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时，她已经把枕头从脑袋上拿开了——我知道她会的——但还是不肯看我，就算仰面躺着也不肯。我走到床边又坐下后，她把她的破脸转过去，对我排斥得要命，就像我把破击剑器材丢在地铁上后，潘西的击剑队员对待我那样。
“黑兹尔·韦瑟菲尔德丫头怎么样了？”我说，“你有没有再写她的故事？我把你寄给我的那篇放在手提箱里，在火车站。那篇写得很好。”
“爸爸会干掉你的。”
乖乖，她要是脑子里惦记上什么事儿，那可就放不下了。
“不，他不会，最坏的局面无非是他臭骂我一顿而已，然后送我去上一所破军事学校。他只能这样对我。不过首先呢，我根本不会待在这儿，我要离开。我会——很可能会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农场。”
“别逗我笑了，你连马都不会骑呢。”
“谁不会？我当然会，我理所当然会。有人教，两分钟就能学会。”我说，“别抠。”她在抠她胳膊上的橡皮膏。“谁给你理的发？”我问她。我刚好注意到不知道谁给她理的头发，很难看，太短了。
“不关你事。”她说。她有时说话语气很躁，躁得不得了。“我看你又是每门课都考砸了吧？”她说——语气很躁，说起来多少有点儿滑稽，有时候她说话像个破老师，可她还只是个小孩儿而已。
“错了，我没有。”我说，“我语文及格了。”接着，纯粹是他妈觉得好玩，我拧了她屁股一下。她侧身躺着，屁股撅得老远。她的屁股上几乎没什么肉，我拧得也不重，可她还是想打我的手，但是没打着。
接着，她突然说：“噢，你干吗要那样做？”她意思是说我怎么又被开除了，她问的语气让我有点儿不好受。
“噢，天哪，菲比，你别问我，我讨厌谁都来问这个。”我说，“原因有上百万。这所学校是我上过的学校中最差的，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还有卑鄙的家伙，你这辈子也不会见到那么多卑鄙的家伙。比如说，要是你跟别人在一间宿舍里吹牛时有人想进来，假如这位有点儿笨，脸上又长粉刺，那谁也不会放他进来。有人想进来时，他们总是锁住门不开。还有什么破秘密联谊会，我胆子小，不得不加入。有个惹人烦、脸上还长粉刺的家伙，名叫罗伯特·阿克利，他想加入。他一直努力想加入，可是他们不让，就因为他惹人烦，脸上还长粉刺。我根本不想提这件事，这是所烂学校，相信我的话吧。”
菲比丫头什么也没说，但是在听，我能从她的脑后根看出她在听。跟她说什么事时，她老是在听着，而且有趣的是，一半时候，她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她真的知道。
我一直跟她说潘西的事，我有点儿想说。
“就连那一两个在潘西还算不错的老师也虚伪。”我说，“有个老头儿，斯潘塞先生，他太太老是请人喝热巧克力什么的，他们两口子确实很不错。可是你该见识一下斯潘塞先生上历史课时，校长老瑟默走进教室坐在后排时他那副样子。老瑟默老是走进教室去后排坐上半小时，他本意是不声张，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开始打断斯潘塞先生讲课，讲很多老掉牙的笑话。斯潘塞老先生笑得咯咯响，几乎呛死，还堆着一脸笑，就好像老瑟默是他妈亲王什么的。”
“别老是说脏话。”
“那会让你吐出来，我保证你会。”我说，“然后，在退伍军人节——学校里在退伍军人节这天，建国前后从潘西毕业的所有蠢材都会返校，带着老婆孩子什么的在校园里到处走。你该见识一下那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儿。他所做的，是走进我们宿舍，敲着门，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他用厕所，可厕所是在走廊尽头——我不知道他他妈的干吗要问我们。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想看看他几十年前刻在某一格厕所门上的名字缩写还在不在。他所做的，是大约九十年前把他愚不可及的破名字缩写刻在一格厕所门上，他想看看还在不在。我就和同屋的跟他去了厕所。他在一格格厕所门上找他的名字缩写时，我们只好一直站在那儿，而他一直跟我们说话。他说在潘西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还给了我们许多关于前途之类的建议。乖乖，他可真让我觉得没劲！我不是说他是个坏蛋——不是的，不一定非得是个坏蛋才能让你觉得没劲儿——好人也能让你觉得特别没劲儿。只用一边在厕所门上找自己名字的缩写，一边给别人一大堆虚伪的建议，就能把你搞得特别没劲儿了，你只用这么做就能。我说不好。要不是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也许还没那么严重。仅仅是爬楼梯上来，就能让他累得很是上气不接下气。找他的名字缩写时，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喘气，他的鼻孔让人看着很好玩，也让人难受，而他一直对我和斯特拉雷德说，在潘西要尽可能多学些东西。老天，菲比！我没法解释，我就是不喜欢潘西那儿发生的一切，我没法解释。”
菲比丫头这时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她半边嘴巴还堵在枕头上，我听不清楚她说什么。
“什么？”我说，“把你的嘴挪开，那样堵着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
她这句话让我甚至更沮丧了。
“我喜欢，喜欢的，我当然喜欢。别那么说，见鬼，你干吗要那么说？”
“因为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任何一所学校。你不喜欢的东西有上百万，你不喜欢。”
“我喜欢的！你错就错在这儿——刚好错在这儿！你干吗非得他妈的那么说？”我说。乖乖，她真让我感到沮丧。
“因为你不喜欢，”她说，“你就说一样事吧。”
“一样事？我喜欢的一样事？”我说，“好吧。”
问题是我没法很集中思想，有时候真的难以集中思想。
“你是说我很喜欢的一样事？”我问她。
可是她没理我，她斜坐在床对面跟我隔他妈很远的地方，有上千英里远。“好了，你说，”我说，“你要我说一样我很喜欢的事呢，还是一样我只是一般喜欢的？”
“你很喜欢的。”
“好吧。”我说。但问题是我没法集中思想，几乎只能想到那两个拿着破旧的草篮到处募捐的修女，尤其是戴铁边眼镜的那个，还有我在埃克顿岗中学认识的一个男生。埃克顿岗中学有这么一位男生，名叫詹姆斯·卡斯尔，他不肯收回他所说的关于一个狂妄自大、名叫菲尔·斯塔比尔的男生的话。詹姆斯·卡斯尔说他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斯塔比尔的一个混蛋朋友打了小报告，结果斯塔比尔领着六个无耻的家伙去了詹姆斯·卡斯尔的房间，进去后就锁上门，要他收回说过的话。他不肯，他们就动手了。我根本不会跟你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太让人恶心了——可他还是不肯收回他的话，这个詹姆斯·卡斯尔。你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就不壮实，小个子，手腕几乎细得像铅笔。最后他怎么样呢？他不收回他的话，而是从窗户跳了下去。我当时正在洗澡，连我都听见他摔到外面的声音，但只是以为有什么东西从窗户掉下去，收音机、书桌什么的，没想到是个学生。接着就听到大家跑过走廊、跑下楼梯的声音，我也穿上浴袍跑下去。詹姆斯·卡斯尔就躺在石阶上，死了，他的牙齿、鲜血哪儿都是，谁都不敢走近一步。他穿着我借给他的高翻领羊毛衫。学校只是把到他房间的那几个学生开除了事，他们根本没进监狱。
我想起来的差不多就是那些，就是早餐时碰到的两个修女，还有在埃克顿岗中学认识的学生詹姆斯·卡斯尔。说实话，奇怪的是，我根本不怎么认识詹姆斯·卡斯尔。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跟我在一个班上数学课，可他远远地坐在教室的另一边。他几乎从来没站起来背过课文，或者上讲台在黑板上演算。有些人上学时，几乎从来没站起来背过课文，或者上讲台在黑板上演算还是怎么样。我记得唯一一次跟他说话，是他问我能不能借给他那件高翻领羊毛衫。他开口问我时，我他妈差点儿完蛋，真的是万分惊讶。我记得他问我时，我正在厕所刷牙，他说他表哥要来开车带他出去什么的，我根本不明白他怎么知道我有件高翻领羊毛衫。关于他，我仅仅知道点名时他的名字刚好在我前面，R.卡贝尔，W.卡贝尔，卡斯尔，考尔菲尔德——我现在还记得。实话跟你说，我差点儿没把羊毛衫借给他，就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
“什么？”我问菲比丫头，她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你根本一件事情也想不起来。”
“我能，我能。”
“那好，你想吧。”
“我喜欢艾里，”我说，“我喜欢我这会儿干的事，跟你坐在这儿，聊天，想事儿，还有——”
“艾里死了——你老是说这个！要是谁死了，上了天堂，那就不是真的——”
“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不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
菲比丫头什么也没说，她要是想不出说什么话，可是一句破话都不会说。
“反正我喜欢现在，”我说，“我是说就这会儿，跟你坐这儿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吹吹牛，乐一乐——”
“这实际上不算是一件事！”
“这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当然是！他妈的怎么不是？人们从来不认为有些事实际上就是事，我他妈嫌恶心。”
“别说脏话。好吧，说一样别的事吧。说说你希望当什么，比如科学家或律师什么的。”
“我当不了科学家，我在科学上根本不行。”
“那好，律师呢？像爸爸那样的。”
“律师还行，我想是吧——可是我也没兴趣。”我说，“我是说如果律师一天到晚到处去搭救无辜人们的性命什么的，那样倒还不算坏，可是真当了律师，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了。整天所做的，就是挣很多很多钞票，打打高尔夫球还有桥牌，买名车，喝马提尼酒，让自己的样子像是个有头有面的人物。况且，就算你真的到处去搭救别人的性命，你怎么知道那是因为你真的想那样做呢，还是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你真正的想法是当个很厉害的律师，在他妈案子审完后，让那些记者什么的拍着你的背，当庭向你表示祝贺，就像那些破电影里演的？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个装模作样的家伙？问题就在这儿，你不会知道。”
我对菲比丫头到底听明白了没有我说的话，不是很有把握，我是说她还只是个小孩子，但至少她在听我说。如果至少有人听你说话，就不算太糟糕。
“爸爸会干掉你的，他会干掉你。”她说。
可我没听她说，而是在想别的事——离谱的事。“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说，“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是说要是我他妈能选择的话。”
“什么？别说脏话。”
“你知道那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吗？我想——”
“那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菲比丫头说，“罗伯特·彭斯写的。”
“我知道是罗伯特·彭斯的诗。”
她说得没错，那一句的确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可我当时不知道。
“我还以为是‘有人抓到别人’呢。”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菲比丫头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开口时，还是那一句：“爸爸会干掉你的。”
“他真那么着，我他妈才无所谓呢。”我说着从床上站起身，因为我想站起来，想给在埃克顿岗中学教过我的语文老师打个电话，就是安托利尼先生。他现在住在纽约，辞了埃克顿岗中学的工作后，如今在纽约大学教语文。“我得打个电话，”我告诉菲比，“我马上回来，别睡着了。”我不想让她在我去客厅那会儿睡着了，我知道她不会，但我还是说了，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走向门口时，菲比丫头说：“霍尔顿！”我转过身。
她直挺挺地坐在床上，样子很漂亮。“我在跟一个叫菲莉斯·马古利斯的女孩儿学打嗝，”她说，“你听。”
我听了，还听到有点儿声音，可是也不算响。“好。”我说，然后就进了客厅，去给我以前的老师安托利尼先生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