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来到的情景像是老电影。那天下午金光灿灿，我在贝比的家里。关于这个家，有几句话要说。贝比的妈妈去了欧洲。姑妈在家陪伴她；姑妈名叫加里蒂，七十五岁了，但还像小鸡那般活跃。罗林斯家族遍布西部各地，她不停地从一家到另一家，总帮得上忙，很受欢迎。她身边一度有许多儿子。后来陆续离开了，都抛弃了她。她年纪虽老，对我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却颇有兴趣。她看到我们在起居室喝威士忌，伤心地摇摇头。“你们干那种事情最好到院子里去，年轻人。”那年夏天，楼上几乎成了寄宿所，里面住了一个名叫汤姆的人。汤姆无可救药地爱着贝比。他是弗蒙特人，据说家里条件很好，什么都不缺，有产业等他去经营，但他宁愿待在贝比所在的地方。晚上，他坐在起居室，用报纸挡住涨得通红的脸，我们说什么话他都听到，但是不作回应。贝比说话时，他脸红得更加厉害。我们硬要他拿开报纸时，他十分无奈地看着我们。“呃？哦，是的，我想是的。”他一般只是这么说。
加里蒂坐在习惯的角落里，手里在做编结活，两只敏锐的眼睛却在观察我们。她的任务是陪伴，注意不让我们说骂人的话。贝比坐在长沙发上吃吃发笑。蒂姆·格雷、斯坦·谢泼德和我懒洋洋地散坐在扶手椅里。可怜的汤姆非常不自在，简直是在受罪。他站起来，打着哈欠说：“一天又过去了，各位晚安，”随即上了楼。贝比根本不能算是他的情人。她仍旧爱着蒂姆·格雷；蒂姆却挣扎着想逃脱她的掌握。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这么坐着，迪安开着他那辆破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他跳出汽车，身上穿的是一套带坎肩的花呢衣服，口袋上露出了表链。
“嗨！嗨！”我听见他在外面街上的声音。和他一起来的有罗伊·约翰逊，罗伊偕同他的妻子多萝西刚从旧金山回来，打算再在丹佛住家。还有邓克尔和贾拉蒂·邓克尔以及汤姆·斯纳克。大家又都回到了丹佛。我走到门口。“哥们好，”迪安向大家伸出他的大手，“我发现这一头过得不错。哈啰，哈啰，”他对大家说。“哦，蒂姆·格雷，斯坦·谢泼德。你们好吗？”我们把他向加里蒂作了介绍。“哦，您好。这一位是我的朋友罗伊·约翰逊，承蒙他一路陪我，哼，妈的！咳！咳！胡泼尔少校，先生，”一边向盯着他瞧的汤姆伸出手去。“是啊，是啊。萨尔，老兄，有什么消息，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墨西哥？明天下午？好，好，啊哈！萨尔，我十六分钟之内必须赶到埃德·邓克尔家，去赎回我那次在拉里默街当铺打烊前当掉的一块老铁路表，同时我要尽快地抽空去看看我老爸碰巧是不是在吉格斯自助餐馆或者别的酒吧，然后我要到多尔要我多加关照的理发师那儿去，多年来我一直这样，没有改过——咳！咳！六点整，听到没有，六点整——老兄，我要你到这儿，我会过来，带你去罗伊·约翰逊家，放吉莱斯皮和别的乐队的爵士音乐唱片，先放松一个小时，再参加你、蒂姆、斯坦和贝比不管我来不来事先早已安排好的节目，我驾驶那辆三七年的老福特车一路上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其间还在堪萨斯城停留了好久，去看我的表哥，不是山姆·布雷迪，而是那个小的……”他说这番话时，在起居室的凹间里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动作敏捷地脱了上衣，换了T恤衫，把表换到从破衣箱里拿出来的另一条裤子里。
“伊内兹呢？”我问道。“纽约那边怎么样了？”
“萨尔，我们这次旅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到墨西哥来办离婚手续，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都便宜、都快速。我终于得到卡米尔的同意，现在一切都妥当了，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妙了，我们没有任何烦心的事了，是吗，萨尔？”
行啊，我都听迪安的，于是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作出一套新的计划，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晚会，一个难以忘怀的晚会。在埃德·邓克尔的哥哥家里举行。他两个哥哥是公共汽车司机。他们局促不安地坐着，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桌上摆着许多好吃的东西、蛋糕和酒。埃德·邓克尔一副快活和富足的样子。“喂，你和加拉蒂的事情解决了没有？”
“是的，先生，”埃德说。“肯定的。你知道，我们准备去上丹佛大学了，我和罗伊。”
“你们学什么呢？”
“哦，你知道，社会学那一类的科目。迪安一年比一年疯狂了，不是吗？”
“确实如此。”
贾拉蒂·邓克尔也在。她想找人说说话，但是迪安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谢泼德、蒂姆、贝比和我靠墙并排坐在餐椅上，迪安站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瘦长的埃德·邓克尔在他背后心神不定地站着。他可怜的弟弟给挤到后面。“嗨！嗨！”迪安抻抻衬衫，摩挲着肚皮，上窜下跳。“是啊——我们又聚在一起了，一晃好几年，可是你们发现我们谁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真叫人吃惊，这叫持——持——久性——其实要证明这一点，我这里有一副扑克牌，可以用它来算凶吉祸福、流年大运。”还是那副背后有色情画面的扑克牌。多萝西·约翰逊和罗伊·约翰逊僵直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聚会的气氛很沉闷。迪安突然不做声了，坐在斯坦和我中间的一把椅子上，像狗一样凝视着前方，对谁都不理睬。他仿佛灵魂出窍了片刻，去积聚能量。假如你碰他一下，他会像悬崖边上一块卵石上的大圆石那样摇晃。他可能滚下悬崖摔得粉碎，也可能只是岩石那样摇晃。接着，大圆石炸开来变成一朵花，他的脸绽放出可爱的笑容，他像刚醒过来的人那样四下张望着说：“啊，瞧这许多和我一起坐在这里的可爱的人。多可爱啊，萨尔，正如我上次说的那样，嗨，呃，哦，是啊！”他站起身，走到对面，向聚会上两个公共汽车司机之一伸出手说：“你好。我叫迪安·莫里亚蒂。是啊，我记你记得清楚。一切都好吗？好，好。瞧那蛋糕多么可爱。哦，我可以吃一点吗？就我自己？可怜相？”埃德的妹妹说可以。“哦，太好啦。人们都这么好。蛋糕和好东西放在桌子上，就为了让大家高兴。哼，咳，太好啦！”他站在房间中间摇晃身体，一面吃蛋糕，一面敬畏地看着所有的人。他转过身，看看背后。他看到的一切都使他惊讶。房间里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在交谈，他说：“是啊！正是这样！”墙上的一幅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上前仔细观看，又退后一步，他弯下腰，他跳起来，他要从各种不同的高度和角度观看，他扯着身上的T恤衫嚷道：“该死的！”他不了解自己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了什么印象，更是不在乎。人们开始满怀母亲和父亲的感情望着迪安。他终于如我指望的那样成了天使；但是正如天使一样，他有愤怒和狂暴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离开聚会的地方，一大帮人乱哄哄地前去温泽酒吧的时候，迪安醉得一塌糊涂，既像魔鬼，又像天使。
淘金热潮时期，温泽酒吧曾是丹佛有名的旅馆和多方面关注的热点——楼下大厅的墙上还有弹孔——但是也请记住，这儿曾是迪安的家。他和他的父亲曾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他不是观光客。他在这个大厅里喝起酒来像他父亲的幽灵，无论葡萄酒、啤酒或者威士忌，对他来说都像是喝水。他涨红着脸，汗出如浆，在酒吧大声喧哗，他步履蹒跚地穿过舞池，在这儿，西部来的不三不四的客人拉着女人跳舞，在钢琴上乱弹，他张开臂膀拥抱那些曾经的犯人，和他们一起瞎起哄。我们这帮人围坐在两张拼在一起的大桌子旁。有丹佛·D·多尔，多萝西·约翰逊和罗伊·约翰逊，多萝西的朋友怀俄明州布法罗市的一个姑娘，斯坦，蒂姆·格雷，贝比，我，埃德·邓克尔，汤姆·斯纳克等，一共十三个人。多尔高兴极了：他把一台花生自动售货机搬到面前的桌子上，抓了一把分币塞进去，然后吃花生。他建议我们大家在一张明信片上写几句，寄给纽约的卡洛·马克斯。我们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拉里默街那晚的音乐声很热闹。“太有意思了！”多尔嚷道。迪安和我在男厕所企图用拳头把门打破，但是门板有一英寸厚。我的中指骨碎了一节，第二天才发现。我们喝得烂醉。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桌子上排了五十杯啤酒。你只要绕着桌子跑，从每一个杯子里吸一口酒。峡谷市的刑释人员和我们一起喝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酒吧外面的休息室里，上了年纪的前探矿者拄着拐杖坐在滴答作响的老挂钟下面做白日梦。当年他们得意的时候也干过这类疯狂的事。一切都在旋转。到处都举行聚会。甚至一座城堡里也在举行，我们大家驱车前往——除了迪安以外，他不知跑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城堡大厅的一张大桌子前就座，大喊大叫。城堡外面有游泳池和岩洞。我终于找到了世界的大蟒即将抬头的城堡。
夜深时，迪安、我、斯坦·谢泼德、蒂姆·格雷、埃德·邓克尔和汤米·斯纳克，我们同坐一辆汽车，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们去了墨西哥镇，去了“五点”，东倒西歪地乱逛。斯坦·谢泼德高兴得忘乎所以，扯起嗓子不停地嚷道：“狗娘养的！真带劲！”还使劲拍自己的膝盖。迪安对斯坦很是着迷，不断地重复斯坦说的话，擦自己脸上的汗。“萨尔，我们和斯坦这家伙一起去墨西哥肯定有劲！错不了！”那是我们在神圣的丹佛的最后一晚，我们开怀畅饮。最后，我们在地下室点了蜡烛喝酒，加里蒂穿着长睡衣，拿着手电筒在楼上摸索。现在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黑人，他自称姓戈麦斯。他在“五点”附近漫无目的地闲逛。我们见到他时，汤米·斯纳克喊道：“嗨，你是不是叫约翰尼？”
戈麦斯倒退回去，再次走过我们面前说：“你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好吗？”
“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名叫约翰尼的人？”
戈麦斯踅了回去，又走过来。“这次是不是更像一些？因为我努力要做约翰尼，只不过摸不着门道。”
“好吧，老兄，和我们一起走吧！”迪安招呼说，戈麦斯跳进汽车，我们就走了。我们在地下室压低嗓门说话，尽量不打扰街坊。早晨九点钟，大家纷纷离去，只剩下迪安和谢泼德两人像疯子似的喋喋不休。人们起来做早餐，听到地底下传来奇怪的“是啊！是啊！”的声音。贝比替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去墨西哥的时刻到了。
迪安把他那辆汽车开到最近的维修站，彻底检查了一遍。那是一辆三七年出厂的福特轿车，右边车门的铰链已经脱落，车门是绑在车身上的。右边前座的座位坏了，人坐上去就会往后仰，脸冲着破烂的车顶。“正像我和比尔一样，”迪安说。“我们咳个不停，一蹦一跳地去墨西哥；不知道要多少天呢。”我看了地图：到边境城市拉雷多，全程超过一千英里，主要都在得克萨斯州，然后是墨西哥境内七百六十七英里，直到地峡岔口附近的墨西哥城和瓦哈卡高地。这次旅行我无法想象，太奇妙了。它不再是东西向的横穿，而是迷人的南下。我们仿佛看到整个西半球山脉嵯峨直到火地岛，然后我们沿着地球的弧面进入别的回归线和地域。“老兄，我们终于能到了！”迪安信心十足地说。他拍拍我的胳膊。“等着瞧吧。呵呵！”
我和谢泼德一起去处理我们在丹佛未了的事务，遇到了他站在家门口的可怜的爷爷，爷爷说：“斯坦——斯坦——斯坦。”
“什么事，爷爷？”
“别走。”
“哦，这件事已经定了，我现在就得走；你干吗不让我走？”老人头发花白，两个杏仁状的眼睛很大，头颈僵直。
“斯坦，”他直截了当地说，“别走。别让你的老爷爷流泪。别留下我一个人。”这一切让我看了心酸。
“迪安，”老头儿转向我说，“别把我的斯坦从我身边带走。他小的时候，我常常带他去公园里看天鹅。他的小妹妹就是在公园池塘里淹死的。我不希望你把我的孩子带走。”
“不行，”斯坦说，“我们现在就得走。再见啦。”他想挣脱。
他的爷爷抓住他的胳膊。“斯坦，斯坦，斯坦，别走，别走，别走。”
我们低下头，快步离开，老头儿仍站在丹佛小街那幢小屋的门口，门上挂着珠子，客厅里塞满了家具。他的脸色煞白，嘴里在呼唤斯坦。他有点瘫痪，行动不很自如，没有离开门口的打算，只是站在门口喃喃地说“斯坦”和“别走”，渴望地望着我们走到拐角。
“老天，谢泼德，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没关系！”斯坦哼哼说。“他老是这样的。”
我们在银行里碰到斯坦的妈妈在取准备给他的钱。她是个可爱的老妇人，满头白发，但看上去仍非常年轻。她和她儿子站在银行的大理石大厅里，悄声说话。斯坦穿着牛仔服，一副肯定要去墨西哥的样子。他在丹佛的时候少不更事，现在要跟浮躁好动的迪安走了。迪安跳跳蹦蹦来到街角上，准时和我们会合。谢泼德太太坚持要请我们大家喝咖啡。
“拜托你们多费心照顾我的斯坦，”她说。“谁都说不准那个国家会碰上什么事。”
“我们会互相照顾的，”我说。斯坦和他的母亲在前面走，我和神经兮兮的迪安走在后面；他把东部和西部厕所墙上的涂鸦不同之处讲给我听。
“它们完全不同；东部大多是俏皮话、粗俗的玩笑、露骨的暗示、淫秽的文字和图画；西部干脆写名字，比如红头发奥哈拉、瞎咋呼蒙塔纳，到此一游，大多是相当认真的约会，原因在于寂寞，一过密西西比河就能感觉这一丁点儿细微差别。”我们面前就有一个寂寞的人，谢泼德的妈妈是个可亲的母亲，她不愿意看到儿子离开，但是知道他非离开不可。我知道斯坦是在逃避他的爷爷。我们三个人——迪安在寻找他的父亲，我的父亲早死了，斯坦在逃避他的爷爷，我们三个一起出发准备进入茫茫黑夜。他在第十七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吻别了他的母亲，她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向我们挥手告别。再见，再见。
我们在贝比家坐上汽车，同她告了别。蒂姆和我们一起坐车到城外他的家。那天贝比显得很好看；她像瑞典人似的，一头金色的长发，在阳光下可以看到脸上的雀斑。她同小时候一模一样。她以后可能会和蒂姆一起来与我们会合——但是后来没有。再见了。再见了。
我们的车子隆隆地开走了。我们离开了蒂姆·格雷在城外的院子，我回头看到蒂姆在平原上的身影逐渐后退。那个古怪的人站在那儿看我们离去，足足有两分钟之久，天知道他在想什么悲伤的事情。他的身影越来越小，但仍站着不动，一手拉着晾衣绳，像站在船头的船长似的，我扭过身，想再看看蒂姆，可是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那是东望堪萨斯州直到我的家乡亚特兰蒂斯的空间。
我们把喀哒喀哒作响的车头调向南面，直奔科罗拉多州的罗克堡，这时太阳已成红色。西边山上的岩石像是十一月黄昏时分布鲁克林的啤酒厂。高处岩石紫色的阴影里，有人在行走，但是我们看不清；也许是多年前我看到的山顶的白发老人。扎卡特坎·杰克。他越来越接近我了，倘若他就在我身后。丹佛像盐堆的城市那样在我们背后退去。上空的烟雾消散在我们的视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