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终于认为我还值得挽救，跑来找我时，看到我就是这副模样。他带我回到卡米尔的住处。“玛丽卢在什么地方，老兄？”
“那婊子跑啦。”与玛丽卢来往之后，卡米尔是一大宽慰；她是个有教养、有礼貌的年轻女人，她知道迪安汇给她的十八块钱是我拿出来的。可是，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甜蜜的玛丽卢？我在卡米尔的住处休息了几天。从她位于自由街的木结构经济公寓起居室的窗口朝外面望去，可以看到雨夜的旧金山姹紫嫣红的霓虹灯光在争奇斗妍。我在那里待了几天，迪安干出了他一生中最可笑的事情。他找到了一份展示厨房用新式压力锅的工作。推销员给了他一大堆样品和小册子。第一天，迪安精神十足，气力多得好像没处使。我和他一起跑遍全市，约见人们。他的打算是接受邀请参加宴会，到时候跳出来讲解压力锅。“老兄，”迪安兴奋地嚷道，“这比我替西纳干活的时候更带劲。西纳在奥克兰推销百科全书。谁都无法拒绝他。他滔滔不绝地说话，跳上跳下，又哭又笑。有一次，我们闯进一个流动农业工人的家里，当时那家人都收拾整齐，准备参加葬礼。西纳跪下来，为死者灵魂得到解救而祈祷。在场的人都开始哭泣。他卖掉了一套百科全书。他是世界上最狂热的人。不知如今在什么地方。我们喜欢挨近人们家里年轻漂亮的女儿，在厨房里摸弄她们。那天下午，我同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待在她的小厨房里——我的手臂挽着她，演示使用方法。啊！哼！哇！”
“继续下去，迪安，”我说。“有朝一日，你也许能当上旧金山的市长。”他拟好了推销压力锅的介绍词，晚上在卡米尔和我面前反复练习。
一天早晨，太阳升起时，他赤身裸体站在窗口眺望旧金山全景。他那副模样像是有朝一日他真能成为旧金山的异教市长。但是他的精力耗尽了。一个雨天下午，推销员跑来看看迪安干得怎么样。迪安四肢摊开躺在长沙发上。“你是不是在推销这些东西？”
“没有，”迪安说，“我正在联系另一份工作。”
“呃，你打算把这些样品怎么办？”
“我不知道。”推销员一言不发，收拾好他那些倒霉的锅具，走了。我对一切都感到厌烦，迪安也是这样。
可是有一晚，我们突然又一次心血来潮；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的一家小夜总会，看瘦高个儿加亚尔。加亚尔是个又瘦又高的黑人，一双大眼睛里老是露出忧郁的神情，他老是说“对头，奥隆尼”和“来点波旁威士忌怎么样”。旧金山许多年轻的小知识分子围坐在他身边，急切地听他弹钢琴、弹吉他、打手鼓。他热身后，脱掉衬衫和汗衫，大显身手。他兴之所至，想到什么就演奏什么。他会唱“水泥搅拌机，扑提扑提”，突然放慢节奏，沉思似的凑近手鼓，指尖几乎不在敲击鼓皮，大家屏住呼吸，向前探身倾听；你以为他会持续一两分钟，却没料到这样下去竟有一小时之久，用指甲尖弄出几乎听不见的声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直到最后根本听不到了，只有门外传来车辆的噪音。接着，他缓缓站起身，拿起话筒，非常慢地说：“了不起的奥隆尼……棒棒的奥伏蒂……哈啰奥隆尼……波旁奥隆尼……统统奥隆尼……前排的男孩同他们的女孩奥隆尼混得怎么样……奥隆尼……伏蒂……奥隆尼隆尼……”他这样嘀咕了十五分钟，声音越来越轻，终于听不见了。他那双悲哀的大眼睛扫视着听众。
迪安站在后面说：“天哪！是啊！”——他好像祈祷似的两手十指交错，兴奋地说。“萨尔，瘦高个儿是行家，行家。”瘦高个儿在钢琴前坐下，弹了两个C音，接着又弹了两个，然后是一个，又是两个，突然间，那个魁梧的低音提琴手仿佛从沉思中醒来，领悟到瘦高个儿在弹奏《C-Jam布鲁斯》，他用粗大的食指敲打着琴弦，发出隆隆的节奏，大家开始晃动身体，瘦高个儿的表情仍像以前那样悲哀，他们演奏了半小时的爵士音乐，瘦高个儿一时兴起，抓起手鼓，打出极快速的古巴节奏，他懂得无数种语言，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秘鲁方言、埃及语，以及他所掌握的各种语言叫喊许多疯狂的东西。最后，一组节目结束（每组节目大约有两小时）。人们上前同瘦高个儿加亚尔说话，他走过去，靠着一根柱子，居高临下，悲哀地望着大家的头顶。有人递一杯波旁威士忌给他。“波旁奥隆尼——谢谢你—奥伐蒂……”现在谁都不知道瘦高个儿加亚尔在什么地方。迪安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要生孩子，躺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医院的草地上，布满蓝色静脉的肚子膨胀得很大。瘦高个儿加亚尔和一批黑人一起，坐在一株树下。迪安用母亲般绝望的眼光望着他。瘦高个儿说：“来吧，奥隆尼。”现在迪安靠拢他，靠拢他的上帝；在迪安的心目中，瘦高个儿就是上帝；迪安在他面前鞠躬如也，请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没问题，”瘦高个儿说；他可以和任何人坐在一起，但他不能保证人在心也在。迪安找了一张桌子，买了酒，在瘦高个儿面前毕恭毕敬。瘦高个儿却心不在焉。他每说一次“奥隆尼”，迪安就说，“是，是！”我同那两个疯子坐在一起。平安无事。在瘦高个儿加亚尔眼里，全世界只是一个大大的奥隆尼。
当天夜里，我向兰普谢德了解菲尔莫尔和吉尔里的情况。兰普谢德是个魁梧的黑人，他穿戴着大衣、礼帽和围巾来到旧金山的音乐酒馆，跳上乐台，开口就唱歌；额头青筋暴突；他朝后仰着身子，用足气力吹奏布鲁斯。他一面唱歌，一面朝人们嚷道：“不必等死了以后再进天堂，现在就可以从大吃大喝开始，用威士忌结束！”他隆隆的嗓音压倒了一切。他扮鬼脸，扭动着身子，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他走到我们的桌子旁边，凑近我们说：“是啊！”然后蹒跚地走到街上，去找另一家酒馆。还有康尼·乔丹，也是个神经病，唱歌时挥舞着手臂，把汗水洒到大家身上，踢翻麦克风，像女人似的尖叫；夜深时还见他在贾姆森酒吧听狂野的爵士音乐，耷拉着肩膀，睁圆眼睛，茫然看着面前的酒杯。以前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疯狂的乐手，旧金山人人都演奏爵士音乐。仿佛世界末日到了；大家都满不在乎。迪安和我就这样在旧金山瞎混，直到我领到下一张退役军人的教育津贴支票并准备回家。
我来旧金山干了些什么自己都说不清楚。卡米尔要我走人；迪安无所谓。我买了一个大面包和熟肉，做了十个三明治，准备再次横穿美国时食用；其实我还没有到达科他，这些面包早就馊了。在旧金山的最后一晚，迪安又发神经，在市中心什么地方找到了玛丽卢，我们坐进汽车，跑遍了里士满，在石油工人居住的棚屋区听黑人演奏爵士音乐。玛丽卢要坐下时，一个黑人抽掉她屁股下面的椅子。姑娘们在厕所里向她提出下流的要求。我也有人找。迪安搞得十分恼火。该是结束的时候了；我要离开。
破晓时，我买到了去纽约的长途汽车票，同迪安和玛丽卢告了别。他们要分我的三明治。我一口回绝了。悲伤的时刻。我们都认为互相再也不会见面了，我们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