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在右翼阵地的一个哥萨克镇上待了两个星期；那里驻扎着一个步兵营；军官们轮流在各人的住处聚会，到晚上就打牌。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某少校处打牌打腻了，就把牌扔到桌下，闲坐了很久，谈得津津有味，与以往大不相同。谈的是，其他一些宗教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这种迷信说法在我们基督教徒中也有许多人相信；每个人都说了各种各样的奇闻，证明确有此类事，或者证明其荒诞。
“诸位，这一切都不足为凭，”老少校说，“因为诸位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的那些怪事……”
“当然谁也没见过！”许多人说，“不过我们是从可靠的人嘴里听来的……”
“这一切都是胡扯！”有一个人说，“这些可靠的人在哪儿见过我们的死亡时刻表？……要是真有什么定数，那又何必赋予我们意志和理性？为什么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
这时候，一位坐在角落里的军官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桌子旁边，镇定而郑重地向大家扫了一眼。他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
乌里奇中尉的相貌与他的性格完全符合。高高的身材，黑黝黝的脸色，乌黑的头发，锐利的黑眼睛，具有民族特征的高大而端正的鼻子，嘴边总是闪动着的苦涩而冰冷的微笑——这一切似乎非常协调，为的是使他具有特殊人物的外表——这种人不会和命运安排给他作同伴的人交流思想感情。
他很勇敢，说话很少，但很尖刻。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内心秘密和家庭秘密，几乎滴酒不沾，从不追逐年轻的哥萨克的女子——哥萨克女子有多么美，没见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据说，上校夫人见到他那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就芳心荡漾；可是，当有人说话中暗示此事时，他竟气得不得了。
只有一种嗜好是他不隐瞒的，那就是好赌博。一到绿呢赌台边，他就什么都忘了，而且往往是输钱；但他越是常输，越是赌得带劲儿。据说，在远征作战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在枕头上坐庄；这一次他赌运极好。忽然几声枪声，有紧急警报。大家都跳起来，跑去拿武器。“下注呀！”乌里奇没有站起来，对一个赌得最起劲的赌伴说。“我押七。”那人一面跑，一面回答说。尽管这时已经乱成一团，乌里奇还是一直把牌分完。七点押中了。
当他来到阵地上的时候，双方火力已经十分猛烈了。乌里奇不理会子弹，也不理会车臣人的马刀，却到处去找那个赢了钱的赌伴。
“七点押中了！”这时尖兵队已经渐渐把敌人逼出树林，他终于在尖兵队里看到赢钱的赌伴，就叫起来，并且走到跟前，掏出自己的钱袋和皮夹，尽管赢者反对在这种场合清算赌账，他还是把钱付清了。他尽过这项不愉快的责任之后，才带领士兵向前冲去，并且沉着地跟车臣人交战，直到把这一仗打完。
当乌里奇中尉走到桌子旁边时，大家都不说话了，以为他准会有什么乖常的花样儿。
“诸位，”他说（他的语气很平静，虽然声音比平时低些），“诸位，空口争论有什么意思？诸位都说要证据，那我就向诸位建议：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看一个人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还是每个人的生死都有定数……谁愿意试一试？”
“我不试，我不试！”周围的人都叫起来，“真是怪人！想出这种花样儿！……”
“我愿意打赌。”我开玩笑说。
“打什么赌？”
“我认为没有什么定数。”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二十来个金币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说。
“我就来打赌，”乌里奇用低沉的声音说，“少校，就请您做公证人；我这儿有十五个金币，您欠我五个金币，就帮个忙给我凑齐吧。”
“好的，”少校说，“不过，说实话，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怎样决定胜负……”
乌里奇一声不响地走进少校的卧室。我们跟着他走进去。他走到墙边，墙上挂着武器，他从挂在钉子上的各种口径的手枪中随手摘下一支；我们还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可是，当他扳起枪机，往火药池里装火药的时候，许多人不由得叫起来，抓住他的胳膊。
“你要干什么？你听着，这简直是疯啦！”大家都对他叫起来。
“诸位，”他抽出自己的胳膊，慢吞吞地说，“那谁愿意替我付二十个金币？”
大家都不做声，走开了。
乌里奇走到另一间屋里，在桌边坐下来。大家都跟着他走进来。他做了个手势请我们在周围坐下来。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听他的，此时此刻，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我们。我凝神看了看他的眼睛；他却用镇定和动也不动的目光迎接我探询的眼神，而且他那苍白的嘴唇还笑了笑。尽管他如此冷静，我觉得似乎在他那苍白的脸上看到了死的阴影。我曾经发现，而且有许多久经战场的人证实过我的发现：一个人如果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死去的话，在他的脸上往往有一种奇怪的、劫数难逃的迹象，所以，阅历丰富的眼睛是难得看错的。
“您今天要死的。”我对他说。他很快地向我转过脸来，回答却又慢又镇定：
“也许对，也许不对……”
然后，他转身问少校，手枪是不是装了子弹的。少校慌乱得记不清楚了。
“得了吧，乌里奇！”有一个人叫起来，“既然挂在床头，肯定是装了子弹的……开什么玩笑呀！……”
“真是愚蠢的玩笑。”另一人附和说。
“我拿五十卢布对五卢布打赌，这枪没有装子弹！”又有一个人叫道。
于是为这事又安排好一次打赌。
这样繁杂的程序使我感到不耐烦了。
“诸位听我说，”我说，“要么开枪，要么把枪挂回原处，咱们都去睡觉。”
“可不是，”许多人叫起来，“咱们该去睡觉啦。”
“诸位，我请你们不要走。”乌里奇说着，把枪口抵到脑门儿上。大家都愣住了。
“毕巧林先生，”他又说，“请您拿一张纸牌往上扔。”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从桌上拿起一张红桃A往上一扔，大家的呼吸都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流露着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神情，看着手枪，又看着在空中颤动着慢慢下落的不祥的A；那A一挨到桌面，乌里奇就扣了枪机……没有发火！
“谢天谢地，”许多人叫起来，“没有装子弹……”
“不过，咱们来瞧瞧，”乌里奇说。他又扳起枪机，瞄准挂在窗子上面的一顶军帽——枪响了，顿时满屋子硝烟！等到硝烟散了，摘下军帽。军帽正中心打了一个窟窿，子弹钻进墙里老深。
有三四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乌里奇心安理得地把我的金币装进自己的钱袋。
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手枪第一次没有打响。有些人认为，想必是火药池堵塞了；有些人小声说，火药起初是潮湿的，后来是乌里奇另倒进去的；但我可以肯定，后一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手枪。
“您的赌运真好。”我对乌里奇说。
“这是生平头一次呢，”他得意地笑着回答说，“这比坐庄和打什托斯好些。”
“可是要危险些。”
“怎么样，您现在开始相信定数了吧？”
“我相信……不过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总觉得您今天一定要死……”
就是这一个人，刚才还那样从容地拿着枪对准自己的脑门儿的，现在却突然发起火，并且焦急不安起来。
“哼，得了吧！”他说着，站起身来。“咱们打赌打完了，现在我觉得您讲这种话是不妥当的……”他抓起帽子就走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果然不是白担心！……
不一会儿，大家就各自往家走，议论着乌里奇的怪诞行为，议论各有不同，却异口同声地说我是个利己主义者，因为我竟然和一个想自杀的人打赌，好像没有我他就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了！……
我回家路上，走过镇上一条条空荡荡的小巷。一轮满月红红的，像失火时的火光，渐渐从高高低低的一排房屋后面升上来。星星安详地在暗蓝色的天空闪烁着。我一想到古代圣贤认为天上的星辰也参与人间的微小争端，帮着争夺一小块土地或者什么虚幻的权益，就感到好笑！……结果怎样呢？他们认为专门为他们的战斗和胜利而照亮的这些明灯，至今依旧光辉灿烂，而他们的志气和抱负早已同他们一起化为乌有，有如来去无踪的流浪者在林边点燃过的一点火星。可是，他们相信上天以及天上无数星辰在注视着他们，虽然无言，却一直关怀着他们，这种信心为他们增添了多少意志力呀！……然而我们，他们这些可怜的后裔，在大地上游荡，没有信仰，没有抱负，没有欢乐和恐惧，只有一想到难免一死就不由地害怕，心里发悸，我们再也不能为造福人类或谋求个人幸福作出伟大牺牲，因为知道其不可能，于是我们冷漠地彷徨了又彷徨，就像我们的祖先，失误了不惜再失误，而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抱有希望，甚至也没有每次同人或命运搏斗时心灵会享受到的那种虽然真实但却转瞬即逝的欢乐。
还有许多类似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掠过，我没有让这些念头停留，因为我不喜欢老是思索什么抽象的问题。而且，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在青春少年时是爱幻想的：我喜欢轮流欣赏不安分的、火热的想象力为我描绘的时而阴暗时而光辉灿烂的景象。可是这给我留下什么呢？——只有疲惫，好像是黑夜里跟幽灵进行过一场搏斗，再就是充满悔恨的模模糊糊的回忆。在这种无益的搏斗中，我耗尽了心灵的热火劲儿和现实生活所必需的毅力。我是在思想上经历过现实生活之后，进入现实生活的，所以我感到乏味，厌恶，就像一个人在读一本早已熟悉的书的拙劣的仿本。
这天晚上发生的事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并且使我的神经受到震动，我说不准，我现在是不是相信定数，但那天晚上我肯定是相信的：证据是特别明显的，所以我尽管嘲笑了我们的祖先和他们那处处应用的星相术，却也不由得重蹈他们的覆辙。不过我在这条危险的路上及时收住了脚，并且因为有个准则既不绝对否定什么也不盲目信仰什么，于是把冥冥空想抛到一边，注意起脚下。这样的戒备非常及时：我绊在一样又肥又软和，但显然不是活的东西上，差点儿跌倒。我弯下腰——这时月亮已经对直地照着大路——什么东西呀？在我面前躺着的是一头猪，被马刀斩成了两截……我刚刚看清楚是什么，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有两个哥萨克从小巷里跑了出来，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哥萨克在追赶一头猪。我对他们说，没有看到哥萨克，只是指了指那个哥萨克发酒疯造成的不幸牺牲者。
“这个强盗！”另一个哥萨克说，“一喝了酒，就出来乱砍，见什么砍什么。咱们追他去，叶列梅奇，要把他捆起来，要不然……
他们走远了，我更加小心地继续走我的路，终于平安地回到我的住处。
我住在一个老军士家里。我很喜欢他，因为他为人善良，尤其因为他有一个很标致的女儿娜斯佳。
她一如往常，裹了皮袄，在篱笆门边等我。月光照着她那可爱的、因为夜晚寒冷冻得发了青的嘴唇。她一认出我，嫣然一笑，可是我没有心思理她。“再见，娜斯佳。”我说着，就从她身旁走过去。她本来想说点儿什么的，可是只叹了一口气。
我随手关上房门，点起蜡烛，就倒在床上；但是这一回我比往常更难入睡。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我才睡着，可是显然上天已经注定，这一夜我不能睡个够。早晨四点钟，两个拳头敲起我的窗子。我一骨碌爬起来，怎么回事儿呀？……“快起来，把衣服穿上！”有几个声音对我喊道。我匆匆穿好衣服，走了出来。“你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来找我的三个军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脸色白得像死人。
“什么事？”
“乌里奇被杀死了。”
我愣住了。
“真的，他被杀死了。”他们又说，“咱们快去吧。”
“上哪儿去呀？”
“等会儿就知道了。”
我们就走了。他们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对我说了说，掺杂了对于奇怪定数的种种看法，认为必死而不死，过半个小时才死，这就是定数。当时乌里奇一个人在黑黑的街上走着，正好碰上那个喝醉了酒、劈死一头猪的哥萨克，那个哥萨克本来没有注意他，可能就要从他旁边走过去了，可是乌里奇突然站下来，说：“伙计，你找谁呀？”“就找你！”哥萨克说着，一刀劈来，把他从肩膀几乎直劈到心脏……这时那两个追赶凶手、曾经遇到我的哥萨克赶到，把被劈伤的乌里奇扶起来，可是他已经奄奄一息，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了！”只有我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他这话说的是我。我无意中预言了这个可怜的人的劫数；我的直觉没有错，我准确地看出他那变了样的脸上有将死的迹象。
杀人凶手躲进镇边一座空房子里。我们朝那儿走去。许多女人也哭着朝那儿跑去。不时有迟出的哥萨克跑出来，一面匆匆地挂佩剑，一面跑着赶到我们前头，真是乱成了一团。
我们终于来到，一看，房子周围站满了人，房子的门和窗都从里面关上了。军官们和哥萨克们都很着急地议论着；娘儿们哭号着，又叫又嚷嚷。她们中间有个老婆子，深沉的脸上流露出疯狂的绝望神情，引起我的注意。她坐在一根很粗的木头上，两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头。她就是凶手的母亲。她的嘴唇不时地动几下：是在小声祷告，还是咒骂？
还是得采取什么行动，把罪犯抓住。可是，谁也不敢带头冲进去。我走到窗前，从护窗缝里望了望：他脸色煞白，躺在地上，右手握着手枪，那把血糊糊的马刀放在身旁。他那双有表情的眼睛恐怖地转动着，有时他哆嗦几下，抓抓自己的头，似乎模模糊糊记起昨天的事。我从他的惶惶不安的眼神中看不出多大的果敢劲儿，于是就对少校说，不必多虑，应该下命令让哥萨克们砸破门冲进去，因为现在动手比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再动手要好些。
这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尉走到门前，唤那人的名字，那人答应了一声。
“你造孽了，叶菲梅奇老弟，”大尉说，“那就没有法子，服从发落吧。”
“我不服从。”那个哥萨克回答说。
“那就听从上帝吧，你不是万恶的车臣人，你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嘛。既然你一时糊涂造了孽，那就没有法子：在劫难逃呀。”
“就是不服从！”那个哥萨克厉声叫起来，接着就听见扳起枪机的声音。
“喂，大婶，”大尉对那个老婆子说，“你对儿子说说，也许他会听你的话……要知道，这样只能使上帝震怒。而且你看看，各位先生在这儿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
老婆子对直地看了看他，摇了摇头。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大尉走到少校跟前，说，“他不会屈服的，我了解他这个人。要是破门面人，那我们许多人会被他打死。是不是最好下命令向他开枪？护窗有一条很宽的缝儿。”
这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想要像乌里奇一样试试自己的命运。
“等一等，”我对少校说，“我来捉他一个活的。”
我叫上尉还跟他说话，并且安排三个哥萨克守在门口，准备着一听到约定的信号就砸开门冲进去帮助我，我便绕到房子后面，走到那个决定生死的窗户跟前。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哼，你这该死的东西！”大尉叫道，“你跟我们开玩笑，还是怎的？是不是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啦？”他使足劲儿敲起门来。我把眼睛贴到护窗缝上，观察那个哥萨克的举动，看出他没有料到会有人从这一面进攻。于是我猛地揭开护窗，头朝下跳进窗去。我的耳朵上方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掉了我的肩章。可是顿时满屋子硝烟。我的敌手再也找不到放在身旁的马刀。我一下子抓住他的两条胳膊；哥萨克们冲了进来，不到三分钟，罪犯就被捆起来押走了。人群走散了。军官们纷纷向我庆贺——确实，应该庆贺！
在这一切种种之后，似乎不能不相信天命了吧？可是谁又能确切知道，他对什么事信得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我们不是常常把虚情假意或者错误判断当作可信的事吗？……
我对什么都喜欢怀疑，这种秉性并不影响性格的果断，倒是恰恰相反；就我来说，在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的时候，我会更勇敢地往前沖。因为比死更坏的事是不会有的——人总免不了一死嘛！
我回到要塞里，把我所经历和亲眼看到的事一无一十对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说了说，想听听他对定数的看法。他起初不明白定数指的是什么，不过我尽可能解释了一下，他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
“是啊！当然啦！这玩意儿可奥妙了！不过，那种亚细亚式枪机呀，要是油擦得不够，或者指头没有扣到底的话，常常发不出火；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切尔克斯式步枪，不知怎的，咱们这些人用起来总是不对劲儿：枪托子太小，一不小心就会把鼻子烧坏……不过他们的马刀实在了不起！……”
他多少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又说：“是啊，真可惜那个倒霉的人……鬼叫他去跟醉汉说话！……不过，显然这是他命中已经注定了……”
我再也不能从他嘴里听到什么了：他根本就不喜欢空洞的议论。
导读
◎加里·施特恩加特
大部分美国读者提及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三位大师便浮现眼前：留着络腮胡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巨著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创作；旁边是矮小的契诃夫，现代短篇小说巨匠。在这三位大师的身后，还有沉浸在忧郁中的果戈理，这位荒诞派的“吟游诗人”与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契合。随后阔步走来的是鬈发的普希金，虽然其诗歌才华只被俄国人认可，但得益于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和《尤金·奥涅金》，外国人对他也很熟悉。普希金之后，跃入眼帘的是屠格涅夫，一位温文尔雅的俄国版福楼拜。最后终于出场的是位年轻男子，宽肩膀，罗圈腿，一副不屑的神情，身边一把高加索匕首。
“那个人是谁？”美国读者大众问道。
“什么？这当然是莱蒙托夫。”俄国人答道。
“莱蒙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在当今国际大作家聚集的纽约州北部，我调查了莱蒙托夫的知名度。英美作家根本不知道莱蒙托夫是谁，只有德国及中欧作家会微微点头，表示知道此人。
“啊，莱蒙托夫，知道的。”
作为普希金之后俄国又一位伟大诗人，作为一名推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发展与繁荣的作家，其作品只有你手中拿的这薄薄的一本，可怜的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难怪知名度低之又低。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想评价莱蒙托夫的作品，抑或想全面衡量其对俄国小说、诗歌的贡献，都是一个难题，因为莱蒙托夫的作品少之又少。像他的偶像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死于决斗，当时年仅二十六岁（普希金被对手击中要害，死于三十七岁）。所以莱蒙托夫留给我们的作品确实很少——大概一百篇抒情诗，两首叙事诗，还有就是这本小说《当代英雄》。而且尽管其写作老成，诗句新颖，我们看到的作品还是出自一名年轻人之手。如果莱蒙托夫没有英年早逝，他能够创作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般震撼纠结的道德挣扎，或者托尔斯泰般的历史巨著吗？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但是就其现存作品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肯定的回答。
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莱蒙托夫在其时代中的地位。尽管莱蒙托夫、普希金、果戈理代表了俄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但是世界读者熟知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多善针砭时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被誉为美国最优秀小说，抨击的是美国历史中残酷的不平等制度——黑奴制度。同样，俄国小说则是针对俄国沙皇时期的农奴制进行道德拷问，农奴制对俄国社会破坏极大（有人甚至说其破坏影响至今）。显然，莱蒙托夫对社会体制不感兴趣，他更关心个体自由，而非社会问题的解决。莱蒙托夫与其他十九世纪初的作家、诗人，为即将到来的举世瞩目的文学大繁荣奠定了语言基础。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向这些先辈脱帽致敬，很好地继承了他们，进而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长、短篇小说。
可是为什么要读莱蒙托夫的作品呢？为什么不直接读当时的巅峰之作《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带小狗的女人》？对于俄国文学的研究者，答案很明显——目睹俄国小说的发展过程是件快事，如同第一次观看爱森斯坦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士兵走下敖德萨阶梯的场景一样。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答案更令人满意。《当代英雄》惊险刺激，别出心裁，扣人心弦，堪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这部小说字字珠玑，布局精心，构思巧妙，小说末尾点睛，探讨存在哲学——“要是真有什么定数，那又何必赋予我们意志和理性？为什么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这个问题升华了小说主旨，统领整部作品，并赋予其应有的不朽力量。作者匠心独运，通过时间转换、倒叙、多重叙述者，引领我们探索哲学问题。在很多方面，莱蒙托夫预见了将来的电影世界，其作品不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苏联早期电影人，比如爱森斯坦，还影响了当今的后现代电影，比如由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低俗小说》，其多个独立故事的叙述方式便是其影响最佳体现，这部电影同样探求有关命定与责任的问题。
《当代英雄》繁杂而简单，这只有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两个悲剧塑造了莱蒙托夫的一生，一个是个人悲剧，另一个是政治悲剧。一八一七年，莱蒙托夫两岁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是个一事无成的退役军官，精明强势的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尔谢尼耶娃从其父亲手中夺得了莱蒙托夫的抚养权。于是，在没有父母关爱的情况下，莱蒙托夫长大成人，他的小说、诗歌——经典代表就是“毕巧林”，所谓的“当代英雄”——不仅关注亲情缺失现象，还质问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忠诚与奉献。第二个悲剧也是俄国的悲剧：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俄国企图解放农奴、摆脱专制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沙皇专制制度继续统治俄国。与其偶像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十分同情这些圣彼得堡官员，因为他们的起义注定失败（大多数人被处以死刑）；同时，他们两人的个人自由都曾受到限制，随后更遭遇严格审查。莱蒙托夫的佳作经常将其送往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接受审判。那首让作者名声大噪的诗——《诗人之死》写于一八三七年普希金决斗死亡之后——不仅仅是对普希金杀手的抨击，也是对彼得堡政府的鞭挞，因为政府对诗人之死也有责任。诗句“你们，蜂拥在皇座两侧的人/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38导致莱蒙托夫被捕，之后流放到高加索，而这只是诗人与当局政府发生多次冲突中的一次罢了。为了救他，莱蒙托夫的外祖母代其与当局进行交涉。莱蒙托夫的一生，在这两大势力间夺来夺去——老外婆和当局政府。在两大势力限制的世界中，他渴求自由，他渴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喘一口气。而他的质疑使他离开了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压迫，被流放到格鲁吉亚的深山中和高加索地区。
《当代英雄》的发生地，高加索地区，对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其意义很难讲清楚。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孩子的我，第一次看到格鲁吉亚——山地、阿布哈兹沙滩、温带气候、欢快的居民。看过了列宁格勒单调、平坦的城市景象——那里无生气的冬季占据全年的大部分时间，看过了列宁格勒市民闷闷不乐的神情，格鲁吉亚看起来仿佛是幸福生活的化身。即便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高加索地区的居民也非常好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保留得远远好于其他的苏联民众。他们一边向莫斯科高呼万岁，一边偷偷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在《当代英雄》中，描述小镇里的俄国贵族时，主人公毕巧林一脸不屑，而当讲到高加索和它的居民时，则是一种强烈的近乎盲目崇拜的感觉，对此读者也许会很震惊。小说主要勾勒了矿泉疗养地五峰城刻板世俗的生活。莱蒙托夫对自然景色的赞美，象征着他及毕巧林对收留他们的这片土地的热爱：“西面，五峰并峙的别什图山蓝郁郁的，宛如‘暴风雨后的残云’；北面，是高高的玛舒克山，好像一顶毛茸茸的波斯皮帽，遮住整个那一边的天际；朝东面望，更令人心旷神怡：下面我看到的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干净而清新的小城，富有疗效的矿泉水潺潺流着，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熙熙攘攘；再往远处看，一座座山峦逶迤伸展开去，像一座半圆形露天剧场，越远越蓝，也越苍茫，而在遥远的天边，一座座雪山连绵不断，像一条银链，打头的是卡兹别克山，结尾是双峰并峙的厄尔布鲁士山……住在这样的地方是惬意的！”
生活确实可以很惬意，但是有人介入后，就不是这样了。位于五座高山间的矿泉城里有着各种暴发户、二流社会的贵族，莱蒙托夫的主人公被迫与他们打交道时，语言能力甚至都会下降。电影场景里自然的描述竟然变成了诸如“我的心确实比平时跳得猛烈”、胸脯起伏之类的句子。
纳博科夫曾如此评价此小说：“似乎年长的评论家对《当代英雄》的赞赏只是由于一种回忆，一种对年少时黄昏读书场景的回忆，一种对年少时强烈的自我认同的回忆，而不是由于评论家成熟的艺术感知。”39这有一定的道理：莱蒙托夫的读者是当时年轻的俄国人，而且《当代英雄》中一系列的冒险经历发生在异国他乡，处处是美酒、枪弹及性情多样的异族美女，这的确使得小说沾染了浮夸的气息与腔调。倘若与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相比，这部小说或许不能顺利地跻身成熟作品之列。换言之，《当代英雄》出自年轻人之手，不得不说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传的嫌疑，但也正是这个原因，小说充满青春活力，对社会残酷、无意义的愤慨（“人们吃甜食已经够多的了，甜食吃多了伤胃；很需要吃吃苦口的良药，听听逆耳的忠言。”莱蒙托夫在序言中写道），成为这名年轻作家的写作特点，这个年轻作家第一次发现他可以用笔创造的美丽、完整的世界。
这部小说是否就是作者的自传，就这个问题，莱蒙托夫在第二版中表示否认，并称之为“老套、反感的笑话”。事实上，作者与毕巧林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传闻属实，莱蒙托夫并不是一个友善的人。他厌世，自大，易怒，喜欢恶作剧，说话唐突无礼，对朋友冷漠，对敌人更是如此。但为沙皇服兵役期间，在对战车臣领袖沙米尔的战斗中，莱蒙托夫的英勇是公认的。同样，毕巧林骑马搏斗时，也是英勇无比，一下马便觉得难以忍受，他曾说“幸福是什么？就是自尊心得到满足”，“因为我是不善于交朋友的：两个朋友中总有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奴隶”。或许作者与其主人公最大的相似便是《当代英雄》中的决斗场景。搞笑的格鲁什尼茨基，穿着举止一贯矫情，毕巧林经常羞辱他。同样，莱蒙托夫经常嘲笑一名富有的莫斯科退伍少校，这个人叫马丁诺夫，其穿着颇像高加索人，莱蒙托夫称其为“拿着大匕首的高地人”40。马丁诺夫是莱蒙托夫的同学，他事事要求满意。《当代英雄》中的决斗场景，冒险刺激，滑稽搞笑，但现实中莱蒙托夫与马丁诺夫的决斗绝非如此。作者当场丧命。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角色的发展受到两大影响，它们影响了毕巧林角色的塑造，影响了莱蒙托夫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第一即是拜伦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深深植根于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作品，他们两人极其膜拜这位英国诗人。沃尔特·维克里，曾写过普希金的传记，他如此描述拜伦式文学形象：“拜伦式英雄多出生贵族，他们高傲浪漫，我行我素；他们看破红尘；他们感觉与社会格格不入，凌驾于社会；尽管不善交际，但他们让人敬畏，拥有一种潜在的高贵气质；他们的特点是命运相似，都曾遭受莫大的不幸（凄苦的爱情经历，未知的不公正待遇），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也因此扭曲，他们的情感变得萎缩；他们带给爱恋他们的女人不幸；他们出现于有点原始、异国情调的作品中。”41这样，我们看到的正是对毕巧林的逐字描述，如果有面对着毕巧林阴沉表情的镜子，我们看到的则是看破红尘、不善交际、高贵孤傲、寻求异域风情的莱蒙托夫。他遭遇了“莫大的不幸”——幼年丧母，又不能与父亲相见——还遭遇了凄苦的爱情（他年轻时爱恋的女子嫁给了一个比他富、比他老、比他胖的男人）。
第二种就是“多余人”形象，毕巧林完全可以归为其类。一八五〇年屠格涅夫在其小说《多余人日记》中创造这个术语，其实在这之前，俄国文学已经出现了三位多余人巨星：普希金笔下华而不实的尤金·奥涅金，格里鲍耶陀夫创作的华丽且经常引用的《聪明误》中没有归属感的西化的恰茨基，另一个当然就是毕巧林，我们正在谈论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些多余人形象的特点，是在俄国社会中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这种无能可能源于地位或财富的缺失（莱蒙托夫很显然缺乏后者），也可能源于一种有意识的决定——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更具实质性的决定——他拒绝融入客套、呆板、世俗的文化，这种文化倡导平庸、服从以及对沙皇政府的毕恭毕敬。面对这种窒息的环境，正如普希金曾描述他的角色一样，人的反应是“对生活的漠然，对生活乐趣的漠然，还有灵魂的早衰……”42。
《当代英雄》的结尾，毕巧林的身后留下了一连串的尸体，他毁了很多让人同情的俄国及切尔克斯少女，当他骑着马前去与不幸的格鲁什尼茨基决斗时，大呼：“我只是从人生的暴风雨中得到一些想法，却没有得到一点感情。”这不仅仅是他年少的怒吼，而是莱蒙托夫在其主人公转身离开前，展示给读者的深深的绝望，虽然只有那一刻。
请原谅小说的老套，有人认为莱蒙托夫是俄国最有攻击力的自由诗人。这是一个让人半信半疑的称呼，因为莱蒙托夫生活在一个最不懂自由的欧洲大国。“一条贱狗的贱命。”43得知莱蒙托夫死去后，尼古拉一世如此说道，并继续封杀莱蒙托夫直到其逝世，但这种封杀只会提高莱蒙托夫在本国的知名度。莱蒙托夫仔细观察并记录了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社会与国家的习俗，但他的眼睛似乎望着别处，不是看政府里卖弄风情的人或装腔作势的人，也不是沙皇管辖的佩戴奖章的人。他描述着高加索的风景：“这儿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幽静，一切都显得十分神秘——那椴树丛中小道上的浓荫。浓荫下是一道道流水，流水哗哗地从一块石板落向另一块石板，在一座座青山之间为自己开辟着道路；那雾气弥漫、静默无声的峡谷，峡谷还有分支从这儿通向四面八方；那充溢着南方茂草和刺槐气息的清新芳香的空气；那冰冷的小溪日夜不停、催人入眠的淙淙水声，一条条小溪在谷地尾部汇合后，一齐欢快地奔流着……”
（郝萌萌 译）
[1]该序言是作者在出第二版时加写的。序言回答了当时出现的许多议论并申明了作者写作的宗旨。
[2]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彼尔莫洛夫（1772—1861），著名的俄国将军。1816—1827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司令。
[3]古尔特是高加索一带最好的刀剑品牌，因兵器匠人古尔特而得名。
[4]请读者原谅，我把卡兹比奇唱的歌改写成诗，当时我听到的自然是散文；可是习惯是第二天性。——作者注。
[5]俄语中阿卡济亚有“护卫队”和“方便”之意。前一句中用作“护卫队”，后一句中用作方便，成为双关语。
[6]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名著《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仆人。
[7]巴尔扎克的小说《三十岁的女人》中的人物。
[8]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
[9]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浪漫主义青年作家戈蒂叶、涅尔瓦等人自称为“青年法兰西”。
[10]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中的意大利姑娘。
[11]普希金《乌云》一诗中的诗句。
[12]表示不是近卫军，因此受蔑视。
[13]皆指普通军人。
[14]皆指普通军人。
[15]原文均为法文。
[16]原文均为法文。
[17]原文均为法文。
[18]魏奈是德国人的名字，伊凡诺夫是俄国人的姓。
[19]希腊神话中的牧人，相貌异常俊美。
[20]歌德长诗《浮士德》中的魔鬼。
[21]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
[22]古罗马占卜官根据鸟鸣和祭祀用牲畜的内脏预言未来之事。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套。
[23]原文均为法文。
[24]原文均为法文。
[25]十六至十九世纪在欧洲流行一种简裙，里面用鲸须撑着。
[26]原文为法文。
[27]原文为法文。
[28]俄语“物质”一词又可作“话题”解。
[29]原文为法文。
[30]原文为法文。
[31]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好色出名。
[32]引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33]塔索（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34]斯拉夫民族传说中极端残酷的形象。
[35]原文为法文。
[36]尤利乌斯·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传说他忽视不祥预兆，终遭暗杀。
[37]此文译自美国企鹅经典《当代英雄》导读。作者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是犹太裔美国小说家，著有《俄罗斯社交新丁手册》《荒谬斯坦》等。
[38]劳伦斯·凯利，《莱蒙托夫：高加索的悲剧》，纽约：乔治·布拉齐勒出版社，1978，203页。
[39]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德米特里·纳博科夫译，纽约：人人文库，1992，11页。
[40]凯利，173页。
[41]沃尔特·维克里，《亚历山大·普希金》（修订版），纽约：特维恩出版社，1992，236页。
[42]凯利，16页。
[43]凯利，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