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行程的傍晚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大约日落的前一个小时，有个行客走进小小的迪涅城。在这种时分，只有寥寥无几的居民还站在窗口或门口，他们望见这个行客，心中隐隐感到不安。很难遇见比他衣衫更褴褛的行人了。此人中等个头儿，身体粗壮，正当壮年，看样子有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头戴一顶皮檐鸭舌帽，遮去流汗的、风吹日晒黑了的半张脸。身穿黄色粗布衫，领口搭了一个小银锚扣，露出毛茸茸的胸膛，领带皱巴巴的像根绳子；蓝色棉布裤已经很旧，一个膝头磨白，另一个膝头磨出窟窿；外罩灰色外套十分破旧，一个袖肘上用粗线补了一块绿呢布；背上有一个崭新的军用袋，装得满满的，袋口紧紧扎住；他手里拿一根多节的粗棍，脚下没有袜子，直接穿一双打了铁掌的鞋；他的头发短短的，胡须长得很长。
浑身破烂不堪，再加上汗水、热气、风尘仆仆，给他增添一种说不出来的肮脏。
他推成平头，但是头发又开始长了，都竖起来，仿佛有一段时间没理了。
谁也不认识他，显然只是一个过路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南边来的。可能是从海边来的。因为，他进迪涅城所走的街道，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前往巴黎的路线。这个人肯定走了一整天，样子十分疲惫。城南老镇的一些妇女，看见他停在加桑迪大街的树下，并在林阴道尽头的水泉喝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在后边跟随的那些孩子，看见他走了二百步远，到了集市广场又停下，对着水泉喝水。
他走到普瓦什维街口，便朝左手拐去，径直走向市政厅，进去之后，过了一刻钟又出来。一名宪警坐在门旁的石凳上——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正是站在那个石凳上，向惊惶失措的迪涅居民宣读瑞安海湾宣言［69］。那汉子摘下帽子，冲那宪警恭恭敬敬施了一礼。
那宪警没有回礼，只是定睛注视他，目送了一程，便走进市政厅。
当时，迪涅城有一家华丽的旅馆，叫做“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老板名叫雅甘·拉巴尔，因为是另一个拉巴尔的亲戚，在本城很受尊敬。另外那个拉巴尔，当年曾在精锐骑兵队伍服过役，后来就在格勒诺布尔开了“三太子”旅馆。在皇帝登陆期间，关于那家“三太子”旅馆有许多传闻。据说在一月份，贝尔特朗将军装扮成赶车老板，在那一带频繁来往，向一些士兵颁发十字勋章，大把大把向市民散发拿破仑金币。其实，皇帝进入格勒诺布尔城时，曾拒绝在市府公馆下榻，他谢绝时对市长说：“我要到我认识的一个好汉那里去。”于是他去了“三太子”旅馆。就这样，“三太子”旅馆的拉巴尔的荣名，传到方圆二十五法里之外，一直光耀了“柯耳巴十字架”的这个拉巴尔。本城人提起他就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个拉巴尔的堂兄弟。”
且说那汉子走向当地最好的这家旅馆，进入临街的厨房，只见所有炉灶都生了火，壁炉里的火很旺。老板同时也是掌勺的厨师，他正在炉灶和炒锅之间忙碌，给车老板准备丰盛的晚餐，隔壁就传来那些车老板谈笑的喧哗声。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车老板吃得好。一根长铁钎上插着几只白竹鸡和雄山雉，中间插着一只肥肥的土拨鼠，正在火上转动烧烤；炉子上则炖着两条洛泽湖的大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店主听到门打开，走进一位新客，没有从炉灶抬起眼睛就问道：“先生要什么？”
“吃饭睡觉。”那人答道。
“再容易不过了。”店主又说道。这时，他回过头来，从头到脚打量一下旅客，便补充一句：“……交现钱。”
那人从外套兜里掏出一个大皮钱包，答道：“我有钱。”
“那好，这就伺候您。”
那人把钱包放回兜里，卸下行囊，撂在靠门的地上，手里还拿着棍子，走到炉火旁，坐到一张矮凳上。迪涅城位于山区，十月的夜晚很冷。
这工夫，店主来回走动，总是打量旅客。
“很快就能吃上吗？”那人问道。
“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这时，新来的客人转过背去烤火，可敬的店主雅甘·拉巴尔则从兜里掏出一枝铅笔，又从靠窗放的小桌上的旧报纸上撕下一角，在白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再折起来，但是没有封上，交给一个看样子给他又当厨役又当小厮的孩子，还对着耳朵吩咐了一句，于是，那孩子便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场面。
他又问了一声：“很快就能吃上吗？”
“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那孩子回来，又带回那张字条。店主急忙打开，就好像等候回音似的。他仿佛仔细看了一遍，接着摇了摇头，沉吟了片刻。那旅客心神不宁，似乎在想事儿。店主终于跨上前一步，说道：“先生，我不能接待您。”
那人在座位上猛然一挺身子。
“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您要我先付钱吗？跟您说，我有钱。”
“不是这个缘故。”
“那是为什么？”
“您有钱……”
“不错。”那人答道。
“可是我，”店主却说，“我没有客房了。”
那人平静地又说道：“那就把我安顿在马棚里吧。”
“不行。”
“为什么？”
“地方全让马匹占了。”
“好吧，”那人又说，“阁楼有个角落也行，放上一捆草。这事儿吃了饭再说吧。”
“我也不能供给您饭吃。”
这种表示，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语气很坚定，那旅客感到事情严重了，立刻站起身。
“哼，算啦！我可饿得要死。太阳一出来我就赶路，走了十二法里［70］。我付钱嘛。我要吃饭。”
“什么吃的也没有。”店主说道。
那人放声大笑，身子转向壁炉和炉灶。
“什么也没有！这些食物呢？”
“这些全是定做的。”
“谁定的？”
“那些车老板先生。”
“他们有多少人？”
“十二人。”
“这里的食物够二十人吃的。”
“他们全定下了，预先付了钱。”
那人重又坐下，还以原来的声调说：“我来到旅店，肚子饿了，我不走。”
这时，店主俯下身，对着他耳朵，用一种令他惊抖的口吻说：“走开。”
那旅客正弯下腰，用他棍子的包铁头往火里拨弄几块炭，他听见这话，猛地转过身，正要开口反驳，而店主却盯着看他，始终低声又说道：
“喂，别废话了。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要我说您是什么人吗？我看见您进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派人去市政厅问一问，这就是给我的回答。您识字吗？”
店主说着，就把打开的字条递给旅客：那张字条刚从旅馆传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传回旅馆了。那人朝字条上瞥了一眼。
店主沉默片刻，接着又说道：“我一向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走开。”
那人低下头，拾起撂在地上的行囊，便离去了。
他上了大街，漫无目的地走去，而且溜着墙根儿，如同一个丢了面子而伤心的人。他一次也没有回头。他若是回头，就会看见“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老板站在门口，由他所有旅客和街上行人围着，正用手指着他高声谈话，而且，从那众人惊疑的眼神里，他就能猜出他刚一到达，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整个这一场面，他一点也没有瞧见。失魂落魄的人不朝身后看，他们十分清楚，追随他们的是厄运。
他就这样走了一阵，一直信步朝前走，穿过一条条他不认识的街道，忘记了疲劳，正像人在伤心时常有的那样。突然，他感到饥肠辘辘。天快黑了。他四下张望，看看能否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拒不接待他，那么，他就找一家大众酒馆，找一家下等酒吧。
正巧街那端点亮一盏灯；悬挂在直角形铁架上的一根松枝，映现在暮晚的白色天空上。于是，他朝那里走去。
那的确是一家酒馆。在沙佛街开的一家酒馆。
那行客停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窗朝里望望，只见顶棚低矮的餐厅，由桌上一盏小灯和壁炉里的旺火照明。有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在烤火。一口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上烧得哗哗作响。
这家酒馆也兼客店，有两个门出入。一扇门临街，另一扇门对着满是粪土的小院。
那行客不敢从临街前门进去，溜到院子里，又停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地拉起门闩，将门推开。
“谁在那儿？”老板问道。
“一个要吃饭和过夜的人。”
“好哇。这里可以吃饭过夜。”
于是，他走进来。喝酒的人全都扭头看，他一侧有灯光，另一侧有火光照着。在他卸行囊的工夫，大家打量他好一会儿。
老板对他说：“这儿有火。锅里煮着晚饭。过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过去，坐到炉灶旁边，将走远路磨破的双脚伸到火前，闻到锅里飘出的香味。他的帽子仍然压得低低的，露出半张脸；从脸上能隐约看出一种舒适的表情，但是掺杂着饱受苦难所具有的凄然神态。
不过，他的侧影显得坚强有力，也显得忧伤。他这相貌的组合非常奇特：乍看上去低下谦卑，最后又呈现出一副凛然正色。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亮，犹如荆丛里的火堆。
且说围着餐桌喝酒的人中间，有一个马贩子，他先去将马拴到拉巴尔的马棚里，然后才进沙佛街这家酒馆。也是碰巧，当天早晨，从布拉—达斯村到……（地名我忘了，想必是埃库布龙）的路上，他遇见这个一副狼狈相的行客。路上遇见时，这人看样子已经疲惫不堪，还求过让他坐到马后臀捎一段路。马贩子的回答，就是催马加快脚步。半小时之前，这个马贩子也在围着雅甘·拉巴尔的那堆人中间，他还对“柯耳巴十字架”旅馆的那帮顾客，亲口叙述了他早上那次不愉快的相遇。现在，他从座位上偷偷向店主使了个眼色。店主走过去，二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刚来的行客重又陷入沉思。
老板回到壁炉前，一只手突然按在那人肩上，对他说道：
“你给我从这儿走开。”
那生客转过身来，口气温和地回答：“唔！您知道啦？”
“是的。”
“另一家旅馆把我赶出来了。”
“也同样把你从这里赶走。”
“您要我去哪儿呢？”
“别的地方去。”
那人拾起他的棍子和行囊，便离去了。
几个孩童从“柯耳巴十字架”跟来，好像守在这儿等着他，见他出了酒馆，就朝他扔石块。他气愤地回身走几步，举起棍子威胁，吓得孩子像群小鸟一样逃散了。
他从监狱门前经过，看见门上垂着一条铁链，便上前拉响门铃。
一个小窗口打开了。
“看守先生，”他恭恭敬敬摘下帽子，说道，“您能打开门，留我住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
“监狱不是客店。您设法让人抓起来，这门才能给您打开。”
小窗口又关上了。
他走上一条小街，只见两侧有许多花园，其中几座只用篱笆围着，给街道增添欢快的气氛，只见花园和篱笆之间有一所小平房，窗口有灯光，他像到那家酒馆那样，先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房间很大，墙壁刷了白灰，一张床上铺着印花布床单，角落里放着摇篮，屋地还摆了几张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支双响猎枪。房间正中的桌子上摆了饭食；一盏铜碗灯照见粗麻布白色台布，上面盛满酒的锡壶像银器一样闪亮，棕褐色汤盆热气腾腾。餐桌旁边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他喜笑颜开，在膝盖上颤着一个小孩。他身边坐着一位很年轻的女子，正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欢笑，孩子欢笑，母亲微笑。
面对这温馨宁静的家庭场景，那个外乡人出了一会儿神。他心中想些什么呢？惟独他本人才可能说清楚。也许他想到，这个愉快的家庭很可能好客，他看见洋溢幸福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一点怜悯之心。
他极轻地敲了一下窗玻璃。
里边人没有听见。
他又敲第二下。
他听见女人说：“当家的，好像有人敲门。”
“没有。”丈夫答道。
他再敲第三下。
这回，丈夫站起来，端上油灯，走过去开门。
这人身材高大，半务农半是工匠。他扎了一条肥大的皮围裙，一直搭到左肩上，腹部鼓起来，皮裙里边装着一把锤子、一块红手帕、一个火药壶，以及各种各样的物件，像装在口袋里一样，由一条腰带兜住。他朝后仰着头，衬衣大敞着口，露出赛似公牛的白净脖颈。他长着两道浓眉、一脸很重的黑髯须、一对金鱼眼睛，下颏儿尖尖的，整个相貌上，还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在自家家中的神态。
“先生，”那行客说道，“打扰了。我付钱，您能给我喝点菜汤，让我在园中那个棚子角落里睡一夜吗？请告诉我，可以吗？我付钱行吗？”
“您是什么人？”房舍主人问道。
那人答道：“我从皮—穆瓦松村来，走了一整天，走了十二法里。您能接待吗？我付钱行吗？”
“我不会拒绝一个正经人花钱投宿的，”农夫说道，“不过，为什么您不去旅馆呢？”
“旅馆没地方了。”
“嗳！不可能。又不是庙会赶集的日子。拉巴尔那儿您去过了吗？”
“去过了。”
“怎么样？”
那行客有点尴尬地回答：“我不清楚，他没有接待我。”
“沙佛街那家叫什么来着，您去过了吗？”
那外乡人更加尴尬了，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也没有接待我。”
农夫的脸上换了怀疑的表情，他又从头到脚打量不速之客，突然提高嗓门，声音有些颤抖地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瞥了外乡人一眼，倒退三步，将油灯撂在桌上，从墙上摘下猎枪。
就在农夫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的工夫，那女人已经站起身，将两个孩子抱在怀里，慌忙躲到丈夫的身后，还敞着胸口，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那外乡人，嘴里咕哝着：“错马罗德［71］。”
所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房主就像观察毒蛇一样，打量一阵那人之后，又来到门口，说了一声：“滚！”
“行行好吧，”那人又说，“给碗水喝。”
“给你一枪！”农夫答道。
他啪的一声又把门关上，求宿人听见插了两道门闩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上窗板和别铁杠的声音。
天色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冷风飕飕刮起来。那外乡人借着苍茫暮色，望见临街一个园子里有一草棚，仿佛是用草皮垒起来的。他把心一横，跨过一道木栅栏，溜进园子里，走近草棚，看到它的门就是又窄又矮的洞口：这类草棚，很像养路工在路边搭的窝棚。他一定认为这确是一名养路工的窝棚，而且他饥寒交迫，饥饿只好忍了，但这至少是个避寒的场所。一般来说，这类窝棚夜晚没人住；于是他趴下来，匍匐着爬进去。里面相当暖和，地上还铺了厚厚一层麦秸。他实在太累了，一动不动，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继而，他觉得背上压着行囊不舒服，卸下来就是现成的枕头，于是他动手解皮背带。正在这时，旁边响起吓人的吼声。他抬头一看，只见黑暗中草棚洞口映现出一条大狗的脑袋。
原来这是个狗窝。
他本人身强力壮，样子又凶猛，还有棍子当家伙，拿行囊当盾牌，挣扎着退出狗窝，只是破衣烂衫的口子又撕大了。
同样，他挥舞棍子，且战且退，不得不用剑术师所说的“玫瑰护身剑法”，逼使恶犬不敢近前，终于退出园子。
他费了好大劲才重又跨过栅栏，回到大街上，孤苦伶仃，无家可归，连个躲风避寒的地方都找不到，甚至钻进破烂狗窝里，躺在铺地的麦秸上也被赶出来。他看见一块石头，不是坐下，而是一屁股跌落在上面；一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恨恨说道：“我连一条狗都不如！”
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往前走，出了城，希望在田野上找到树木或者草堆，也好避避风寒。
他始终低着头，走了一段时间，直到觉得远离了所有住户人家，他才举目四望。他来到一片田地中间，前面有一个矮丘，覆盖着收割后的麦茬儿，就像剃光了的脑袋。
天边已经完全黑了；那不仅仅是夜色，还是低沉沉的乌云：乌云仿佛压着山丘，又渐渐升起，要布满整个天空。然而，月亮要升起来了，苍穹还飘浮着暮色的余光，而云彩在高空形成淡白色的圆顶，上面的微光落到大地上。
因此，大地比天空还要亮一些，这就显得格外阴森可怕。荒凉的矮丘光秃秃的，由黑黝黝的天边衬出灰色模糊的轮廓。整个形象又丑陋又卑琐，又凄惨又狭小。无论田野还是矮丘上，都空荡荡的，只有一棵歪七扭八的树，在离这行客几步远的地方瑟瑟发抖。
显而易见，在智慧和精神方面，这个人远远没有养成细腻敏锐的习惯，对事物的神秘现象麻木不仁。然而，在这天空中，在这座丘冈上，在这片平野里，在这棵树木枝叶中，有一种无限凄惶的意味，他呆立在那里出了一会儿神之后，就猛然沿原路折回去了。有些时刻，大自然也显出敌意。
他原路返回。迪涅城门已经关闭。在宗教战争中，迪涅城屡遭围困，直到一八一五年，老城墙两侧还有不少方形堡垒，后来才拆毁。他从城墙豁子回到城里。
约莫有晚上八点钟了。他不熟悉街道，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走着走着，又来到市政厅，继而又到神学院；经过大教堂广场时，他朝天主教堂挥起拳头。
广场一角有一家印刷所。在厄尔巴岛由拿破仑口授的皇帝诏书，以及御林军告全军书，带回大陆时，头一版就是这家印刷所印制的。
他精疲力竭，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就躺在印刷所门前的石椅上。
恰好这时，一位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发现黑暗中躺着一个人，便问道：“您在那儿干什么呢，朋友？”
他粗暴而气愤地回答：“您瞧见了，老太婆，我在睡觉。”
老太婆，就是R侯爵夫人，她的确当得起这种称呼。
“睡在这石椅上？”她又问道。
“我拿木板当褥子，已经睡了十九年，”那人答道，“今天，我又拿石头当褥子。”
“您当过兵吧？”
“不错，老太婆，当过兵。”
“为什么您不去住旅店呢？”
“因为我没钱。”
“唉！”R侯爵夫人说，“我的钱袋里只有四个苏了。”
“给我就是了。”
那人接过四个苏铜钱。R夫人继续说道：
“您拿这点钱不够住旅店。您就没有去试一试吗？您这样过夜怎么行呢。您一定又冷又饿。总有人发善心，留您住一夜。”
“每扇门我都敲过了。”
“怎么样呢？”
“到处都赶我走。”
“老太婆”捅了捅那汉子的胳臂，指了指广场对面挨着主教府的一所矮小的房子。
“每扇门您都敲过了吗？”她重复说道。
“不错。”
“那扇门敲过了吗？”
“没有。”
“去敲敲那扇门吧。”
二 建议明智要谨慎
这天傍晚，迪涅的主教先生上街散步回来，便关在自己房间里待到很晚。他正潜心著述，写一本大部头的《论义务》，可惜后来没有完稿。他细心查阅神甫和神学博士就这一重大问题所发表的各种言论。他的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体的义务，第二部分是从属各个阶级的个人义务。大众义务为大义务，共有四种。圣马太指明四种义务：对上帝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和三十节）、对他人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对众生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五节）。对于其他各种义务，主教在别处也找到了指示和规定。在《罗马人书》中，有君主和臣民的义务；圣彼得则规定了法官、妻子、母亲和青年男子各自的义务；《以弗所书》中有丈夫、父亲、子女和仆人各自的义务；《希伯来书》中规定了信徒的义务；而《哥林多书》中有处女的义务。主教勤奋地编辑，要把所有这些规定汇成和谐的一部分，以供世人学习。
八点钟时他还在工作，一大厚本书摊在双膝上，往小方块纸上摘录，姿势很别扭。这时，马格洛太太照习惯进来，从床边的壁橱里取出银餐具。过了一会儿，主教约莫餐桌摆好了，妹妹也许在等他，他这才合上书，离开书案，走进餐室。
餐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有壁炉，房门临街（我们已经说过），窗户对着园子。
马格洛太太果然摆好餐具了。
她一边忙碌，一边还跟巴蒂丝汀小姐聊天。
靠近壁炉的餐桌上放了一盏灯。壁炉里的火燃得挺旺。
不难想像，两位妇人都已年过六旬：马格洛太太又矮又胖，性情活泼；巴蒂丝汀细弱瘦长，性情温和，比她哥哥稍高一点儿，穿一件棕褐色绸袍，那还是一八○六年的流行色，当年她在巴黎买的，一直穿到现在。有时写上一页也不足以表达一种想法，而用一句俗话就能说清楚。我们这里也借用一下俗字眼：马格洛太太的样子像个“村妇”，而巴蒂丝汀小姐的神态像个“贵妇”。马格洛太太头戴卷边的白色软帽，颈上挂着小小的金十字架，这是全家惟一的女人首饰了。她穿一条黑色粗呢袍，袖子又肥又短，领口露出雪白的围巾，腰上用绿带子系着红绿方格布围裙，还有同样布料的胸巾，上面两角用别针别住，脚上像马赛妇女那样穿着粗大的鞋和黄袜子。巴蒂丝汀小姐的衣袍是一八○六年的剪裁，半短紧身式的，加了垫肩、镶的暗扣。她戴一顶“孩童式”蜷曲假发，扣住自己的花白头发。马格洛太太看样子聪明伶俐，心地善良，两边嘴角一高一低，上嘴唇比下嘴唇厚实，这就给她添了一两分暴躁专横的神气。只要主教大人沉默不语，她就喋喋不休，态度既恭敬又有点放任。可是，主教一开口说话，她就跟老小姐一样服服帖帖，奉命唯谨了，这情景大家都见过。巴蒂丝汀小姐甚至连话都不讲，只是一味地服从和迎合。即使在年轻时候，她的相貌也不漂亮，一对蓝色大眼睛鼓出来，鼻子长而弯曲；不过，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她的整个脸庞、整个人，透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和善，她生性宽厚仁慈，而且，温暖心灵的三德：信仰、慈悲和热望，又渐渐使这种宽厚升华为圣德了。大自然只是把她造就成为羔羊，而宗教却使她成为天使，可怜的圣女！甜美的记忆风流云散啦！这天晚上主教住宅里发生的情况，巴蒂丝汀小姐后来不厌其烦地讲述，有好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人连细节都能回忆起来。
主教先生进来的时候，马格洛太太说得正起劲呢。她跟小姐谈一个熟悉的而主教也听惯了的话题，就是临街房门的门闩问题。
好像马格洛太太听说有情况，她去为晚餐买食品时，在好几处听人说，城里来了个形迹可疑的流浪汉，样子很凶，到处转悠，这天晚上想深夜回家的人都很可能遭劫。再说，警察局办事不力，局长先生和市长先生又合不来，都巴不得出些事端嫁祸于对方。因此，明智的人就会自己担起警察的职责，小心提防，必须仔细关门闭户，上好门闩，插得牢牢的，总之，要关紧自己的房门。
马格洛太太特别强调最后这句话；可是，主教从他待着发冷的房间过来，就坐到壁炉前取暖，接着另有所思，并没有注意马格洛太太重点抛出来的这句话。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巴蒂丝汀小姐既要让马格洛太太满意，又不想惹兄长不快，就硬着头皮胆怯地说：
“哥，您听见马格洛太太说的话了吗？”
“恍恍惚惚听到一点儿。”主教答道。接着，他半转过椅子，双手放在膝盖上，抬起由炉火照亮下颏儿的那张诚恳而喜气洋洋的脸，望着老女仆，问道：“说说看，出什么事儿啦？出什么事儿啦？我们面临什么巨大的危险吗？”
于是，马格洛太太又把整个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无意中未免夸大了几分。据说有一个流浪汉，一个无业游民，一个危险的乞丐，这时候正在城里。他到雅甘·拉巴尔那里要住店，可是人家不肯接待。有人看见他从加桑迪大街进城，在模糊不清的街道里游荡。那个人背着行囊，领带像绳子，一副凶恶的面孔。
“真的吗？”主教问道。
他肯发问，就给马格洛太太鼓了劲：这似乎表明，主教快要警觉起来了；于是，她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
“是真的，大人。事情就是这样。今天夜晚，城里要出事儿。大家都这么说。再加上，警察又不管事（重复这点不会没有作用）。生活在山区，夜晚街上连路灯都没有！出了门，哼！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跟您说，大人，喏，小姐在那儿，也是这么说……”
“我嘛，”妹妹插言道，“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哥哥怎么做怎么好。”
马格洛太太还是说下去，就好像没人反驳似的：
“我们说，这所房子一点也不保险，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我这就去找锁匠保兰·穆斯布瓦，请他来把原来的铁门闩重新安上。铁闩还在，说话工夫就安上了。我还要说，大人，哪怕只为了这一夜，也应当安上门闩；要知道，只有撞锁的一扇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推开进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此外，平常日子，大人总是让人随便出入，甚至夜里也一样，噢，上帝啊！要进就进，连问都不用问一声……”
恰好这时，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门。
“请进。”主教应了一声。
三 盲目服从的英勇气概
房门推开了。
房门猛地大敞四开，就好像有人决心用力推门似的。
一个汉子走进来。
这人我们已经认识了，正是刚才我们看见到处投宿的那个行客。
他走进屋，朝前跨了一步，又站住了，还让身后的门敞着。他肩上扛着行囊，手中拿根棍子，眼神里有一种粗鲁、放肆、疲惫而狂暴的表情。在壁炉的火光中，他那样子十分丑恶，就好像魔鬼显形。
马格洛太太连惊叫一声的气力都没有了，她浑身一抖，在原地目瞪口呆。
巴蒂丝汀小姐转过头，瞧见进屋的汉子，吓得半欠起身，继而，头又慢慢转向壁炉，瞧瞧她哥哥，于是，她的脸色又恢复沉静安详了。
主教目光平静地注视来客。
那人双手扶住棍子，眼睛来回打量老人和两位妇人，未待主教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他就高声说道：
“是这样。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我在苦役场度过了十九年，四天前刑满释放，要去蓬塔利埃。我从土伦动身，走了四天路。今天我走了十二法里，傍晚到达这地方。我持黄纸通行证，去市政厅验了，这是规定的，结果再去旅店，就被人赶出来了。我又去投另一家旅店，人家对我说：滚开！无论到哪家，也没人肯接待我。我到监狱去，看守不给我开门。我钻进一个狗窝里，那条狗咬了我，也把我赶走，就好像它是人似的，就好像它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又跑到田野里，打算睡在星光下，可是天空没有星星。我以为要下雨了，又没有仁慈的上帝阻止天下雨，只好回城来，找个门洞避一避。在那边广场上，我躺到石板上准备睡觉，一位老太婆指着您的房子对我说：去敲敲那扇门吧。于是我敲了门。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总共一百零九法郎零十五苏，是我在苦役场干了十九年活挣的。我付钱。这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累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能让我留下吗？”
“马格洛太太，”主教说道，“您再加一副餐具。”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放在桌子上的那盏灯，“听我说，”他好像没怎么听明白，又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吗？我是个苦役犯。罚做苦役的罪犯。我刚从苦役场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大张黄纸，打开来，说道：“这是我的通行证。您瞧是黄色的。拿着这东西，我走到哪儿都被人赶开。您要念念吗？我也识字，是在苦役场里学的。那里有一所学校，愿意学的就能进去。喏，通行证上就是这样写的：‘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这对您无所谓，‘在苦役场关了十九年。因破坏性盗窃判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加判十四年。此人非常危险。’就是这样。人人都把我赶到外面。您呢，您愿意接待我吗？这是旅店吗？您愿意给我吃的，给我住处吗？您有马棚吗？”
“马格洛太太，”主教说道，“您去里间铺上白床单。”
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两位妇人的服从是什么性质的。
马格洛太太照吩咐出去办了。
主教转向那汉子，说道：“先生，您请坐，烤烤火。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就在您吃饭的工夫，会给您收拾好床铺的。”
至此，那人才恍然大悟，他脸上表情变了：刚才一直阴沉冷峻，现在显出惊愕、怀疑、快乐，变得异乎寻常了。他就像发了疯，说话结巴起来：
“真的吗？什么？您留下我？您不赶我走！一个苦役犯！您称我‘先生’！您不用‘你’称呼我！你给我滚，狗东西！别人总是这么对我说，我原以为您也一定赶我走。因此，我先就说明我是什么人。啊！那位好婆婆，指点我来这儿！我有晚饭吃啦！还有床铺！有褥子和床单的床铺！跟别人一样！我有十九年没有睡在床铺上啦！您当真不让我走啊！你们真是大好人。再说，我有钱，会付账的。对不起，店主先生，您怎么称呼？您要多少钱我都照付。您是大好人。您是旅店老板，对吧？”
“我是住在这儿的神甫。”主教答道。
“一位神甫！”那人又说道，“啊！大好人的神甫！这么说，您不要我钱啦？是本堂神甫，对吧？这座大教堂的本堂神甫？对呀！真的，我真蠢，我没有瞧您这顶圆帽！”
他边说边把行囊和棍子放到角落里，又把通行证揣进兜里，这才坐下。巴蒂丝汀小姐和蔼地看着他。他接着又说道：
“您有人性，本堂神甫先生。您不嫌弃人。做一个善良的神甫真好。这么说，您不要我付账吗？”
“不用付账，”主教答道，“钱您留着吧。您有多少啦？您对我说过有一百零九法郎吧？”
“零十五苏。”那人补充说。
“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您用了多少年挣了这些钱？”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道：“这笔钱我还一点没花呢。这四天我只用了二十五苏，还是我在格拉斯帮人卸车挣的。既然您是神甫，我就要告诉您，我们苦役场那儿有个宣教神甫。还有一天，我见到一位主教。别人管他叫大人。那是马赛的德·拉马若尔主教。他是一般本堂神甫头上的本堂神甫。请原谅，我不会说话，要知道，对我来说，离得太远啦！——您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他做过弥撒，站在苦役犯监狱的祭台上，头顶戴着金子的尖尖的东西，让中午的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我们都排成队列，占了三面。在我们对面是一排大炮，火绳都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原来主教就是那样子。”
在他说话的工夫，主教过去把还敞着的房门关上。
马格洛太太拿着一套餐具回来，摆到餐桌上。
“马格洛太太，”主教吩咐道，“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火最近的座位上。”然后转过身，又对客人说：“阿尔卑斯山区的晚风很厉害。您一定冷了吧，先生？”
他每次说“先生”这个词，声音又和蔼又严肃，就像好伙伴之间，那人听了总是喜形于色。称一名苦役犯为“先生”，就等于给美狄斯号船的遇难者一杯水。蒙受耻辱就渴望得到尊重。
“这盏灯照明太差了。”主教又说道。
马格洛太太会意，便去主教的卧室，从壁炉台上取来两支银烛台，点着放到餐桌上。
“本堂神甫先生，”那人又说，“您真好。您没有瞧不起我，让我住在您家里，还为我点上蜡烛。然而我却没有瞒您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主教在他身边坐下，轻轻地按住他的手。
“您不必对我说您是谁。这里也不是我的家，而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并不问进来的人有没有姓名，而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现在受苦，又饥又寒；这里欢迎您。不要感谢我，也不要对我说我让您住在我家里。除了需要栖身之所的人，这里不是任何人的家。我要告诉您这位过路人，这里是我的家，倒不如说是您的家。这里的东西全是您的。我有什么必要知道您的姓名呢？况且，您在向我道出姓名之前，您有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了。”
那人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真的吗？您早就知道我叫什么？”
“对，”主教答道，“您就叫‘我的兄弟’。”
“喏，本堂神甫先生！”那人提高声音说，“我进来时很饿，可是您对我这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我不饿了。”
主教注视他，说道：“您受了不少苦吧？”
“唔！穿上红色囚衣，脚上拖着铁球，睡在一块木板上，忍受酷暑、严寒，要干活，做苦役，挨棍子！动不动就加镣铐，说句话就下地牢。甚至病倒了，还戴着锁链。不如狗，狗的生活要好得多！十九年啊！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又拿着黄纸通行证。就是这样。”
“是啊，”主教接口说，“您从一个悲惨的地方出来。请听我说。比起一百个义人所穿的白袍来，一个忏悔的罪人流泪的脸，在上天能赢得更多的快乐。您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如果对人怀着仇恨和激愤的念头，那么您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怀着慈善、温良与平和的念头，那么您就胜过我们任何人。”
这工夫，马格洛太太已经摆好了晚餐。有一盆汤，是用白水、油、面包和盐做的，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一些无花果、鲜奶酪和一个大黑面包。除了主教日常食物之外，她还主动加了一瓶陈年莫福酒。
主教的脸豁然开朗，换上热情好客所特有的快活神情，爽快地说：“入座！”他像往常晚餐有外客那样，让来客坐在他右首。巴蒂丝汀小姐坐在他左首，她的神态完全平静而自然。
主教按照习惯先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狼吞虎咽吃起来。
主教突然说道：“咦，桌上好像缺点什么东西。”
的确，马格洛太太只摆上三套必要的餐具，然而按照这里的习惯，主教留客吃饭时，要把六套银餐具全摆在台布上。这是一种天真的陈列。在这个温馨而严肃的家庭里，这种类似奢华的雅致，显得有几分幼稚，但极富情趣，将清贫提到尊严的高度。
一点就明白，马格洛太太一声不响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主教要的那三套餐具，就与三位进餐的人对应整齐地摆出来，在台布上闪闪发亮。
四 详细介绍蓬塔利埃奶酪厂
现在，要概述一下这餐饭的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抄录一段巴蒂丝汀小姐的一封信；在写给波瓦舍夫隆夫人的这封信中，她以细腻而天真的笔调，叙述了苦役犯和主教的对话：
……那人根本不注意别人。他贪婪地吃着，跟饿鬼似的。然而，喝完汤之后，他却说：
“仁慈上帝的本堂神甫先生，对我来说，这些食品还是太好了；不过，我得说一句，不肯让我跟他们一道吃饭的那些赶大车的，吃得比您讲究。”
说句私话：他这种指责我听着有点刺耳。我哥哥答道：
“他们比我累呀。”
“不对，”那人又说道，“他们比您有钱。看得出来，您够穷的。也许您连本堂神甫都不是。本堂神甫您总归是吧？哼！不像话，如果仁慈的上帝是公正的，您就应该当上本堂神甫。”
“仁慈的上帝岂止公正。”我哥哥说道。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
“冉阿让先生，您是去蓬塔利埃吧？”
“要走规定的路线。”
我想那人是这样讲的。然后他继续说道：
“明天天一亮，我就得上路。行路实在难啊。如果说夜晚很冷，白天却挺暖和。”
“您去的那儿是个好地方。”我哥哥又说道，“大革命时期，我的家破产了，我先逃往弗朗什—孔泰地区，靠两条胳膊干活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为人诚恳，总能找到活干，有得挑选呢。那里有造纸厂、制革厂、蒸馏厂、榨油厂、大型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少说有二十家，其中四家分别建在洛德、夏蒂拥、欧丹库尔和勃尔，规模都很大。”
我想我没有记错，这正是我哥哥说的地名，接着他中断谈话，又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我们有些亲戚不就是住在那地方吗？”
我答道：
“从前有些亲戚住在那儿，其中有德·吕司内先生，他在旧朝任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不错，”我哥哥接上说，“可是到了一七九三年，我们在那儿就没有亲戚，只有自己的手臂了。我做过工。冉阿让先生，您要去的蓬塔利埃那地方，有的实业历史悠久，而且很有意思。妹妹，他们那里的奶酪厂叫果品厂。”
我哥哥一边劝那人吃，一边详细向他介绍蓬塔利埃果品厂的情况。果品厂分两种：“大仓”是有钱人的，养了四五十头奶牛，每年夏季能产七八千奶酪饼；“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主要是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合伙养牛，共分产品。他们雇用一名制奶酪工匠，称做“格吕兰”；那个格吕兰每三天向会员收一次奶，将数量记在双合木板上；将近四月末奶酪厂开工，到六月中旬，制奶酪工就把牛赶进山里了。
那人吃着饭，精神就振作起来。我哥哥让他喝那瓶莫福好酒，而自己却不喝，说是那酒太贵。我哥哥向他介绍这些情况，那种开心的神情您是了解的；谈话中间，还忘不了殷勤照顾我。他一再强调格吕兰那种好行业，就好像希望不用他直截了当地建议，那人就能明白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有件事令我吃惊。我对您讲了那是什么人。然而，在用晚餐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在整个晚上，除了那人刚进门时，我哥哥提了提耶稣，后来就再没有讲一句话让那人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人，也没有讲一句话向那人表明我哥哥是什么人。在这种场合，似乎应当劝诫几句，拿主教压一压苦役犯，给他留下过目不忘的印象。换个别人，接待了这个不幸者，让他吃饱肚子的同时，很可能要充实他的灵魂，责备他几句，教训开导一番，或者讲几句怜悯的话，勉励他将来好好做人。我哥哥连他的籍贯和身世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经历中有过错，我哥哥似乎回避一切能唤起他回忆的字眼。有一阵，我哥哥正谈论蓬塔利埃的山民，说他们“接近上天，快活地劳动”，还说‘他们清清白白，所以生活很幸福’；正是说到这一点，他戛然住口，怕他无心讲出的话有什么可能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想了想，觉得洞察了我哥哥的内心活动。他一定想到这个叫冉阿让的人受苦太多，思想负担太重，最好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相信跟别人一样，对他来说一切都平平常常，哪怕在片刻时间也好。实际上，这不正是深刻领会了慈善吗？仁慈的夫人，这种不用说教和规劝的体贴人心的态度，不是真正符合福音精神吗？一个人有了痛处，对他最好的怜悯，不就是绝不触碰吗？我觉得我哥哥心中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可以这么说吧，他即使不折不扣有这类想法，也丝毫没有向我流露；他像每天晚上那样，从头至尾还是老样子；他同这个冉阿让一起吃晚饭，神态举止就跟他同杰德翁·勒普雷沃先生，或者同本堂神甫先生一起吃晚饭一样。
晚饭尾声吃无花果的时候，有人敲门。是杰搏大妈抱着孩子来了。我哥哥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向我借了我身上的十五苏，给了杰搏大妈。在这工夫，那人没有怎么留意，他不再讲话，好像十分疲倦。等可怜的老杰搏家的走后，我哥哥就念了饭后经，随后又转身对那人说：“您一定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太太急忙收拾好桌子。我明白我们必须离开，好让这行客睡觉，于是我们二人上楼去了。不过，待了一会儿，我又派马格洛太太把我房里那张黑森林狍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晚很冷，这东西可以御寒，只可惜年头太久，毛都脱落了；那还是我哥哥在德国时，从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托特林根买的，同时还买了我吃饭时用的象牙柄小餐刀。马格洛太太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床单的屋里祈祷，然后什么也没有讲，就各自回房安歇了。
五 宁静
卞福汝主教向妹妹道过晚安，从桌上拿起一支银烛台，并把另一支银烛台交给客人，对他说：“先生，我来带您去睡觉的房间。”
那人跟随他走了。
从上文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所房子的布局，要出入凹室所在的祈祷室，必须穿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主教房间时，马格洛太太正在床头壁橱里收银器。这是她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将客人安顿在凹室里。床上新铺了白床单。那人将烛台放在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道，“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晨动身前，您再喝一杯我们这儿的热牛奶。”
“谢谢，神甫先生。”那人说道。
这句平静的话刚一出口，他没有过渡，就突然来了个奇异的举动，如果让两位圣女瞧见，她们准会吓得魂不附体。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楚，当时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难道他要给个警告，或者发出个威胁吗？难道他只是顺从连他自己都懵然无知的本能的冲动吗？他猛然转向老人，叉起胳臂，用野蛮的目光注视着房主，粗声粗气地说：
“哼，就这样！说话算数！您让我睡在离您这么近的地方！”他顿了一顿，嘿嘿狞笑了一下，又补充说道：
“您完全想好了吗？您怎么知道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举目望着天花板，回答说：“这是仁慈的上帝的事。”
接着，他敛容正色，蠕动着嘴唇，那好像在祈祷或者自言自语；他举起右手，用两根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接受祝福时连头也不低一低。然后他不回头看一看，就回自己屋了。
凹室里有人住的时候，就拉起一大块哔叽布帘，完全把神位遮住。主教从帘布前经过时，就跪下简短祈祷一回。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园中散步，沉思遐想，凝视观望，心神完全投入伟大的神秘事物中。这些伟大神秘的事物，是夜晚上帝指给仍然睁着的眼睛看的。
至于那人，他实在太困倦了，连舒适的洁白床单都没有享用，他照苦役犯的做法，用鼻孔吹灭了蜡烛，往床上一倒，和衣而眠，立刻呼呼大睡。敲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主教从园子回屋。过了几分钟，这所小房子里就全入睡了。
六 冉阿让
睡到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地区的贫苦农家里。童年时没有上过学。成年之后，他在法夫罗勒当树枝剪修工。他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叫冉阿让，或者吾阿让，大概是外号，也是“我是阿让”的简化。
冉阿让生性沉静，但并不忧郁，这是天生富于情感的人的特点。总之，冉阿让整个人儿显得昏头昏脑，碌碌无能，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他幼年就父母双亡。母亲害了乳腺炎，因诊治不当而死了。父亲和他一样，也是树枝剪修工，不幸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冉阿让只剩下带着七个子女孀居的姐姐。正是这个姐姐把冉阿让抚养成人。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弟弟的食宿。丈夫死的时候，最大的孩子才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满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协助支撑家庭，回报姐姐的养育之恩。这事做起来自然而然，就跟天职一样，即使冉阿让有时显得有点粗暴。他的整个青春，就消耗在收入微薄的重活当中。当地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
傍晚回家累得要命，他一声不吭，闷头喝菜汤。就在他吃饭的时候，他姐姐让娜“妈妈”时常从他那汤盘里取出最好的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一块菜心，给她的一个孩子吃。冉阿让呢，却总是伏在桌上，脑袋差点浸在汤里，长头发垂落在盘边，遮住他眼睛，任凭姐姐怎么做，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法夫罗勒，住着一个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离冉阿让茅屋不远，就在小街的斜对面。阿让家的孩子饿肚子是常事，有时他们假冒母亲的名义，到玛丽—克洛德那儿借一品脱［72］牛奶，躲到篱笆后面或者小道的角落里喝起来，可是你争我抢，小女孩又喝得急，奶往往洒到罩衣上，流进脖子里。母亲若是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肯定要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冉阿让好发火又好嘟囔，但是他却背着孩子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几个孩子才没有受惩罚。
在修剪树枝的季节里，每天他能挣二十五苏。过后他就打短工，给人收割小麦，做粗活，放牛，给人卖苦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全干，他姐姐也干活，然而有七个小孩拖累，又能干什么呢？这是一家愁苦的人，被穷困包围，渐渐围紧。果然，有一年冬季特别艰难，冉阿让找不到活儿干。家中没有面包，一点面包渣儿都没有。只有七个孩子！
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家面包店，一个星期天晚上，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要睡觉，忽听店前安了铁条的玻璃橱窗咔嚓响了一声。他及时出来察看，只见一条胳膊探进铁条，从用拳头打破的玻璃橱窗里抓起一个面包。伊扎博急忙赶出来，那小偷撒腿就逃；他追上去，把那人抓住。小偷已经把面包丢下了，但是胳膊还在流血。那正是冉阿让。
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冉阿让被指控为“夜闯民宅行窃”罪，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而且比世界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准；不过，他有点好偷猎，这对他相当不利。大家早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成见，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跟走私者一样，都和盗匪相去不远。然而，我们顺便要指出一点，这类人和城里那些凶恶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天渊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腐化人，因而使人变得凶残。山林和海洋使人变得粗野，激发野性而一般不摧毁人性。
冉阿让被判有罪。法典上有明文规定。在我们的文明里，有些时刻的确叫人胆战心寒，这就是刑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刻。这是何等凄惨的时刻：社会逐斥并无可挽回地遗弃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冉阿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军团的总指挥在蒙特诺特所获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督政府呈给五百人院的咨文中，称那位总指挥为布奥拿巴［73］；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给押解的罪犯扣上了长锁链，冉阿让就是锁链上的一名罪犯。当年一名监狱看守，如今年近九旬，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那个不幸的人在院子北角，锁在第四条铁链的末端。他和其余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仿佛糊里糊涂，只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怕。这个蒙昧无知的可怜人在模糊的思想里，也许看出过火的成分。有人在他脑后用大锤往他锁链上打铆钉，他忽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夫罗勒的树枝剪修工。”接着，他边哭边抬起右手，逐渐往下比画了七下，仿佛依次摸到七个不同高度的头，让人从这动作上猜出，他无论做了什么事，都是为了供七个孩子穿衣吃饭。
他被押解去土伦，脖子上锁着铁链，乘坐大板车，颠簸了二十七天才到达。到了土伦，他就换上红色囚衣。他从前的生活，直至他的名字，全都一笔勾销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24601号。他姐姐怎么样？七个孩子怎么样了？谁照顾那一大家人？一棵年轻的树被齐根锯断，上面的树叶怎么样了呢？
总是千篇一律的故事。那些活在世上的可怜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往后无依无靠，无人指引，也无栖身之所，到处漂流，谁说得准呢？也许四分五散，各奔西东，逐渐隐没在凄冷的迷雾中，那正是孤独命运的葬身之地，多少不幸的人，加入人类的悲惨行列，陆续消失在那幽冥之中。他们背井离乡。村庄里的钟楼把他们忘却；他们田地的界石也把他们忘却；冉阿让在监狱关了几年，也同样把钟楼和界石忘记了。他这颗心上有过一条伤口，便留下一道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的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听人说起他姐姐。大约是在他服刑快满第四年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音信。有个认识他们的当地人，在巴黎遇见过他姐姐。他姐姐到了巴黎，住在揉面工街，那是圣绪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是最晚生的小男孩。另外六个孩子在哪儿？也许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了。她当了装订工，每天清晨去木鞋街三号一家印刷厂上班。早晨六点钟必须赶到，如在冬季，那时候离天亮还早呢。印刷厂里有一所小学校，她每天早晨领七岁的孩子上学。只是她六点钟要到厂，而学校七点钟才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里待一小时，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季，就要露天在黑暗中待一小时。印刷厂不准孩子进去，说是妨碍干活。一清早，工人经过院子时，就看见可怜的小家伙坐在石头地上打瞌睡，往往看见他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伏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的时候，看门的一位老婆婆可怜他，让他进屋。那破屋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一架纺线车和两张木椅；孩子就在角落里睡一觉，怀里搂着猫，好暖和一点儿。到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跑进去了。这就是有人告诉给冉阿让的情况。有一天，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一时间，就像一道闪电，一扇窗户突然打开，显现他从前爱过的那些人的命运，随即又完全关闭了；他再也没有听人提起来，音信永远断绝。他再也没有得到他们一点消息，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再也没有碰见他们，而在这悲惨故事的接续部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快满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轮到冉阿让越狱了。狱友帮他越狱，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大家都那么做。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说被追捕也算自由的话：他时时要回头看，听见一点动静就心惊肉跳，什么都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过路的行人，怕汪汪叫的狗，怕奔跑的马，怕报时的钟鸣，怕看得见东西的白天，怕看不见东西的黑夜，怕上大路，怕走小道，怕钻树丛，还怕打瞌睡。越狱的第二天晚上，他被抓回去了。三十六小时他没吃没睡。由于这次越狱行为，海港法庭判处延长他三年刑期，一共八年。到第六个年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可是未能逃脱。点名时发现他不见了，就放了警炮；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发现他躲在一只正建造的船的龙骨里。他拒捕，但还是被监狱看守抓回去了。越狱又拒捕，根据特别法典的条文，就加判五年刑期，要戴两年双脚镣。总共十三年。到第十个年头，再次轮到他越狱。他又抓住机会，但是同样没有成功。由于这次新的企图，他又加判三年苦役。到末了，我想是第十三个年头上，他最后一次试图越狱，只逃出四个钟头就被抓回去了。逃出去四小时，加刑三年。总共十九年。一八一五年十月，他刑满释放，他是一七九六年入狱的，只为打碎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在此不妨讲一句题外话。本书作者在研究刑法和依法判罪的问题时，这是第二次遇见因偷一个面包而毁了一生的惨案。克洛德·格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一项英国统计表明，在伦敦五件盗窃案中，有四件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冉阿让入狱时战战兢兢，痛哭流涕，出狱时却神情冷漠。他入狱时痛苦绝望，出狱时神色黯然。
这颗心灵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七 绝望的内涵
让我们试着说明一下。
这类事情，社会既已做出，就应当正视。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是个无知的人，但并不是愚蠢的人。性灵之光在他心中点亮。不幸的遭遇也有其亮光，能增强他思想中的微光。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地牢里，在劳累中，在苦役场的烈日下，在苦役犯的木板床上，他反视良心，反躬自省。
他为自己组成法庭。
他开始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无辜受害，判罪并不冤枉。他也承认他那是极端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讨那个面包，也许人家不会不给；不管怎样，最好应当等待，或者通过怜悯，或者通过劳动得到那个面包。有人说，肚子饿了能等待吗？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真正饿死人的事是罕见的，其次，不管不幸还是幸运，人天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就能长期忍受很多痛苦，而不至于丧命，因此必须忍耐；甚至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最好也应当忍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幸者，居然铤而走险，抓住整个社会的衣领，以为通过盗窃就能脱离贫困，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走出贫困而又进入卑鄙，这就是一道恶门；总而言之，他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他又提出疑问：
在他毁掉一生的经历中，难道惟独他错了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儿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情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天平的两个盘子，惩罚的一端放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呢？加重惩罚是不是根本不能消除犯罪，是不是会达到这种结果：扭转情势，以惩罚的过错取代犯罪者的过错，把犯罪者转化为受害者，将债务人转化为债权人，而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了？这种惩罚又因企图越狱而屡屡加重，结果是不是构成了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社会对个人的犯罪，而这种罪行天天重犯，一直延续十九年呢？
他还想道，人类社会对其成员是否有这种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毫无道理也缺乏预见，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冷酷无情富于预见，从而把一个可怜的人永远置于缺少和过分的境地，即缺少工作和过分惩罚。财富分配往往是偶然造成的，因此，最穷的人最应该受到照顾，而社会又偏偏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他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审判社会并判了它的罪。
他判处社会接受他的仇恨。
他认为社会应为他的遭遇负责，心想有朝一日，也许他毫不犹豫地要同社会算账。他向自己申明，他造成的损害和别人给他造成的损失，两者并不平衡；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对他的惩罚并非不正义，而是肯定极不公道。
发怒可能是失常和荒唐的，而恼火也可能不对；但是，一个人只有当内心有某种理由，才会感到愤慨。冉阿让就感到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对待他惟有残害。他所见到的社会，总是一副自称为正义的怒容，怒视它所要打击的人。别人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别人接触，对他也是一次次打击。他从童年起，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时起，就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友好的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善意的目光。从痛苦到痛苦，他逐渐确信这一点：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战败者。他只有仇恨这一件武器了。他决心在狱中把这件武器磨锋利，携带出狱。
在土伦，无知兄弟会［74］办了一所囚犯学校，向有诚意学习的那些不幸者传授最基本的知识。冉阿让就是有诚意学习的一个人。他四十岁入学，学习认字，写字，计算。他感到强化他的智力，就是强化他的仇恨。有时候，教育和智慧能助恶为虐。
说起来令人伤心，他审判了造成他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天主。
他也判了天主的罪。
在酷刑和奴役的十九年过程中，他的灵魂就这样同时升华和堕落。他一方面进入光明，另一方面又进入黑暗。
我们已经看出，冉阿让并不是生性顽劣的人。他入狱时还是善良的。他在狱中判了社会的罪，就感到自己的心变狠了；他在狱中判了天主的罪，就感到自己变成不信教的人。
这不能不引人深长思之。
人性真能这样完全彻底地改变吗？由上帝创造的性善的人，能由人使之变恶吗？只因交上厄运，灵魂就能整个儿由命运重新塑造，转而变恶吗？难道人心像久住矮屋的脊背那样，在巨大痛苦的垂压下，也要蜷曲变形而丑陋，造成无法医治的残疾吗？在每个人的灵魂里，尤其在冉阿让的灵魂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原初的火花，没有一点神性的素质吗？这种原初的火花、神性的素质，在世间不朽，在上天永生，能由善发展，激扬，点燃并燃烧，放射奇光异彩，而永远也不会被恶完全扑灭。
这是严肃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如果在土伦看见冉阿让将拖曳的锁链装在口袋里，叉着双臂，坐在绞盘的铁杆上面休息，并利用休息的时间遐想，如果看见这名苦役犯神情沉郁，严肃，默默地思索，看见这个被法律惩罚的人愤怒地注视别人，这个被文明判处的人严厉地注视天空，那么，他对上面问题的最后一个很可能回答：“没有”。
我们并不想隐讳，善于观察的生理学家在那种场合，当然会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绝境，他也许会可怜这个法律上的病人，然而，他甚至不肯试着给予治疗；他会移开目光，不看这颗灵魂中的空洞；他也会像但丁避而不看地狱之门那样，从这个生灵上抹掉上帝写在每人前额上的两个字：“希望”！
我们试着分析他的这种心态，对冉阿让本人来说，是否像我们为读者试作的分析这样一目了然呢？他的精神失落的各种因素形成之后，在形成过程中，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清楚楚呢？这个不识字的粗鄙的人是否明确地掌握，这一系列的思想带着他逐渐上升，并且下降到多少年来在他头脑的空间形成的惨景呢？他是否完全意识到自己思想的起伏变化呢？这一点我们不敢讲，甚至也不相信。冉阿让实在愚昧无知，即使饱受苦难之后，是不是仍然糊里糊涂呢？有时候，他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感觉。冉阿让陷入黑暗中，他在黑暗中受罪，在黑暗中仇恨，真可以说他无往而不仇视。他已经习惯于在这暗无天日中生活，像瞎子或梦游者一样摸索。不过，由于内因或者外因，他时而会突然产生一股怒火，感到一阵难忍的痛苦，仿佛一道淡淡的迅疾的闪光，照亮他整个灵魂，而他命途上可怕的深渊和黯淡的远景，在凄惨恐怖的光里，突然在他前后左右一齐显现出来。
闪光熄灭了，还是沉沉黑夜，他身在何处？连他自己也茫然不知了。
这种性质的惩罚，核心是残酷无情和愚化，旨在通过愚化逐渐把人变成野兽，有时还变成猛兽。冉阿让顽固地屡次企图越狱，就足以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怪作用。尽管企图越狱是完全徒劳而愚蠢的，但是冉阿让一有机会总要试一试，根本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前车之鉴。他像一条狼，看见笼子门打开就必然逃出去。本能对他说：快逃啊！理智对他说：留下！然而，面对强烈的诱惑，理智便销声匿迹，只剩下本能了。惟独野兽的行动。他被抓回去之后，新的严厉惩罚，只能使人更加惊恐万状。
有一个细节我们不应当漏掉，这就是他体魄强悍，监狱里没人可比。论体力，放缆绳，推绞盘，冉阿让一人顶四人。他能抬起或用后背扛极大的重物，有时就代替千斤顶：那种工具从前叫“骄子”，顺便说一句，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骄子山街，就是由此得名的。狱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冉千斤。有一次，土伦市政厅正在整修阳台，阳台下有几根精美的普杰［75］雕的女像柱，其中一根脱了榫，险些倾倒；正巧冉阿让在场，他用肩膀扛住，直到其他工人赶来。
他的身体不但力气大，而且尤为敏捷。有些苦役犯终日梦想越狱，最终巧妙地结合力量和技巧，掌握一门真正的科学，就是运用肌肉的科学。囚徒们无时不羡慕飞蝇和飞鸟，天天练习，想掌握一整套神秘的飞行状态。攀登陡壁，在不易发现凸处的地方找到支撑点，这对冉阿让来说如同儿戏。假如在墙角，他用脊背和膝弯的张力，同时用臂肘和脚跟卡住石头的凸凹处，就能像变魔术似的登上四楼，甚至爬上监狱的房顶。
他寡言少语，也不爱笑。一年难得有一两回，他特别激动，才会笑一笑；不过，苦役犯的笑是阴惨的，好似魔鬼笑的影像。他笑的时候，仿佛久久凝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确实在凝神专注。
他的禀赋不健全，智力又受到摧残，感受能力不正常，他总隐约感到一种怪物附体。他匍匐在惨白幽暗的地方，每次扭转脖颈，想抬眼望一望，就感到一阵恐怖和愤怒，只见头顶层层叠叠，危乎高悬，一眼望不到顶端，如山堆积着各种事物、法律、偏见、人和事件，看不到周边，庞大得令人恐怖，这种巨大的金字塔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他在这麇集蠕动、时远时近的怪形体中，在高不可攀的高原上，时而看出一群东西，看出强烈光线照见的一个部位，这儿是拿着棍棒的苦役犯看守、手持战刀的警察，那边是戴着峨冠的大主教，在最高处则是头戴皇冠的皇帝，仿佛罩着阳光，令人目眩。在他看来，那远处的光辉，非但不能驱除他的黑夜，反而使他的黑夜更加阴惨幽暗了。这一切：法律、偏见、事件、人、事物，在他头上来来往往，遵循着上帝给人类文明指定的复杂而神秘的运动，在他头上行走践踏，残酷中显示一种无法形容的平静，漠然中显示一种无法形容的狠毒。堕入不幸深渊的灵魂、掉进无人敢窥探的地狱底层的不幸者、被法律摈弃的人，无不感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重量压在他们头上；这个社会对于在它之外的人无比巨大，对于在它下面的人无比可怕。
冉阿让就是在这种境地思考，他的遐想能是什么性质呢？
如果磨盘下面的黍粒有思想的话，那么它所想的无疑就是冉阿让所想的。
所有这些事物，充满鬼影的现实和充满现实的鬼蜮，终于给他造成一种难以描摹的心态。他在苦役场干活当中，有时忽然住手，开始走神儿了，他的理智比从前更成熟也更混乱，现在起而抗争了。他觉得自己的全部遭遇是荒唐的，他觉得周围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他常常想：这是一场梦！他看着站在几步远的看守，仿佛是个鬼魂；可是，那鬼魂突然给他一棍子。
可见的自然界，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可以说对于冉阿让根本没有太阳，根本没有美好的夏天，根本没有明媚的天空，也根本没有四月清爽的早晨。真不知道平时，是什么光透过气孔照亮他的灵魂。
最后，就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尽量总括一下，用明确的结论表述，就可以这样讲，冉阿让，法夫罗勒安分守己的树枝剪修工，土伦的凶悍的苦役犯，十九年间，由于苦役监牢的逆塑造，已经具备两种坏行为的能力：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冒冒失失，完全出于本能，是对他所受痛苦的一种报复；第二种坏行为是严肃认真的，经过反复思考，而思考时还带着这样不幸遭遇所能产生的错误念头。他的预谋连续经过三个阶段：推理，决心，执著；要有一定毅力的人，才可能走这种过程。他的动机是日常的愤慨、心灵的苦痛，遭受不公的深切感受、反击，甚至反击善良的、无辜和公正的人，如果世上还有这几种人的话。他的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上天制止，到了一定时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进而仇恨人类，进而仇恨天地万物，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持续不断和凶残的欲望，要危害，不管什么人，逢人便危害——正如我们所见，通行证上称冉阿让是“非常危险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年复一年，这颗心灵逐渐干涸，缓慢地，却是不可避免地。心灵干涸，眼睛也干涸。直到出狱，十九年他没有流一滴眼泪。
八 波涛与亡魂
一个人掉进大海！
有什么要紧！航船不会停下。风继续刮着，这只可悲的船沿着规定的航线继续行驶。航船驶过去了。
那人沉下去，又浮起来，他沉没不见，又浮上水面，他伸出双臂呼救，但是人们听不见；船在大风浪里摇荡，正在全力行驶，水手和乘客们，甚至没有再看一眼落水的人；那人可怜的头，在无边无际的波涛中只是一个小点。
在茫茫的大海中，他绝望地呼救。那行驶远去的帆船，简直是游魂鬼影！他望着那只船，疯狂地望着它。它驶远了，帆影渐淡，越来越小了。刚才他还在船上，还是一名船员，他和其他人在甲板上往来忙碌，他有自己那份呼吸和阳光，他是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脚下一滑，落水了，也就完蛋了。
他陷入惊涛骇浪中。脚下踏空，只有分开流走的海水。狂风撕裂的浪涛凶险地围住他，深渊的激流携裹他，所有浪花在他的头周围飞溅，一排恶浪唾他，模糊的大口吞下他半个身子；每次下沉，他都隐约看见黑夜笼罩的深渊；陌生的可怕植物抓住他，缠住他的双脚，要把他拉过去；他感到自身变成苦海，变成浪花飞沫，波涛将他抛来抛去，他喝着苦汁，卑鄙的海洋极力要把他淹没，浩瀚的大海在拿他的垂死取乐。全部海水似乎都怀着仇恨。
然而，他还在挣扎，奋力自卫，极力坚持，拼力游泳。他这可怜的力量很快就耗尽，他在与无穷的力量搏斗。
船驶到哪里去了？在那边。影影绰绰，在幽暗的水天之间。
狂风阵阵，浪涛向他猛扑。他举目张望，只见乌云惨淡。他在垂死中，领略浩瀚大海的疯狂。他受这疯狂的无情折磨。他听见人所未闻的喧嚣，仿佛来自世外，不知来自什么恐怖的国度。
云中有飞鸟，同样，人类苦难之上有天使，可是对他有什么用呢？只是飞舞，鸣叫并盘旋，而他却声嘶力竭。
他感到自身同时被两种无限埋葬：大海和天空；一个是墓穴，一个是殓衣。
黑夜降临，他已经游了几小时，气力已尽；那条船，那个载人的东西在远方消失了；在暮色苍茫的无底深渊里，他孤立无援，他往下沉，全身绷紧，扭动挣扎，感到身下模模糊糊有无数看不见的怪物；他呼叫。
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上帝何在？
他呼叫！有人吗？有人吗？他一直呼叫。
水上什么也没有。天上什么也没有。
他哀求大海、波涛、海藻、礁石：天聋地哑。他哀求风暴：坚定不移的风暴只服从无限。
他周围是夜色、雾气、孤寂、没有意识的暴风狂浪的喧嚣、无边无际起伏的惊涛骇浪。他身上惟有恐惧和疲惫。他身下惟有沉沦。没有支撑点。他联想到尸体在无边的幽冥里飘荡。极度的寒冷把他冻僵。他的双手拘挛，握紧，抓住的却是虚无。风、云、漩涡、气流、无用的星辰！怎么办啊！绝望的人气馁了，气馁的人只有等死，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他放弃了；他就这样沉沦，永生卷入阴惨惨的深渊里。
啊，人类社会恒久不变的行程！途中要丧失多少人和灵魂！法律任凭多少人跌进葬身的海洋！阴森可怖而毫无救助！噢，精神的死亡！
大海，就是无情社会的黑夜，往里抛弃刑法的判决者。大海，就是无边的苦难。
灵魂，在这深渊里漂流，可能变成一具僵尸。谁能使灵魂复活呢？
九 新的伤害
要出狱的时候，冉阿让听人在耳边讲了这样一句奇特的话：“你自由啦！”那一刻不像真的，而且闻所未闻，一道强烈的光线，一道人世的真正的光线，突然射入他的心田。然而不久，这道光线就黯淡了。起初想到自由，冉阿让不禁目眩神摇，他以为要开始新生活。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一张黄纸通行证，究竟通向什么自由。
围绕这一点，许多事有苦难言。他算过自己的积蓄，根据服苦役的时日，应当达到一百七十一法郎。不过要指出，他忘记十九年间礼拜天和节日都强迫休息，而他全算进去了，大约应该刨除二十四法郎。不管怎么说，这笔积蓄经过七折八扣，最后只剩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他出狱时就领到这个数。
他根本弄不明白，认为自己受了克扣，说穿了，就是受人掠夺。
出狱的第二天，他走到格拉斯，看见一家橙花香精提炼厂门前有人正在卸货，就上前找工打。正巧要赶活儿，就雇用了他。他干起来，他身体既强壮，又聪明伶俐，干活又卖力，看来老板很满意。就在他干活的时候，一名警察经过，注意到他，要他出示证件。他只好拿出黄纸通行证。检查完之后，冉阿让又接着干活。先头他问过一个工友，干这种活儿一天挣多少钱，那人回答说：“三十苏”。第二天早晨他还要赶路，于是当天晚上去见老板，请求付工钱。老板一句话没讲，给了他二十五苏。他要求如数付给，老板就回答说：“给你这些就够意思了。”他坚持要补足。老板一瞪眼，盯着他说：“小心进局子［76］。”
这次，他又感到自己受人掠夺了。
社会，政府，克扣他的积蓄，就是大笔掠夺他。现在，又轮到这家伙小笔掠夺他。
释放并不等于解放。他脱离监狱，却没有摆脱罪名。
这就是他在格拉斯的遭遇。至于到了迪涅，别人如何接待他，我们已经看到了。
十 醒来
大教堂的钟敲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冉阿让醒来了。
他早早醒来的原因，是床铺太舒服了。将近二十年他没有在床上睡觉，这次虽然和衣而卧，但是感觉太新奇，反而打扰了睡眠。
他睡了四个多小时，已经歇过乏来。他早已习惯不在睡眠上多花时间了。
他睁开眼睛，在黑暗中向四周望了一阵，又合上眼睛，想重新入睡。
如果白天感触太多，思虑重重，那么可以入睡，但是醒来就再难入睡了。睡意初来容易，再来就难了。冉阿让就是这种情况。他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想事儿。
他正处于思想混乱的时候，头脑里思绪乱纷纷的。往事和刚刚经历的事一齐涌上心头，混杂交错，乱作一团，丧失各自的形状，又无限膨胀起来，继而又倏忽消失，仿佛沉入汹涌的浊流中。他想到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个念头挥之又来，反复出现，驱逐其他所有念头。这个念头，我们这就点明：他注意了马格洛太太摆到餐桌上的六副银餐具和大汤勺。
六副银餐具缠住他的思想。——东西就放在那儿——只有几步远。——他经过隔壁房间来这屋睡觉的时候，就瞧见老女仆将餐具放进靠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看了那个壁橱。——从餐厅进来。靠右首。——餐具很粗大。——都是旧银器。——再加上大汤勺，少说能卖二百法郎。——是他十九年所挣的钱的两倍。——当然官府若不掠夺，他本可以多挣一些。
他的思想起伏动荡，犹豫不决，斗争了足足一小时。三点钟敲响了。他又睁开眼睛，一屁股坐起来，伸手摸了摸他放在屋角的旅行袋，然后，他垂下双腿，两脚沾地，不知道怎么就这样坐在床上了。
他保持这种姿势，发了一阵呆。整所房子都在沉睡中，独有他醒着，坐在黑暗里，有人若是看见，肯定会毛骨悚然。忽然，他弯下腰，脱掉鞋子，轻轻放到床前的席子上，继而又恢复原来发呆的姿态，一动不动了。
在这种邪恶的思考中，我们所指出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不停地折腾，进进出出，给他造成一种压力。继而，不知为什么，他还想起一个人，而且这个念头像梦想那样不由自主而又固执：他想到一个叫布列卫的苦役犯，是在苦役场认识的；那人穿的裤子只有一根用线绳编织的背带。那根背带上的棋盘图案，就不断地出现在冉阿让的脑海里。
他保持这种姿势，一直待下去，如果不是挂钟敲了一下——是报一刻或者半点，也许会待到天亮。一声钟响仿佛对他说：走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片刻，侧耳听了听，房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径直走向隐约可见的窗户。夜色还不算太暗，正是望月，但风吹大片大片乌云飞驰，时时遮掩。月亮时隐时现，因此窗外时暗时明，而屋内也有点微光，足够给屋里人照亮走动；不过，由于云影的关系，屋里的微光也断断续续，就好像凭气窗透光的地下室，因过往行人而室内忽明忽暗。冉阿让走到窗前，便察看窗户。窗户对着园子，没有安铁栏，只按当地习惯，用一个小插销关着。他打开窗户，但是一股冷空气突然涌进屋，他又赶紧关上。他观察园子而眼神那么专注，不像观察而像研究了。园子有一道白色围墙，墙头相当低，容易翻越。园子尽头那边，均匀排列的树冠依稀可辨，表明墙外是一条林阴路或者栽有树木的小街。
他观察一下之后，便做了一个决心已定的动作，返身回来，拿起并打开旅行袋，伸手进去摸索，掏出一样东西撂到床上，又将自己的鞋装进袋中一个隔兜里，再把整个口袋扎好，放到肩上，齐眉戴上鸭舌帽，摸到他的棍子，拿过去放到窗户一角，回到床边，毅然决然地抓起刚才撂在床上的东西。那好像是一根短铁棍一端磨尖，就跟标枪一样。
黑暗中看不清楚，难说铁棍磨成那样是干什么用的。也许是一根撬杠吧？也许是一根冲子吧？
如果在白天，就能认出那不过是一支矿工用的烛扦。当时常派苦役犯去土伦周围的山上采石头，因此，他们有矿工的器械也是常见的。矿工烛扦是用粗铁条做的，下端呈尖锥状，可以插进岩石缝里。
他右手操起烛扦，屏住呼吸，放轻脚步，朝隔壁的房门走去，我们知道那是主教的房间。到了门口，他发现房门虚掩着。主教根本就没有插上。
十一 他干的事
冉阿让侧耳倾听。没有一点动静。
于是他推门。
他用手指尖推门，轻轻地，就像要进屋的猫那样，悄悄地又胆怯地推门。
门被推动了，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不易觉察地开大了一点缝儿。
他等了一下，接着第二次推门，这次胆子大些了。
房门无声地继续开启，现在足能容人通过了。然而，门旁有一张小桌子，和门形成碍事的角度，挡住去路。
冉阿让看出难以通过，无论如何还要把门开大些。
他打定主意，再第三次推门，比前两次用劲更大了。这回，一个润油干了的门合页，在黑暗中突然吱礣发出一声嘶哑的长音。
冉阿让浑身一抖。门合页的响声传到他耳中，特别响亮，犹如最后审判的号角。
开头由于幻觉的扩大，他几乎想像这门合页活起来，突然有了巨大的生命力，像狗一样狂吠，要向大家报警，要把睡觉的人叫醒。
他住了手，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踮起走路的脚跟也落了地。他听见太阳穴的脉搏砰砰作响，就像打铁的两只大锤，只觉得胸中呼出的气息像空穴的风声。愤怒的门合页这声断喝，好似地震一般，他认为不可能不震动整所房子；他推开的门发出警报，发出呼号；那老人要起来，那两个老太婆要喊叫，邻人要来救助；用不了一刻钟，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警察也要出动。一时间，他以为自己完蛋了。
他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过去了。房门完全敞开了。他壮着胆子朝房间里望一眼，里边什么也没有动。他侧耳细听，这所房子也没有一点动静。上锈的门合页的响声没有惊醒任何人。
初遇的危险过去了，但他内心仍然惊恐万状。然而，他并不退却。甚至在他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他也没有往后退。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了结。他朝前跨了一步，进入隔壁房间。
房间里寂静无声，只见散乱的有些模糊不清的形状，如在白天就能看出，那是放在桌上的零散纸张、展开的对开本书、摞在凳子上的书籍、搭着衣服的一把安乐椅、一张祈祷凳，而在此刻，这些东西都成为黑糊糊的角落和白蒙蒙的场所。冉阿让小心翼翼地朝前走，避免碰着家具，他听见主教在房间里端睡觉，发出均匀平静的呼吸。
他猛地站住，已经到了床前，没料到这么早就走到了。
大自然有时以其姿态和景象参与我们的行为，显示一种深沉而聪明的契合，就好像要促使我们思考似的。大约半个钟头以来，一大片乌云遮住天空；就当冉阿让站到床前的时候，乌云忽然散开，好像特意让一束月光射进长窗，忽然照亮主教那张苍白的脸。他睡得十分安稳，在床上几乎和衣而眠，因为下阿尔卑斯地区夜晚很冷。他穿着一件长袖棕褐色毛衣，头仰在枕头上，是一种完全放松休息的姿势；戴着主教指环的手垂在床外，而这只手完成多少善事和圣事。他脸上表情隐隐显示出满足、期望和至福至乐。那不仅是一种笑容，还几乎神采奕奕；那额头难以描摹，反射着肉眼看不见的灵光。正义者的灵魂在睡眠中，正瞻仰神秘的天空。
这天空的一束反光射在主教身上。
这额头同时也是通明透亮的，因为这天空也在他心中。这天空，就是他的良心。
可以这么说，月光射来，与主教内心的明光重合的时候，他的睡容就好像罩在灵光中。不过，这灵光始终非常柔和，而周围半明半暗，形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氛围。这天空的月亮、这沉睡的自然、这纹丝不动的园子、这十分宁静的房舍，此时此刻，万籁俱寂，给这圣贤可敬的睡容增添一种说不出来的庄严，并以一种崇高安详的光环，罩住这头白发和闭着的眼睛，罩住这张惟有期望惟有信赖的面孔，罩住这老人的头和这孩子的睡眠。
在这如此圣洁而不自知的人身上，可以说有一种神性。
冉阿让站在暗处，手里拿着铁烛扦，一动不动，畏惧地看着这光明的老人。他从未见过这种情景。这种信赖令他惊慌失措。道德世界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场面了：一个心神不宁、濒于作恶的人，瞻仰一个义人的睡眠。
这种睡眠，在这种孤独中，旁边站着他这样一个人，确实有某种崇高的意味，他隐约地，但是强烈地感觉到了。
谁也说不清他内心的活动，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要想领会，就必须想像出最狂暴的东西面对最温和的东西。即使他那张脸，也根本分辨不出是什么神色。这是一种惶恐的惊奇。他看着眼前的情景。仅此而已。但是他想什么呢？这是无从猜测的。有一点显而易见，就是他很激动，又惊慌不安。然而，他为什么这样激动呢？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老人。他那姿态和面部表情惟一明显的流露，是一种古怪的犹豫不决，就好像徘徊在两个深渊之间，即自绝和自救。他要击碎这个头颅，或者亲吻这只手。
过了半晌，他缓缓地把左手举到额头，摘下帽子，又同样缓慢地放下手臂。冉阿让重又陷入冥思，他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铁扦，粗野的头上毛发倒竖。
在这可怕目光的注视下，主教继续安然酣睡。
一缕月光依稀照见壁炉上的耶稣受难像：耶稣似乎向他们二人张开双臂，为一个赐福，为另一个赦罪。
突然，冉阿让又戴上帽子，不再看主教，顺着床快步走去，径直走到挨着床头隐约可见的壁橱；他举起铁扦，仿佛要撬锁；可是钥匙放在上面，他打开橱门，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盛银器的篮子；他抓起篮子，大步流星穿过房间，不再加小心，也不怕弄出声响了；他走到房门，又回到祈祷室，打开窗户，操起棍子，跨过窗台，将银器倒进旅行袋里，扔掉篮子，穿过园子，像只猛虎似的跳过围墙，逃之夭夭了。
十二 主教工作
第二天迎着日出，卞福汝主教在园中散步。马格洛太太慌慌张张朝他跑来。
“大人，大人，”他嚷道，“您可知道盛银器的篮子在哪儿吗？”
“知道。”主教回答。
“谢天谢地！”她又说道，“我不知道哪儿去了。”
主教从花坛中拾起篮子，递给马格洛太太。
“给您。”
“啊？”她说道，“里面空啦！银器呢？”
“唔！”主教又说道，“原来您是找银器呀？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上帝老天爷呀！银器给人偷啦！就是昨晚来的那人偷走的！”
于是，动作敏捷的老太婆风风火火，转眼工夫就跑到祈祷室，进入内室，又回到主教跟前。主教则弯下腰，惋惜篮子落到花坛压折的一株吉永的特产辣根菜。他听见马格洛太太的惊叫声，又直起身来。
“大人，那人走啦！银器给偷走啦！”
她一边惊叫，一边察看，目光落到园子的一角，只见那里有越墙的痕迹，墙头掀掉了一块。
“瞧！他就是从那儿逃走的。他跳墙到船网巷！噢！真该死！他偷走了我们的银器！”
主教默然半晌，继而抬起严肃的目光，和颜悦色地对马格洛太太说：“首先，那些银器是我们的吗？”
马格洛太太一时语塞。主教又沉默一会儿，才继续说道：
“马格洛太太，我不该这么久占用那些银器。那本来就是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显然是个穷人了。”
“唉，耶稣啊！”马格洛太太又说道，“这不是为我，也不是为小姐。我们都无所谓。这可是为大人啊。现在，大人用什么餐具吃饭呢？”
主教惊讶地看着她：“嗳！怎么这么说！不是有锡餐具吗？”
马格洛太太耸耸肩膀。
“锡餐具总有一股怪味儿。”
“那就用铁盘吧。”
马格洛太太不屑地做了个鬼脸。
“铁盘子有一股锈味儿。”
“那好，”主教说，“就用木制餐具吧。”
过了一会儿用早餐，还是昨晚冉阿让就座的餐桌。卞福汝主教一边用餐，一边让一言不发的妹妹和咕咕哝哝的马格洛太太注意，往牛奶杯里泡面包，根本用不着勺子，也不用叉子，连木制的也不用。
“怎么想得出来！”马格洛太太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就这么随便接待一个人，还让他睡在身旁！幸好他只偷了东西！上帝啊！一想起来就叫人心惊胆战！”
兄妹二人正要离开餐桌的时候，有人敲门。
“请进。”主教说道。
房门打开了，门口出现几个怪模怪样、气势汹汹的人。三个人揪住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人是警察，另一个人是冉阿让。
一个带队模样的小队长站在房门旁边，他进了屋，走过去朝主教行个军礼。
“主教大人……”他说道。
冉阿让一直垂头丧气，好像十分沮丧，一听这种称呼，立刻愕然地抬起头。
“主教大人！”他咕哝道，“这么说，他不是本堂神甫？……”
“住口！”一名警察喝道，“这是主教大人。”
卞福汝主教尽管高龄，这时也尽量快步迎上去。
“哦！是您啊！”他看着冉阿让，高声说道，“很高兴看见您。怎么回事儿！烛台我也送给您了，跟其他几件都是银器，您可以卖上二百法郎。为什么您没有把烛台连同餐具一齐带走呢？”
冉阿让睁大眼睛，注视年高德劭的主教，脸上的表情用人类任何语言都难描述。
“主教大人，”警察小队长说道，“这人讲的是真话啦？我们遇见他，看他急匆匆的样子像个逃跑的人，就把他叫住检查一下，发现他带着这些银器……”
“于是他就对你们说，”主教笑呵呵地接口说道，“这是一个老神甫送给他的，他还在那神甫家住了一宿？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就把他带这儿来啦？这是一场误会。”
“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放他走啦？”小队长又说道。
“当然。”主教回答。
警察放开冉阿让，而冉阿让退了两步。
“真放我了吗？”他含混不清地问道，仿佛是在说梦话。
“对，放你了，你没听见吗？”一名警察说。
“我的朋友，”主教又说道，“这是您的烛台，您走之前拿着吧。”
他走到壁炉前，拿起两支银烛台，交给冉阿让。两位妇人看着他这么做，没讲一句话，没有动一下，也没使个眼色阻挠主教。
冉阿让四肢颤抖，他神态怔怔的，机械地接过两支烛台。
“现在，”主教说道，“您可以放心走了。——对了，我的朋友，下次您再来，不必穿园子。您随时都可以从临街的房门进出。无论白天晚上，这扇门只搭上一根活闩。”
他转身对警察说：“先生们，你们可以走了。”
几名警察便离去了。
冉阿让这时的样子，就好像要昏倒的人。
主教走到跟前，低声对他说：“不要忘记，永远也不要忘记您向我做的保证：您用这钱是为了当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瞠目结舌，他根本不记得做过什么保证。主教讲这话时还加重了语气。他又郑重地说道：
“冉阿让，我的兄弟，您不再属于恶的一方，而属于善的一方了。我买下了您的灵魂；我把您的灵魂从邪恶的念头和沉沦的思想中赎出来，交给上帝了。”
十三 小杰尔卫
冉阿让像逃窜似的出了城。他脚步匆急，慌不择路，也不管大道小径，遇到便走，根本没有发觉在田野里总是原地兜圈子。整个上午，他就是这样游荡，没有吃饭，也不觉得饿。乱纷纷的新感触萦绕心头。他感到无名火起，却又不知道冲谁发；难说他究竟是受了感动还是受了侮辱。不时萌生一股奇异的柔情，每次他都想压下去，拿他近二十年来的冷酷无情与之对抗。这种状态令他疲惫。他不安地看到，不公正的惩罚毁了他一生，在他内心所形成的凶险的冷静，渐渐动摇了。他不禁想到，能用什么取而代之呢？有时，他真希望事情不是这样，还不如让警察押进监狱，也免得让这事搅得意乱心烦。尽管已是晚秋，绿篱间还时有晚开的野花，他走过时闻到清香，便忆起童年往事。那些往事长久没有再现，现在几乎不堪回首了。
难以表述的思绪，就这样整整一天在他心头堆积起来。
太阳西沉了，照得地面上最小的石子也拖长影子。冉阿让坐到一片荆丛的后面，这是一大片红土平原，渺无人迹，只有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连远村的钟楼也不见。估计离迪涅有三法里。离荆丛几步远，有一条小路横贯平野。
有人若是撞见，看他思索的神态，再看他那身褴褛的衣服，一定会感到格外可怕。他正思索的时候，忽然听见欢快的声音。
他扭头望去，只见从小路走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看似萨瓦人，斜挎着一把手摇弦琴，背着套箱，裤子破洞里露出膝盖，是一个走村串巷的快活的乖孩子。
那孩子唱着哼着，时而停下脚步，抛着几枚铜钱做“抓子儿”游戏；那几枚铜钱大约是他的全部财富，其中有一枚银币，面值四十苏。
孩子停到荆丛旁边，没有看见冉阿让；他相当灵巧，抛起几枚铜钱，总能用手背全部接住。
可是这回失了手，四十苏的钱币掉下去，朝荆丛滚去，到了冉阿让的脚边。
冉阿让一脚踩住。
可是，孩子的目光盯着钱币，看见他的动作了。
他一点也不惊讶，径直朝那人走去。
这地方寂无一人。举目四望，平原和小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儿，只听见掠过高空的一群飞鸟的微弱鸣声。孩子背对着夕阳，在目光中，他的头发变成缕缕金丝，而冉阿让的野蛮面孔血红血红。
“先生，”萨瓦孩子说，带着儿童那种又无知又天真的自信的口气，“我的钱呢？”
“你叫什么名字？”冉阿让问他。
“小杰尔卫，先生。”
“走开。”冉阿让说。
“先生，”孩子又说，“把钱还给我。”
冉阿让低下头，不再搭理。
孩子又说：“我的钱，先生！”
冉阿让的目光仍然盯着地上。
“我的钱！”孩子嚷道，“我的白币！我的银币！”
冉阿让好像根本没听见。孩子抓住他的外衣领摇晃，同时用力要推开踩着他那宝贝的铁掌大鞋。
“我要我的钱！我这四十苏钱！”
孩子哭了。冉阿让又抬起头。他一直坐着，现在眼神有点慌乱。他有点惊奇地打量小孩子，接着伸手去抓棍子，厉声喊道：“谁在这儿？”
“是我，先生。”孩子答道，“小杰尔卫！是我！是我！请把四十苏钱还给我！请您把脚挪开，先生！”
他恼火了，虽然人小，口气变了，几乎威胁地说：
“哼！您的脚挪开不挪开？嗳，挪开您的脚。”
“啊！又是你！”冉阿让说着，霍地站起来，但是那只脚始终踩着银币，他又补充说，“不要命啦，还不快逃！”
孩子吓坏了，看着他，接着，就开始从头到脚打哆嗦，怔住几秒钟，这才撒腿拼命逃掉，没敢回头，也没有叫一声。
不过，他跑了一段距离，喘不过气来，不得不停下；冉阿让在胡思乱想中，听见他哭泣。
又过了一会儿，孩子不见了。
太阳也落了。
冉阿让周围渐渐昏暗。他一天没吃东西，也许他正发高烧。
他始终站在原地，自从那孩子逃掉之后，他就没有变换姿势。他的胸膛起伏，呼吸不均匀，间歇很长。他的目光投向十几米远，仿佛在专心研究掉在杂草中的一块蓝色旧瓷片的形状。突然，他打了个寒战，他刚刚感到夜晚的寒冷。
他压低鸭舌帽，遮住额头，还机械地抿了抿外套并扣上，走了一步，哈腰拾起地上的棍子。
就在这时，他瞧见四十苏的银币，有半截被他的脚踩进土里，在石子中间闪闪发亮。
他就像触了电似的，低声咕哝一句：“这是什么东西？”接着倒退三步，站住，但是目光无法移开，仍然盯住他刚才脚踏的那一点，仿佛那闪光的东西，在黑暗中就是一只瞪着他的眼睛。
过了几分钟，他痉挛一般扑向银币，一把抓起它，又直起身，开始向平原四周远眺，目光投向天边的每一点，他站在那儿瑟瑟发抖，就好像一只受惊的野兽要寻找藏身之所。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夜幕降临，大片的紫雾从暮色中升起，平原寒气袭人，一片苍茫。
他“啊”了一声，便急忙朝那孩子消失的地方走去。走出百十来步远，他又站住，用目光搜寻，什么也没有看见。
于是，他全力呼喊：“小杰尔卫！小杰尔卫！”
他住了声等待。
没人应答。
平野荒凉凄迷。四周一片空旷，只有望不穿的黑暗和叫不应的沉寂。
一阵寒风吹来，赋予周围的景物一种阴森可怕的活力。几棵矮树摇动短小枯瘦的手臂，显示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就好像在威胁并追赶什么人。
他又往前走，继而跑起来，但是跑跑停停，在荒野中呼喊，声音特别凄惨又特别瘆人：“小杰尔卫！小杰尔卫！”
不用说，那孩子若能听见，也一定吓得要命，不敢露面。不过，那孩子无疑走远了。
他遇见一个骑马的教士，便走上前去打听：
“神甫先生，您看见有个孩子走过去了吗？”
“没看见。”教士答道。
“一个叫小杰尔卫的孩子？”
“一个人影儿我也没看见。”
他从钱袋里掏出两枚五法郎的硬币，送给教士。
“本堂神甫先生，这是给您的穷人的。——本堂神甫先生，那孩子有十岁左右，我想是背着套箱，还有一把手摇弦琴。他朝那边去了。是萨瓦地方的人，您知道吗？”
“我根本就没看见。”
“小杰尔卫？他不是这一带村庄的人吗？您能告诉我吗？”
“照您这么说，我的朋友，那他就是个外乡的孩子。他们经过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
冉阿让又猛然掏出两枚五法郎的银币，给了教士。
“给您的穷人。”他说道。
接着，他又昏头昏脑地补充说：
“本堂神甫先生，您让人把我抓起来吧。我是个窃贼。”
教士吓得魂不附体，双腿一夹镫，催马跑掉。
冉阿让继续朝他认定的方向跑去。
他跑了好长一段路，左右张望，连声呼唤喊叫，可是再也没有碰见一个人。他在平野上，有两三回望见像是卧着或蹲着的东西，便跑过去，近前一看却是一簇荆草，或是露出地面的一块石头。最后，他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便停下脚步。月亮升起来了。他向远处眺望，最后又喊了一次：“小杰尔卫！小杰尔卫！小杰尔卫！”他的呼叫消失在迷雾中，没有唤起一点回音。他又喃喃说了一句：“小杰尔卫！”但是声音微弱，有些含混不清。这是他最后的努力。他的双膝忽然一弯，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威力，用他黑良心的重负一下子将他压垮似的；他颓然倒在一块大石头上，两个拳头插进头发里，脸埋在双膝之间，他喊道：“我是个无赖！”
这时，他的心碎了，失声痛哭。十九年来，他这是第一次流泪。
看得出来，冉阿让离开主教家的时候，也摆脱了他一贯的思想，一时还不明白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还故意对抗那老人的天使般的行为和温柔的话语。“您向我保证要当个诚实的人。我买下了您的灵魂。我把您的灵魂从邪恶的思想中赎出来，交给仁慈的上帝了。”这话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以傲气对抗这种上天的宽宥，而傲气在人身上好似恶的堡垒。他模模糊糊地感到，那个教士的宽恕是最强大的攻势、最猛烈的冲击，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如果他顶住了这种宽恕，那么他就会顽梗到底，至死不悟了；如果他退让了，那么他就必须放弃仇恨，放弃多少年来别人的行为在他心中积满的、他也自鸣得意的那种仇恨；而这一战，非胜即败，这是一场大决战，在他的凶恶和那人的仁慈之间展开。
他头脑里充满这种种闪念，像醉汉一样往前走。他眼神忡怔，这样行走的时候，是否明确地领悟到，他在迪涅的奇遇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呢？他是否听到在人生的某些时候，警告或搅扰思想的这种神秘的嗡鸣吗？是否有个声音对着他耳朵说，他正经历命运的庄严时刻，他再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从今以后，他不是做最高尚的人，就要成为最卑鄙的人，可以说，现在他必须升得比主教还要高，否则就会跌得比苦役犯还要低；如果他愿意向善，他就得成为天使，如果执意为恶，他就得化为魔鬼，是否有个声音对着他耳朵这样说呢？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出在别处已经提过的问题：对这一切，他在思想里是否隐约抓住点影子呢？诚如我们讲过的，不幸遭遇是一种教育，使人增长智慧；然而，他能否理清我们在此所指出的这一切，还是值得怀疑的。他即使想到这些，也不能洞悉，只能像雾中看花，而结果他只能陷入难以忍受的、几乎是痛苦的困惑中。刚从叫做苦役场的那种畸形而黑暗的东西里出来，主教就触痛了他的灵魂，正如眼睛刚离开黑暗会被强烈的光线刺痛一样。从此向他提供的未来生活，可能实现的完全纯洁、光辉灿烂的生活，反而使他心惊肉跳，惴惴不安。他确实再也弄不清自己到了什么地步。正如一只猫头鹰突然看见日出一样，这个苦役犯也像被美德晃花了眼睛，一时目眩神摇。
有一点可以肯定，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他已不再是同一个人，他身上一切都变了，他再怎么做，也不可能消除主教对他讲过话并触动了他的事实。
就在这种思想状态中，他遇见了小杰尔卫，抢了那四十苏钱。为什么呢？肯定他自己也解释不了：难道这是他从狱中带出来的恶念的余威，仿佛最后挣扎，是冲动的余力，就像静力学所说的“致动力”的效果吧？是这种情况，也许比这种情况还要轻得多。一言以蔽之，抢钱的并不是他，并不是他这个人，而是这只兽，正是这只兽凭着习惯和本能，愚蠢地把脚踏在银币上，尽管当时他感触万端，心智还在搏斗。等心智清醒了，才看到这种兽性的行为。于是，冉阿让惶恐地退却，惊叫起来了。
他抢了那孩子的钱，干了一件他已经干不出来的事情，这种怪现象，只有处于他这种思想状态里，才有可能发生。
无论怎样，这最后一次恶劣的行为，对他却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这次行为突然穿越心智，廓清混乱，将晦暗浊重排到一边，将光明清亮排到另一边，而且作用于他那种状态的心灵，就像催化剂作用于一种混浊液体那样，使一种物质沉淀，使另一种物质变清了。
事情一发生，他还没有自省和思考，先就像要逃命的人那样惊慌失措，他企图找到那孩子，把钱还给人家，等他明白这是徒劳而不可能的，他才停了下来，悲痛欲绝。他喊出“我是个无赖！”的时候，开始看清他的样子了，而在相当程度上，他同自身分离了，就觉得他不过是个鬼魂，面对着一个血肉之躯，正是凶相毕露的苦役犯冉阿让：手里拿着木棍，身上穿着破罩衫，身后背着装满偷来的东西的行囊，脸上一副毅然决然的阴沉相，头脑里装满了为非作歹的方案。
我们已经注意到，过分深重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产生幻觉。他眼前恰似一种幻景。他确确实实看见了这个冉阿让，面对着这副狰狞的面孔。他几乎产生疑问：此人是谁？而且他非常憎恶。
他的头脑正处于汹汹纷扰，又极度平静的时刻，幻想深不可测，吞噬了现实。再也看不见周围的实物，却恍若看见心中的影像在体外活动了。
可以说，他同自身面面相觑，与此同时，他穿过这种幻视，望见一种神秘的幽深之处有光亮，起初以为是火炬；再仔细观察在他心中出现的亮光，便认出那火炬具有人形，而且正是主教。
他的良心轮番打量这样立在面前的两个人：主教和冉阿让。少了前一个，是不可能消除第二个的。这种凝望往往产生特别的效果，他幻想的时间越久，在他眼里，主教的形象就越发高大，越放光彩，而冉阿让却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了。到了一定时候，冉阿让便成为一个影子，继而倏然消失了。只剩下主教一人了。
他使这个无赖的整个灵魂充满灿烂的光辉。
冉阿让哭了很久，热泪满面，泣不成声，哭得比女人还脆弱，比孩子还惊慌。
就在他哭泣的时候，他的头脑渐渐敞亮了，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光，既迷人又可怕的光。他以往的生活、头一个过失、长期的赎罪，以及他的外表如何变得粗野，内心如何变得残忍，打算出狱后如何大肆报复，他在主教家里干了什么事，而他最后干的这件事，如何抢了一个孩子的四十苏钱，还是在得到主教宽恕之后干的，罪行就尤为卑鄙，尤为可恶，这一切都重新浮现在脑海，显得十分清晰，而且笼罩在他从未见过的明光里。他看自己的生活，觉得十分可恶；他看自己的灵魂，觉得十分丑恶。然而，在这种生活和这颗灵魂上面，却有一片柔和的光。他仿佛借着天堂的光看到了撒旦。
他究竟哭了多久呢？哭过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去了哪里？从来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情况似乎得到证实，就在那天夜晚，格勒诺布尔的驿车大约凌晨三点到达迪涅城，在穿过主教府街时，黑暗中车夫看见有个人跪在马路上，好像对着卞福汝主教家的门在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