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驿车离开了梯弗里斯。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皮箱，其中一半装的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算诸位走运，这些笔记大部分后来都丢失了；算我走运，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乘驿车进入科叔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向白雪皑皑的山峦后面落了。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赶马，要在天黑之前爬上科叔尔山，并且放开喉咙唱起歌儿。这山谷真是一片好地方！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峰，红红的岩崖上挂满翠绿的常青藤，崖顶上是一丛丛悬铃木；黄黄的峭壁被流水冲出一道道印子；高处，远远望去，积雪像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流苏；下面，阿拉格瓦河同雾蒙蒙的、黑黑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一条无名小河汇合之后，像一条银线似的延伸开去，闪闪发亮，像蛇晃动着满身的鳞。
我们来到科叔尔山脚下，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把马车停住。这儿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停下来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大山，因为已经是秋天，路上有了薄冰，而且这段上山的路有两俄里长。
没办法，我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人就帮着牛拉车，不过几乎只是吆喝吆喝。
在我的马车后面，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轻松得像没事儿似的，尽管那车装得满满的。这使我感到惊愕。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小小的卡巴尔达镶银烟斗。他身穿没有肩章的军官服，头戴毛茸茸的切尔克斯皮帽。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上下；他那黑黑的脸色表明这张脸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结缘已久，那早早白了的胡子却跟他那矫健的步伐与精神抖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走到他面前，鞠了个躬；他一声不响地向我还了礼，并且吐了一个老大的烟圈儿。
“看样子，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您想必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
“是的……押送东西。”
“请问，您的车这样重，为什么四头牛拉着毫不费劲儿，我的车是空车，六头牛拉，还有这几个人帮忙，走起来却这样吃力？”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您来高加索想必不久吧？”
“将近一年。”我回答说。
他又笑了笑。
“怎么啦？”
“没什么！这些家伙狡猾透了！您以为他们吆喝是帮忙吗？鬼知道他们吆喝的是什么？牛倒是懂得他们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这么一吆喝，牛就一步也不动了……全是狡猾透顶的骗子手！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喜欢敲诈过路人的钱……糊弄人糊弄惯了！您瞧着吧，等会儿还要向您讨酒钱呢。我可是知道他们那一套，他们别想糊弄我。”
“您在这儿当差已经很久了吗？”
“是啊，我当年来这儿，还是在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2麾下。”他挺了挺胸脯，回答说。“他来边防视察的时候，我是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麾下，因为讨伐山民有功，升过两级。”
“那您现在呢？……”
“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呢？……”
我就对他说了说。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肩并肩一声不响地继续赶路。到了山顶，我们踏着积雪往前走。太阳落山了，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连间歇也没有，在南边通常都是这样；不过，借着积雪的反光，我们很容易看清道路，道路依然是上坡路，虽然已经不那样陡了。我吩咐奥塞梯人把皮箱放到车上，把牛卸了，把马套上，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的山谷，可是从峡谷里像波浪一般涌出的滚滚浓雾把整个山谷完全遮住，而且也没有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际。几个奥塞梯人果然闹哄哄地把我围住，向我要酒钱；但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喝一声，他们一下子就跑开了。
“这些家伙就这样！”他说，“连俄语‘面包’都不会说，却会说：‘老总，赏几个酒钱！’我觉得，连鞑靼人也比他们好些，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
离驿站还有一俄里左右。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可以根据蚊子的嗡嗡声知道它们往哪儿飞。左边是黑黝黝的深谷，峡谷那边以及我们的前方，一道道暗蓝色的峰峦如一条条波浪，披着一层层积雪，矗立在还留着晚霞余晖的苍茫天际。星星开始在黑糊糊的天空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这儿的星星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得多。道路两旁是一块块光秃秃的黑黑的岩石；有的地方积雪中露出几丛树棵子，不过没有一片枯叶响动；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打响鼻声和俄罗斯铃铛不均匀的响声，是很惬意的。
“明天准是好天气。”我说。
上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手给我指了指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一座高山。
“怎么啦？”我问。
“古得山。”
“那又怎么样？”
“您瞧，在冒烟呢。”
确实不错，古得山在冒烟。山两边升起一缕缕薄云，山顶上却横铺着一片黑云，漆黑漆黑的，在黑糊糊的天空中像一片墨迹。
我们已经望得见驿站和驿站周围石头房子的平顶，点点灯火已经在我们面前亲切地闪烁，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峡谷里嗡嗡响起来，接着就下起小雨。我刚刚披起斗篷，就下起雪来。我怀着敬意对上尉看了看……
“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他懊丧地说，“这样的风雪天，可不能翻山越岭。怎么样？”他问车夫，“十字架山是不是有过雪崩？”
“没有过，老爷。”赶车的奥塞梯人回答说，“可是雪有好多，好多，眼看着要往下落。”
因为驿站里没有供旅客住宿的房间，就把我们领到一座烟气腾腾的石头房子里过夜。我请我的旅伴一起喝茶，因为我随身带了一把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仅有的一点乐趣。
这座石头房子有一面是岩壁，门口有三级又滑又潮湿的台阶。我摸索着走进来，撞在一头母牛身上（这地方的人拿牲口棚当下房）。我真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这边有几只羊在咩咩叫，那边有一条狗呜噜呜噜发牢骚。幸亏这时旁边有一缕模糊的亮光一闪，让我看到一个很像门的洞孔。眼前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屋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撑着，屋子里挤满了人。屋子中央就地生起一堆火，火噼啪响着，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整个屋子里烟气腾腾，我老半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子、好几个孩子和一个瘦瘦的格鲁吉亚男子，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没办法，我们也在火堆旁坐下来，抽起烟斗，不一会儿，茶壶也亲切地咝咝叫起来。
“这些人真可怜呀！”我指着一声不响、愣愣地望着我们的这肮脏的房东一家人，对上尉说。
“这些人再蠢不过了！”他回答说，“您可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教养都没有！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卡尔巴达人或者车臣人，那些人虽然是强盗、穷光蛋，可是都敢作敢为，这些人却对武器毫无兴趣，不管在哪一个身上连一把像样的刀子都看不到。奥塞梯人就是奥塞梯人！”
“您在车臣待了很久吗？”
“可不是，有十来年呢，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那儿的一个要塞里，就靠近石滩——那地方您知道吗？”
“听说过。”
“唉，我的爷呀，那些不要命的家伙叫我们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太平些了；原来可不是这样，只要你离开寨墙一百步，就会有披头散发的魔鬼蹲在那儿守候着你。一不留神，就会遭殃：不是被套索套住脖子，就是一颗子弹打进后脑勺。可厉害哩！……”
“恐怕您遇到过不少惊险事儿吧？”我不由得动了好奇心，就问道。
“怎么会不遇到！遇到过呀……”
于是他捻起左边的小胡子，低下头，沉思起来。我非常希望从他嘴里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这种心情是所有出门旅行和喜欢写作的人都有的。这时候，茶也烧好了；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倒了一杯茶，放到他面前。他呷了一口，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是啊，遇到过呀！”这一声感叹使我产生了无限希望。我知道，在高加索住了多年的人都喜欢聊聊，讲讲什么事儿；他们难得有机会聊聊，有的人带着连队在荒野僻壤驻上五年，整整五年中没有谁对他说一声“您好”（因为司务长是说“祝您健康”）。而要聊的事儿是很多的，周围的人又野蛮，又引人好奇，天天都有危险，常常有希奇古怪的事儿，说起来，不由得感到遗憾，我们记载的实在太少了。
“要不要加一点甜酒？”我对跟我聊天的上尉说，“我有梯弗里斯的白甜酒。现在天很冷嘛。”
“不，谢谢了。我不喝酒。”
“怎么一回事儿？”
“没什么。我发誓戒酒了。那时候我还是少尉，有一次，我们偷偷地喝了一些酒，夜里却发起警报，我们就醉醺醺地跑出去集合；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知道了，我们就倒霉了。天啊，他真是大发雷霆！差点儿没有按军法处治。确实也是的，一年到头闲着没事儿干，连人影也看不到，再加上老酒一喝，一个人就完了！”
我听了这话，几乎失望了。
“就拿切尔克斯人来说吧，”他继续说下去，“每遇到婚事或者丧事，多喝上几杯酒，就要动刀动枪砍杀起来。有一回我好不容易才逃脱了。那还是在一位很友好的王爷家做客。”
“那是怎么一回事儿？”
“哦，”他装好烟斗，吸了一口，就说起来，“您听我说说。那时候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捷列克河那边的要塞里——这事儿快有五年了。那年秋天，有一天来了送粮车队，跟车队来的有一位军官，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他穿着全副军装来见我，说是奉命要留在我的要塞里。他那样瘦，那样白，身上的军装又那样新，我立刻猜想到，他来我们高加索才不久。我问他：‘您是刚从俄罗斯调到这儿来的吧？’他回答说：‘是的，上尉先生。’我握住他的手，说：‘欢迎，欢迎。您在这儿会感到有点儿寂寞的，不过咱们可以过得像朋友一样融洽。哦，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得了；而且，您何必这样全副军装呢？不管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戴个军帽就行了。’给他拨了宿舍，他就在要塞里住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他叫……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我敢说，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就是有点儿怪。比如说，在风雨天，很冷的日子，他整天都在外面打猎；别人都累坏了，冻坏了，他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是有时候他坐在自己屋里，风一吹，就说是着凉了；百叶窗一响，就吓得打哆嗦，脸色发白；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打野猪；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听不到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一开口，准会叫你笑破肚子。是啊，是有些古怪，而且看样子是一个有钱的人：各种各样值钱的小玩意儿有多少呀！……”
“他跟您一起过了很久吗？”我又问道。
“一年光景。不过这一年可是我忘不了的；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那就不必提了！确实，就有这样一种人，命里注定要遭遇种种不平常的事儿。”
“不平常的事儿？”我带着好奇的神气叫道，一面给他添茶。
“我就对您说说吧。离要塞五六俄里，有一位跟我们很友好的王爷。他有个儿子，十五六岁，常常骑马到我们这儿来，几乎天天来，不是为这事儿，就是为那事儿。我和毕巧林把他娇纵惯了。这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什么都眼疾手快：骑马飞驰中能从地上捡起帽子，打枪出手又快又准。就是有一点不好：贪钱如命。有一次，毕巧林和他开玩笑说，要是他能把父亲的羊圈中最好的羊偷出来，就给他一枚金币。您猜怎么样？到了第二天夜里，他就抓住羊角把羊拖来了。有时候，我们想法子逗他，他立刻连眼睛都红了，伸手就抓匕首。我常常对他说：‘唉呀，阿扎玛特，你早晚要倒霉，不会有好下场的！’
“有一天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吃喜酒：他要嫁大女儿了。我们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也不好推辞，虽然他是鞑靼人，我们就去了。村子里有许多狗汪汪叫着迎接我们。女人们一看到我们都躲起来，有几个人的脸是我们看清楚了的，实在说不上漂亮。毕巧林对我说：‘我原来以为切尔克斯女子要美得多呢。’我笑着回答说：‘别着急嘛！’我心里是有数的。
“王爷的房子里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人。您要知道，亚细亚人有这样的风俗，不论遇到什么人，都要请来吃喜酒。王爷家的人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把我们领到客厅里。不过，我并没有忘记留意，他们把我们的马拴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提防意外情况。”
“他们究竟怎样办喜事呀？”我问上尉。
“倒也平平常常。先是由毛拉给他们诵一段《古兰经》；然后向新郎新娘及其亲人赠送礼物；宴会开始，又吃又喝；然后开始马术表演，通常都是由一个穿着破破烂烂、满身油污的家伙骑一匹跛腿的劣马，装模作样，故作种种丑态，逗得来宾捧腹大笑。然后，等天黑下来，我们所说的舞会就在客厅里开始了。一个穷老头儿弹起三根弦的……我忘记他们管那种琴叫什么了……哦，有点儿像我们的巴拉莱卡。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面对面站成两行，一面拍手，一面唱歌。随后，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央，开始对歌，其余的人一齐帮腔。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忽然主人的小女儿，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来到他面前，对他唱起……怎么说好呢？……就像是赞美歌。”
“您可记得她唱的是什么？”
“哦，好像是这样：‘我们年轻的骑士个个英俊，身上的长袍镶的是银花边，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连身上的饰带也是金的。他在他们中间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只是这树不在我们的园子里生长和开花。’毕巧林站起来，对她鞠了个躬，把手按在额上和胸口，请我给她回答；我懂他们的语言，就把他的答谢翻译了一遍。
“等她走开后，我小声问毕巧林：‘喂，怎么样？’
“‘美极了！’他回答说，‘她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她叫贝拉。’
“确实，她很美：高高的，亭亭玉立，一双黑眼睛像山羚羊的眼睛，水灵灵的，一直看到您灵魂的深处。毕巧林若有所思地一直盯着她，她也常常偷偷地看他。不过，在欣赏这位美丽的郡主的不止毕巧林一个人：另有一双直勾勾、火辣辣的眼睛从角落里注视着她。我定神一看，认出那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这个人，说实在的，算不上朋友，也算不上什么冤家对头。他有许多令人可疑之处，但是从未发现他在哪方面调皮捣蛋。他常常赶着羊到我们要塞里来，卖得很便宜，但从来不肯让价，他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少一文钱也不行。据说，他喜欢跟山贼一起上库班去，而且，说实话，他真是一副强盗相：个头儿小小的，干瘦干瘦的，肩膀却宽宽的……那股灵活劲儿，灵活得简直像魔鬼！身上的小袄总是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武器却总是银光闪闪的。他的马在整个卡巴尔达是出了名的——确实，不可能想象有更好的马了。难怪爱马的人都羡慕他，而且不止一次想偷这匹马，只是都没有偷成。那匹马的样子现在好像还在我眼前：浑身漆黑，四条腿笔直，一双眼睛绝不亚于贝拉的眼睛；那力气有多么大呀！一口气跑五十俄里没有事儿；一旦骑熟了，像狗一样跟着主人跑，连主人的声音都知道！这匹马卡兹比奇一向连拴也不用拴。就是这样一匹强盗马！……
“那天晚上，卡兹比奇比任何时候都阴沉，我一看，看出他棉袄里面穿了锁子甲。我心想：‘他不会无缘无故穿锁子甲的，准是打什么主意。’
“屋子里非常闷热，我便到外面换换空气。黑夜已经罩住山山岭岭，峡谷里飘荡起一股股雾气。
“我想到给我们拴马的敞棚里去，看看有没有草料，再说，小心总不会坏事：我的马也是一匹好马，不止一个卡巴尔达人馋巴巴地看着它，说：‘好马，真是好马！’
“我顺着篱笆慢慢走去，忽然听到有说话的声音；有一个声音我立刻听清楚了：那是主人的儿子，浪荡子阿扎玛特；另外一个人说得少，声音也小。我心想：‘他们在这儿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嘀咕我的马？’于是我在篱笆边蹲下来，留神倾听，竭力不漏掉一个字。有时歌声和说话声从屋子里飞出来，淹没我很想听的这两个人的谈话。
“‘你的马真是太好了！’阿扎玛特说。‘我要是能当家，家里有三百匹马的话，我情愿拿出一半来换你的千里马，卡兹比奇！’
“‘噢，是卡兹比奇！’我的心里说，并且想起他的锁子甲。
“‘是啊，’卡兹比奇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回答说，‘就是跑遍整个卡巴尔达，再也找不到这样的马。有一次，那是在捷列克河那边，我骑着这马跟山贼一起拦劫俄罗斯马群；那次很不走运，我们只好各自逃命。我后面有四个哥萨克追来；已经听见那几个异教徒在我后面嚷嚷，前面又是一片稠密的树林。我伏在马鞍上，是死是活听凭安拉旨意，而且平生第一次用鞭子狠狠抽了马。这马就像鸟儿一样在枝丛中飞驰；尖利的棘刺撕扯着我的衣服，榆树的枯枝抽打着我的脸。我的马跃过一个个树墩，用胸膛拨开一丛丛树棵子。当时最好是在树林边把马扔下，自己躲到树林里去，可是我舍不得跟马分离——先知果然奖励了我的好心。有几颗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我已经听见那几个下了马的哥萨克跟在后面追来……忽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沟，我的好马定了定神，便纵身一跃。马的后蹄到沟那边滑脱了，只靠两条前腿挂着身子。我撒开缰绳，翻滚到沟里，这一下救了我的马：马跃了上去。这一切哥萨克们全看见了，却没有一个下来找我。他们准以为我摔死了。我听到他们一齐跑去逮我的马。我心里又恼又着急。我在密密的草丛中顺着沟往前爬了一会儿，一看：树林到头了，那几个哥萨克骑着马从林里走出来，来到空旷地方。只见我的黑眼睛骏马直冲他们奔来，他们一齐嚷叫着去追它，追了很久很久，其中一个有两次差点儿将套索套到它脖子上。我浑身直打哆嗦，垂下眼睛，做起祷告。过了一会儿，我抬起眼睛，便看到：我的黑眼睛正甩动着尾巴飞跑着，快得像风一样，那几个异教徒在后面骑着疲惫无力的马，一个个在草原上拉得远远的。我的真主呀！这是实话，实实在在就是这样！我在沟里一直待到深夜。忽然，阿扎玛特，你猜怎么样？我在黑暗中听到有一匹马在沟边跑，打着响鼻，嘶叫着，马蹄得得地敲着地面。我听出我的黑眼睛的声音：这是它，我的好伙伴！……打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分开过。’
“可以听到，他用手拍着他那骏马的光溜溜的脖子，用种种亲热的名字呼唤着。
“‘我要是有一千匹马，’阿扎玛特说，‘情愿全部拿出来换你的黑眼睛。’
“‘哼，我才不换哩。’卡兹比奇淡淡地回答说。
“‘你听我说，卡兹比奇。’阿扎玛特奉承他说，你是个好人，是个有胆量的男子汉，可是我爹却怕俄罗斯人，他不让我到山里去。你把你的马给我吧，不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办到；只要你想要，我可以把我爹最好的步枪或马刀给你偷来——他的马刀可是真正的古尔特3货：把刀刃往手上一放，就会自动扎进肉里去。像你那样的锁子甲根本不顶事。’
“卡兹比奇没有做声。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马，’阿扎玛特继续说下去，‘当时这马正在你胯下打转转儿，鼓起鼻子蹦来蹦去，蹄下小石子乱飞，我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打那以后我对什么都厌烦了。我对我爹那些骏马连看也懒得看，骑着那些马出门，觉得丢脸，我心里好难受呀。我一难受起来，整天整天地坐在悬崖上，时时刻刻想着你这匹铁青色的骏马，好像看到这马漂亮的奔跑姿势，如箭一样直的、光溜溜的脊梁，还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卡兹比奇，你要是不把马卖给我，我就活不成了！’阿扎玛特用打哆嗦的声音说。
“我仿佛听见他哭了；可是，说实话，阿扎玛特是个十分倔犟的孩子，平时你别想叫他掉一滴眼泪，就连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仿佛听到，他的眼泪得到的回答是一阵类似笑的声音。
“‘你听我说，’阿扎玛特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干。你要不要我把我姐姐偷出来给你？她跳舞跳得多好看！唱歌唱得多好听！绣起花来真是妙极了！就连土耳其苏丹也没有这样的老婆……你要不要？明天夜里，你在峡谷里等我，就是有流水的那条峡谷：我要送她到邻村去，从那儿经过——她就是你的了。难道贝拉还抵不上你的千里马吗？’
“卡兹比奇沉默了很久，很久；终于，他小声唱起一支古歌作为回答4：
我们村里有许多美丽的姑娘，
眼睛像黑夜的星星一样明亮，
爱上她们如蜜甜，福分不小，
但男子汉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三个五个老婆黄金可买到，
一匹骏马却是无价之宝，
骏马驰骋在原野赶得上旋风，
骏马不会变心，也不会骗人。
“阿扎玛特向他苦苦哀求，又是哭，又是奉承，又是发誓，都没有用；到末了卡兹比奇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
“‘滚开，你这浑小子！你哪儿能骑我的马？走不上三步，就会把你摔下来，叫你的后脑勺在石头上撞个粉碎。’
“‘把我摔下来！’阿扎玛特疯狂地叫道，接着就是孩子短剑击打锁子甲的叮当声。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推开，他重重地撞倒在篱笆上，撞得篱笆摇晃起来。我心想：‘这下子可就热闹了！’于是我急忙跑到马棚里，给我们的马戴上嚼子，牵到后院里。过了两分钟，房子里就闹腾起来。事情是这样的：阿扎玛特穿着撕破的棉袄跑进房里，说，卡兹比奇要杀他。大家一齐奔出来，抓起枪——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叫声，闹哄声，枪声；可是卡兹比奇已经骑上马，像个魔鬼似的在大街上挥舞着马刀，在人群中转来转去了。我急忙抓住毕巧林的胳膊，说：‘别人玩火，咱们烧身，那犯不着！咱们是不是趁早走掉？’
“‘等一等吧，看看这戏怎样收场。’
“‘收场肯定很糟；这些家伙总是这样：喝足了酒，就要动刀枪！’我们就骑上马跑回家了。”
“卡兹比奇怎么样啦？”我忍不住问上尉。
“这种人会怎样！”他又喝了两口茶，回答说，“他溜了。”
“没受伤吗？”我问。
“天知道他是不是受了伤！强盗嘛，是不容易死的！我就亲眼见过另外几个这样的家伙，比如，有一个家伙浑身被刺刀扎得像筛子一样，可还是一个劲儿地挥舞马刀。”上尉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跺了跺脚，又说下去：
“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我一回到要塞里，就把我蹲在篱笆后面听到的话全讲给毕巧林听了。他笑了笑——这家伙真鬼！——心里却打起主意。”
“怎么一回事儿呀？请您就讲讲吧。”
“没法子了！既然讲开了头，那就得讲下去。
“过了三四天，阿扎玛特骑着马来到要塞里。他照常来找毕巧林，毕巧林总是给他弄些好吃的东西。我当时也在座。大家谈起马来，毕巧林就称赞起卡兹比奇的马，说那马跑得多么快，样子多么漂亮，简直像羚羊——照他的话说，这样的马全世界真的再也没有了。
“这鞑靼小子的眼睛亮了起来，毕巧林却似乎没有注意。我一谈起别的事，可是他毫不怠慢，立刻就把话题拉回到卡兹比奇的马上来。阿扎玛特每次来了，都是这一套。过了三四个星期，我就发现，阿扎玛特脸上血色没有了。憔悴了，就像多情的人害了相思病。多么奇怪的事儿呀！……
“说实话，整个这一套把戏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毕巧林拼命逗他，使他恨不得投河寻死。有一次，毕巧林就对他说了：‘阿扎玛特，我看出来，你非常喜欢那匹马；可是你看不到它，就像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一样！那你就说吧，要是有谁把那马送给你，你拿什么给人家？……’
“‘随便要什么都行。’阿扎玛特回答说。
“‘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把那匹马给你弄到手，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起誓保证办到……’
“‘我起誓……你也起个誓吧！’
“‘好的！我起誓，一定给你弄到那匹马；不过交换条件是，你得把你姐姐贝拉送给我；黑眼睛就算是娶她的聘礼。我想，你在这笔交易中是很占便宜的。’
“阿扎玛特没有做声。
“‘不愿意吗？好，那就听便吧！我还以为你是个男子汉呢，谁知你还是个小娃子：你想骑马还早着呢……’
“阿扎玛特的脸刷地红了。‘而我爹呢？’他说。
“‘难道他永远不出门吗？’
“‘是的……’
“‘同意吗？……’
“‘同意。’脸白得像死人一样的阿扎玛特小声说。‘什么时候呢？’
“‘就在卡兹比奇下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说好要赶十只公羊来；其余的都是我的事。可是要当心，阿扎玛特！’
“这事他们就这样讲定了……说实话，这事儿可不好！后来我对毕巧林说起这话，他却回答我说，一个切尔克斯蛮女子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好丈夫，应该算很有福气的了，因为在他们来说，他总还是她的丈夫。至于卡兹比奇，是个强盗，应该得到报应。您想想看，我又能怎样反驳他呢？……不过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密谋。嗯，有一天，卡兹比奇来了，问我们要不要公羊和蜂蜜。我叫他第二天送来。‘阿扎玛特！’毕巧林说。明天黑眼睛就在我手里了；要是今天夜里在这儿见不到贝拉，你就休想见到马了……’
“‘好的！’阿扎玛特说完，便朝村子里奔去。天一黑，毕巧林就全副武装，骑马出了要塞。这事儿他们是怎样干成的，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夜里才回来，哨兵看到阿扎玛特的马鞍上横放着一个女子，手脚都捆绑着。头上裹着纱巾。”
“那么马呢？”我问上尉。
“别急，这就说到了。第二天一早，卡兹比奇就骑马来到，赶了十只公羊来卖。他把马拴在篱笆边，便走进我的屋里来。我煮了茶招待他，因为他虽然是强盗，总是我的朋友。
“我们聊起来，东扯西拉……忽然我看到：卡兹比奇打起哆嗦，脸色也变了，并且一下子冲到窗口；但可惜那窗子是对着后院的。‘你怎么啦？’我问。
“‘我的马呀！……马呀！’他浑身打着哆嗦说。
“真的，我听到得得的马蹄声。‘这准是哪一个哥萨克骑马来了……’
“‘不是！俄罗斯人坏，坏透了！’他大叫起来，并且像只雪豹似的腾身跃了出去。三蹦两跳就到了院子里。到了要塞门口，哨兵用枪拦住他的去路；他从枪上蹦过去，便顺着大路狂奔起来……远处尘土飞扬——是阿扎玛特骑着骏马黑眼睛在飞跑。卡兹比奇一面跑，一面从套子里抽出枪来，打了一枪。有一分钟左右，他站着一动也不动，直到他认定了没有打中。然后，他尖叫一声，把枪往石头上一摔，砸个粉碎，自己一下子扑倒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要塞里的人纷纷来到他周围，他却谁也不理睬。人家站了一会儿，议论了一阵子，就回要塞了。我叫人把买羊的钱放在他身边，他连动也不动，只是脸朝下躺着，像个死人一般。您信不信，他就这样一直躺到深夜，躺了一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才来到要塞里，打听盗马人姓什名谁。一名哨兵看见阿扎玛特解下马，骑上马跑掉的，认为无须隐瞒，就照实说了。卡兹比奇一听到说出名字，眼睛亮了，就朝阿扎玛特父亲住的村子奔去。”
“他父亲究竟怎样呢？”
“问题就在这儿嘛，卡兹比奇没有找到他。他出门了，要在外面待五六天，要不然阿扎玛特怎么能把姐姐掳走呢？
“老头子回到家来，女儿和儿子都不见了。阿扎玛特是个机灵小子，他明白，如果不跑掉，性命是保不住的。所以从此就失踪了；准也投奔哪一帮山贼入了伙，而且在捷列克河或者库班那边送了命：这也是活该！……
“说实话，这事儿也使我伤了不少脑筋。我一听说那切尔克斯姑娘在毕巧林那儿，就戴起肩章，挂上佩剑，前去找他。
“他躺在外屋的床上，一只手垫在脑后，另一只手拿着熄灭的烟斗。里屋的门挂着锁，锁上没有钥匙。这一切我一眼就看清楚了。我咳嗽几声，又用靴后跟在门坎上啪啪跺了两下，可是他却装作没有听见。
“‘准尉先生！’我尽量摆出严厉的神气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到您这儿来了吗？’
“‘哦，您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要不要抽烟？’他回答说；身子却连抬也没抬。
“‘对不起！我不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是上尉。’
“‘那都是一样。您不喝茶吗？您可知道，我真烦神烦透了！’
“‘我全知道。’我说着，走到床跟前。
“‘那更好，我没有心思讲。’
“‘准尉先生，您做的事可不太好，连我都可能要承担责任……’
“‘得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咱们早就彼此彼此了。’
“‘开什么玩笑？把您的佩剑交出来！’
“‘米齐卡，把剑拿来！……’
“米齐卡把剑拿来了。我尽了我的责任之后，便挨着他在床上坐下来，说：‘听我说，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你得承认，这事儿很不好。”
“‘什么事儿不好？’
“‘就是你把贝拉弄了来嘛……阿扎玛特这小子实在太坏了！……嗯，你得承认。’我对他说。
“‘要是我喜欢她呢？……’
“瞧，叫我拿什么回答他呢？我无话可说了。不过，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又对他说，如果她父亲来要人的话，还是应该把她交出去。
“‘完全没必要！’
“‘要是他知道她在这儿呢？’
“‘他怎么会知道？’
“‘我又无话可说了。毕巧林欠起身子，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您听我说！您可是个好心人，要知道，如果咱们把贝拉交给这蛮子，他不把她杀了，也会把她卖掉。事情既然做了，就不能任意把事情弄坏。让她留在我这儿，我的剑就留在您那儿吧……’
“‘那您让我看看她吧。’我说。
“‘她就在这里面；就是我想看看她，今天也没看到呢。她蒙着头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也不抬眼睛，怯生生的像只野羚羊。我雇来了小酒馆的老板娘，她懂得鞑靼话，由她服侍她，开导她，让她明白，她是我的，因为除了我，她不属于任何人。’他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擂，说出最后一句。就连这话我也同意了……有什么法子呢？有一种人，不赞同他的主意不行。”
“怎么样？”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当真使她顺从了，还是她因为失去自由，因为日夜想念家乡，变得憔悴不堪了？”
“得了吧，想念什么家乡呀？在村子里看得见的那些山山岭岭，在要塞里也能看得见——那些蛮子再也就不需要什么了。再说，毕巧林天天都要送她一些东西。开头儿天她不开口，傲慢地把礼物推开，于是东西便落到老板娘手里，老板娘也就更起劲地施展口才了。唉，礼物呀礼物！为了一块花布，女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噢，这就不必说了……毕巧林在她身上下了很大工夫；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鞑靼话，她也多少懂得我们的话了。她渐渐地敢看他了，开头是偷偷地，斜着眼睛看，而且一直带着忧郁的神气，小声哼着歌儿，有时我在隔壁屋子里听到了，都觉得很难受。我永远忘不了的是这样一个场面：我从那儿经过，往窗子里一望，只见贝拉垂着头坐在炕上，毕巧林站在她面前。‘你听我说，我的天使，’毕巧林说，‘你也知道，你或早或晚都是我的了，干吗还要让我难受呢？你是不是爱着哪一个车臣小伙子？要是那样的话，我马上就放你回家去。’她的身子微微哆嗦了一下，并且摇了摇头。他又说：‘是不是你恨透了我？’她叹了一口气。‘还是你的信仰不允许你爱我？’她的脸一下子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你要相信我，各民族的真主都是一个，既然真主允许我爱你，怎么会不允许你也爱我呢？’她凝神望着他的脸，似乎被这话打动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怀疑而又很愿意相信的神气。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呀！亮闪闪的，就像两块燃烧的煤炭。
“‘你听我说：亲爱的，我的好贝拉！’毕巧林又说起来，‘你也看出来，我是多么爱你，我什么都愿意牺牲，只要能让你高兴，我希望你幸福，你要是再这样忧愁下去，那我只有死了。你说，你能高兴高兴吗？’她沉思起来，那双乌溜溜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媽然一笑，并且点头表示同意。他握住她的手，要她吻吻他；她轻轻推却着，只是一遍又一遍说：‘请别这样，请别这样。’他纠缠起她来，她打起哆嗦，哭了起来。‘我落在你手里，’她说，‘我就是你的奴隶，当然，你可以强迫我。’说着又哭了。
“毕巧林用拳头擂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便奔到另一间屋子里。我也走了进去。他抄着手闷闷不乐地前前后后踱着。我问他：‘怎么样，老弟？’他回答说：‘简直是个魔鬼，不是女人。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她一定是我的……’我摇摇头。‘您愿意打赌吗？’他说，‘过一个星期就行了！’‘好吧！’我们互相击了一下掌，就走开了。
“第二天他就派专人到基兹利亚尔去买东西。买回来各种各样的波斯料子，多得数也数不清。
“他把买回的东西给我看，对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您看怎么样，亚细亚美人儿抵挡得住这样的排炮吗？’我回答说：‘您不了解切尔克斯女子，她们不像格鲁吉亚女子或者外高加索的鞑靼女子，一点也不像。她们有她们的规矩，她们受的教养不一样。’毕巧林笑了笑，吹起口哨。
“果然不出我所料，礼物只起了一半作用：她变得亲切些了，不那么疑虑重重了，但也不过如此。于是毕巧林决定使出最后一招。有一天早晨，他叫人备好马，自己穿起切尔克斯服装，带上武器，走进她的屋子。‘贝拉！’他开口说，‘你也知道我多么爱你。我当初决意把你弄出来，满以为等你了解了我以后，会爱我的。我错了。那就再见吧！我所有的一切，都归你，由你处置，如果你愿意，你就回到你父亲那儿去吧，你是自由的。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惩罚自己。再见吧！至于我上哪儿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不用多久就会尝到子弹和马刀的滋味，到那时候你要想起我，原谅我。’他转过身子，伸出手向她告别。她没有握他的手，没有做声。我站在门外，但从门缝里可以看得清她的脸：那张可爱的脸儿像死人一样煞白煞白的，我看着都觉得心疼起来。毕巧林没有听到回答，就朝门口走了几步；他浑身哆嗦着——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以为他当真会照他说着玩儿的话去做呢。他这人就是这样，真是天知道。可是他刚刚挨到门，她就跳起来，哇的一声哭出来，一下子扑到他的脖子上——您也许不相信，我当时站在门外，也哭了，嗯，也不是哭，而是有点儿那个……唉，不说吧！……”
上尉沉默起来。
“是啊，不瞒您说，”过了一会儿，上尉捋着胡子说，“我当时是感到难过，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爱过我呢。”
“他们的幸福很长久吗？”我问道。
“是啊，她坦率地对我们说过，自从看见毕巧林那一天起，就常常在梦里看到他，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使她产生这样的印象。是啊，他们很幸福！”
“这多么乏味呀！”我不由得叫起来。真的，我以为准会有一个悲剧结局呢，这一下却使我大失所望！……“难道她父亲没有猜想到她在你们要塞里吗？”我又问道。
“也许他想到的。可是过了几天，我们就听说老头子被杀了。是这么一回事儿……”
我的劲头儿又来了。
“应该说，卡兹比奇准以为阿扎玛特是得到父亲的同意才偷他的马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有一天，他就在离村子有三俄里的地方，在路旁守候着；老头子出去找女儿没找到，回家来了；他的随从人马都落在后面——当时已经是黄昏时候——他心事重重地骑马慢慢走着，卡兹比奇像一只猫似的从树丛后面窜出来，从他背后跳上他的马，一剑把他捅下马来，抓起缰绳，就一溜烟跑了。有几个随从在山包上全看到了，他们一齐放马追赶，可是没有追上。”
“他是为丢了马寻找点补偿，报了仇。”我想引上尉说出他的看法，就说道。
“当然，依他们看，”上尉说，“他做得是很对的。”
我不由得感到惊讶，觉得俄罗斯人真能适应所在地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不知道，这种思想特点应该受到指责还是赞美，但这足以证明俄罗斯人具有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和清醒明智的理性，所以不论到哪里，见到罪恶无可避免或无法消除，就加以谅解。
这时茶喝完了，早已套好的马在雪地里冻得打哆嗦，月亮在西方渐渐暗淡，眼看要沉入像撕碎的帷幕一般挂在远处峰峦之上的乌云里去，我们从石头房子里走了出来。跟我的旅伴的预言相反，天气晴朗了，看样子我们会有一个宁静无风的早晨。环舞的群星像美妙的花边似的交织在遥远的天际，随着东方朦胧的曙光在暗紫色的苍穹逐渐扩展，渐渐照亮白雪皑皑的陡峭山坡，星星一个一个地消失。左边和右边阴森而神秘的深谷黑黝黝的，夜雾像蛇一样缭绕、弯弯曲曲地游动着，顺着附近一条条山岩朝深谷里爬去，仿佛感到并且害怕白天的来临。
空中和地上都十分宁静，就像晨祷时人的心境；只是偶尔从东方吹来一阵凉风，吹拂着挂了白霜的马鬃。我们上路了。五匹瘦马吃力地拉着我们的大车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古得山上爬，我们步行跟在后面，每当马拉得没有了劲儿的时候，我们就拿石头垫住车轮。这条路仿佛一直通到天上，因为放眼望去，这条路一直在往上，到末了，钻进一片白云里，那片白云从黄昏时候就歇在古得山顶上，好像一只守候着猎物的老鹰。雪在我们脚下咯吱咯吱响着。空气非常稀薄了，连呼吸都很困难。血一阵一阵地往头上冲，尽管这样，有一种畅快感传遍我周身的血管，觉得我这样高高地在世界之上，心里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快活。不用说，这是一种孩子气的心情，但是，当我们远离尘世而接近大自然时，就不由得变成孩子。名利从心灵中消失，心灵恢复本来的状态和有朝一日准会重新出现的那种状态。谁要是像我一样漫游过荒无人烟的山岭，欣赏过那千姿百态的山岩很久很久，如饥似渴地吞吸过弥漫在峡谷间的清新空气，谁就自然会理解我为什么一心要把这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景色介绍，叙述，描绘一番。啊，我们终于爬上古得山顶，便停下来，朝四下里眺望：山顶上空挂着一片灰云，灰云散发着一阵阵阴冷气息，预示暴风雨就要来临；但东方依然十分晴朗，一片金黄，以至于使我们，也就是我和上尉，完全忘记了那一片灰云……是的，连上尉也忘记了。普通人的心灵对于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感受，那是比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炫耀口才的人强烈百倍，敏锐百倍的。
“我想，您对这样的壮丽景色早就习惯了吧？”我问他。
“是啊，就是对子弹的啸声也是能习惯的，也就是说，习惯于掩盖不由自主的心跳。”
“我听说，恰恰相反，有些老战士还觉得这种音乐很动听呢。”
“当然，您要说动听，那也是动听的；不过那也是因为心跳得厉害些罢了。您瞧，”他指着东方说，“多么好的地方！”
真的，这样的景色恐怕到哪儿也看不到：在我们下方是科叔尔谷地，阿拉格瓦河和另外一条小河像两条银线似的从谷地上穿过；淡蓝色的晨雾在谷地上飘飘荡荡，缓缓进入附近的峡谷，躲避温暖的晨光；左边和右边是一条条山脊，一条比一条高，纵横交错，绵延不断，覆盖着皑皑白雪和灌木；远方也都是山，山都是山，但形状各异，千姿百态，而所有的积雪都闪耀着绯红的色彩，喜气洋洋，光辉四溢，就好像这永远是冰雪长存久安的世界：太阳刚刚从一条暗蓝色的山岭后面露出脸儿，只有见惯的眼睛才能看出那是山岭，不是阴云；不过太阳之上有血红色的一片，引起我的旅伴特别的注意。“我对您说过嘛，”他叫起来，“今天有大风雪；要快点儿赶路，要不然咱们会在十字架山上遇到大风雪。快走！”他对车夫吆喝道。
车夫把铁链捆到车轮上代替刹车闸，免得车轮打滑，抓住马笼头，便开始下坡。右边是悬崖，左边是深谷，很深很深，谷底一个奥塞梯人的村庄似乎成了一个小小的燕子窝。我一想到在这条两辆马车都无法错车的山路上，一个驿车夫每年总得有十来次坐着他的东颠西歪的马车深夜从这儿经过，不禁打了个寒噤。我们的车夫有一个是俄罗斯的雅罗斯拉夫汉子，另外一个是奥塞梯人。这个奥塞梯人事先就卸下两匹拉套的马，小心翼翼地拉着辕马的笼头走着；我们那个大大咧咧的俄罗斯老乡甚至都没有爬下驭座！我对他说，至少也要为我的箱子操操心呀，我可不愿意爬到谷底去捡皮箱。他却回答我说：“哎呀，老爷！上帝保佑，他们能走到，咱们也能走到：咱们这又不是头一回走。”他说得不错，看样子我们真会走不到的，结果还是走到了，而且如果人人都能多思索思索的话，就会认识到，生命并不值得这样时刻担心。
不过，诸位很想知道贝拉的故事的结局吧？首先要说明，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旅途笔记；所以，在上尉实际上未开始往下讲之前，我不能抢先写他怎样讲。那么，就请诸位等一等，或者，翻过几页去看，不过，我奉劝诸位不要这样，因为，翻越十字架山（或者如学者刚巴所称呼的“圣十字架山”）是很值得诸位关心的。且说，我们下了古得山，进入契尔托夫谷地……哦，这真是一个带有浪漫意味的名字！诸位准以为这是万丈悬崖夹峙的鬼窟，——才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呢：契尔托夫谷地不是根据“巧尔特”（鬼）一词得名，而是根据“契尔塔”（边界）一词得名的，因为这里原是格鲁吉亚的边界。这谷地积满了雪，很像萨拉托夫、唐波夫和我们祖国其他一些可爱的地方。
“这就是十字架山！”我们一进入契尔托夫谷地，上尉就指着一座覆盖着一层白雪的小山说。小山顶上有一个石头十字架黑郁郁的，十字架旁边有一条隐约可辨的路，那是在山旁边的路被大雪埋住时行人才走的。我们的车夫说，现在还没有雪崩，所以，为了爱惜马匹，就绕着山走。我们在拐弯的地方遇到五六个奥塞梯人；他们表示要为我们效劳，于是把住车轮，一面吆喝着，又推又扶，保护着马车往前走。这道路确实很危险：右边，在我们头顶上悬着大堆大堆的积雪，看架势，只要风一吹，就会崩落到峡谷里来；狭窄的道路有一部分覆盖着雪，有些地方脚一踩就陷下去，有些地方由于白天日晒和夜晚严寒结成了冰，所以人走起来就很吃力，马走起来更是跌跌滑滑的；左边是一条闪着亮光的很深的裂罅，有山泉从其中流过，那流水时而躲藏到冰壳子底下，时而在黑黑的石头上跳跃，泛起一团团白沫。我们花了两个钟头，好不容易才绕过十字架山——两俄里竟走了两个钟头！这时候，乌云低垂下来，下起了冰雹和雪；风往峡谷里直灌，像夜莺大盗那样，又吼叫，又呼啸；一会儿，石头十字架就隐没在像波浪似的从东方滚滚而来、一阵比一阵更浓的云雾中……顺便说说，关于这十字架有一个奇怪然而十分流行的传说，说这是彼得大帝路过高加索时竖立的。可是，第一，彼得大帝只到过达吉斯坦；第二，十字架上明明用大字写着，这是奉叶尔莫洛夫将军之命建立的，是在一八二四年。尽管有文字为证，传说却根深蒂固，真不知应该相信什么才好，何况我们一向不喜欢相信文字记载。
我们还得在结了冰凌的石头和泞滑的雪地上走五六俄里，才能到达科比驿站。马已经筋疲力尽，我们也冻得直打战；风雪吼叫得越来越厉害，就像我们家乡的北方的风雪，只是那疯狂的吼声更加凄厉，更加悲怆。我在心里说：“你这个被放逐者，痛哭思念你那辽阔无垠的草原了！在那里你可以尽情舒展你的寒冷的翅膀，可是在这里，你受到束缚，憋得难受，好像关在笼中的鹰，声嘶力竭地叫着拼命撞击铁笼格子了。”
“糟了！”上尉说，“您瞧，四下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雾和雪了；弄不好咱们会跌到山沟里或者掉进深窟里去，下面的拜达拉河恐怕也涨了水，过不去了。亚细亚就是够人受的！人也罢，河也罢——什么也靠不住！”车夫们不住地鞭打马匹，又吆喝又骂，但不管鞭子响得多么带劲儿，马只是打着响鼻，四蹄抵住地面，死活不肯移动一步。终于，有一个车夫说：“老爷，今天咱们到不了科比了，趁现在还不晚，是不是往左拐，您看行吗？那边斜坡上有什么东西黑糊糊的，想必是房子，过路人遇到坏天气常常在那儿落脚的；他们说，您要是赏几个酒钱，他们可以带路。”他指着奥塞梯人补充说。
“知道，伙计，你不说我也知道。”上尉说，“这些家伙够人受的！就喜欢找机会敲几个酒钱。”
“‘不过，说实在的，”我说，“要是没有他们，咱们会更糟。”
“还不是一样，还不是一样，”上尉嘟哝说，“这些带路的真够戗！他们闻得出哪儿可以捞一把，好像没有他们，就找不到路了。”
于是我们就拐向左边走，又折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来到总共有两间屋子的简陋的歇脚处。屋子是用石板和圆石砌成的，围着同样的石墙。衣衫褴褛的主人一家亲热地接待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是政府供养他们，讲定由他们接待遭遇暴风雪的旅人的。“一切都平安无事了！”我在火边坐下来之后，说道。“现在请您把贝拉的故事给我讲完吧，我相信，这还没有完。”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上尉诡秘地笑着，挤着眼睛回答我说。
“因为这不合乎情理。开头不寻常的事，结局也一定不寻常。”
“算您猜对了……”
“我很高兴。”
“您高兴倒是不错，可是我一想起来，实在伤心呀。这个贝拉呀，真是一个好姑娘！到后来，我跟她相处惯了，拿她当女儿看待，她也很喜欢我。我得告诉您，我没有家，父母音讯全无，有十二三年了。至于讨老婆，以前连想也没想过，如今呢，您也明白，那就很不相宜了，所以有人让我疼，我很高兴。她常常给我们唱歌，或者跳列兹金卡舞……她的舞跳得多么好呀！我见过我们省城的小姐，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还到过贵族俱乐部，那是在二十年前了——她们哪儿能比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毕巧林把贝拉打扮得花枝招展，照料，爱护，无微不至，所以她在我们那儿变得更美，像仙女一样了；晒黑的脸和胳膊变白了，两腮红扑扑的……她总是那么快活，而且老是拿我开玩笑，这淘气丫头……我自然也不计较……”
“等你们把她父亲死的事告诉她，又怎么样呢？”
“这事我们瞒了她好一阵子，直到她在我们那儿处惯了，安下心来。等我们告诉她，她哭了两三天，后来也就淡忘了。
“有四五个月过得好极了。我好像已经说过，毕巧林一向非常喜欢打猎，以前他老是到树林子里去打野猪或者山羊，现在他连要塞围墙外面都不去了。可是，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又把双手抄在背后，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想起心事。终于有一天，他对谁也不说一声，就打猎去了，整个上午都不见他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出去越来越勤了……我心想：不妙，他们之间准是出了什么事儿！
“有一天早晨我去看他们——那情景现在如在眼前：贝拉坐在床上，穿着黑绸外衣，脸色煞白煞白的，一副悲伤的神情，使我吓了一跳。
“‘毕巧林在哪儿？’我问。
“‘打猎去了。’
“‘今天去的吗？’……她不做声，似乎很难出口。
“‘不，还是昨天出去的。’她终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昨天一整天我想呀，想呀，’她含着眼泪说，‘我想到各种各样不好的事儿：一会儿好像他被野猪咬伤了，一会儿好像他被车臣人掳到山里去了……可是今天我觉得是他不爱我了。’
“‘好姑娘，真的，你这是胡思乱想到哪儿去了！’她哭起来，后来她高傲地昂起头，擦干眼泪，又说下去：
“‘他要是不爱我了，谁又不让他把我送回家去呢？我又不强求他。要是再这样下去，那我就自己走好啦。我不是他的奴仆，我是王爷的女儿！……’
“我劝说起她来：‘你听我说，贝拉，总不能要他天天坐在家里，像钉在你的裙子上那样。他是个年轻人，喜欢出去打打野味。出去跑跑就会回来的。你要是愁眉苦脸的，那他很快就厌烦你了。’
“‘是的，是的！’她回答说，‘我要快活起来。’于是她哈哈大笑着拿起自己的铃鼓，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在我身旁跳来跳去；只不过没有快活多久，她又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
“我对她有什么办法呢？您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女人打过交道；我想来想去，想法子安慰她，可是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有好一阵子我们两个都默默地待着……那局面真让人难受呀！
“终于，我对她说：‘咱们到围墙上去走走，好吗？天气真好极了！’那是在九月里。确实天气好极了，又晴朗，又不热；一座座山清楚得像在面前的碟子里。我们走出来，在要塞的围墙上来来回回踱了一会儿，又一声不响地往前走；后来她坐到草地上，我也挨着她坐下来。哦，想起来实在好笑：我跟着她跑来跑去，就像一个保姆。
“我们的要塞在很高的地方，从围墙上望去，风景好极了：一边是开阔的旷野，有几条冲沟穿过，尽头处是树林，树林一直伸展到山脊，旷野上有几个村庄冒着炊烟，马群来来往往；另一边是一条奔腾的小河，紧接着小河的是稠密的灌木丛，灌木丛覆盖之下是一座座岩石丘冈，连接着高加索的主脉。我们坐在棱堡的角上，所以两边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忽然看到：有一个人骑一匹灰马从树林里出来，越来越近，终于在河那边离我们一百丈左右的地方停住，并且像疯子似的让马打起转转儿。何等怪事呀！……‘你好好看看，贝拉，’我说，‘你眼力好，看看那骑马的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这是耍把戏给谁看？……’
“她一看，就叫了起来：‘是卡兹比奇……’
“‘啊，是他这个强盗！是不是来拿我们开玩笑的？’
“‘我定神一看，真的是卡兹比奇：还是那一张黑黑的脸，还是像往常一样穿得又破又脏。‘那是我爹的马。’贝拉抓住我的手说，她浑身抖得像树叶一样，眼睛闪闪发亮。我心想：‘啊哈，鬼丫头，你身上也流着强盗的血呢！’
“‘你过来，’我对哨兵说，‘把枪检查检查，把那个家伙给我打下马来，我赏你一个银卢布。’‘是，长官。可是他不肯站住……’我笑着说：‘你叫他站住嘛！’……哨兵就向他招手，喊道：‘喂，伙计！你等一下，干吗老是像陀螺似的打转转儿？’卡兹比奇真的站定了，留神听起来。他准以为有什么事要跟他谈谈呢——才不是哩！……我的枪手端起枪……啪！……没有打中——火药在药池里一闪，卡兹比奇就把马一夹，马就跳开了。他在马镫上站起身来，用他们的话嚷嚷了两句，拿鞭子吓唬了两下，就一溜烟跑掉了。
“‘你怎么不害臊呀！’我对哨兵说。
“‘长官！他是去慢慢死，’他回答说，‘这种可恶的家伙，一下子是打不死的。’
“过了有一刻钟，毕巧林打猎回来了。贝拉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既不埋怨，也不责备他出去这么久……连我都对他十分生气。‘唉，您呀，您呀！’我说，‘刚才卡兹比奇来了，就在河那边，我们朝他开过枪。哼，您不是很容易碰上他吗？这些山民都是有仇必报的家伙。您以为他不会想到阿扎玛特干的事也有您的份儿吗？我敢打赌，今天他认出贝拉来了。我知道，他一年前非常喜欢贝拉：他亲口对我说过，要是有法子备办一份像样的聘礼，他一定去求婚的……’毕巧林听了，沉思起来。‘是的，’他回答说，‘是得小心点儿……贝拉，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到要塞的围墙上去了。’
“那天晚上我跟他作了一次长谈，我很恼火，因为他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变了心；而且，他把一半时间花费在打猎上，他的态度冷淡了，难得跟她亲热，所以她明显地渐渐憔悴了，脸儿变长了，一双大眼睛没有神了。有时，我问她：‘你叹什么气呀，贝拉？你伤心吗？’——‘不！’——‘你要什么吗？’——‘不！’——‘你想念亲人吗？’——‘我没有亲人。’往往整天除了‘是’和‘不’以外，从她嘴里什么话也问不出来。
“我于是跟他谈起这事。‘您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说，‘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性格，这是教育使我养成的，还是上帝造就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造成别人的不幸，那我自己不幸的程度也不亚于别人；当然，这对别人并不是什么安慰，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自从我离开父母照管那时候起，我就开始纵情享受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欢乐，不用说，这些欢乐也使我烦腻了。后来我进入上流社会，但很快也厌烦了。我爱过上流社会的美女，她们也爱过我，可是她们的爱情只能使我想入非非，变得自负，我的心依然是空虚的……我开始读书，做学问，不久我也讨厌了做学问。我看出来，荣华富贵都跟学问毫无关系，因为最走红的人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升了官，就荣耀，而要升官，只要八面玲珑就行。于是我感到苦闷了……不久我被调到高加索，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本来希望，在车臣人的子弹啸声中不会再感到苦闷，可是希望落空了，过了一个月，我对子弹啸声和死神的临近就完全习惯了，说实话，还不如对蚊子的嗡嗡声注意多呢——所以我比以前更苦闷了，因为我丧失了几乎是最后一点希望。当我在自己屋子里看到贝拉，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膝上，吻着她那乌黑的鬈发时，我这个傻瓜，还以为她是命运之神大发慈悲，给我送来的天使呢……我又错了：蛮女的爱情比贵妇、小姐的爱情好不了多少；蛮女的单纯无知也跟贵族女子的卖弄风情一样使人讨厌。如果您希望我爱她，我还可以再爱她，我感谢她给我带来过几许非常甜蜜的时刻，我可以为她献出生命，不过我跟她在一起感到苦闷……我是一个傻瓜还是一个坏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也很可怜，也许比她更可怜，我的灵魂已被上流社会败坏，思想飘忽不定，我的心贪得无厌，什么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像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我只剩下一个办法：旅行。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动身——只是千万别去欧洲！——我要去美洲，去阿拉伯，去印度——说不定在哪儿会死在半路上！至少，我可以肯定，因为风吹雨打，旅途艰辛，这最后一点安慰不会很快成为过去。’——他就这样说了很久，他的话深深扎在我的心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从一个二十五岁的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但愿这也是最后一次……真是何等怪事！请您说说看，”上尉转身对我说，“您好像在京城里待过，而且才离开不久，难道那儿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有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有一些人说的也许是真心话，不过，绝望的情绪好像一切时髦的衣衫，出自社会上层，然后就传到下层，下层便照穿不误；如今最苦闷和真正感到苦闷的人倒是竭力掩饰这种不幸，就像掩饰过错一样……上尉不了解这些奥妙，摇了摇头，俏皮地笑了笑，说：
“苦闷这种时髦玩意儿恐怕都是法国人传进来的吧？”
“不，是英国人。”
“啊哈，是这么一回事儿呀！……”他回答说，“他们本来不就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酒鬼吗？”
我不禁想起莫斯科的一位贵夫人，她硬是说，拜伦不过是一个酒鬼。不过，上尉这样说是情有可原的；为了戒酒，他当然竭力使自己相信，世界上一切不幸都是来自酗酒。
这时，他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卡兹比奇没有再露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头脑里总是摆脱不掉一个念头：他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他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有一天，毕巧林劝我跟他一起去打野猪；我推托了半天，真的，野猪对我算什么稀罕玩意儿！然而他还是把我拖了去。我们带上五六名士兵，一大早就出门了。我们在芦苇丛和树林里钻来钻去，直到十点钟，还没见到一只野物。‘喂，咱们是不是回去呀？’我说，‘干吗非要不死心？今天就不是一个好日子嘛。’可是毕巧林呀，尽管又热又累，就是不愿意空手回去。这个人就是这样：想怎样，就得依着他，显然是小时候妈妈把他惯坏了。到中午时候，终于找到一只倒霉的野猪……砰！砰！没门儿，野猪跑进了芦苇……就是这样一个不走运的日子嘛！……于是我们多少歇了一会儿，就动身往家走。
“我们松了缰绳，一声不响地并排走着，已经快要到要塞了，只是稠密的灌木丛将要塞遮住，我们还没有看见。忽然一声枪响……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我们猜想到同一件事儿，不禁大吃一惊，立刻纵马朝枪声响的地方奔去，一看：围墙上有许多士兵堆成一堆，朝田野上指着，田野上有一个人骑马飞跑，将一样白白的东西按在马鞍上。毕巧林尖叫起来，嗓门儿不亚于任何车臣人，从套子里抽出枪，便追了过去，我也跟着他追去。
“多亏打猎不顺利，我们的马没有累坏，跑起来非常带劲儿，所以我们越来越接近了……终于，我认出了卡兹比奇，但是看不出他按在马鞍上的是什么。这时我跟毕巧林跑齐了，高声对他说：‘这是卡兹比奇！’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照马抽了一鞭。
“终于，他已经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不知卡兹比奇的马是累坏了，还是没有我们的马好，反正不管他怎样想方设法，那马还是跑不快。我心想，这会儿他该想起他的黑眼睛了……
“我看到：毕巧林一面纵马飞跑，一面端起枪来……‘别开枪！’我对他喊道，‘别浪费子弹；咱们这就追上他了。’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总是沉不住气……谁知枪响了，子弹打断了马的一条后腿，那马又暴跳了十来下，打了个趔趄，就跪倒了，卡兹比奇跳下马，这时我们才看清了，他手里抱的是一个用被巾裹着头的女人……是贝拉……可怜的贝拉！……卡兹比奇用他们的话对我们嚷了两句什么，就举起短剑对准了她……再不能怠慢。我开了一枪，倒是打中了，准是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因为他的胳膊突然垂了下来……等到硝烟散去，只见地上躺着受伤的马，马旁边是贝拉；卡兹比奇却丢下枪，像一只猫似的攀着树棵子爬上了峭壁；我真想把他从那儿打下来，可是装好的弹药没有了！我们跳下马，朝贝拉奔去。可怜的姑娘一动不动地躺着，血像泉水一样从伤口往外涌……这家伙竟如此恶毒：要是朝她心口扎一刀，倒也罢了，一下子也就完了，这一刀却扎在背上……真是最毒辣的一刀！她已经昏迷过去。我们撕开被巾，把她的伤口紧紧扎住。毕巧林吻她的嘴唇，却怎么也不能使她苏醒过来。
“毕巧林上了马，我把贝拉从地上抱起来，好不容易放到他前面的马鞍上，他一只手抱住她，我们就骑马往回走。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之后，毕巧林对我说：‘我看，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咱们像这样是不能把她活着带回家的。’我说：‘是的！’于是我们纵马飞跑起来。早有一大群人在要塞大门口等着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贝拉抬到毕巧林的屋里，就派人去请医生。医生虽然喝得醉醺醺的，但还是来了；他验过伤情，就说，她活不过一天了；可是他错了……”
“她好了吗？”我不由得高兴起来，抓住上尉的胳膊问道。
“没有，”他回答说，“医生说错了，错就错在她又活了两天。”
“那您给我讲讲，卡兹比奇是怎样把她抢到手的？”
“是这样：尽管毕巧林有言在先，她还是走出要塞，来到小河边。要知道，那天天气很热，她坐到石头上，把两脚伸进水里。这时卡兹比奇悄悄走过来，一下子把她搂住，捂住嘴，拖进灌木丛，在灌木丛里跳上马，打马就跑！这时她挣扎着叫喊了几声；哨兵惊动了，开了枪，可是没有打中，这时我们也赶到了。”
“究竟为什么他要把贝拉抢走？”
“还问为什么！这些切尔克斯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贼种，什么东西没放好，见了就带走；有的东西用不着，可是也要偷……就别问他们为什么了！再说，他老早就喜欢她嘛！”
“贝拉死了吗？”
“死了。不过她折腾了很久，我们也跟着她折腾得够受。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她苏醒过来。我们坐在床前；她一睁开眼睛，就呼唤毕巧林。‘我在这儿，在你身边呢，我的心肝！’他握住她的手，回答说。‘我要死了！’她说。我们就安慰起她来，就说医生说过，一定会把她治好。她摇摇头，转过头去朝着墙：她真不愿死呀！……
“夜里她说起胡话，她的头热得烫手，浑身热得一阵一阵打哆嗦；她断断续续地说到父亲，说到弟弟；她很想到山里去，回家去……后来她也说到毕巧林，用种种亲热的称呼叫唤他，要么就责备他变了心。
“他把头伏在手上，一声不响地听她说；可是我始终没见他的睫毛上有一滴眼泪。他是欲哭无泪，还是竭力控制着自己，我不知道；至于我呀，我可是从来没见过比这更悲惨的事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不说胡话了；有一个钟头左右，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脸色煞白，奄奄一息，几乎看不出她在喘气。后来她又好些了，又说起话来，可是您猜，她说的是什么？……这样的念头只有临死的人才会有！……她伤心起来，说她不是基督徒，到了阴间她的灵魂永远不能跟毕巧林的灵魂相会，别的女人在天堂里会成为他的伴侣。于是我产生了让她在死前受洗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对她说了，她犹犹豫豫地看了看我，老半天说不出话来；终于，她回答说，她生来信什么教，死去还信什么教。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这一天里她变得多厉害呀！……煞白的两腮瘪了下去，两只眼睛越来越大了，嘴唇烧干了。她感到心里热得发烧，好像胸中有一块烧红的铁。
“就这样熬到第二天夜里；我们都没有合眼，没有离开她的床前。她痛苦得不得了，不住地呻吟，只要刚刚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她就竭力要毕巧林相信她好些了，劝他去睡觉，吻他的手，拉住他的手不放。快到天亮时候，她感觉到死的难受，翻来翻去折腾起来，把绷带都挣脱了，血又流起来。等到把绷带重新扎好，她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就一再要毕巧林吻她。他跪到床前，把她的头从枕头上多少往上抱了抱，就把自己的嘴唇紧紧贴到她那渐渐凉了的嘴唇上；她用打颤的胳膊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她像要在这一吻中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不过，她的死是非常好的！要不然毕巧林把她抛弃了，她又怎么样呢？或早或晚总会有这样一天……
“第二天上半天，她很安静，不言不语，也很听话，不论我们那位医生怎样用泥敷和药水折磨她。‘算了吧！’我对医生说，‘您不是自己说过她肯定要死吗，还要用您那些药干什么呀？’他回答说：‘这样总要好些，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良心可以安宁了。’好一个良心！
“午后，她开始感到干渴得难受。我们打开窗子，可是外面比屋子里还热。我们在床边放了些冰块，可是一点也没有用。我知道，这种难以忍受的干渴是死亡临近的征兆，就把这话对毕巧林说了。‘水，水！……’她从床上欠起身来，用嘶哑的声音说。
“毕巧林一张脸变得煞白，他抓起杯子，倒满了水，送到她嘴边。我双手捂住眼睛，念起祈祷文，不记得念的是什么了……是啊，老弟，死人的事我见得多了，在医院里、战场上我都见过，可是这跟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还有，不瞒您说，使我伤心的是，她在临死以前一次也没有想起我，我可是一直像个父亲一样疼她呀……唉，上帝就别怪罪她吧！……说真的，我算什么呀，非要人家在临死前想起我？……
“她一喝过水，就觉得好些了，可是过了三四分钟她就死了。我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她的嘴唇上——镜子光光的！……我拉着毕巧林从屋子里走出来，我们就朝要塞的围墙走去；我们倒背着两手，一句话也不说，肩并肩地来来回回踱了很久；他的脸上一点特别的表情也没有，于是我恼火起来，我要是他的话，会悲痛死的。后来他在树阴下坐下来，拿一根小棍儿在沙土上画起什么。说实话，我主要是出于礼貌，想安慰安慰他，就说起话来；他却抬起头，笑起来……这一笑使我浑身打了个寒噤……我便去买棺材。
“说实话，我是一半为了排遣悲伤去做这事的。我有一块缎子，就拿来罩棺材，并且又用一些切尔克斯银带做装饰，那都是毕巧林给她买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她安葬在要塞外面，小河旁边，靠近她最后一次坐过的那个地方；如今她的坟墓周围已经长满一丛丛刺槐和接骨木。我本想竖立一个十字架，可是，您也知道，这不合适：毕竟她不是基督徒呀……”
“毕巧林怎么样啦？”我问道。
“毕巧林病了很久，人也瘦了，一副可怜的样子，不过，打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贝拉。我看出来，一提这事儿他会很不愉快，那又何必谈呢？过了三四个月，他就被调往某某团，到格鲁吉亚去了。我们从此再没有见过面。对了，记得好像有人不久前对我说过，他回俄罗斯去了；可是在兵团的调令通报里没有见到。不过，什么消息传到我们这儿总是很迟的。”
于是他发了长长的一篇议论，说许多新闻到一年后才知道，是多么不愉快——他说这些话，想必是为了冲淡回想起往事的悲伤。
我没有打断，也没有去听他这番议论。
过了一小时，可以上路了，暴风雪停息了，天也放晴了，我们又继续赶路。在路上我不由得又谈起贝拉和毕巧林的事。
“您没有听说，后来卡兹比奇怎么样吗？”我问道。
“卡兹比奇吗？哦，说真的，我不知道……只是听说，在右翼阵地上，在沙普苏格人那儿有一个叫卡兹比奇的，胆大包天，身穿大红外衣，常常骑着马在我们的枪弹下慢腾腾地走来走去，每当子弹嗖的一声从他身边飞过，他只是斯斯文文地弯一弯腰，不过，未必就是那个卡兹比奇！……”
我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科比分手了。我坐驿车走了，他因为车载太重，没有跟上我。我们都不指望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谁知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而且，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讲一讲，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呢……不过，诸位是不是承认，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如果诸位承认这一点，那我讲了这样一个也许太长的故事，就算是得到充分的报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