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十五天里，我们凑合着待在一起。我们醒来后决定一路搭免费车去纽约；到纽约后，她将以我的女朋友身份出现。我在想象中已经可以看到迪安、玛丽卢和所有人的错综复杂的惊讶表情——活跃季节，一个新的活跃季节开始了。我们首先要干活，挣到足够的钱，以备一路上的花费。我剩下二十块钱，特雷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开始。我却不喜欢那么做。我像傻瓜似的，把这个问题足足考虑了两天，我们在从未见过的洛杉矶的五花八门的报纸上翻看招聘广告，在自助餐馆和酒吧打听有没有机会，直到我身上的二十块慢慢缩成了十块出头。我们待在小旅馆房间里十分快活。半夜里，我睡不着时就起身，把毯子拉上来盖住特雷光裸的褐色肩膀，观看洛杉矶的夜景。这里的夜景太没有理性、太闷热、太多的警报器声响！街对面出了什么事故。一幢老旧的东倒西歪的寄宿所是发生某种悲剧的现场。警察的巡逻车停在下面，警察在询问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屋子里还传出啜泣。我听到各种声息，包括我所住的旅馆招牌的霓虹灯镇流器的嗡嗡声。我生平从未感到这么悲哀。洛杉矶是美国最凄凉、最没有理性的城市；纽约的冬天冷得让人伤心，但是某些街道的某些地方却有一种古怪的友好情谊感。洛杉矶却像是蛮荒丛林。
特雷和我一面吃红肠面包，一面在南大街上闲逛，南大街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灯光和嘈杂的嘉年华会。几乎每个街角上都有穿长靴的警察在搜查行人。全国最蓬头垢面的人都拥挤在人行道上——这一切都发生在南加利福尼亚星辰之下，然而，洛杉矶其实是个庞大的沙漠宿营地，升腾起来的棕色光环使那些柔和的加利福尼亚星辰都黯然失色。空气中飘荡着茶、大麻、辣椒煮豆子和啤酒的气味。在美国的夜晚，啤酒屋里传出震耳欲聋的、狂野的博普爵士音乐，它同各种各样的牛仔音乐和布基伍基音乐混在一起。人人看上去都像是哈塞尔。戴着苹果酒帽、留着山羊胡子的狂放的黑人嘻嘻哈哈地来到；接着是来自纽约的、直接从六十六号线下来的、蓄着长发的、赶时髦的人；之后是背着背包、直奔广场想找一张公园长椅落脚的沙漠耗子；还有袖管丝丝缕缕的循道宗的牧师，偶尔还能碰上一个大胡子、穿凉鞋的“自然之子”派的圣徒。我想同他们见面，同他们一个个交谈，但是特雷和我忙于挣一笔钱，没有空余的时间。
我们去好莱坞，想在日落大道和葡萄藤街拐角的药房里找份工作。这个拐角真是好地方！常常有一家老小乘了破旧的汽车从偏僻地区开来，站在人行道上，张着嘴想看电影明星，而电影明星却从不露面。当一辆高级豪华汽车驶过时，他们急切地跑到马路牙子那儿去张望：里面坐着一个戴黑眼镜的男人，身边有个珠光宝气的金发女人。“堂阿米奇！堂阿米奇！”“不，是乔治·墨菲！乔治·墨菲！”人群毫无目的地乱转，东张西望。帅气的小伙子来好莱坞想演牛仔，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世界上最美丽迷人的姑娘穿着宽松长裤招摇过市；她们希望一炮走红，当上明星；最后落得在路旁自助快餐店打工。特雷和我也想在快餐店找工作。哪儿都不容易找钱。好莱坞大道上的汽车风驰电掣，疯狂地尖叫；每分钟至少发生一桩小事故；大家都朝最远的一株棕榈树奔去——那前面却什么都没有，只有沙漠。好莱坞的山姆们站在时髦的饭店门口争论，正如百老汇的山姆们站在纽约雅各海滩争论一样，只不过他们的衣服单薄一些，他们的话题粗野一些。身材高大、瘦骨嶙峋的牧师颤颤巍巍地走过。肥胖的妇女尖叫怪嚷地穿过大道，去排队参加智力竞赛。我看见杰里·科隆纳在别克汽车公司买了一辆汽车；他在巨大的玻璃橱窗里面，捻着八字须。特雷和我在市中心一家自助餐馆吃饭，餐馆布置得像岩洞似的，内壁到处都鼓出金属的乳房和属于诸神和油滑的海神尼普顿的石质臀部。人们忧郁地在瀑布周围进餐，脸上绿得泛出海洋的悲哀。洛杉矶所有的警察都漂亮得像是女人包养的情夫；他们的初衷显然是来洛杉矶拍电影的。人人都想进电影界，甚至包括我。特雷和我每况愈下，最后只能试着在南大街找工作，混迹于那些店员和女侍者之间，他们自甘堕落，并对此无动于衷。可是就算在那里也一无所获。我们还有十块钱。
“哥们，我打算去我姐姐那里拿衣服，然后我们搭车去纽约，”特雷说。“来吧，哥们。我们干吧。‘假如你不会跳摇摆舞，我来跳给你看。’”最后两句是她经常哼唱的歌词。我们匆匆赶到阿拉梅达大道那头墨西哥人棚屋区她姐姐的住处。我等在墨西哥人厨房后面一条幽暗的小巷子里，因为我不能让她姐姐看到。狗到处乱窜。小巷子里灯光很暗。我听到特雷和她姐姐在柔和暖热的夜里争论。我准备好应付任何情况。
特雷出来，牵着我的手，来到洛杉矶有色人种集居的中央大道。那个地方太寒碜了，鸡舍似的棚屋小得连一台自动唱机都搁不下，唱机放的都是布鲁斯、博普和强节奏的爵士音乐。我们爬上肮脏的经济公寓的楼梯，到了特雷的朋友玛格丽娜的住处，玛格丽娜这里有特雷的一件衬衫和一双鞋子。玛格丽娜是个可爱的黑白混血儿；她的丈夫肤色黑得像纸牌里的黑桃，人很和气。他出去买了一品脱威士忌招待我。我要分担一部分钱，但他不同意。他们有两个小孩，孩子在床上蹦跳；这里是他们的游乐场。他们搂着我，好奇地望着我。外面是中央大道晚上狂野的嗡嗡声——汉普的《坍塌的中央大道》之夜。人们毫无顾忌地在门道里、在窗口唱歌。特雷取了衣服，同他们告别。我们到一个小棚屋，放自动唱机消遣。两个黑人悄悄在我耳边说什么茶叶的事。只要一块钱。我说行，拿来吧。毒品贩子过来，做手势让我去地下室的厕所，我傻乎乎地站着，那人说：“拣起来，老兄，拣起来。”
“拣什么？”我说。
他早已收了我一块钱。他不敢指地板。其实地下室也没有地板。地下有一样像是小粪块似的褐色的东西。他谨慎得有些荒唐。“我得多加小心，上星期情况不很太平。”我拣起那个小粪块：一支棕色纸卷的香烟，我回到特雷那里，我们一起去旅馆房间过过瘾。结果毫无飘飘然的反应。那只是布尔·达勒姆牌子的香烟。我的钱花得太冤。
特雷和我绝对必须一次头就打定今后怎么办的主意。我们决定带着现剩的钱搭免费车去纽约。那晚她从她姐姐那儿要了五块钱。我们一共有十三块左右。在旅馆日租金到期之前，我们收拾好行李，搭上一辆红色的汽车到了加利福尼亚的阿卡迪亚，圣阿妮塔赛马场就在那里白雪覆盖的山顶下面。天色已晚。我们面向美洲大陆，手牵着手，走了好几英里，离开人口密集的地区。那天是星期六。我们站在路灯下，竖起大拇指，做出希望搭车的手势，突然间，好几辆满载着挥舞三角旗的孩子的汽车轰隆隆地开过。孩子们大喊：“耶！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们看到路上有个男人和一个姑娘，特别高兴，便哇哇地招呼我们。这样的车子陆陆续续开过几十辆，车上全是稚气的面孔和变嗓的声音。我恨他们每一个人。这些中学里的小流氓，父母有几个臭钱，星期日下午吃吃烤牛肉，朝路上的人吆五喝六，他们自以为是什么人？他们取笑一个落魄的姑娘和一个想得到爱的男人，他们自以为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招谁惹谁。想搭便车也搭不上。我们不得不步行回去，更倒霉的是我们想喝咖啡，走进了惟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场所：一家中学的冷饮店，路上遇见的孩子都在里面，并且还记得我们。他们发现特雷是墨西哥人，是只游荡的野猫；而她的男朋友更不如她。
她把头仰得高高的走了出来，我们在暗地里沿着公路旁边的明沟漫无目的地行走。我们两人的帆布包都由我拿着。我们呼吸的是夜晚带有寒意的雾气。我最后决定同她一起再逃避一次，天大的事明天再说。我们进了一家汽车旅馆的院子，花四块来钱租了一个舒适的小套间——有淋浴、洗浴毛巾、嵌在墙壁里的收音机等等。我们紧抱着，长时间严肃地谈话，洗了淋浴，先开着灯，然后又熄了灯，讨论问题。我们证明了某些事情，我让她相信了某些事情，她接受了，我们在暗中达成协议，气都喘不过来，然后像羊羔似的很满意。
早晨，我们大胆地按照我们的新计划采取行动。我们乘公共汽车到贝克斯菲尔德，去干摘葡萄的活儿。干了几星期后，我们就按正常途径去纽约，也就是乘公共汽车去。那天下午天气好极了，和特雷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公共汽车上，心情松弛地聊天，看窗外的田野景色朝后退去，无忧无虑。傍晚时到了贝克斯菲尔德。我们的计划是找当地所有的水果批发商。特雷说我们可以在工作地点住帐篷。住帐篷，趁着加利福尼亚凉爽的早晨摘葡萄的想法很合我心意。但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大家帮我们出了无数点子，搞得我们晕头转向，然而没一个管用，工作不能落实。尽管如此，我们吃了一顿中餐，补充了体力，重新出发。我们跨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到了墨西哥镇。特雷唧唧呱呱和她的同胞说话，打听工作方面的事。夜晚已经降临，那个墨西哥小镇的街道上满是耀眼的电灯：电影院的挑出帐篷、水果摊、小游乐场、小零售店、几百辆停着的卡车和车身溅满泥点的旧汽车。拖家带口的墨西哥摘水果工人吃着爆米花在街上闲逛。特雷逢人就谈话。我开始绝望了。我需要的——也是特雷需要的——是喝点酒，于是我们花了三毛五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到铁路调车场去喝。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流浪汉搬来板条箱，围坐着生火取暖。我们坐着喝酒。左面是漆成红色的货运车，在月光下显得凄凉肮脏；前面是贝克斯菲尔德市的灯光和机场的柱子；右面是一座庞大的铝制匡西特仓库。啊，美好、温暖的夜晚，月光如水，搂着你的姑娘，喝喝酒，说说话，啐啐唾沫，简直是天上人间。特雷是个能喝的小傻瓜，酒量不比我小，甚至超过我，我们一直聊到午夜。我们始终没有从板条箱旁边挪开。偶尔经过的有流浪汉，有带着孩子的墨西哥母亲，巡逻车停后，警察下来撒尿，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受打扰，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融合，越来越难分难舍。午夜时，我们站起来，磨磨蹭蹭朝公路走去。
特雷有个新主意：我们不妨一路搭车到她的故乡萨比纳尔，住在她哥哥的车库里。我反正怎么都行。到了公路上，我让她坐在我的帆布包上，装得像是遇到困难的女人，没过多久，一辆卡车停了下来，我们兴高采烈地奔跑过去。开车的是个好人；他的卡车却很糟糕。他轰隆隆地把卡车开出山谷。我们在拂晓前两三点钟到达萨比纳尔。特雷睡熟时，我喝光了瓶里的酒，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了车，在南太平洋铁路线一个加利福尼亚小镇的落叶覆盖的、安静的广场上漫步。我们去找特雷哥哥的好朋友，从他那里可能知道特雷的哥哥在哪里。家里没有人。天亮时，我仰躺在小镇广场的草坪上，不停地说：“你不会说他在威德干什么，不是吗？他在威德干什么？你不会说的，是吗？他在威德干什么？”那是电影《人鼠之间》里布尔格斯·梅雷迪斯和牧场工头说的话。特雷咯咯笑了起来。她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意思。我可以一直躺在那儿，等妇女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她不会在意。但我最后决定，由于要去找她哥哥，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准备，我便带她到铁路旁边的一家老旅馆，我们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
第二天，阳光灿烂，特雷很早就起身去找她哥哥了。我一直睡到中午；忽然看见窗外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运货车驶过，平板车上躺着好几百个流浪汉，他们把背包当作枕头，有的在看报上的滑稽连环漫画，有的在吃岔线旁边摘来的上好的加利福尼亚葡萄。“妈的！”我嚷道。“嚯！这就是《圣经》里的应许之地。”那些人都来自旧金山；一星期后又兴高采烈地回去。
特雷、她的哥哥、她的孩子和她哥哥的好朋友都来了。她的哥哥是个健壮的墨西哥大小伙子，一副爱酒的模样，人倒不坏。他的朋友也是墨西哥人，高大而疲沓，讲的英语没有什么口音，嗓门大，过于想讨人喜欢。我看得出来他对特雷很有意思。特雷的小孩名叫约翰尼，七岁，黑眼睛，很可爱。我们全在这儿了，另一个狂野的日子开始了。
她哥哥名叫里基，有一辆三八年生产的雪佛兰。我们挤进了汽车，朝不知名的地方驶去。“我们去什么地方呀？”我问道。哥哥的朋友做了回答——他的名字是邦佐，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身上有臭味。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他的营生是把粪肥卖给农民；他有一辆卡车。里基口袋里总有三四块钱，他一直都乐呵呵的，老爱说：“不错，老兄，走啦，走啦！”说罢，他就发动了那辆破旧的卡车，速度达到每小时七十迈，我们前去弗雷斯诺那头的马德拉，找几个农民谈谈粪肥的事。
里基手头有个酒瓶。“我们今天喝酒，明天干活。走啦，老兄——喝一口吧！”特雷带着孩子坐在后面；我回头，看到她由于回家而高兴得脸上泛出红光。加利福尼亚十月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疯狂向后退去。我又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准备上路了。
“现在去哪儿，老兄？”
“我们去找一个有些闲置粪肥的农民。明天我们开卡车来运走。老兄，我们能挣不少钱。不用担心。”
“大家都有份！”邦佐嚷嚷说。我发现确实如此——无论我去什么地方，人人都在挣钱。我们在弗雷斯诺乱七八糟的街道上飞快地开着车，到后街去找些农民。邦佐下车同墨西哥农民谈话，唧唧呱呱不知说些什么；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
“我们需要的是喝一杯！”里基嚷道，我们便下车进了一家十字路口的酒馆。星期日下午，美国人都喜欢在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酒；他们带着孩子；一边喝酒，一面海阔天空地瞎聊，还要争吵；一切都很好。夜晚降临，孩子们开始哭叫，父母们喝醉了。他们东倒西歪地回到家里。我在美国各地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酒时都遇到过这样的一家子。孩子们吃爆米花和炸土豆片，在后面玩耍。我们也一样。里基、我、邦佐和特雷坐着喝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声嚷嚷说话；约翰尼和别的孩子在自动唱机周围玩耍。太阳开始变成红色。我们一事无成。有什么事需要完成呢？“明天，”里基说。“老兄，我们明天干；再喝一杯啤酒吧，老兄，来吧，来吧！”
我们摇摇晃晃地出来，上了卡车；去到公路边的一个酒吧。邦佐五大三粗，话多嗓门大，圣华金山谷一带的人都认识他。我和他从公路边的酒吧出来，乘了卡车去找一个农民；结果到了马德拉的墨西哥小镇去找姑娘，有可能的话替他和里基物色几个。当紫色的暮霭笼罩在漫山遍野的葡萄园时，我像哑巴似的坐在卡车里，邦佐同一个墨西哥老头在厨房门口讨价还价，想买老头在后院种的西瓜。我们买了瓜，当场就吃掉，把瓜皮扔在老头家旁边的泥地上。天暗了，各种各样的漂亮小姑娘来到外面的街道上。我说：“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呀？”
“别担心，老兄，”大邦佐说。“我们明天能挣许多钱；今晚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回去找到了特雷、她的哥哥和孩子，在公路的灯光下开车到弗雷斯诺。我们都饿得慌。我们跃过弗雷斯诺的铁轨，进了弗雷斯诺墨西哥小镇杂乱的街道。模样古怪的中国人把身子探出窗外，看着星期日晚上的街景；一拨拨穿着长裤的墨西哥小姑娘招摇过市；自动唱机放出喧嚣的曼博舞音乐；街上的灯彩像是过万圣节。我们进了一家墨西哥餐馆，吃了玉米饼裹捣烂的菜豆，味道很好。我掏出身上最后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付了特雷和我的账。这五元钱本来计划用到新泽西，现在只剩下四块了。特雷和我面面相觑。
“我们今晚睡哪儿，宝贝？”
“我不知道。”
里基喝醉了；他现在的声音柔和疲惫，不断地说：“来吧，哥们——来吧，哥们。”这一天真漫长。我们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仁慈的上帝安排了什么。可怜的小约翰尼躺在我怀里睡熟了。我们开车回萨比纳尔。半路上，我们在九十九号公路边上一家饮食店前猛地刹车。里基最后还要喝一杯啤酒。路边小店后面停着汽车拖车，支着帐篷，有几个破旧的汽车旅馆式的房间。我打听了一下价格，回答是两块钱。我问特雷怎么样，她说行，因为我们现在带着孩子，要让孩子舒服些。酒馆里有个牛仔乐队在演奏，一些脸色阴沉的流动农业工人歪歪扭扭地在音乐伴奏下跳舞，特雷和我喝了几杯啤酒后，带着约翰尼进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准备睡觉。邦佐还在外面转悠；他没有睡的地方。里基到葡萄园他父亲的棚屋里去睡了。
“你住在哪儿，邦佐？”我问道。
“没有地方住，老兄。照说我应该同大罗塞住在一起，可是她昨晚把我撵了出来。我打算去把卡车开过来，今晚睡在卡车里。”
响起了拨弄吉他的声音。特雷和我一起望着星星，我们亲吻。“明天，”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很好，你说呢，亲爱的萨尔，哥们？”
“当然，宝贝，明天。”老是明天。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听到的总是它——明天，一个可爱的词，这个词儿也许意味着天堂。
小约翰尼衣服也没有脱，在床上蹦了几下就睡了，他的鞋子里撒出了沙子，马德拉的沙子。特雷和我半夜里起来把床单上的沙子掸掉。我早晨起身，梳洗后在附近转转。我们在棉花地和葡萄园中间，离开萨比纳尔有五英里。我问经营宿营地的胖女人，有没有空的帐篷出租。最便宜的帐篷没人住，租金每天一块。我掏出一块钱，住了进去。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炉子，支杆上挂着一面有裂纹的镜子；气氛很令人愉快。我进去时得弯下腰，进去后看到了我的宝贝和我宝贝的孩子。我们等里基和邦佐开着卡车来。他们带着瓶装啤酒来了，开始在帐篷里大喝起来。
“粪肥怎么啦？”
“今天太晚了。明天，哥们，我们挣许多钱；今天我们喝啤酒。你说呢，要啤酒吗？”我不需要别人怂恿。“来吧——来吧！”里基嚷道。我开始理解，我们要靠粪肥卡车挣钱的计划永远行不通。卡车停在帐篷外面。它发出的气味同邦佐身上的一样。
那天晚上，特雷和我在带露水的帐篷里上了床，夜晚气氛甜蜜。我正要睡时，她说：“你现在想同我做爱吗？”
我说：“约翰尼怎么办？”
“他不会察觉的。他睡熟了。”其实约翰尼没有睡，不过他没有作声。
第二天，小伙子们开着粪肥卡车回来，又开车出去寻找威士忌；他们回来后在帐篷里欢饮了一场。那天晚上，邦佐说外面太冷，于是裹了一张散发着牛皮气味的油布，睡在我们帐篷里的地上。特雷讨厌他，她说邦佐整天围着她的哥哥转，目的是接近她。
看样子，除了特雷和我快要挨饿之外，什么事也成不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去田间走走，打听打听有没有摘棉花的活儿。人们让我出了营地，到公路那边的农场去问问。我去了，农场的主人同女眷一起在厨房里。他从里面走出来，听了我的要求，提醒我说，每摘一百磅皮棉，他只付三块钱。我估计自己每天最少也能摘三百磅，便答应下来。他从仓库里找出几条帆布长口袋，对我说，摘棉花的工作天亮就开始。我十分高兴地跑回去告诉特雷。半路上，一辆运葡萄的卡车在路上一块高出来的地方颠了一下，震出好几大串葡萄，掉在滚烫的柏油路上。我捡起来，带回家。特雷很高兴。“约翰尼和我跟你一起去摘，帮一把手。”
“啐！”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要知道，摘棉花是非常吃力的活儿。我做给你看。”
我们吃葡萄，傍晚，里基带来一个面包和一磅汉堡牛排，我们吃了野餐。有一个比较大的帐篷紧挨着我们，里面住的是一家流动摘棉花工人，爷爷整天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年纪太老，干不动了；儿子、女儿以及孙子辈，每天破晓时穿过公路，到我干活的农场主人的地里去摘棉花。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说，由于沾上露水的关系，清晨的棉花比较重，挣到的钱要比下午多。话虽这么说，他们仍旧从日出干到日落。爷爷是三十年代天灾时期从内布拉斯加迁移来的——全家坐了一辆破旧的卡车。我的蒙大拿的牛仔朋友也告诉过我，那场天灾就是沙尘暴。此后，他们就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爱干活。十年来，老头儿子的子女增加到四个，其中几个的年纪大得可以摘棉花了。那时候，他们的境况有了好转，摆脱了西蒙·勒格里式种植园的极端贫困，住进了比较体面的帐篷，那就足够了。他们为现在的帐篷感到非常骄傲。
“还打算回内布拉斯加吗？”
“啐，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们盘算的是要买一部拖车。”
我们弯下腰，开始摘棉花。景色很美。田野那头是帐篷，帐篷后面是干枯的褐色棉田，一直延伸到远处褐色的旱谷的山麓小丘，再后面就是早晨蓝色的空气里白雪覆顶的内华达山脉。这比在南大街洗盘子要好多了。但是我对摘棉花一窍不通。我把白色的棉桃从发脆的底托分离出来花费的时间太多；别人轻轻一夹就行了。此外，我的指头开始流血；我需要手套，或者多一点经验。有一对黑人老夫妇和我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他们摘棉花时的从容同战前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祖辈一模一样；他们弯着腰，忧郁地慢慢沿着行株移动，挂在腰际的盛棉花的帆布袋子逐渐鼓起来。我的腰背开始酸痛。但是跪下来躲藏在地里的感觉很好。我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把脸贴着湿润的褐色泥土。小鸟伴奏似的歌唱。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终身的工作。约翰尼和特雷从炎热的正午阳光下跑来，朝我挥手招呼，和我一起干起来。小约翰尼摘棉花的速度比我还快——特雷当然比我快一倍。他们赶到我前面去了，给我留下一堆一堆摘净的棉花，让我加进我的帆布袋——特雷留下的是摘棉能手的大堆，约翰尼留下的是孩子气的小堆。我伤心地把它们塞进袋里。我算是哪门子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用说他们了。整个下午，他们都和我一起。太阳发红时，我们一起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去。我把摘好的棉花卸在田头的磅秤上；重五十磅，我领到一美元五十美分。我向一个流动农业工人借了辆自行车，沿着九十九号公路骑到十字路口的食品杂货店，买了煮熟的意大利细面条、肉丸子罐头、面包、黄油、咖啡和蛋糕，装了一纸袋，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回家。驶往洛杉矶的车辆迎面隆隆而来，驶往旧金山的车辆在背后撵我。我不停地咒骂。我抬头望望黑暗的天空，祈求上帝让我时来运转，好为我爱的那两个小东西做些事情。谁都不把我当一回事。我应该有自知之明。特雷使我重新有了生气，她在帐篷的炉子上加热了食物，那是我生平吃到的最美味的几顿饭之一，因为我太饿太累了。我像摘棉花的老黑人那样叹气，躺在床上抽了一支烟。狗在凉快的夜里吠叫。里基和邦佐晚上不来我们的帐篷了，这使我相当满意。特雷蜷缩在我身边，约翰尼坐在我胸上，他们两个在我的笔记本上画小动物。可怕的平原上，我们的帐篷里有点亮的灯。路旁饮食店里，牛仔们演奏的音乐越过田野传来，给人以凄凉之感。我却不在乎。我吻了我的宝贝，我们熄了灯。
早晨的露水把帐篷打得萎靡不振；我拿了毛巾和牙刷到汽车旅馆的公共盥洗室去梳洗；然后回来穿上长裤，由于跪在地上干活，裤子都磨破了，特雷晚上缝补好。我戴上那顶曾经给约翰尼当玩具的破烂不堪的草帽，拿起盛棉花的帆布袋，穿过公路。
我每天大约挣一块五毛钱。刚够晚上骑了自行车去买食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把东部、迪安、卡洛以及讨厌的公路完全抛在脑后。约翰尼和我整天玩耍；他喜欢我把他抛到空中，落到床上。特雷坐着缝缝补补。我是个喜欢浪迹江湖的人，正如我在帕特森梦想的那样。传言说特雷的丈夫已经回到萨比纳尔，要找我算账；我思想上已有准备。一天晚上，流动农业工人在路边饮食店情绪失控，把一个人绑在树上，用棍子打得遍体鳞伤。当时我已入睡，后来才听说。那之后，我的帐篷里一直放着根大棒，惟恐那些流动农业工人认为我们这些墨西哥人在他们的拖车营地里胡搞。他们当然以为我是墨西哥人；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也是。
现在已是十月份，夜里冷多了。一户流动农业工人家有个烧木柴的炉子，他们打算在当地过冬。我们什么都没有，再说帐篷的租期也满了。特雷和我无奈地决定我们非离开不可。“你回娘家去吧，”我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不能带着约翰尼这样的小不点儿在帐篷营地里转悠；可怜的小家伙太冷了。”特雷哭了，因为我非难了她作为母亲的天性；其实我本意不是这样。一个灰暗的下午，邦佐开了卡车过来，我们决定去她娘家看看情况。但是我不能露面，只能躲在葡萄园里。我们前去萨比纳尔；路上卡车抛了锚，同时又下起了大雨。我们坐在旧卡车里咒骂。邦佐下了车，在大雨中费劲地修理。毕竟他是个老好人。我们谈好再痛快地喝一杯。我们来到萨比纳尔的墨西哥小镇，在一家摇摇欲坠的酒吧里喝了一小时。我彻底结束了我在棉田里的活。我能感觉自己的生活在呼唤我回去。我寄了张明信片给姨妈，再次请她汇五十块钱来。
我们驾车去特雷家。他们的棚屋坐落在葡萄园中间的老路上。我们快到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还差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让我下了车，然后开到特雷家门口。灯光从门里泻出来；特雷的六个兄弟在弹吉他、唱歌。老头儿在喝酒。我听到盖过了歌声的大声争吵。他们骂特雷是婊子，说她离开她那二流子的丈夫，去了洛杉矶，把约翰尼扔给了他们。老头儿大声嚷嚷。但是肥胖的棕色皮肤的妈妈嗓门比他更大，在世界上那些干农活的大男人中间，她一向占上风，最后特雷得到允许，可以回家了。弟兄们开始唱欢快的歌曲。我蜷缩在寒冷的风雨中，观察着山谷十月里悲哀的葡萄园发生的事情。我耳朵里回响着比利·霍利戴唱的《多情人》；矮树丛中有我自己的音乐会。“我们下次相逢，你会擦干我的全部泪水，抱我吻我，在我耳边悄悄说些甜言蜜语，啊，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多情人，啊，你在哪里……”这支歌的歌词并不突出，但是那回肠荡气的旋律和比利的演唱实在太棒了，仿佛一个女人在柔和的灯光下抚摸她情人的头发。风在咆哮。我觉得冷。
特雷和邦佐回来了，我们开着那辆喀哒喀哒发响的老卡车去找里基。里基现在同邦佐的女人大罗塞住在一起；我们在破巷子口按喇叭。大罗塞把他轰了出来。全搞砸了。那晚我们睡在卡车里。特雷当然紧紧地抱着我，叫我别走。她说她可以摘葡萄，挣钱养活我们两个人；我可以住在离她家不远的路那头农民赫弗尔芬格的仓库里。我不必干活，只消整天坐在草地上吃葡萄。“你喜欢吗？”
早晨，她的表兄弟跑来把我们接到另一辆卡车上。我突然领会到这一带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都知道特雷和我，对他们来说，我们的事肯定是个有趣浪漫的话题。那几个表兄弟非常客气，事实上还非常可爱。我站在卡车上，愉快地笑着，谈论战争期间我们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情况如何。特雷的表兄弟一共五人，个个都很好。他们似乎不属于特雷家她哥哥那样老是嘀咕的那一派。不过我喜欢那个荒诞的里基。他斩钉截铁地说他要去纽约找我。我想象他到了纽约以后的模样，事事都拖到明天再说。那天他睡在田地里的什么地方。
我在十字路口下了卡车，表兄弟们把特雷送回家。他们在家门口朝我打手势；表示父亲和母亲不在家，他们出去摘葡萄了。下午整个屋子归我管了。那是一座四个房间的棚屋；我想象不出一家子人是怎么住的。苍蝇在洗涤槽上飞舞。没有纱窗，正如歌中所唱的：“窗玻璃打碎了，雨飘进来了。”特雷在家里，在锅碗瓢盆之间慢条斯理地干活。她的两个妹妹朝我吃吃地笑。小孩在路上尖叫。
我在山谷里的最后一个下午，当红红的太阳从云层中出现时，特雷带我到路那头农民赫弗尔芬格的仓库。赫弗尔芬格沿路的农场办得相当兴旺。我们把板条箱收拾到一起，特雷从家里拿来毛毯，一切准备就绪，只不过仓库屋顶尖部有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特雷说如果不去惹它，它是不会伤害我的。我仰躺着望它。我到外面墓地里，爬上一棵树。我爬在树上唱《蓝天》。特雷和约翰尼坐在草地上；我们吃葡萄。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吃葡萄，只吮吸葡萄的汁水，吐掉葡萄皮，真正的奢侈。天黑了。特雷回家做晚饭，九点钟，端了美味的玉米饼子和捣烂的豆子来仓库。我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生了一堆火照明。我们躺在板条箱上做爱。特雷起身，直接回棚屋。她爸爸朝她嚷嚷，我在仓库里都听到他的大嗓门。特雷怕我夜里冷，给我留了一条披肩，我把它披在身上，蹑手蹑脚地穿过月光下的葡萄园，去看个究竟。我爬到一排葡萄藤的尽头，跪在温暖的泥地上。她的五个兄弟唱着悦耳的西班牙语歌曲。星星挂在小屋顶上；火炉烟囱在冒烟。我闻到了捣烂豆子和辣椒的香味。老头儿嘟嘟囔囔。五兄弟用真假嗓音反复变换歌唱。母亲不声不响。约翰尼和孩子们在卧室里嬉笑。加利福尼亚的家庭；我躲在葡萄藤中间，这一切全看在眼里。我觉得像是有百万美元那么富足；我在疯狂的美国夜晚冒险。
特雷出来了，砰的一声把门带上。我陪她走在黑暗的路上。“怎么回事？”
“哦，我们老是吵架。他要我明天就回去干活。他说他不喜欢看到我闲逛。萨利，我要跟你一起去纽约。”
“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会想你的。我爱你。”
“但是我非离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再睡一次，然后你走。”我们回到仓库；我在大蜘蛛下面同她做爱。大蜘蛛在做什么呢？我们在板条箱上睡了一会儿，火堆逐渐熄灭。半夜里她又回去了；她的父亲喝得大醉；我听到他的咆哮；入睡后才静下来。星星在沉睡的田野上逐一熄灭。
早晨，农民赫弗尔芬格从马厩门伸进头来说：“怎么样，小伙子？”
“很好。希望我待在这里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当然没有。你同那个墨西哥小娘们来往吗？”
“她是个好姑娘。”
“并且非常漂亮。我想公牛跳过了围栏，搞杂了种系。她的眼睛是蓝的。”我们谈论他的农场。
特雷给我送来早饭。我收拾好了帆布袋，在萨比纳尔一拿到汇款，我就可以立刻动身前往纽约。我认为这时候款子已经汇到，等我去领。我对特雷说我要走了。她在这个问题上考虑了一夜，想不出好办法，只能认命。她在葡萄园里不动感情地吻了我，我们沿着葡萄藤植株走去。走了十来步后转过身，爱情就像是决斗，我们最后一次互相凝视着对方。
“特雷，我们纽约见，”我说。她计划一个月后跟她哥哥开车去纽约。但是我们两个都明白她不可能做到。走了一百英尺后，我转过头去看她。她一手拿着我早餐用过的盘子，正要进棚屋。我低下头，望着她。啊呀，我又上路了。
我沿着公路走到萨比纳尔，吃着从核桃树上摘下来的黑核桃。我沿着南太平洋铁路行走，踩在铁轨上，伸出两臂，保持平衡。我经过一座水塔和一家工厂。这是郊区的尽头。我到铁路的电报房去看看纽约的汇款是否来到。电报房关着门。我咒骂了几句，坐在台阶上等待。票务主任回来了，请我进屋。汇款已到；姨妈又一次救了我的急。“明年的联赛谁会赢？”瘦削的老票务主任说。我突然想起秋天到了，我正在回纽约的路上。
我在山谷中十月愁苦的光线下沿着铁路行走，希望有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开来，我就可以参加到吃葡萄的流浪汉行列中去，同他们一起看连环漫画。没有列车。我离开铁路线，上了公路，立刻找到了愿意让我搭车的人。我一辈子没有坐过开得这么快、这么喧闹的车子。开车的是个加利福尼亚牛仔乐队的小提琴手。车子是崭新的，速度到了每小时八十迈。“我驾驶的时候不喝酒，”他随手递给我一个一品脱装的酒瓶。我喝了一口，把瓶子递给他。“为什么干杯呢，”他说着也喝了一口。从萨比纳尔到洛杉矶大约有二百五十英里，我们在难以置信的四小时里就跑完了全程。他一直开到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门前才让我下车；我赶在公司下班之前跑进去领回退给我的原稿。接着，我买了去匹兹堡的公共汽车票。我的钱不够买去纽约的全程票。到了匹兹堡后，我再次为车票钱犯了愁。
公共汽车十点钟出发，我有四小时可以独自逛逛好莱坞。我先买了一个面包和萨拉米香肠，准备做十块三明治，一路上好充饥。我还剩下一块钱。我坐在好莱坞一个停车场后面的水泥矮墙上，做三明治。正当我专心致志地做这件可笑的工作的时候，宣传好莱坞一部新片的首映式的强弧光直刺夜空，好不热闹的西海岸天空。周围都是疯狂的黄金海岸的嘈杂声。这就是我想在好莱坞闯天下的经历——也是我在好莱坞的最后一个晚上，而我却在停车场厕所后面往膝头的三明治上抹芥末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