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我已经回到庄园里，把全部的经过一一说给哈尔科姆小姐听。像她这种性格的妇女，竟然会一言不发，全神贯注，从头到尾听我说下去，这就有力地证明，她认为我那些话的性质有多么严重。
“我很担心，”她听完了我的话，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对未来的事非常担心。”
“未来的事如何发展，”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现在的时机。如果安妮·凯瑟里克和一个妇女谈话，也许会比和我谈话更加随便，更没有保留。如果费尔利小姐——”
“这件事根本不必去考虑，”哈尔科姆小姐又像平时那样口气十分坚决地打断了我的话。
“那么我建议，”我接下去说，“就由您去会见安妮·凯瑟里克，尽可能使她相信您。至于我，我可不愿意再去使这个可怜的人受惊了，因为，真感到过意不去，我已经吓过她一次了。您认为明天和我一起到那个农庄上去有什么问题吗？”
“毫无问题。为了劳娜的利害关系，我什么地方都情愿去，什么事都情愿做。您刚才说那地方叫什么？”
“那地方您一定很熟悉。它叫托德家角。”
“可不是。托德家角是费尔利先生的一个农庄。我们家挤牛奶的女仆就是那儿一个农民的二女儿。她经常来往于我们家和她父亲的农舍之间；她可能听到或者看见一些我们知道了会有用的事情。要不要我这会儿就问那个女仆在不在楼下？”
她摇了摇铃，吩咐男仆传话。男仆回来说，挤牛奶的女仆到农庄上去了。她已经有三天没回家，傍晚女管家准了她的假，让她回去一两个小时。
“明天我可以找她谈一谈，”哈尔科姆小姐等男仆离开后对我说，“这会儿先让我明确我会见安妮·凯瑟里克所要达到的目的。您肯定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吗？”
“十分肯定。现在唯一无法理解的是他的动机。考虑到他和她两人绝对悬殊的社会地位，看来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亲戚关系，所以，即使确实需要把她禁闭起来，我们也极需知道，为什么要由他来承担这项重大责任，把她关闭在——”
“一个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好像是您说的？”
“是的，一个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住院要付一笔看护费，那是穷人负担不起的。”
“我明白疑点在哪里了，哈特赖特先生；无论安妮·凯瑟里克明天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我向您保证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珀西瓦尔一到舍间，就必须向我和吉尔摩先生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我最关心的是我妹妹将来的幸福，我可以向她施加影响，取得一部分决定她婚事的权力。”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早餐后，我们没能立即去农庄，因为，被昨天傍晚的那些事一打岔，我忘了另一件需要做的事。今天是我在利默里奇庄园的最后一天；邮件一送到，我就需要按照哈尔科姆小姐出的主意，去请费尔利先生允许提前一个月解除我的聘约，理由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必须回伦敦。
幸而那天早晨有两封我朋友从伦敦寄来的信，这样至少表面上看来我的借口可能是真实的。我立刻把信拿回到自己屋子里，然后吩咐男仆带话给费尔利先生，问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和他商量一件事。
我等候仆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毫不关心他主人会如何对待我辞职的事。不管费尔利先生允许也好，不允许也好，反正我是走定的了。一想到我现在已经在孤寂的旅程中迈出第一步，此后即将和费尔利小姐永别，我好像对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都感觉迟钝了。我已经抛弃了我穷人的矜持；我已经抛弃了我艺术家的一切微不足道的虚荣。即使费尔利先生现在存心对我傲慢无礼，他也不能损伤我的感情了。
仆人带回来的话，果然不出我的预料。费尔利先生表示遗憾，说很不巧那天早晨他身体不适，绝对不可能接见我。因此，他请我接受他的歉意，并请用书面传达我所要谈的话。我来到庄园的三个月里，已经多次接到他类似的传话。在整个这段时期里，费尔利先生只一次表示因为“有了”我而感到高兴，此后就一直身体欠佳，没见过我第二次。每次仆人总是把另一批我裱装好的画送回去给他主人，带去我的“问候”；然后空着手回来，带来费尔利先生“崇高的敬礼”、“深切的感谢”，以及“恳挚的歉意”，并说，由于健康情况欠佳，他仍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也许，无论对任何一方来讲，再没有比这样的安排更令人满意的了。很难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人当中究竟是谁最为感谢费尔利先生的使人受惠非浅的神经。
我立即坐下来写信，在措词上尽量委婉客气、简洁明了。费尔利先生并不急于作复。几乎过了整整一小时，他的回信才送到了我手里。信上的字端正秀美，用紫色墨水写在光滑得像象牙、厚实得像硬纸板一般的信笺上；信里是这样写的：——
“费尔利先生向哈特赖特先生致意。费尔利先生（在目前健康欠佳的情况下）无法表达哈特赖特先生的辞职给他带来的惊讶与失望。费尔利先生平时不理俗务，但他谘询了熟谙这方面事情的管家，该管家认为费尔利先生的看法正确，即：除非为了可能属于生死攸关性质的大事，否则哈特赖特先生更无其他理由必需辞职。如果费尔利先生在病痛中为寻求慰藉与乐趣而对艺术与艺术家培养的高度欣赏感情能轻易动摇，那末哈特赖特先生目前的行动可能已经使其动摇了。然而，费尔利先生的这种感情并未动摇，动摇的乃是哈特赖特先生的这种感情。
“一经表明本人的看法——即在剧烈的神经痛楚所允许的限度内表明了他的看法——费尔利先生除发表他对这一十分违反常规的辞职已作的决定，更无他语可以奉告。由于身心的绝对宁静对他至关重要，所以费尔利先生不愿让哈特赖特先生在双方基本上都极感难堪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此地，以致打破那种宁静。因此，纯为自己的宁静着想，费尔利先生放弃拒绝接受辞职之权，并通知哈特赖特先生：尊驾可以请便。”
我折好信，把它跟其它信件放在一起。从前，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是一种侮辱，对它感到忿怒，但是现在我只能把它当作是解除我职务的一份书面通知而已。当我走到楼下餐厅里，告诉哈尔科姆小姐准备和她一同去农庄时，我已经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几乎忘记它了。
“费尔利先生给了您同意的答复吗？”我们离开餐厅时，她这样问我。
“他已经允许我走了，哈尔科姆小姐。”她立刻抬头望了望我，自从认识我以来首次自动地拉住了我的手臂。再没有任何语言能这样细致地表明，她已经理解到我是如何获准辞职的，她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站在主人的地位对我表示同情。我并没有十分重视那个男子侮慢我的信件，但是却深深感到这个妇女宽慰我的温情。
在去农庄的途中，我们约好，应由哈尔科姆小姐独自走进那家人家，而我则在外面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方式，是有鉴于前一天傍晚在坟地里发生的事，唯恐我一露面就会又使安妮·凯瑟里克感到紧张害怕，更加猜疑这样一个素昧生平的小姐的来意。哈尔科姆小姐撇下了我，先去找农民的妻子谈话（她深信农民的妻子会热心帮助她），而我则在附近等着。
我满以为需要独个儿等上很久。但是没料到，刚过了大约五分钟，哈尔科姆小姐就出来了。
“安妮·凯瑟里克不肯会见您吗？”我吃惊地问。
“安妮·凯瑟里克已经走了。”哈尔科姆小姐回答。
“走了！？”
“和克莱门茨太太一起走的。她们今儿早晨八点钟一起离开了农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了——我只感觉到，供我们查明这件事的最后一个机会已经随着她们一起消失。
“有关这两位客人的事，凡是托德太太所知道的，也都不外乎是我所知道的，”哈尔科姆小姐接下去说，“我和她仍旧无法解释这件事。她们昨儿晚上离开了您，平安回到寄宿的地方，和托德先生一家人像往常一样度过晚上的前一部分时间。但是，就在吃晚饭之前，安妮·凯瑟里克吓坏了他们，她突然昏倒了。她来到农庄的头一天也发过一次这样的病，但是没这样可怕；托德太太认为那一次的发病是和看了一份我们本地报纸上的什么新闻有关，当时报纸放在农舍里桌上，就在发病的前一两分钟她看了那份报纸。
“托德太太可知道，是报上哪一段新闻使她激动成那样吗？”我追问。
“她不知道，”哈尔科姆小姐回答，“她看了那份报纸，并没找出任何激动人的新闻。但是，我请她让我也看一遍，可就在展开的第一版上我发现，编辑因为缺少材料，就报道了我们家的事，在转载伦敦报纸发表的《名门婚事栏》中刊登了我妹妹订婚的消息。我立刻得出结论，相信正是这条新闻强烈地刺激了安妮·凯瑟里克，同时我认为，这也说明了她第二天向我们家投递那封匿名信的原因。”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有关她昨天晚上第二次昏倒的事，您还听到一些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完全是一个谜。当时屋子里没有一个生人。外来的只有我们家挤牛奶的女仆，我已经对您说过，那是托德太太的女儿，大伙谈的话也很一般，不过闲聊了一些村里的事情。他们只听见她叫了一声，再看她脸色煞白，但看来好像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托德太太和克莱门茨太太把她扶上了楼，克莱门茨太太留在那儿陪着她。一直到她们平时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大伙还听到她们在谈话，今儿一早克莱门茨太太就把托德太太拉到一边，说她们必须离开那儿，当时托德太太的那份惊讶是无法形容的。从她客人口中能够得到的唯一解释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那并不是由于农庄上任何人的错，但是性质却十分严重，所以安妮·凯瑟里克决定立即离开利默里奇村。主人请克莱门茨太太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无论怎样央告也没用。她只是摇头说，为了安妮的原故，只能请大家不要追问。她处处显得十分激动，一再重复说安妮必须离开，她必须陪安妮一起走，而她们要去的地方又绝不可让任何人知道。至于托德太太怎样苦苦地留客，客人怎样执意地拒绝，那些细节我就不必向您多说了。最后，过了三个多小时，她用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车站。一路上她再三要她们把这件事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但结果仍旧不得要领；她让她们在车站前面下了车，见她们这样毫无礼貌地突然离开，这样不把她当朋友信任，她就感到又愧又恨，甚至没留下来向她们道别，就气忿忿地赶着车回去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您倒仔细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哈特赖特先生，昨儿傍晚坟地里发生的事，有哪一点能说明那两位女客今儿早晨突然离开农庄的原因吗？”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哈尔科姆小姐，安妮·凯瑟里克突然发病，惊动了农庄上的一家人，是她已经和我分别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事，即便我当时不小心，使她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过了那一段时间，照说她也可以恢复过来了。您可曾打听，她晕倒的时候，大伙正在屋子里谈一些什么吗？”
“我打听了。但是，昨天晚上托德太太好像为家务事分了心，没注意到堂屋里的谈话。她只能告诉我，谈的‘不过是一些新闻’，我想，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像平常那样谈了各人自己的事情。”
“挤牛奶的女仆也许会比她母亲记得更清楚吧，”我说，“我们回到家里，哈尔科姆小姐，您是不是可以就去和那女仆谈一谈。”
于是，我们一回到庄园，就按照我的主意行事。哈尔科姆小姐把我领到仆人工作的地方，我们在牛奶棚里找到了那个女仆，她正把袖子捋齐肩膀，一面洗那个大牛奶盆，一面无忧无虑地唱着歌。
“我领这位先生看你的牛奶棚来了，汉娜，”哈尔科姆小姐说，“这是我们家里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瞧你多有面子。”
女仆红了脸，她行了一个屈膝礼，羞答答地说，她要永远把那地方收拾得最整洁。
“我们刚从你父亲那儿来，”哈尔科姆小姐接着说，“我听说，你昨儿晚上也到那儿去了，你看见家里来的客人了吗？”
“看见了，小姐。”
“我听说好像有一位客人身体不好，晕倒了吧？大概，那不会是因为谁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吓倒了她吧？你们没说什么怪可怕的事情吧？”
“哦，没说什么嘛，小姐！”女仆笑着说，“我们只谈了一些新闻。”
“大概，你的姊妹们告诉了你一些托德家角的新闻吧？”
“是呀，小姐。”
“你呢，就告诉了她们一些利默里奇庄园里的新闻吧？”
“是呀，小姐。我肯定没说什么会吓倒这个可怜的人的话，因为我的话还没谈完，她就发病了。小姐，那样儿看了真叫人害怕呀，瞧我这人就从来没晕倒过。”
还没来得及往下问，这时候有人来唤她到牛奶棚门口去接收一篮子鸡蛋。她刚走开，我就悄声对哈尔科姆小姐说：
“问问她，昨儿晚上她可曾提到有客人要到利默里奇庄园来。”
哈尔科姆小姐向我使了个眼色，暗示她已明白我的用意，挤牛奶的女仆一回到我们跟前，她就问到这件事。
“可不是，小姐，我提到了，”女仆毫不在意地回答，“我说有客人要来，还说花母牛出了事故：我在农庄上的人谈的就是这几件新闻。”
“你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吗？你对他们说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星期一要来吗？”
“说了，小姐——我告诉他们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就要到了。我想这样说不碍事吧——我想这总没犯错吧。”
“哦，不碍事。咱们去吧，哈特赖特先生，再多打扰汉娜干活，她要讨厌咱们了。”
一见四面没人，我们就停下来，交换了一个眼光。
“现在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哈尔科姆小姐？”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必须消除这个疑点，哈特赖特先生——否则劳娜·费尔利就绝不能嫁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