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旅行时，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我能感觉到一切像是一部鸿篇巨制的迷雾般的传奇。“啊哈！”迪安嚷道。“上路啦！”他伏在方向盘上，发动了汽车；他回到了最适宜他的环境，如鱼得水，大家都能察觉到。我们兴高采烈，知道我们已经把迷茫和无聊抛到了身后，正在实现我们惟一的崇高职能，动起来。我们动起来了！夜里，我们飞也似的掠过新泽西某个地方的神秘的白色指示牌，上面写着南（还有一个箭头）和西（也有一个箭头），我们朝南面的方向驶去。新奥尔良！这个名字在我们头脑里燃烧。从迪安称为“阴冷无聊的纽约城”的肮脏的积雪，一路前进来到位于美洲冲刷低洼地的、郁郁葱葱、弥漫着河流气息的新奥尔良；然后向西行进。埃德坐在后座；玛丽卢、迪安和我坐在前座，我们热烈地谈论着生活是多么美好欢乐。迪安突然变得有点感情用事。“该死的，你们听着，我们必须承认一切都很美好，根本没有烦恼的必要，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应该知道我们真正不为任何东西而感到烦恼，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说得对不对？”我们大家同意他说得对。“行啦，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在纽约干了些什么？我们要学会宽恕。”我们在纽约有过磕磕碰碰。“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去新奥尔良找老布尔·李，那肯定会有极大的乐趣，你们且听听这位男高音扯开嗓门，得到真正的消遣，长些见识。”他把车载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汽车震得好像都在颤抖。
我们兴致勃勃地听音乐，觉得他说得对。公路十分平坦。路中央的白线不断伸展，紧贴着我们的左前轮，仿佛粘在我们的车辙上。迪安冬夜只穿一件T恤衫，弓起肌肉发达的脖子，风驰电掣地驾驶着汽车。他坚持到了巴尔的摩市区后由我开车，以便取得在闹市驾驶的经验；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他和玛丽卢在接吻戏耍的时候，坚持要由他们掌握方向盘。那简直是疯狂；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迪安在仪表板上打鼓点，直到仪表板瘪下好大一块；我也这样做。倒霉的哈得孙——航向中国的慢船——吃足了苦头。
“啊哈，真带劲！”迪安嚷道。“玛丽卢，亲爱的，听我说，你知道我性欲旺盛，在同一时间里能够做许多事情，我的劲头无穷无尽——我们到了旧金山后必须继续同居。我知道一个适合你住的地方——囚犯队出工所走的固定路线的尽头——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不到两天就可以回一次，每次可以待上十二小时，嘿，亲爱的，你知道我们在十二个小时里能干多少事。在此期间，我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继续住在卡米尔那里，她不会发觉的。我们做得到，以前也做过。”对于玛丽卢来说，这不成问题，她一心只想报复卡米尔。本来达成的谅解是到了旧金山后，玛丽卢跟我一起，但我开始看出来他们是不会分手的，我会被甩在大陆的另一头，坐冷板凳。但是当一切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你面前，各种未预见到的事件让你大为惊奇，使你由于能活着见到它们而感到庆幸时，何必去想那种扫兴的事呢？
黎明时我们到了华盛顿。那天恰好是哈里·杜鲁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日。我们乘坐那辆伤痕累累的汽车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看到沿途正大规模地展示武器装备。有B29型轰炸机、鱼雷快艇、火炮，还有各种各样的战争物资，它们在雪地里显得杀气腾腾；最后是一艘常规普通的小救生艇，它看上去可怜兮兮、傻里傻气。迪安放慢车速，仔细观看。他惊叹地连连摇头。“这些人想干什么？哈里睡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了不起的老哈里……跟我一样，也是密苏里州的人……那肯定是他自己的小救生艇。”
迪安到后座去睡一会儿，由邓克尔接手驾驶。我们特别关照他不必慌张。但是我们鼾声刚起，他就把速度提高到每小时八十迈，在一个警察同一个骑摩托的人争论的地点呼啸而过——他是在四车道公路的第四个车道上跑，跑错道了。警察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拉响警报器，从我们后面赶上来。我们被截住了。他吩咐我们跟他去局子。局子里一个面目可憎的警察看到迪安立刻产生了恶感；他觉得迪安浑身散发出监狱的气味。他派助手到外面分别盘问玛丽卢和我。他们要知道玛丽卢多大年纪，想寻找有没有违反曼恩法案的嫌疑。可是玛丽卢有结婚证书。他们又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谁同玛丽卢睡觉。“同她的丈夫，”我简单明了地回答。他们仍旧不信，觉得有可疑之处。他们尝试了一些业余的福尔摩斯手法，把同一个问题问了两次，指望我们说漏嘴。我说：“那两个人回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上工作，这个女的是矮个儿的妻子，我是他们的朋友，在大学念书，有两星期的假。”
警察笑笑说：“是吗？这个钱包真是你的吗？”
最后，屋里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罚了迪安二十五块。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一共只有四十块，要用到西海岸；他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迪安抗议时，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威胁说要把他带回宾夕法尼亚，对他提出一项特别指控。
“什么罪名？”
“甭管什么罪名。聪明人，不必为那操心。”
我们不得不缴那二十五块。不过埃德·邓克尔提出由他去坐几天牢。迪安觉得可以考虑。警察火了；他说：“如果你让你的伙伴去坐牢，我马上带你回宾夕法尼亚。听到没有？”我们一心想离开。“你们在弗吉尼亚州再有一张超速罚单，就扣你们的车子，”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最后还朝我们吼了一通。迪安脸气得通红。我们不声不响开车离开。罚掉我们准备在路上用的钱简直像是拦路抢劫。他们知道我们的钱花光了，知道我们沿途没有亲友，也没有办法请求汇款。对于那些没有唬人的证件、镇不住他们的美国人，美国警察就采用心理战。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警察；爱躲在破旧的窗户后面窥视，什么都要打听，假如罪名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可以制造。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说过：“犯罪起因十有八九是无聊。”迪安火冒三丈，要回弗吉尼亚，搞到一把枪就把那警察杀了。
“宾夕法尼亚！”他嘲笑地说。“我倒想知道他们用什么罪名！很可能是流浪罪；他们把我的钱全罚光，然后指控我违反了惩治流浪条例。那些家伙随心所欲。假如你提出申诉，他们甚至会出来枪杀你。”我们无可奈何，只有自我宽解，把它抛到脑后。我们通过里士满时，开始忘掉这件事，过后不久心态又恢复了正常。
我们只剩十五块在余下的路途上花费。我们不得不找徒步旅行的人和流浪汉搭车，收取一些小钱贴补汽油费。在弗吉尼亚的荒野上，我们突然看到路上有个行人。迪安猛地刹车。我回头看后说，是个流浪汉，可能身无分文。
“我们找点乐，让他上车！”迪安笑着说。那人衣衫褴褛，戴副眼镜，神经兮兮地一面走路，一面看着一本污秽不堪的平装书，那是他在公路旁边的涵洞里找到的。他上了车，立刻继续看书；他身上脏得难以置信，还长满疥疮。他说他名叫海门·所罗门，走遍了美国，专敲犹太人的门讨钱，有时甚至用脚踢门：“我是犹太人，给我钱买吃的。”
他说这个办法很灵，人们居然给他钱。我们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他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费心去看看扉页。他只是看字，仿佛他在荒野里发现了真正的摩西五经。
“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迪安捅捅我的肋骨，咯咯笑着说。“我对你说过会有趣的。到处都是有趣的人！”我们把所罗门一直带到特斯塔蒙特。我的哥哥已经搬到城里另一边的新居。我们又回到那条凄凉的长街上，街中央有铁轨通过，悲哀、抑郁的南方人从街两旁的五金商店和小零售店门前大步跨过。
所罗门说：“我看你们路上花钱不很富裕。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一个犹太人家找几块钱，然后可以陪你们一直到阿拉巴马州。”迪安喜出望外；他和我赶快跑去买面包和奶酪，准备在汽车里吃一顿。玛丽卢和埃德在汽车里等。我们在特斯塔蒙特等海门·所罗门露面；他大概在城里什么地方骗取面包，我们找不到他。太阳变得暗红，时间晚了。
所罗门再也没有露面，我们隆隆驶出特斯塔蒙特。“现在你明白了吧，萨尔，上帝确实存在，因为我们不管怎么做，仍旧困在这个城镇里，你大概注意到了它的《圣经》式的名字，还有那个使我们再一次停在这里的古怪的《圣经》式的人物，这一切阴错阳差地起了连锁反应，把毫不相干的事情都纠结在一起……”迪安喋喋不休地这么说着；他兴高采烈，热情洋溢。他和我突然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一个等我们去打开的蚌；里面有珍珠，珍珠就在里面。我们向南驶去。路上又接纳了一个搭车的人。是个面容愁苦的少年，他说他有个姑妈在北卡罗来纳州邓恩市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离费耶特维尔不远。“我们到了以后你能从她那里要到一块钱吗？能？太好啦！咱们走！”一小时后，我们到了邓恩，这时天已经擦黑了。我们把车子开到孩子说的他姑妈的食品杂货店所在的地方。那是一条破败的小街，尽头是工厂的围墙。食品杂货店确实有一家，但是没有姑妈。我们不明白孩子究竟想说什么。我们问他家在哪里；他说不上来。那是一个大骗局；也许以前有一次他到处乱跑迷了路，在邓恩见过这家杂货店，如今从他混乱发热的脑袋里冒了出来。我们买了一个面包夹红肠给他，可是迪安说我们不能继续带他上路，因为我们需要睡觉的空间，同时还需要带搭车的人，挣些买汽油的钱。夜晚降临时，我们把他留在邓恩。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迪安、玛丽卢和埃德睡觉时，由我驾驶汽车通过了南卡罗来纳州，把佐治亚州的梅肯抛在背后。夜里，我让汽车沿着路中央的白线行驶，独自寻思。我在干什么？我到什么地方去？过一会儿我就知道了。过了梅肯以后，我十分疲倦，便叫醒迪安，让他接着驾驶。我们下车呼吸新鲜空气，两人突然都欣喜地发现周围是芳香的青草、新鲜的粪肥和温暖的溪水的气味。“我们到南方了！我们已经甩掉冬天了！”在朦胧的拂晓中我们看到路边青草的嫩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辆朝莫比尔方向驶去的机车呼号着通过黑夜。我们也去莫比尔。我高兴地脱掉衬衫。行驶了十英里后，迪安熄掉引擎，滑行进一个加油站，发现管理员伏在桌子上睡得很香，便跳出车子，悄悄地加了足足值五块钱的汽油，不让计量器发出铃声，又像阿拉伯人似的悄悄滑行出了加油站，继续我们的旅行。
我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只听得欢快的音乐声、迪安和玛丽卢的谈话声，看到车外绵亘不绝的绿色土地。“我们在什么地方？”
“刚经过佛罗里达州的突出部——一个名叫弗洛马顿的小镇。”佛罗里达！我们驶向沿海平原和莫比尔；前方是笼罩在墨西哥湾上空的大片云层。我们在积雪未化的北方同大家告别以后只过了三十二个小时。我们在一家加油站前停下。迪安背着玛丽卢在汽油柜周围活动活动手脚，邓克尔进了加油站，顺手牵羊偷了三包香烟。我们的烟已经断档了。我们在长长的潮汐公路上驶进莫比尔，脱掉冬衣。享受南方的温暖。迪安开始谈他的生平，过了莫比尔后，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堵车，他不是从犬牙交错的车辆旁边慢慢蹭过去，而是仍旧以每小时七十迈的速度大大咧咧地通过加油站的车道。我们把张口结舌的人们抛到身后。迪安继续讲他的生平事迹。“老实告诉你，我九岁就开始懂人事了，同我干的姑娘叫米利·梅费尔，在丹佛的格兰特街，罗德汽车修理厂后面——也就是卡洛住处所在的那条街。那时候我父亲还干一些白铁匠的活儿。我记得我的姨妈在窗口喊道：‘你在修理厂后面做什么呀？’哦，亲爱的玛丽卢，我那时候认识你就好啦！哇！你九岁的时候一定非常可爱。”他吃吃傻笑；把手指伸进玛丽卢的嘴里，然后自己再吮吮；他捉住她的手在他自己身上抚摸。她面带微笑，安详地坐着。
高大的埃德·邓克尔望着窗外，自言自语：“是啊，我觉得那晚我太差劲了。”他不知道新奥尔良的贾拉蒂·邓克尔会对他说什么。
迪安接着说：“有一次我搭货运车从新墨西哥到洛杉矶——当时我十一岁，在一条侧线上和我父亲走散了，我们周围都是流浪汉，我同一个绰号叫大赤包的人在一起，我父亲喝醉了酒，待在一节货车里——货车开始移动，大赤包和我没有赶上——我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父亲。我上了一列货运车，风驰电掣、长驱直入加利福尼亚，一流的货运列车，沙漠里的长蛇。我始终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车钩上——你能想象那有多么危险，当时我只是个孩子，一点都不懂——我一条胳膊夹着一个面包，另一条胳膊挽住列车的制动杆。千真万确，不是瞎说。我到了洛杉矶后，特别想吃牛奶和奶油，便在一家乳品店找了工作，首先做的事情是喝了半磅厚奶油，结果全吐了出来。”
“可怜的迪安，”玛丽卢吻了他一下。他骄傲地正视着前方。他爱玛丽卢。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正沿着海水蔚蓝的墨西哥湾行驶，这时，收音机里传出疯狂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是新奥尔良的爵士音乐，播放的全部是疯狂的爵士音乐和黑人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时不时说：“抛开一切烦恼！”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前方新奥尔良的夜景。迪安在方向盘上搓着手。“我们可以扎扎实实地乐一阵子了！”黎明时，我们进入了新奥尔良的嘈杂的街道。“啊！闻闻人的味道！”迪安把脸伸出窗外，吸吸鼻子。“天哪！生活！”他飞快地绕过一辆电车。“是啊！”他踩了一脚油门冲出去，四下张望，寻找姑娘。“瞧她呀！”新奥尔良的空气如此甜美，仿佛是随着轻柔的扎染纱巾飘来似的；你用刚经历过北方冬天干冷空气的鼻子闻到了河流的味道，并且真正闻到了人味，还有淤泥、糖蜜以及各种各样热带的气息。“注意看她！”迪安指着另一个女人说。“哦，我爱，我爱，我爱女人！我认为女人都了不起！我爱女人！”他朝窗外啐了一口唾沫；他呻吟；捧住脑袋。他出于亢奋，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们颠簸着把车子开上阿尔及尔轮渡，准备过密西西比河。“我们都必须出来，看看河流，看看人们，闻闻周围的气息，”迪安匆匆收拾好太阳眼镜和香烟，像从匣子里弹出的玩偶似的从汽车里跳出来。我们跟着他。我们扶着渡船栏杆，观看浩淼深沉的诸河之父从美国中西部挟带着蒙大拿的原木、达科他的淤泥、衣阿华的溪谷，以及浸没在三江源的、被冰雪掩盖的东西，像孤魂野鬼的激流似的奔腾而下。渡船一边是徐徐退去的、烟雾缭绕的新奥尔良；另一边是逐渐向我们逼来的树木葱郁、睡意蒙眬的阿尔及尔。黑人在炎热的下午替渡船的锅炉添煤烧火，炉火通红，烤得我们汽车的轮胎都发出橡胶气味。迪安不顾炎热，跳来跳去，观察他们。松松垮垮的裤子挂在小肚子下面，他在甲板和船桥间跑上跑下。我发现他在船桥上临风而立，仿佛要展翅起飞的样子。我听到他疯狂的笑声传遍整个轮渡——“嘻—嘻—嘻—嘻！”玛丽卢同他在一起。他在很短的时间里眼观四方，跑回来向我们介绍情况，正当大家按喇叭要走时，他跳进了汽车，我们在狭小的空间里经过两三辆车子开了出去，飞快地穿过阿尔及尔。
“去哪儿？去哪儿？”迪安嚷着问大家。
我们决定首先在加油站梳洗收拾一下，打听布尔在什么地方。孩子们在夕阳西下、暖洋洋的河边玩耍；包着扎染头巾、穿着棉布上衣、光着腿的姑娘们在街上走动。迪安跑到街上去观看。他东张西望；频频点头；抚摩肚子。大埃德倚坐在汽车里，帽子盖在眼睛上面，朝着迪安微笑。我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玛丽卢在女厕所。灌木丛生的河岸上有无数垂钓的人，暗红色的地上支着休息用的三角形小帐篷，汹涌壮阔的密西西比河像蟒蛇似的绕过阿尔及尔奔腾而下，发出难以形容的隆隆声。三面环水、昏昏欲睡的阿尔及尔，连同那些嗡嗡作响的蜜蜂和简陋的棚屋，仿佛有朝一日会被冲刷掉似的。太阳西斜，甲虫啪嗒啪嗒的蹦跳，气势磅礴的河流在呻吟。
我们去城外河堤附近老布尔·李的住处。那地方在穿过沼泽地的路上，房屋老旧不堪，周围的回廊柱子东倒西歪，院子里种着垂柳；草长得有一码多高，篱笆倾斜，库房坍塌。院子见不到人。我们的车子直接开了进去，看到后廊上有洗衣盆。我下了车，朝纱门走去。简恩·李站在门里，手指圈成望远镜似的举到眼前，朝着太阳的方向眺望。“简恩，”我说。“是我。我们来啦。”
她知道。“哎，我知道。布尔这会儿不在。那边是不是失火了，还是什么？”我们两人都朝太阳的方向望去。
“你指太阳吗？”
“我当然不会指太阳——我听到那边有警报声。你发现光亮不对头吗？”新奥尔良方向那边的云确实显得很奇特。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说。
简恩哼了一声。“还是老样子。”
我们四年没有见面，就这么打了招呼；在纽约的时候，简恩同我妻子和我住在一起。“贾拉蒂·邓克尔在这儿吗？”我问道。简恩还在张望她所说的山火；那期间，她每天要抽三支安非他明的纸烟。她的脸本来是胖乎乎的，带有日耳曼式的美，现在变得瘦削冷漠，泛着潮红。她在新奥尔良得过脊髓灰质炎，现在腿有些瘸。迪安和他那帮人局促地下了车，各自设法安顿下来。贾拉蒂·邓克尔从屋后她庄严的隐退处出来看折磨她的人。贾拉蒂是个认真的女人。她现在脸色苍白，仿佛刚哭过似的。大埃德用手指梳梳头发，打了一个招呼。她直勾勾地瞅着他。
“这一阵子你在什么地方？你干吗这么对待我？”她狠狠地瞪了迪安一眼；她知道个中缘由。迪安根本不予理睬；他现在要的是食物；他问简恩有什么可吃的。混乱立即开始了。
可怜的布尔驾驶着他那辆得克萨斯州的雪佛兰牌汽车回家，发现他家已遭到一群狂人的入侵；但他招呼我时的热情态度是我长久未见的。他和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合伙在得克萨斯州种豇豆挣了一些钱，买下新奥尔良的这所房子。同学的父亲害麻痹性痴呆症去世，留给他一笔遗产。布尔自己每周只能从家里拿到五十块，这个数目本来不算太少，不过他花在吸食毒品上面的钱同它相差无几——他的妻子花销也不少，每周花在安非他明烟卷上的钱也要十来块。他们的伙食费是当地最低的；大人几乎不怎么吃饭；小孩也这样——大人反正也不关心。他们有两个了不起的孩子：多迪八岁；小雷一岁。小雷光着屁股，满院子乱跑，活像是彩虹上的金发孩子。布尔按照威·克·菲尔兹的称呼管他叫做“小畜生”。布尔把汽车开到院子里，艰难地下了车走过来，他戴眼镜，头上一顶毡帽，衣服破旧，个子瘦长，说话简洁：“嗨，萨尔，你终于来了；咱们进屋去喝一杯。”
有关老布尔·李的话讲一夜都讲不完；现在我们只消说他是个教师，他完全有做教师的理由，因为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学的是他所认为并称之为“生活的事实”的东西，他之所以要学，非但是出于需要，而且是出于愿望。他拖着瘦长的身躯走遍了整个美国以及欧洲和北非的大部，只为了想见识见识当时发生了什么；三十年代，他在南斯拉夫同一个白俄女伯爵结了婚，只为了让她逃脱纳粹的掌握；他有三十年代同国际可卡因走私集团成员一起拍的照片——那些人头发蓬乱，互相勾肩搭背；他还有戴着巴拿马草帽、走在阿尔及尔街道上的照片；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白俄女伯爵。他在芝加哥干过灭鼠的行当，在纽约做过酒吧侍者，在纽瓦克做过法院传票送达人。在巴黎，他坐在咖啡馆里观察过路的神情阴沉的法国人。在雅典，他一面喝茴香白酒，一面看他称之为世界上最丑的人。在伊斯坦布尔，他穿行在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和卖毯子的人中间，寻找事实。在英国的旅馆里，他看斯宾格勒和萨德侯爵的书。在芝加哥，他策划抢劫土耳其浴室，只因喝酒，多耽误了两分钟，结果只抢到两块钱，不得不仓皇逃奔。他干这些事情只为了获取经验。如今，他最后的研究课题是吸毒成瘾。目前他在新奥尔良，同名声不佳的人物在街上转悠，在酒吧和毒品贩子接头。
关于他的大学时代，有一个奇特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另一些特点：一天下午，他在设备齐全的房间里同朋友们一起喝鸡尾酒，就在这时，他饲养的宠物雪貂突然窜出来，咬了一个衣着讲究的客人的脚踝，大家尖叫起来，慌慌张张地逃出门外。老布尔跳起来，抓起猎枪说：“它又嗅到那只老耗子了，”他在墙壁上轰出一个窟窿，大小足够五十只耗子进出的。墙上挂着一幅难看的科德角老房子的图片。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挂那么难看的东西，布尔说：“我就喜欢它的难看。”他一辈子就是那样。有一次，我在纽约第六十街贫民区他的家门前敲门，他来开门，头上戴了一顶常礼帽，光着膀子穿一件坎肩，下身穿一条十分时髦的条纹裤子；他手里拿着一锅鸟食，准备捣碎后卷成烟卷抽。他还尝试把可待因止咳糖浆熬成糊，当麻醉剂用——但不太成功。他把他称之为“不朽的吟游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摊在膝上苦读。在新奥尔良，他开始长时间地把《玛雅法典》摊在膝上，即使他聊天时，那本书仍一直打开。我有一次说：“我们死后会怎么样？”他说：“死了就死了，如此而已。”他的屋子里有一些铁链，说是同他的心理分析学家一起工作时用的；他们在做麻醉心理分析的实验，发现老布尔具有七重不同的人格，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恶劣，每况愈下，最后是谵妄的白痴，要用铁链捆起来。最高的层次是英国勋爵，最低的层次是白痴。中间是个老黑人，同大家一齐站着排队，说道：“有些是孬种，有些不是，情况就是这样。”
布尔对于旧时，特别是一九一〇年前后的美国，有一种怀旧情绪，那时候不凭医师处方就可以在药房买到吗啡，中国人在夜晚坐在窗前吸着鸦片烟，国家狂野、喧闹、富足，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最憎恨的是华盛顿的官僚主义；其次是自由主义者；然后是警察。他把时间全花在谈话和教导别人方面。简恩坐在他脚前；我、迪安、卡洛·马克斯围坐着，听他教诲。他灰头土脸，难以形容，你走在街上根本不会去注意他，除非你近距离看到他那瘦骨嶙峋、显得异样年轻的头颅：一个带有异国情调、惊人热情和神秘的堪萨斯州的牧师。他在维也纳学过医学；他研究过人类学，什么书都看；如今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终身关注的市井生活和夜晚的问题。他坐在扶手椅上；简恩替他端来饮料，马提尼酒。他椅子旁边的遮阳窗帘日夜都拉得严严实实；那是他在家中的专用角落。他膝上放着那部《玛雅法典》和一支气枪，他时不时会举起枪，把安非他明烟卷发射给屋子里的人。我不停地跑来跑去，添加弹药。我们一面谈话，一面抽麻醉烟卷。布尔很想知道我们这次旅行的理由。他察言观色，鼻子发出空汽油桶的亢亢声。
“迪安，我要你坐下来安静一会儿，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东奔西颠，全国乱跑。”
迪安只是红着脸说：“呃，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萨尔，你去西海岸干什么？”
“只去几天。我准备回学校念书。”
“这个埃德·邓克尔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样的人？”那时候，埃德在卧室里奉承贾拉蒂；没过多久两人就和好如初。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向布尔介绍埃德·邓克尔。布尔发现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便拿出三支大麻卷烟，说是晚饭过一会儿就好，让我们先抽烟。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开胃的东西了。有一次，我在便餐摊上吃汉堡包，质量极差，但就着大麻烟吃，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食。我上星期从休斯敦回来，去戴尔那里谈谈我们种豇豆的事。我住汽车旅馆，一天早晨，突然一声巨响，害我从床上惊跳起来。这个该死的混蛋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朝他的妻子开枪。人们莫名其妙，围聚在外面，那家伙把猎枪扔在地板上，让治安官去处理，自己跳上汽车跑了。他在霍马喝得烂醉如泥，终于被捕。如今你身边不带枪要在这个国家走动已经不安全了。”他把上衣朝后一撩，让我们看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拉开抽屉，向我们展示他军火库里的其他武器。在纽约的时候，他床底下曾经藏过一支冲锋枪。“现在我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一支德国造的沙因托特气枪；瞧瞧这个漂亮的玩意儿，只有一个弹药筒，我用这支枪一下子能撂倒一百个人，还有充裕的时间逃跑。但是有一个问题，弹药筒只有一个。”
“我希望你试射的时候我不在现场，”简恩在厨房里说道。“你怎么知道是气枪弹药筒呢？”布尔哼哼鼻子；尽管他听到了她的俏皮话，但从不理会。他同妻子的关系十分奇特：他们谈话到夜深；布尔说话的声音沉闷单调，说起来没完没了，她试图插嘴，但很难插进去；天快亮时，他说累了，简恩便接下去说，他就听，不时哼哼鼻子。她疯狂地爱着那个人，几乎达到了谵妄的程度；他们从没有悠闲散步或者装模作样的事，只有谈话和我们永远也捉摸不透的伴侣关系。他们之间某种奇特的冷漠无情实际是一种心灵沟通的幽默形式。爱就是一切；简恩离开布尔的距离从没有超出十步之远，从没有漏听他说的每一个字，而他说话的声音很轻。
迪安和我希望在新奥尔良过一个欢闹的夜晚，让布尔带我们各处看看。布尔对这种想法大泼冷水。“新奥尔良是个非常沉闷的城市。去有色人种区域是犯法的。酒吧又无聊得使人难以忍受。”
我说：“城里总应该有几个理想的酒吧。”
“美国没有理想的酒吧。理想的酒吧在我们的视野以外。一九一〇年前后，酒吧是男人们工作时间或者工作之余碰头的地点，里面有长长的柜台，黄铜栏杆，黄铜痰盂，放音乐的自动钢琴，有几面镜子，大桶的威士忌十分钱一小杯，大桶的啤酒五分钱一大杯。如今你们看到的都是镀铬的设备、喝醉的妇女、搞同性恋的男人、态度恶劣的侍者，还有那整天在店堂里转悠、担心皮面座位遭损、顾客肇事的忧心忡忡的酒吧老板；那种酒吧平时十分喧闹，遇到一点小事就尖叫怪嚷，陌生人进来却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在酒吧的问题上争论了一番。“好吧，”他最后说，“我今晚就带你们去新奥尔良观光，印证一下我讲的话是否属实。”他故意带我们去最沉闷的酒吧。我们把简恩和孩子留在家里；晚饭后，她看新奥尔良时报的招聘栏。我问她是不是想找份工作；她只说招聘栏是最有趣的一栏。布尔同我们一起坐车进城，一路上话说个没完。“不必赶时间，迪安，我想我们赶得上；嗨！轮渡在那儿，你没有必要把我们开进河里去。”他继续坚持。迪安的情况更坏了，他低声对我说。“我觉得他正朝着他理想的结局行进，也就是夹杂着变态的不负责任和暴力倾向的强迫性精神病。”他用眼角瞟着迪安。“你和这个疯子一起去加利福尼亚根本行不通。你干吗不待在新奥尔良和我一起？我们情投意合，可以去格雷特纳玩，可以在我的院子里消遣。我有一套精致的刀，我在做一个刀靶子。如果你现在喜欢的是妖冶性感的妞儿的话，中心区有几个。”他哼哼鼻子。我们在轮渡上，迪安从汽车里跳了出去，扶着渡船的栏杆。我也下了车，布尔仍旧待在汽车里哼鼻子。那晚上，褐色的河水上浮着深色的漂流木和幽灵般的雾气；新奥尔良那头泛着橘黄色的光亮，岸边雾气中黑影幢幢，像是带有西班牙式船楼和船艉的塞雷诺船，靠近一看才发现它们只是瑞典和巴拿马的货运船。轮渡的锅炉夜里发出红光；黑人一面唱歌，一面铲煤烧火。瘦高个老哈泽德曾经在“阿尔及尔”号轮渡上当过舱面水手；这使我想起密西西比的吉恩；星光下河水从中西部涌来时，我清晰地感觉到我所知道的以及将要知道的一切都一个样。很奇怪，我们和布尔·李乘轮渡的那个晚上，船上有个少女投水自尽；第二天的报上说，自尽的时间就在我们过河的前后。
我们和老布尔喝遍了法语区所有的沉闷的酒吧，午夜才回家。那天夜里，玛丽卢吸食了种种毒品；她抽大麻烟，吃大麻丸、安非他明片，喝烈酒，甚至要老布尔帮她打一针吗啡，布尔当然不会答应她；但给了她一杯马提尼酒。她身体里渗透了各种各样的元素，终于安静下来，痴痴地和我一起待在回廊上。布尔家的回廊棒极了。它环绕整幢房子；在柳枝掩映的月光下，像是曾经很风光的旧时南方的庄园主宅第。简恩在屋子的起居室里看招聘栏；布尔在盥洗室里注射毒品，他用牙齿咬住一条黑色的旧领带充当止血带，把针头戳进自己的灾难深重、针孔累累的手臂；埃德·邓克尔和贾拉蒂两人张开四肢睡在老布尔和简恩从未用过的特大号双人床上；迪安在卷大麻烟；玛丽卢和我在模仿南方贵族。
“哟，卢小姐，今晚你看上去十分可爱，非常迷人。”
“哟，谢谢你，克劳福德，我很欣赏你的美言。”
弯弯曲曲的回廊里房门时不时打开，我们美国之夜可悲戏剧里的人物时不时冒出来，看看别人在哪里。最后，我独自走到堤岸上。我想坐在泥岸上面眺望密西西比河；结果不得不把鼻子顶着铁丝围栏看。当你把人们同他们的河流分开时，你得到的是什么？“官僚主义！”老布尔说；他膝上摊着一本卡夫卡写的小说，灯火点在他头上方，他哼哼鼻子。他的老房子吱呀发响。蒙大拿的原木在黑黢黢的河水中滚动。“只有官僚主义。还有工会！特别是工会！”黑夜里又传来了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