，明天又可能混乱。同样的愤怒，反对特雷［157］就是正当的，反对杜尔哥［158］就是荒谬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捣毁船坞，聚众闹事，不公正地对待进步的人民，学生杀害拉缪［159］，有人用石头将卢梭赶出瑞士［160］，这些行为就是暴乱。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福基翁［161］，罗马反对西庇阿［162］，巴黎反对巴士底狱，这些都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正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世界。将一个世界赠送给人类文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光明，因此任何抗拒都是犯罪。有时，人民就曲解对自我的忠诚。群众背叛人民。例如：私盐贩子不惜流血长期抗争，为正当利益长期反抗，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得救的日子，即人民胜利的时刻，他们却投靠王室，转变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岂非咄咄怪事！愚昧无知的可悲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领上还套着一段绳索，就戴上白徽章。“打倒盐税局”的口号却生出“国王万岁”的口号。圣巴泰勒米节惨案的杀手、九月惨案的凶手、阿维尼翁惨案的刽子手；杀害科利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勒夫人的凶手、杀害勃吕讷的凶手［163］；米克莱［164］、绿徽章［165］、辫子兵［166］、热愚帮［167］、袖章骑士［168］，这些全是暴乱。旺岱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乱。
人权行动的声响可以辨识，并不一定总是发自骚乱群众的颤抖；有疯狂的愤怒，有破裂的铜钟；不见得警钟都能发出青铜之音。狂热和无知的骚动，绝非进步的震荡。“起来，”这没错儿，但是要为了成长壮大。指给我看看你要走的方向。只有向前才算起义。任何别种“起来”都不好。凡是猛然倒退就是暴乱；倒退，就是反对人类的一种暴行。起义就是真理的震怒。起义掀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花。这些路石只给暴乱留下烂泥。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埃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由此可见，正如拉法耶特所讲的，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说起义可能是最神圣的义务，那么暴动就可能是滔天大罪。
热量的程度也有差异：起义往往是火山，暴动往往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出现在政权内部。波利尼亚克是暴乱者；卡米尔·德穆兰是治理者。
有时，起义即起死回生。
一切问题由全民公决，这完全是现代方式；在此之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践踏、人民受苦难的事实，每个时期都附有可行的抗议。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没有起义，却有尤维纳利斯［169］“愤怒”［170］接替了格拉库斯［171］兄弟。
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有发往赛伊尼的流放者［172］，也有写《编年史》的人物［173］。
且不说帕特莫斯的那个巨大的流放者［174］，他也同样，以理想世界的名义，强烈抗议现实世界，将幻觉化为一种惊天动地的讽刺，将世界末日的烈焰反光投向罗马—尼尼微、罗马—巴比伦、罗马—塞多姆［175］。
约翰站在岩石上，犹如斯芬克司蹲在基座上；世人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用的是希伯来文；然而，撰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准确些，他是罗马人。
尼禄之流的暴君统治一片黑暗，就应当用同样的色调描绘出来。单凭刻刀雕刻出来，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必须为之上色，将凝练犀利的散文倾入刻痕里。
独裁者有助于思想家的思索。受束缚的言论别具一种威力。君主强迫民众缄默的时候，作家就两倍三倍地加强自己的文笔。一种神秘的丰满，从这种缄默中产生出来，在思想中过滤，并凝固成为青铜体。历史上的高压政策，在历史学家身上压制出精确性。某一名作如花岗岩一般坚硬，无非是暴君重压的结果。
在暴政统治下，作家被迫缩小范围，从而也就增聚了力量。西塞罗的和谐复合句，在威勒斯案件［176］上勉强够用，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会显得迟钝了。语句紧缩，就增加了打击力度。塔西陀收缩着手臂思考。
一颗伟大心灵的正直，在正义和真理上高度凝结，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顺便说一句，要知道在历史上，塔西陀和凯撒并没有同世遇合。给塔西陀保留了提比略之类的皇帝。凯撒和塔西陀是相继出世的两位人杰，仿佛避免相遇，这是掌握岁月舞台上下场的主宰的神秘安排。凯撒是伟人，塔西陀也是伟人；上帝不让这两个伟人相互撞击。伸张正义的审判官若是抨击凯撒，就可能做得过火，有失公正。上帝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消灭奇里乞亚［177］海盗的行动、将文明带给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功绩，这一系列的光荣遮蔽了鲁比科内河事件［178］。这其中显示一种微妙的天公地道，不忍放手让铁面无私的历史学家去评说杰出的侵略者，让塔西陀饶过凯撒，向这位天才提供减轻罪过的情节。
当然，即使由天才的独裁者统治，专制主义依然是专制主义。在杰出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问题；不过，在寡廉鲜耻的专制者统治下，这种精神瘟疫就更加丑恶了。在这些朝代，毫不掩饰无耻的行径；而由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创制典型事例的人，鞭挞这种无可辩驳的卑鄙无耻，对人类则更有裨益。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179］统治时期，比在苏拉［180］统治时期感觉还要糟。在克劳狄［181］和多米蒂阿努斯［182］统治时期，卑鄙下流变成畸形，同暴君的丑恶相得益彰。奴隶的卑劣是专制者一手造成的；散发臭气的这些腐烂心灵，正是主子的写照；政权污浊，心胸狭窄，天良平庸，灵魂恶臭；卡拉卡拉［183］朝代如此，康茂德［184］朝代如此，埃拉加巴卢斯［185］朝代也如此；然而在凯撒朝代，罗马元老院中只散发出鹰巢所特有的粪味。
于是，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人出世了，尽管表面看来迟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时刻，宣教者才出现。
不过，尤维纳利斯和塔西陀，跟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还是个人行为；而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错误，有时正确。
一般情况下，暴动的缘起是一种物质因素，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是马萨尼埃洛［186］，而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而暴动靠近肠胃。肚子发火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错了。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比藏赛［187］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也符合正义，但仍旧还是暴动。为什么呢？因为实质有理，而形式错误。虽然有理，但是野蛮凶残；虽然强大，但是胡作非为，如同一头失明的大象横冲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让安分的百姓和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滥杀无辜，方式极糟。
凡是拿起武器的抗议行动，即使完全正当，即使像八月十日那样，像七月十四日那样，起初都难免有些混乱。在正当权利显示出来之前，总是波涛汹涌，泥沙泛起。起义的初期是暴动，正如江河的源头是激流。暴动通常要流入革命这片海洋。然而有时，起义由绝对纯洁的理想白雪构成，俯临精神天际、正义、明智、理性和人权，从高山出发，水如明镜映现蓝天，从岩石倾泻到岩石，流经越远越壮阔，汇集百川，形成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不料忽又注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如同莱茵河流入沼泽。
这一切已成过去，未来当是另一番景象。全民公决的高妙之处，就是能从原则上消除暴动，又把投票权给了起义，从而解除了起义的武装。这样，战争就化解了，既没有街垒战，也没有边境战争了，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而且，起义在什么方面与暴动不同，地道的资产者不大了解这种细微差异。在他们看来，全是叛乱，不折不扣地犯上作乱，是豢养的狗起而反抗，要咬主人，因此必须惩罚，锁起来关进窝里，任其狂吠和嚎叫，直到有一天，狗的脑袋突然大起来，在昏暗中隐约变成了狮子头。
于是，资产者高呼：人民万岁！
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对历史而言，一八三二年六月运动，究竟是一场暴动呢？还是一场起义呢？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可怕事件的场面来看，我们很可能说这是暴动，但仅仅为了指明表面现象，而我们始终区分暴动形式和起义实质。
一八三二年这场运动爆发得迅疾，止熄得凄惨，显得极其伟大，就连认为这无非是一场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从尊敬的口气谈论。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一八三○年的余波，说什么激发起来的想像力，一日工夫不可能平静下来。一场革命不可能陡直切断，总要拖一段波动，直至平复状态，譬如高山逐渐趋缓而接平原。有阿尔卑斯山脉，则必有汝拉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则必有阿斯图里亚斯山。
近代史上这场激动人心的危机，巴黎人称为“暴动时期”留在记忆里，在本世纪历次暴风雨的时日中，这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段。
最后再讲几句，就进入情节了。
我们要讲述的事情，属于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现实，但因时间和空间有限，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我们却要着重介绍，这恰恰是生活，是人的悸动和震颤。我们似乎讲过，小事情，可以说是大事件的枝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这类小事，在所谓暴动时期数不胜数。司法进行了调查，但是出于另种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全部披露，也许没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况公布了，已为人所知，但是还有些事情根本无人知晓，还有些事实，经历者不是遗忘，就是故去了，我们要揭示出来。这些壮丽场面的角色，大多数已经下世了；而且事后第二天，他们就沉默了；不过，我们要讲述的情况，可以说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有些名字变了变，因为历史旨在讲述，而非告发，但我们描绘的是真事。囿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能指明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的一个侧面、一段插曲，当然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掀起幽暗的幕布，力图让读者瞥见这场可怕的社会风波的真相。
三 一次葬礼：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季，霍乱肆虐了三个月，人们的思想变得冰冷，躁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一片说不出来的死气沉沉，尽管如此，巴黎早就孕育着一场大动荡。我们说过，这座大都市好似一门大炮，既已上好炮弹，只需落下一点火星，炮弹就会发射出去。一八三二年六月份，这颗火星，就是拉马克将军［188］之死。
拉马克是个有名望有作为的人物。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相继表现出两个时期所需要的英勇：战场上的英勇和讲坛上的英勇。当年他在战场上骁勇无敌，后来在讲坛上也才辩无双，让人感到他的谈锋是把利剑。他同前任伏瓦［189］一样，先是高举令旗，后又高举自由的旗帜，因为能抓住未来的契机而受人民爱戴，又因为效忠过皇帝而受民众爱戴。他同杰拉尔和德鲁埃两位伯爵一样，是拿破仑“心中”［190］的元帅。一八一五年的条约，就仿佛冒犯了他本人，气得他火冒三丈。他同威灵顿不共戴天，这种切齿的仇恨深得民心；而且，十七年来，他几乎不关心发生什么事件，始终威严地保持滑铁卢战役的那副忧伤神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弥留之际，他还紧紧抱着百日军官们赠给他的那把剑。拿破仑临终的话是：“军队”，拉马克临终的话则是：“祖国”。
他的死原在意料之中，但是人民怕他死，认为是一大损失，而政府也怕他死，认为是一次危机。他的去世令人悲痛。如同一切悲伤的事，这次悲痛就可能转化为反抗。而且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
确定六月五日安葬拉马克，在头天夜里和这天早晨，灵车要经过的圣安托万城郊区就呈现一副凶相。这里纵横交错的街巷人声沸腾。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武装过来。有些细木工把刨床的铁夹取下，“好用来砸门”。其中一人弄了一个鞋匠的铁钩，砸掉钩子，磨尖铁柄，做成了一把匕首。另一个人“攻击”心切，一连三天穿着衣服睡觉。一个同行问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匠：“你去哪儿？”“真的！我还没有武器呢。”“那怎么办？”“我去工地拿我的卡钳。”“干什么用呢？”“不知道。”龙比埃答道。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员看见工人经过，就招呼一声：“喂，过来一下！”他花几苏请人家喝酒，又问道：“你有活儿干吗？”“没有。”“那你就去菲勒皮埃尔家，在蒙特伊城关和夏龙城关之间。到那儿能找着活儿干。”在菲勒皮埃尔家能找到子弹和武器。有些知名的头头在“赶驿站”，就是挨家奔走，召集他们的人员。在王位城关附近的巴泰勒米酒吧，在卡佩勒公馆、小帽子馆，喝酒的人相互攀谈，表情都非常严肃。只听他们说道：“你的手枪在哪儿呢？”“掖在外衣里面。你的呢？”“掖在衬衣里面。”在横街，罗兰作坊前面，焚屋的院子里，还有在贝尼埃工具厂前面，一伙伙人在窃窃私议。可以注意到，一个叫马伏的人最激烈，他在一个车间干活从来超不过一周，准被老板打发走，“因为每天都得跟他争吵”。第二天，马伏在梅尼蒙当街被杀害了。马伏的助手卜雷托，也在斗争中丧命。有人问：“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就回答：“起义。”一群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即派到圣马尔索城关的革命委员，他们几乎公开对口令。
且说六月五日这天，时而下雨，时而出太阳，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列穿行巴黎，动用了正规的军队仪仗队，并为预防不测而增加了一点兵力。护送灵柩的有两个营官兵，军鼓都披着黑纱，枪口朝下背着枪；还有挎着战刀的一万名国民卫队队员，以及国民卫队的炮队。灵车由一队青年拉着行进，残废军人的军官手持月桂树枝，紧紧跟在后面。随后便是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乱纷纷，闹哄哄，一个个神态怪异，有人民之友社成员、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还有各国的流亡者，打着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等国旗帜，还打着横条三色旗，以及五花八门的旗号，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石匠和木匠这时候也罢了工，有些人头戴纸帽，一看便知是印刷工人，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几个人还挥舞着战刀，队伍时而混乱，时而成行，没有秩序，但是却万众一心。一伙伙人自行挑选出头头；一个公然别着两把手枪的男子，仿佛在检阅其他人，而队列在他面前都自动闪避。在大马路的横街，只见树上，阳台上，窗口，屋顶上人头攒动，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眼里充满不安的神色。武装起来的群众走过，惊恐不安的群众观望。
政府也密切注视，而且手按着剑柄注视着。人们望得见路易十五广场那边，有四队骑兵，军号手在排头，个个挎着装满的弹盒，长短枪子弹上了膛，跨马立鞍，只待一声令下就进发；拉丁区和植物园那边，还有保安警察，布置在每条街上；酒市场那里有一队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团半数守在河滩广场，半数守在巴士底广场，第六龙骑兵团布置在切莱斯廷河滨路，卢浮宫院内也驻满炮队。其余部队在军营里待命，这还不算巴黎周围布防的各团队。政府心惊胆战，在市内掌握两万四千军队，城郊掌握三万军队，将这些兵力悬在气势汹汹的群众头上。
送葬队伍中流传各种消息。有人谈论正统派的阴谋诡计；有人谈论赖希施泰特公爵［191］，正当群众指望他重振帝国大业的时刻，上帝却要夺去他的性命。一个没有暴露身份的人物宣布，到了预定时间，两个被争取过来的工头，要向人民打开一个兵工厂的大门。大多数参加者没有戴帽子的额头上，最突出的表情是略显疲惫的激动。群众激动万分，但又正义凛然；当然也能看到队列里混着几张十足歹徒的嘴脸，他们口出秽言：去抢啊！有时搅动沼泽底，水中就升起云状的浑汤；这种现象，对“干练的”警察来说毫不陌生。
送葬队列从灵堂出发，以缓慢而激动的步伐，沿着大马路一直走到巴士底广场。天上不时落一阵雨，但是群众毫不在意。接连发生好几次意外事件：灵柩围着旺多姆纪念柱绕一周时，有人望见费茨—詹姆斯公爵［192］头戴帽子，站在阳台上，便向他投石块；一只高卢雄鸡［193］被人从一面民间旗帜上拔下来，扔到泥坑里；在圣马尔丹门，一名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团的一名军官高声说道：“我是共和派”；综合工艺学院学生冲破禁令［194］，突然出现，引起一阵阵高呼：综合工艺学院万岁！共和国万岁！这些都是送葬途中的插曲。看热闹的人群气势汹汹，拉成长长的队伍，从圣安托万城郊大街下坡，到巴士底广场同送葬队伍汇合，一时群情激昂，开始沸腾起来了。
只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瞧见了吧，那个留红山羊胡子的人，就是他下令什么时候开枪。”后来在另一次暴动，即格尼赛事件［195］中，那个红山羊胡子似乎又执行同样任务。
灵车过了巴士底广场，沿着运河走一段，过了小桥，到达奥斯特利茨桥头空场，便停下来了。此刻若是鸟瞰，这一群众场面真像一颗彗星，头在桥头空场，长长的尾巴沿着布尔东河滨路扩展，覆盖巴士底广场，再由大马路一直拖到圣马尔丹门。灵柩围了一圈人。乱哄哄的场面静下来。拉法耶特致悼词，向拉马克告别。这是感人而庄严的时刻，每个人都脱下帽子，每颗心都怦怦跳动。忽然，人群中出现一个黑衣骑马人，手中举着一面红旗，有人说是长矛挑着一顶红帽子。拉法耶特转过头去，艾克塞尔曼［196］离开送葬队列。
那面红旗掀起一阵风暴，旋即消失。从布尔东大马路到奥斯待利茨桥，人声鼎沸，犹如汹涌的浪涛。两声喊叫异常洪亮：“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法耶特去市政厅！”在群众的喝彩声中，一伙青年拉起拉马克的灵车，上了奥斯特利茨桥，另一伙青年将拉法耶特扶上一辆公共马车，牵着沿莫尔朗河滨路驶去。
在围住欢呼拉法耶特的人群中，有人发现一个德国人，就指给大家看；那人叫路德维格·斯尼德尔，参加过一七七六年战争，在华盛顿麾下在特伦顿打过仗，还在拉法耶特麾下在布兰迪万［197］打过仗，后来一直活到一百岁。
这时，守在河左岸的保安警察马队动起来，堵住桥头通道，右岸的龙骑兵也开出切莱斯廷，沿着莫尔朗河滨路布列。人群牵着拉法耶特乘坐的马车，拐上河滨路时，忽然发现那些骑兵，就连声喊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默默地缓步前进，脸色阴沉地等待着，但是手枪还装在皮套里，马刀还插在鞘中，短枪托还由马鞍上的皮套托着。
距小桥有二百步远时，他们勒马停下。拉法耶特乘坐的马车迎头朝他们驶去。龙骑兵队列分开，让过马车又合拢来。这时，龙骑兵和群众遭遇了。妇女们都惊慌逃散。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两片乌云相交混的阴暗时刻。有人叙述说，听到武器库那边吹起了冲锋号，还有人叙述说，有个孩子用匕首刺了一名龙骑兵。事实上是突然开了三枪：第一枪打死了骑兵上尉绍莱，第二枪打死孔特卡普街上一个正关窗户的聋老太婆，第三枪擦破了一名军官的肩章。有个女人喊了一声：“动手太早啦！”形势陡变，只见莫尔朗河滨路对面，一队留在兵营的龙骑兵冲出来，挥动马刀，横扫巴松石街和布尔东大马路。
至此，风暴骤起，势态已成定局了。投掷的石块如雨点一般，枪声大作，许多人冲到河岸下面，跨过如今已填塞的一条小河汊，上了卢维埃岛［198］的工地。这个现成的巨大堡垒，立即布满了战士，他们有的拔木桩，有的打手枪，霎时间一条街垒就起来了。被赶回的青年拖着灵车，又跑步过了奥斯特利茨桥，向保安警察冲去；骑警赶来，龙骑兵挥舞马刀。人群四处逃散，巴黎四面八方响起战争的喧嚣，人人高喊：拿起武器！众人奔突，跌跌撞撞，逃跑的逃跑，抵抗的抵抗。愤怒煽起暴动，如同火借风势。
四 沸腾的场面历历在目
世上的奇事，莫过于一场暴动的初发。四面八方一齐发难。早有预见吗？不错。早有准备吗？从哪儿爆发的？街道。从哪儿降临的？自天而降。在此处，起义具有密谋性质，在另一处又是自发的。随便一个人把握住群众的潮流，就可以随意引导。乍一开始，大家惊恐万状，又异常兴奋。先是喧闹鼓噪，店铺关门，摆摊的商贩纷纷撤离；继而零星几声枪响，有人逃跑，枪托砸大门咚咚山响，宅院里传出女佣人的笑声和话语：“这回可有热闹看啦！”
不过一刻钟的工夫，在巴黎多少地点，几乎同时发生这种情况。
布列塔尼会圣十字街，二十来名留胡子蓄长发的青年，走进一家咖啡馆，不大工夫又出来，打了一面横条三色旗，旗上系条黑纱，三个拿着武器的人领头：一个头持马刀，一个端着手步枪，第三个扛着长矛。
在诺南提埃街，有一个中产阶级模样的人穿戴相当体面，腆着肚子，嗓音洪亮，已经秃了顶，留着黑胡子，髭须硬硬的翘起，他就公然向过路人散发子弹。
在圣彼得—蒙马特街，一伙赤臂的汉子扯着一面黑旗行走，旗上写了几个白字：“共和或死亡”。在守斋者街、钟面街、骄山街、芒达街，都出现一伙伙人，挥动旗帜，只见上面写着带数字的“分部”。其中有一面旗帜，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条窄得几乎瞧不出来的白色。
在圣马尔丹大街，一个武器工厂遭抢劫，还有三家武器店被抢：一家在美堡街，第二家在米歇尔伯爵街，第三家在神庙街。群众上千只手，几分钟的工夫，就抢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双响的，还抢走了六十四把马刀、八十三支手枪。为了武装更多的人，就一人拿步枪，卸下刺刀给另一个人。
在河滩广场路对面，一些拿短枪的青年到妇女家中去射击，其中一人还有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门铃，进人家里上子弹。经历这种事的一名妇女叙述说：“原先我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还是我丈夫告诉我的。”
在圣母升天会老修女街，一帮人冲进一家古玩店，抄走了土耳其弯刀和武器。
一个泥瓦匠被枪打死，尸体就躺在珍珠街头。
继而，右岸、左岸、河滨路、大马路、拉丁区、菜市场街区，一群群人气喘吁吁，有工人、大学生、居民，他们念公告，高喊：“拿起武器！”打碎路灯，给拉车的马卸套，翻起铺路的石块，砸开人家的大门，拔下树木，搜索地窖，滚动着推出酒桶，堆起石块、碎石子、家具、木板，造起一道道街垒。
人们强迫有产阶级帮忙。他们闯进住户，要主妇把外出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用白垩粉在门扇写上：“武器已交出”。有的人拿了刀枪，还在收条上“签了名”，并交代一句：“派人明天去市府领取。”街头单独执勤的岗哨、前往市府的国民卫队队员，全被解除了武装。军官的肩章也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一名国民卫队军官，被一群挥舞棍棒和花剑的人追得走投无路，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户人家，直到天黑才换了装溜走。
在圣雅克街区，一群群大学生从公寓出来，沿着圣雅散特街上坡去进步咖啡馆，或者沿马图林街下坡去七球台咖啡馆。有些青年在那里，站在门前的石桩上分发武器。有人赶到特朗斯诺南街的工地，抢走材料去建街垒。只有一处居民抵制，在圣阿乌瓦伊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拐角，他们动手拆除了街垒。只有一处起义者退却了，他们在神庙街同国民卫队的一个支队交火后，便丢下刚开始构筑的街垒，沿着制绳场街逃跑了。那个支队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盒步枪子弹和三百发手枪子弹。国民卫队将红旗撕成条条，挑在他们的刺刀尖上。
我们在这里从容逐个叙述的事件，当年却是在一片喧嚣沸腾声中，在城中各处同时爆发的，犹如一大阵滚雷声中无数道闪电。
不到一小时，仅在菜市场街区，就有二十七道街垒拔地而起。位于中心的那栋五十号楼房，正是雅纳［199］和一百零六名战友的堡垒，一侧有圣梅里街垒，另一侧有摩布埃街街垒，从而控制三条街：阿尔西斯街、圣马尔丹街，以及正对面的欧伯里屠户街。两道折尺形的街垒，一道从骄山街折向大丐帮街，另一道从乔弗鲁瓦—朗日万街折向圣阿乌瓦伊街。这还不算巴黎其他二十个区，沼泽区、圣日内维埃芙山的无数街垒；梅尼蒙当街街垒上，有一扇卸下来的大门；在天主医院小桥附近那道街垒，是由卸了套并掀翻的苏格兰大车等构筑的，离警察总署才三百步。
在乡村乐师街街垒那里，有一个穿戴体面的男子在向工人发钱。在格雷内塔街街垒，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他将一卷东西，好像是一卷钱币，交给街垒头领模样的人，说道：“喏，拿去花吧，买葡萄酒什么的。”一个没有扎领带的金发青年，从一个街垒到另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一个青年手提马刀，头戴警察蓝帽，正在分派岗哨。街垒里侧的酒馆和门房，全改为警卫室。此外，暴动的举措，完全符合最高明的军事战术。选择的街道令人赞叹，又狭窄又不平整，曲里拐弯，斗折蛇行；尤其菜市场周围，街巷如网，比一片森林还要错综复杂。在圣阿乌瓦伊街区领导起义的，据说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蓬索街遇难，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巴黎地图。
暴动的真正领导者，是弥漫空间一种莫名的狂热情绪。这次起义突如其来，一只手筑起街垒，另一只手占领了驻军的几乎全部据点。起义群众就像燃烧的一条火药长蛇，迅速蔓延，不到三小时，在右岸就侵占了武器库、王宫广场区政府、整个沼泽区、波潘库尔兵工厂、加利奥特厂、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所有街道；在左岸侵占了老军营、圣佩拉吉、摩贝尔广场、双磨坊火药库和全部城关。到了傍晚五点钟，他们又控制了巴士底、内衣和床上用品商业区、白外衣商业区；他们的侦察员摸到了胜利广场，威胁到法兰西银行、小神甫兵营、驿站旅馆。巴黎三分之一的区域属于暴动。
每一处斗争规模都很大：解除军人武装，搜查住宅，火速夺取武器商店，总之，投掷石块开始的战斗，必然用刀枪继续下去。
将近傍晚六点钟，鲑鱼巷变为战场。暴动占一端，军队占另一端。双方从一扇铁栅门向另一扇铁栅门射击。一个观察者，梦幻者，即本书的作者，曾靠近火山观看，恰巧落入那条小巷，受到两面火力的夹击，只有间隔店铺的那种鼓起的半圆柱可避子弹，他在那尴尬的境地待了半小时左右。
这期间，国民卫队队员听到集合鼓声，都急忙换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队从区公所出动，步兵团队也出了兵营。在船锚巷对面，一名军鼓手挨了一匕首。另一名军鼓手在圣拉扎尔谷仓街被干掉。在米歇尔伯爵街，接连倒下三名军官。好几名市府卫队士兵，走到伦巴第人街被打伤，又赶紧退回去。
在巴塔夫死巷前，国民卫队的一个小分队发现一面红旗，旗上写着“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的字样。这果真是一场革命吗？
这次起义将巴黎中心区变成内部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巨大堡垒。
那儿就是核心，那儿显然就是问题的症结。其余地方只不过是小冲突。表明那里决定全面的，正是那里还没有开始战斗。
有几团军队士兵情绪不稳，这就给这场危机增添几分令人心惊胆战的晦暗。他们还记得一八三○年七月，民众多么热烈欢呼五十三团保持中立。两个久经大战考验的英勇无畏的人，德·洛博元帅和比若将军，一主一副，指挥各部军队。由几营兵力组成的巡逻大队，在国民卫队几个连的护卫下，由一名挎着绶带的警官开路，前往起义地带的街道侦察。起义者这方面，也在十字街头的拐角布置了前哨，还大胆地往街垒外面派遣巡逻队。两边营垒相互审视观望。政府方面，手中掌握军队，但还在犹豫。天快黑了，只听圣梅里教堂开始敲警钟了。当时的国防大臣苏尔元帅，曾经参加过奥斯特利茨战役，他阴沉着脸注视这局面。
这些老水兵只习惯正规布军作战，他们的方法和指导只有战术这一打仗的指南针，现在面对所谓众怒的这种万顷浪涛，就完全不知所措了。革命的风向无法掌握。
郊区的国民卫队匆忙赶来，一片混乱。第十二轻骑兵团一个营从圣德尼快马赶到，第十四团队也从弯道赶来；一门门大炮则从万森炮台拉下来。
土伊勒里宫却一片孤寂。路易—菲力浦处之泰然。
五 巴黎的古怪
我们说过，两年以来，巴黎不止一次见识过起义。在一场暴动期间，一般来说，除了起事的街区，巴黎外观总是平静得出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巴黎总能很快适应——无非是一次暴动——巴黎百业繁忙，哪有工夫为这点小事儿分神。惟独这类大都市，才能呈现这种景象。惟独这类巨大的城池，才能同时容下内战和莫名其妙的宁静。每次爆发起义，每当听见军鼓声、集合令和总动员令，店铺老板通常总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像又闹起来了。”
或者说：“圣安托万城郊那边。”
他还往往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反正那一带吧。”
过了一阵，又清晰传来密集的枪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凄厉喧扰，店铺老板则说：“事情严重啦？咦，事情严重啦？”
再过一会，如果暴动的势头更大，渐渐迫近了，他就慌忙关闭店门，赶紧套上制服，也就是说，确保货物安全，拿生命去冒险。
在十字街头，在通道上，在死巷里，双方对射，争夺街垒，夺取又丢掉，再夺回来；鲜血流淌，房舍的门脸打得弹痕累累，有人在内室也被流弹打死，尸体堵塞街道。然而，离那儿只有几条街，咖啡馆里还传出打弹子的声响。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看热闹的人又说又笑；剧院还开门，照样演出闹剧。出租马车还揽客行驶；有人进城去赴宴，有时就去正在打仗的街区，一八三一年那次，有一处射击停止了一会儿，好让婚礼的队列过去。
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那次起义，一个有残疾的小老头在圣马尔丹街上推一辆小车，车上装着盛满饮料的玻璃瓶，用一块三色破旗布盖着，他从街垒走到军队，又从军队走到街垒，不偏不倚，时而向政府，时而向反政府供应一杯杯椰子汁。
简直怪极了，而这正是巴黎暴动的特色，在任何其他国都也见不到。这必须具备两种条件：巴黎的伟大及其欢快。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然而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这次，刚一动武，这座大都市就感到有什么比它更强大的东西，于是害怕了。只见各处门窗和窗板在大白天都关着，连最偏僻和最“无关”的街区也不例外。勇敢的人拿起武器，胆小鬼就躲起来。只顾去办事而漠不关心的行人不见了。许多街道都空荡荡的，就好像凌晨四点钟。大家传递着引起人心惶惶的情况，传播着凶多吉少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经占领了银行”；“仅仅在圣梅里修院，就有六百人，以教堂为雉堞固守”；“防线并不牢固”；“阿尔芒·卡雷尔去见克娄泽尔元帅，元帅说：‘首先设法争取一团人马’”；“拉法耶特病了，但是他对他们说：‘我听你们的吩咐，只要有放一张椅子的地方，追随你们到哪儿都行’”；“千万当心，夜晚有人抢劫巴黎偏僻角落的散居人家”（从这里能看出警察的想像力，那位同政府勾结的安娜·拉德克利夫［200］）；“欧伯里屠户街布置了大炮”；“洛博和比若一同商榷，决定午夜，最迟拂晓，组织四路人马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发，第一路从巴士底出发，第二路从圣马尔丹门出发，第三路从河滩广场出发，第四路从菜市场出发；部队也许撤离巴黎市区，退到演兵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来势凶猛”。——“苏尔元帅还游移不决，大家对此深为忧虑。”——“为什么他不立刻进攻？”——“可以肯定他深谋远虑。那头老狮子，在昏暗中仿佛嗅到了一个怪物。”
到了晚上，剧院不开门了；巡逻队气势汹汹，在街上走动，盘查行人，逮捕形迹可疑者；刚到九点钟，就抓起来八百多人；警察署监狱爆满，裁判所附属监狱爆满，强力监狱爆满。尤其裁判所附属监狱，在那人称巴黎街道的长长地道里，全铺上了麦秸，躺着一堆堆囚犯，而里昂人拉格朗日［201］无所畏惧，正向囚犯们演讲。所有人一动弹，打地铺的麦秸哗哗响，就像下一阵暴雨。别处监狱更惨，囚犯相互偎依，就睡在院子里。到处人心惶惶，这种动荡的气氛，在巴黎是少见的。
居民在家里门窗紧闭；做妻子和母亲的都提心吊胆；听到的全是这种话：“噢！上帝啊！他还没回家！”远处难得传来车辆行驶的声响。居民站在门口，倾听外面的喧闹、呼喊、乱哄哄的嘈杂声，低沉而难以分辨，他们听见点什么就说：“那是马队。”或者：“那是弹药车在飞跑。”军号声、鼓声、枪声，而圣梅里教堂的警钟尤为凄厉。人们已有所料，等着打响第一炮。武装人员出现在街头，连声喊道：“全回家去！”旋即就不见了。居民都急忙插好门闩，嘴上直嘀咕：“这要闹到什么地步呀？”夜幕逐渐降临，暴动的火光映红巴黎的夜空，显得越来越凄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