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该上路了，搭上去底特律的公共汽车，我们的钱所剩无多。我们吃力地拖着行李穿过车站。迪安大拇指上的绷带已经全部松散，黑得几乎像煤炭。我们经过这番折腾之后，狼狈的模样自不待言。迪安筋疲力尽，坐上轰隆隆穿越密执安州的公共汽车后就睡着了。我同一个俊俏的农村姑娘攀谈起来，她穿一件棉布衬衫，领子开得很低，露出了晒成红褐色的、丰满的乳房上部。她的头脑比较迟钝，谈起农村晚上在自家门廊上爆玉米花的情景。这种话题本来可以使我满心欢喜，但是由于她说的时候并不高兴，除了认为自己在做应做的事情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也就觉得索然无味。“你还做什么好玩的事呢？”我试图把话题引到男朋友和性方面去。她深色的大眼睛茫然打量着我，流露出多少代来在她血液中流动的苦恼，也就是她没有做她渴望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其实谁都知道。“你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要揪住她，把答案挤出来。她对自己的需要一无所知。她含混地说着工作、电影、夏天去奶奶家玩、去纽约看看罗克西连锁电影院、她该怎么打扮——像上一个复活节时那样的穿戴：白色的帽子、玫瑰花装饰、粉红色的浅口轻便鞋、浅紫色的华达呢外套。“星期日下午你干什么？”我问道。她坐在她家的门廊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经过时，会停下来闲聊几句。她躺在吊床上，看滑稽报刊。“夏天晚上很热的时候你做什么呢？”她坐在门廊上，观望路上的汽车。她和她的妈妈做爆玉米花。“夏天晚上你爸爸干什么？”他做工，他在锅炉厂值大夜班，他干了一辈子活，养活一个女人，还有孩子，没有一点功劳可夸。“你哥哥夏天晚上做什么呢？”他骑了自行车到处转，待在冷饮店门口。“他渴望做什么？我们都渴望做什么？我们要什么？”她不知道。她打哈欠。她犯困。这些问题太复杂了。谁都不知道。谁都说不上来。全完了。她十八岁，极其可爱，可惜不开窍。
到了底特律，迪安和我灰头土脸、邋里邋遢地下了公共汽车。我们决定待在贫民区的通宵电影院里。公园里太冷了。哈塞尔也到过底特律的贫民区，他的黑眼睛不止一次地搜寻过每一个射击场、通宵电影院和每一个喧闹的酒吧。他的模样经常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再也没有在时报广场上见过他。我们想老迪安·莫里亚蒂碰巧可能也在这里——但是不在。我们每人付三毛五，进了那家破旧的老电影院，占了楼上的包厢，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赶下来。进那家电影院的都是一些穷极无聊的人。听了误传信以为真，从阿拉巴马州来底特律汽车工厂打工的穷苦黑人；老白人流浪汉；留着长头发，郁郁不得志而开始酗酒的年轻艺术家；妓女，普通夫妇，无事可干、无处可去、无人可信的家庭主妇。假如你把全底特律的人放进铁丝篮里过一次筛，收集的又粗又大的渣滓还比不上通宵电影院里的这批人。那天放映了两部片子，第一部的演员是牛仔歌手埃迪·迪安和他的坐骑白马布洛普；第二部的演员是乔治·拉夫特、西尼·格林斯特雷特和彼得·洛雷，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一晚上把两部影片各看了六遍。我们醒的时候用眼睛看，睡的时候用耳朵听，做梦的时候用心灵感受，到了早晨，我们彻底渗透了西部古怪的灰色神话和东部离奇的深色神话。从那以后，这种可怕的渗透作用通过下意识支配了我的全部行动。我听到大个子格林斯特雷特几百次的嗤笑；我听到彼得·洛雷进行邪恶的引诱；我分担了乔治·拉夫特偏执狂的恐惧；我和埃迪·迪安一起骑马唱歌，同偷牛贼展开无数次枪战。人们就着瓶子呷几口酒，在黑黝黝的电影院里东张西望，看看有什么事可做，有谁可以攀谈。大家头脑里一片空白，谁都不说话。灰色的黎明像幽灵一般缭绕在电影院的窗口和屋檐下，我的脑袋靠在座位的木扶手上，电影院的六个工作人员把昨晚观众抛弃的垃圾扫拢来，形成一个大堆，我耷拉着头在打鼾，垃圾堆的尖端差不多要碰到我的鼻子——坐在我背后、离我有十排远的迪安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差一点把我也扫了出去。所有的烟蒂、空瓶、纸板火柴夹、杂七杂八的垃圾都扫成一堆。如果我给扫了出去，迪安就再也看不到我了。他只好走遍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翻遍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所有的垃圾桶，才能发现我像胎儿似的蜷缩在我的、他的，以及一切有关或者无关的人的生活的垃圾里。我从垃圾的子宫里对他说什么呢？“别打扰我，老兄，我十分满意现在的处境。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你在底特律同我失散。你有什么权利到这个臭气熏天的垃圾桶里来扰乱我的回忆？”一九四二年，我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话剧的主角之一。我是水手，在波士顿斯科雷广场上的帝国咖啡馆喝酒；我喝了六十杯啤酒后，进了盥洗室，藏在便桶旁边睡着了。夜里，至少有一百个水手和各色人等朝我身上方便，搞得我浑身污秽，面目全非。说到头，那又有什么关系？——默默无闻地待在人世，要胜过天堂里的荣耀，因为天堂是什么？人世又是什么？那都是心里想想罢了。
天亮时，迪安和我胡言乱语、歪歪斜斜地走出这个可怕的场所，去找旅行社介绍搭乘便车。我们把上午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黑人酒吧，追逐姑娘，以及在自动唱片机厅里听唱片，然后狼狈不堪地拖着行李坐了五英里的公共汽车，到了同意按人收取四元钱、让我们搭车去纽约的那人家里。那是一个戴眼镜的金发中年人，有妻子、孩子和相当好的住房。他准备出发时，我们等在院子里。他可爱的妻子穿着厨房里用的棉布衣服，请我们喝咖啡，但是我们忙着说话。迪安先前喝的酒这时候上了头，他疲惫不堪，看到什么都高兴。他不停地出汗，快要达到狂热的状态。我们坐上那辆新的克莱斯勒牌汽车，向纽约进发时，车主人发现找他搭车的是两个疯子，但是也只好认了，事实上，我们路过布里格斯体育馆，谈起明年底特律的拳击锦标赛时，他也适应了我们。
我们在薄雾笼罩的晚上通过托莱多，在老俄亥俄继续前行。我觉得自己像是旅行推销员似的，在美国城镇之间反复穿梭——风尘仆仆，商品不适销对路，推销方式陈旧，找不到顾客。快到宾夕法尼亚时，车主人累了，迪安接手驾驶，跑完了到纽约的剩下的路程，我们开始听到收音机里锡德交响乐团演奏的最新的爵士音乐，我们进入了美国最后的大城市。到达的时候是清晨，时报广场开始活跃，因为纽约从不休息。我们路过时，不由自主地要寻找哈塞尔。
一个小时候后，迪安和我下了车，到了我姨妈位于长岛的新住所，她本人忙于招呼来帮忙粉刷的亲友，在她讨价还价时我们匆匆上了楼。“萨尔，”我的姨妈说，“迪安可以在这里待几天，过后他得走，你明白吗？”旅行已经结束。当天晚上，迪安和我在长岛的储油罐、铁路桥和雾灯中间散步。我记起了他站在一盏街灯下面的背景。
“我们经过那盏路灯时，我正要告诉你另一件事，萨尔，可是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念头，我们走到下一盏路灯时，我再讲刚才的事好吗？”我当然同意。我们习惯于旅行，非走遍整个长岛不可，但是到了尽头，没有陆地了，只有大西洋，我们只能走到这儿。我们握手，答应永远做朋友。
不出五天，一个晚上，我们在纽约参加聚会，我见到一个名叫伊内兹的姑娘，我对她说，我有一个朋友，她应该认识一下。我有点醉意，信口开河说他是牛仔。“哦，我一直希望认识一个牛仔。”
“迪安！老兄，到这里来！”我在聚会厅里嚷道——参加聚会的有诗人安赫尔·卢斯·加西亚，沃尔特·埃文斯，委内瑞拉诗人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我以前的情人吉尼·琼斯，卡洛·马克斯，吉恩·德克斯特，以及许多别的人。迪安羞怯地走过来。过了一小时，在庆祝夏季结束的聚会（“这当然是庆祝夏天的结束。”）的醉醺醺的氛围中，他跪在地板上，下巴靠着一个姑娘的肚皮，说得天花乱坠，对她山盟海誓，一头的汗。那姑娘黑头发、浅黑皮肤，肥硕而性感——加西亚说她活脱脱是德加画笔下的人物，是卖弄风骚的巴黎美女。不出几天，他们通过长途电话同旧金山的卡米尔在离婚问题上好说歹说，以便早日拿到文件后，他们可以结婚。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仅仅几个月后，卡米尔生下了迪安的第二个孩子，那是他们年初几晚上融洽关系的结果。再过了几个月，伊内兹也生了一个孩子。加上西部什么地方的一个非婚生子，迪安一共有了四个孩子，但是没有一分钱，有的只是无穷的烦恼以及同以往一样的狂热和匆忙状态。这一来，我们不能去意大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