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友人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的要求写以下各章。在这些章节里，我将描写某些与费尔利小姐切身利害有关的事件，那是在哈特赖特先生离开利默里奇庄园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发生的。
这里我无需声明，本人是否赞同发表一些很特殊的家庭私事，而我的叙述又构成了那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特赖特先生本人承担了这项责任，而且，从有待此后继续交代的一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如果他本人愿意的话，他确实具有充分的权力这样做。向读者叙述事情经过时，他采取的办法是：要用最真实和生动的语言来描写，并且要顺着事情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依次由那些直接的当事人来叙述。正是出于这种安排的需要，所以我在这里以叙事人的身份出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来坎伯兰的那段时期里，我不但在场，而且亲自参与了他在费尔利先生庄园里小住时发生的那件重要的事。因此，我有责任为那一系列事添补一些新的环节，并且就从哈特赖特先生暂时辍笔的那个地方把那一系列事件接着叙述下去。
我于十一月二日星期五到达利默里奇庄园。我那次去的目的，是要在费尔利先生府上恭候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光临。如果爵士来后可以商定他和费尔利小姐的婚期，我就要将必需的指示带往伦敦，订立婚后女方的财产契约。
星期五那天我没能见到费尔利先生。多年来他一直是，或者自以为是病魔缠身，那天他又感不适，不能接见我。在他的家人中，我首先见到的是哈尔科姆小姐。她在门口迎接我，还把我介绍给已经在利默里奇庄园待了一个时期的哈特赖特先生。
后来，直到那天晚餐时刻，我才见到费尔利小姐。她气色不大好，我看了为她很难过，她是一位亲切可爱的姑娘，像她高贵的母亲生前那样对周围的人都那么殷勤和蔼，但是，谈到面貌，她却像她父亲。费尔利太太是黑头发黑眼睛，我一看见她大女儿哈尔科姆小姐就想起了她。那天晚上费尔利小姐为我们演奏了钢琴，但是我觉得她弹得没有往常好。我们只打了三盘惠斯特，那样玩牌简直对不起那种高尚的牌戏。我和哈特赖特先生初见面时，他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他在社交方面也不乏他的同龄人所具有的缺点。有三件事是现代青年人不在行的。他们不会喝酒，他们不会打惠斯特，他们不会招待小姐。哈特赖特先生在这几方面也不例外。但是，在其他方面，即便是初交不久，我也认为他是一位谦虚谨慎、具有绅士风度的年轻人。
星期五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里我不再谈那天引起我注意的更为严重的事，即：费尔利小姐如何收到了匿名信，我获悉这件事后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我如何相信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会立刻作出一切必要的说明，等等。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已经在前面详细交代了。
星期六，我还没下楼用早餐，哈特赖特先生已经走了。费尔利小姐整天没出房门，哈尔科姆小姐也显得无精打采。这家人已经不像菲利普·费尔利先生和夫人在世时的光景了。上午我独自散了一会儿步，重访了三十多年前我为了处理这家的事务而待在利默里奇庄园时初次看到的一些地方。它们也都景物全非了。
下午两点，费尔利先生传话，说他精神恢复了一些，可以见我了。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倒没有变样。他的谈话仍和往常一样：老是提到他本人和他的病痛、他那些珍贵无比的钱币、那些精美绝伦的镂版画。只要我一提到那次去他家办理的事，他就闭起眼睛，说我“打搅了”他。我三番五次地提到那件事，执意地要打搅他。我从他口中所能知道的是：他认为他侄女的婚事已成定局，她父亲已经答应，她本人也答应了，这是一门很美满的亲事，他只期望能早些办完婚礼中的那些琐事。至于财产契约，那我只需和他侄女商量，然后充分了解一下他的家事，把一切细节安排妥当；作为监护人，他对这件事只需到了适当的时候说一句“可以”就行了——不用说，他对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现在我不是看到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病得这样可怜吗？难道，我以为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家去折磨他吗？不可能啊。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再去折磨他呢？
如果我对这家人的底细还了解得不够清楚，没考虑到费尔利先生是一个独身汉，他只是在生前享受利默里奇庄园的财产权，那么，作为监护人，他这种异乎寻常的漠不关心态度也许会使我感到有些诧异。然而，由于已经了解以上的一切，所以，这次会见他后，我既不感到惊奇，也不感到失望。费尔利先生这种态度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有关他的事情谈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
星期日，不论在室内还是户外，我都感到很沉闷。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律师给我的复信寄到了，信上说他已经收到那封匿名信的抄本和我附上的说明。下午费尔利小姐和我们在一起，她面色苍白，精神委靡，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我和她谈了几句话，试着委婉地提到珀西瓦尔爵士。她听了也不说什么。我谈到别的事，她都乐意接口，但就是不提这方面的事。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她有了悔婚之意呢——像一些小姐们那样事后反悔，然而已经为时过晚。
星期一，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到了。讲到仪表和风度，我觉得他十分招人喜欢。他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显得更老一些，他前额上边的头发已经脱落，脸显得有些憔悴，起了皱纹，但是他那灵活的举动和饱满的精神仍像年轻人一样。他会见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态度诚恳动人，毫无做作姿态，而经过介绍，和我会见时，他也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以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他到达的时候，费尔利小姐没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后来，过了大约十分钟，她走进了屋子。珀西瓦尔爵士站起来，落落大方地和她行了见面礼。他注意到小姐的气色变得更加难看，就明显地露出关心的神情，在温柔体贴中那样透出敬重。口气和态度又是那样谦虚柔顺，处处可以看出他是受过高尚的教养，并且是明白事理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利小姐当着他的面仍旧举动拘束，很不自在，后来一有机会就抽身走了。对于她这样接待来客和突然离开众人，珀西瓦尔爵士并未加以注意。她在那里的时候，他从不很冒失地注视她，她走了以后，他也绝口不向哈尔科姆小姐提起这事，以免使她感到为难。我在利默里奇庄园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但这一次，还有好几次，在应酬和礼数上，他都从来没有不够检点的地方。
费尔利小姐一离开屋子，珀西瓦尔爵士还没等我们为了谈匿名信一事而感到为难，便自动地提到了这件事。他从汉普郡出发，途中曾经在伦敦停留，访问了他的律师，看到我寄去的文件，所以，一到了坎伯兰，他就要尽快和最详细地把这件事向我们解释清楚。我听他这样说时，就把留下来准备让他亲自过目的那封原信交给他。他向我道了谢，认为不必再去看那信，说他已经看过它的抄本，尽可以把原信留给我们。
紧接下去的那一席话，正像我早已预料到的，他说得既简单明了又令人满意。他告诉我们，凯瑟里克太太曾经多年忠心耿耿为他的家族和他本人服务，因此他多少负有照顾她的责任。凯瑟里克太太有两件不幸的事，一是出嫁后遭到丈夫遗弃，二是只生了一个女儿，而那女儿从小就神经不健全。虽然她婚后搬到汉普郡离珀西瓦尔爵士的庄园很远的地方去住，但是他仍旧设法与她保持联系，因为他不但顾念她过去的辛劳，更佩服她在逆境中表现的耐心与勇气，因此倍加同情这个可怜的妇人。一年年过去，她那不幸的女儿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最后非进行适当的医疗不可了。凯瑟里克太太本人也看出了这种必要，然而她又抱有一般要体面的人的那种成见，不愿像孤苦无依的人那样把她的孩子送进公立疯人院。珀西瓦尔爵士尊重这种带有偏见的想法，有如他尊重任何阶层的人认为独立是最有骨气的想法。于是，为了决意报答凯瑟里克太太早年服侍他和他家人的情意，情愿支付她女儿进一所可靠的私立疯人院所需的费用。后来，做母亲的表示歉意，他本人也感到难堪，原来这个不幸的女孩子发觉禁闭她的事也有他这位见义勇为的人参与，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和猜疑。而由于那种仇恨和猜疑——在疯人院里她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然就导致她逃走后写那封匿名信。如果哈尔科姆小姐或者吉尔摩先生回忆了信里的内容，不能同意以上的解释，或者还要掌握更多有关疯人院的资料（如，他所提到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以及为病人开入院证明的那两位医生的姓名住址等），那他可以答复任何问题，解释任何疑点。他已经尽了他本人对那个不幸的年轻女人应尽的责任，已经嘱咐他的律师，要不惜一切费用把她找到，再送她去就医，现在他更要以同样坦白和爽直的方式，尽他本人对费尔利小姐和她家族应尽的责任。
我第一个答复他的话。我明白自己应做的事。法律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可以驳斥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作出的声明。如果听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本人的解释，我在职务上需要向他进行控诉，我当然可以这样做。然而，我的责任并不限于这方面，我的职责纯属司法性质。我必须分析我们刚听到的解释，同时考虑到提供解释的这位绅士的声望，然后作出公平的判断：从珀西瓦尔爵士说明的情况看来，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吗？我个人认为他的行为显然是正当的，因此我声明：在我看来，他的解释确是令人满意的。
哈尔科姆小姐不放心地朝我望了一眼，也说了几句大意与此相同的话，但是她显出一些迟疑的神情，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当有这种表示。
我不能肯定珀西瓦尔爵士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猜想他是注意到了，因为，虽然现在已经可以丢开这个问题，但是他却特意重新提起了它。
“如果有关这件不愉快的事我只需要向吉尔摩先生解释清楚，”他说，“那我就认为再没有必要去提它了。我可以希望，作为一位绅士，吉尔摩先生是会相信我的，而既然他已经相信了我，那我们俩也就可以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了。但是，对一位女士来说，我所处的地位又有所不同。虽然我对其他的人都不需要，但对她却需要提供证明来证实我的话。您本人不会向我索取证明，哈尔科姆小姐，所以我有责任要向您，更要向费尔利小姐提供证明。我是否可以请您立刻写封信给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母亲，凯瑟里克太太，让她证明我刚才向您所作的解释可是真实的吗？”
我看到哈尔科姆小姐脸红了，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珀西瓦尔爵士的建议，尽管措词十分委婉，但她听得出来，正和我听得出来一样，是针对一两分钟前她无意中流露出的迟疑神情而提出的。
“我希望，珀西瓦尔爵士，您总不会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不信任您吧，”她抢着说。
“当然不会，哈尔科姆小姐。我之所以这样建议，只是为了要表示对您的重视。您能不能原谅我固执，如果我十分坚持？”
他一面说一面走近书桌，拉过了一张椅子，打开了文具盒。
“为了照顾我，我请您写这封信，”他说。“它只要费您几分钟时间。您只要向凯瑟里克太太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送她女儿进疯人院的事，她是否知道，是否得到她的同意？第二：我那样参与这件事，她是否应当为此对我表示感谢？对这件不愉快的事，吉尔摩先生已经安心，您已经安心——现在，请写了这封信，也好让我安心。”
“我本来是不愿意写的，珀西瓦尔爵士，但既然您这样要求，那我只好遵命了。”
哈尔科姆小姐说完了这句话，站起身来，向书桌走过去。珀西瓦尔爵士谢了她，递给她一枝笔，然后走到火炉跟前。费尔利小姐的意大利种小猎犬正趴在毯子上。珀西瓦尔爵士伸出手去，亲切地唤那条狗。
“过来，尼娜，”他说，“咱们是老相识，对吗？”这小畜生也像一般备受宠爱的小狗那样，又胆怯又凶狠，这时突然抬起头来向他望了望，躲开了他伸出的手，哀鸣了几声，哆嗦了一下，就藏到一张沙发底下去了。一条狗怎样接待他本来是一桩小事，未必会使他感到不快，然而我注意到，他竟很突然地走到窗口去了。也许他的脾气有时容易激动。即使如此，我也能谅解他。我有时也容易激动啊。
哈尔科姆小姐写那封信没花很长时间。信一写好，她就从书桌跟前站起来，把展开着的信递给珀西瓦尔爵士。他向她鞠了一躬，接过了信，也不去看内容，立即把它叠起来封好，写上姓名住址，一声不响地递还给她。我从未见过有谁曾将一件事做得比这更为大方得体。
“您一定要我寄出这封信吗，珀西瓦尔爵士？”哈尔科姆小姐问。
“我请您把它寄出去，”他回答，“现在，既然已经把信写好封好了，那就请允许我最后再提一两个信里讲的那个不幸的女人的问题。我看过吉尔摩先生寄给我律师的通知，描写了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写匿名信的人。但是，还有几件事通知中没提到。安妮·凯瑟里克会见了费尔利小姐吗？”
“当然没有会见，”
“她会见了您吗？”
“没有会见。”
“那么，只有一位哈特赖特先生偶然在这里附近的墓地里遇到了她，此外她没有会见府上的任何人吗？”
“没有会见任何人。”
“我想哈特赖特先生是利默里奇庄园聘请的一位图画教师吧？他是水彩画学会会员吗？”
“我想是的，”哈尔科姆小姐回答。他沉默了一下，好像是在考虑最后的一句回答，然后接下去说：
“安妮·凯瑟里克来到这一带，您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知道。住在荒原上一个叫托德家角的农庄上。”
“一定要找到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是我们大家对她应负的责任，”珀西瓦尔爵士继续说，“她可能在托德家角说过一些什么话，我们可以根据那些线索找到她。我一有空就要到那儿去打听。暂时我还没有机会和费尔利小姐谈这件不愉快的事，可否请您，哈尔科姆小姐，劳驾把必要的细节向她说明，当然，那要等您收到了这封信的答复以后。”
哈尔科姆小姐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向她道了谢，然后很和气地点了点头，向我们告辞，准备回到他自己屋子里去。他刚开门，那凶狠的猎狗就从沙发底下伸出它的尖嘴，向他又是叫又是做出要咬的样子。
“瞧，整整忙了一个上午，哈尔科姆小姐，”刚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就说。
“这件叫人烦心的事总算顺利地结束了。”
“是呀，”她回答说，“一点不错。我很高兴您不必再为这件事费心了。”
“我不必再费心！不用说，手里有了这封信，您也可以放心了吧？”
“是呀，这还能不放心吗？我知道那种事是不可能的，”她接下去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像是在对我说话，“可是，我甚至希望沃尔特·哈特赖特在这儿再待一阵，解释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在场，可以听到人家怎样要求我写这封信。”
我听到最后这几句话，感到有些惊讶——也许还有些恼火。
“有关那封信的事，哈特赖特先生确实出了很大的力，”我说，“总的说来，我应当承认他对这件事处理得非常细致小心。但是，我完全不明白，如果他在这里，珀西瓦尔的解释对你我思想上所起的作用又怎样会受到他的影响。”
“我这只是在想象罢了，”她神思恍惚地说，“这件事不必再去谈了，吉尔摩先生。您的经验应当是，而且实际上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指导。”
我根本不喜欢她这样明显地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我。如果说这话的是费尔利先生，那我不会感到惊奇。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意志坚决、头脑清晰的哈尔科姆小姐竟然也会闪烁其词，避免发表自己的意见。
“如果您觉得还有什么疑点，”我说，“为什么不马上说给我听呢？老实告诉我：您有什么怀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根据吗？”
“根本没有。”
“您认为，在他的解释里有什么难以相信，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吗？”
“他已经向我提供了事实的证明，我怎么还能这样说呢？谈到为他作证，吉尔摩先生，能有比那个女人的母亲提出的证明更为可靠的吗？”
“再没有更为可靠的了。如果答复您调查的回信令人满意，我本人也看不出，珀西瓦尔爵士的朋友还能要求他再提出什么证明。”
“那么咱们就把这封信发了吧，”她说时站起身，准备走出去，“在没收到复信之前，咱们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刚才我那样迟疑，您根本不必介意。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近来为劳娜的事过于焦虑了——我们哪怕是最坚强的人，吉尔摩先生，焦虑的时候也会心神不定啊。”
她突然离开了我；说最后几句话时，她那一向坚定的口气变得吞吞吐吐了。瞧她生性这样灵敏刚强而又热情，现在，一般庸俗肤浅的人当中，千万个里也挑不出一个像她这样的妇女啊。她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在她长大成人的岁月中，在不止一次重大的家庭事件中，我见她都经受得起考验；由于长期以来的经验，所以在上述的情况下我才会注意到她所表现的那种迟疑神情，如果换了另一个妇女，我就肯定不会介意了。我原来认为根本不必对这件事抱有疑虑，更不必为它感到不安，然而她现在却使我开始怀有疑虑，感到有些不安了。年轻的时候，我会因为自己这样莫名其妙地心烦意乱而恼恨和责怪自己。现在，上了岁数了，懂得更多了，所以我抱着超然物外的态度走出去，要在散步中淡忘了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