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科伯爵府内的厨娘赫斯特·平霍恩提供的证明材料（摘自她的口头陈述）
真对不起，我从来没学过读书写字。我这辈子一直就是个辛勤劳动的妇女，也是个品行端正的妇女。我知道说谎是有罪的，是不道德的；所以这一次我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凡是知道的我就说；我请记录这些话的先生写的时候可要把我说得不通顺的地方改正过来，要原谅我不是一个读书人。
今年夏天，我的事吹了（那可不是我的错儿）；我听说，圣约翰林区林苑路五号要雇一个普通厨娘，我就去试了。那家男主人姓福斯科。女主人是位英国太太。男的是伯爵，女的是伯爵夫人。我去上工，那儿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女仆。她不大干净利落，可是人倒不坏。宅门里就我和她两个仆人。
我们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来得比我们晚。他们一到，就在楼下吩咐我们，说有人要从乡下来了。来的是女主人的侄女，二楼后面的卧室已经给她预备下了。女主人告诉我，说格莱德夫人（这是她侄女的称呼）身体不好，所以我烧菜的时候要当心点儿。我记得，她就在那天要到——可是，无论如何请别相信我这个记性呀。真对不起，要问我一个月里的哪一天，那可是白搭。除了星期天，其他的日子我都不去理会；我是劳动妇女，不是读书人嘛。我只知道格莱德夫人到了；她这一到呀，可把我们大伙儿吓坏啦。我不知道主人是怎样把她领来的，那时候我正忙着干活儿。但是我相信他是下午把她领来的，是女仆给他们开的门，把他们领进了客厅。女仆在厨房里和我待了没一会儿，就听见楼上一阵乱腾，客厅里的铃响得像发了疯，女主人喊我们去帮忙。
我们一起跑上楼；看见那位夫人正躺在沙发上，脸色煞白，手紧攥着，脑袋耷拉在一边。女主人说她是忽然受了惊；男主人告诉我们，说她是发了抽筋的毛病。我对附近地方比其他人稍微熟悉一些；就跑到最近的地方去找医生。最近的地方有古德赖克和加斯合开的诊所，我听说他们在圣约翰林区一带还挺红。古德赖克先生在诊所里，他马上让我陪着来了。
刚来到的时候，他简直没办法。那位可怜的不幸的夫人，一阵又一阵地抽筋——这样连续发病，到后来她疲软极了，像个刚落地的孩子似地完全要由人家摆布了。这时候我们把她抱上了床。古德赖克先生回家去取药，过了大约不到一刻钟又来了。除了药品，他还带来了一个样子像喇叭似的红木空筒儿，他等了一会儿，把空筒的一头放在夫人的心口，另一头凑近自己的耳朵，留心地听起来。
他听完了，就去和那时候正在屋子里的女主人谈话。“病情非常严重，”他说，“我建议您马上写信通知格莱德夫人的朋友。”女主人问他：“是心脏病吗？”他说：“是的，是一种极危险的心脏病。”他详细说明他的看法，那些话我没法听懂。但是我知道他最后说的是：恐怕他和其他医生都不可能治好这毛病。
女主人听到这坏消息，反而比男主人显得镇定。男主人是一个大胖子，一个古里古怪的老头儿；他养了一些鸟儿和白老鼠，常常对着它们说话，就好像它们是许多乖巧的小孩儿似的。看来他对这件事十分伤心。他说：“嗳呀！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呀！可怜的好格莱德夫人呀！”接着就摇摇摆摆地来回走着，一面使劲扭他那双胖手，他那模样哪里像是一个绅士，倒像是一个演戏的。女主人刚问了医生一句话：“可有希望把夫人治好”，男主人至少整整提出了五十个问题，老实说，他叫我们厌烦死了——等到最后安静下来了，他就走到后面小园子里，采了一些草花儿，叫我拿到楼上去，把病房里陈设得漂亮一些。好像这样就可以把病治好似的。我看他有时候准是有点儿傻气。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坏主人；他对人宽厚，说起话来特别客气，总是那样嘻嘻哈哈、油嘴滑舌的。我觉得他可要比女主人好多啦。女主人是一个刻薄的女人，从来没见过像她那样刻薄的女人。
快到夜里，夫人的精神好了点儿。经过多次抽筋，有一阵子她已经完全累坏，手脚都不能动了，对人也一句话说不出了。这会儿她又开始在床上动弹，四面瞧瞧屋子里我们这些人。她没生病的时候准是一位漂亮的夫人，她有着浅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其他可爱的地方。她整夜都睡不安静——至少，我听到单独陪她的太太是这样说的。我只临睡前有一次走进屋子，恐怕有什么事要使唤我，那时候看见她正在自言自语，七颠八倒地说胡话。她好像很想和一个什么人说话，可是那个人不知道哪儿去了。起初我听不出那个人的姓，接着，我正在听的时候，男主人来敲门，又送来了他那些草花儿，免不了又那样罗里罗唆、没完没了地问了许多话。
我第二天一早走进屋子，夫人又只剩下一丝两气，像昏迷一般睡熟了。古德赖克先生陪着他的合伙人加斯先生来会诊。他们都说她休息的时候绝对不能受到打忧。他们在屋子里的另一头问了女主人许多话，探听病人以前的健康情况：是谁看护她的病的，她是不是长期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记得女主人对最后一个问题回答“是的”。这时候古德赖克先生就望了望加斯先生，摇了摇头；加斯先生也望了望古德赖克先生，摇了摇头。他们好像都认为这种刺激可能和夫人的心脏病有关。看上去她非常虚弱，可怜的人呀！已经一丝没两气了，说真的，已经一丝没两气了。
就在那天上午的晚一些时候，夫人清醒过来，情况忽然有了转变，仿佛好了许多。当时他们不让我进去看她，另一个女仆也没进去，因为怕生人惊动了她。我知道她病情好转，那是听男主人说的。他对这件事非常高兴，他戴上了那顶卷边的大白帽子准备出去，在花园里朝厨房窗子里张望。
“我的好厨娘太太，”他说，“格莱德夫人好点儿了。我比较心定了，我准备迈开我这两条大肥腿，在夏天的太阳底下蹓跶一会儿了。要我给你定购点儿什么吗，要我在菜场上给你买点儿什么吗，厨娘太太？你在厨房里做什么呀？是在做晚饭吃的美味果酱馅饼吗？要让饼上多一些脆皮，多一些透酥的脆皮，亲爱的，让美味的饼到了嘴里又松又脆。”瞧他老是那样儿，已经六十开外，还是爱吃油酥点心。想想看，有多么怪！
上午医生又来了，他也看到格莱德夫人醒后好了一些。他不许我们跟她说话；即使她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可以搭腔，第一要让她保持安静，要劝她尽量多睡。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好像总是不愿意说话——除了上一天夜里，可是那时候我听不懂她说些什么——她好像太虚弱了。古德赖克先生不像我们家男主人那样对她乐观。他下楼的时候，只说下午五点钟再来，其他什么话也没说。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那时候男主人还没回来），卧室里的铃没命地响起来，女主人跑到过道里叫我去请古德赖克先生，说夫人晕过去了。我戴上软帽和围巾，说也凑巧，医生在约定的时刻自己来了。我把他请进去，陪他上了楼。“格莱德夫人起初仍旧是那样儿，”女主人在门口迎着他说，“可是她醒过来，露出了奇怪的恍惚神气，朝四面望了望，这时候我只听到她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接着就昏过去了。”医生走近床跟前，向病人俯下身子。一看见她那副样儿，医生就突然显得十分严肃，把手搭在她心口。
女主人直勾勾地瞪着古德赖克先生的脸。“不会是死了吧！”她压低了声音说，浑身直哆嗦。
“死了，”医生说，口气十分镇定和严肃，“死了。我昨儿检查她的心脏，就担心她会突然出事。”
听他这样说，女主人就从床跟前后退了一步，又浑身哆嗦起来。
“死了！”她小声儿自言自语，“死得这样突然！死得这样快！伯爵听了会怎样说呢？”
古德赖克先生劝她下楼去安静一会儿：“您已经整整陪了一夜了，”他说，“您神经太紧张了。这个人，”他指的是我，“可以让这个人留在屋子里，我去找一个需要的帮手。”
女主人依照他的话做了。
“我得让伯爵有个思想准备，”她说，“我得让伯爵有个思想准备，当心别吓着他。”说完她就浑身哆嗦着离开了我们，走出去了。
“你家主人是个外侨，”女主人走开后，古德赖克先生对我说，“他懂得怎样报死亡吗？”
“这个我可说不准，”我回答，“大概，他不懂吧。”
医生想了一下，接着说：“一般我是不管这种事的，但是，如果我去报了死亡，就可以让你们家省一些麻烦。再过半小时，我要经过区办事处，进去一趟并不费事。告诉你主人，就说这件事由我去办了。”
“是啦，大夫，”我说，“多亏您费神想到，谢谢您啦。”
他说：“我这就派一个妥当的人来，你暂时留在这儿没关系吗？”
“没关系，大夫，”我说，“我可以守着这位可怜的夫人，一直等到那个人来。大概，咱们已经尽了人事了，大夫，没别的办法了吧？”
“没办法了，”他说，“在我医治之前，她肯定已经病得很重了；你们请我来的时候，这病已经是没法治的了。”
我说：“咳，天哪！咱们迟早都有这一天呀，您说对吗，大夫？”他听了没答话，好像不高兴多谈什么。他只说了一句“再见”就走了。
打那时起我就守在床跟前，一直等到古德赖克先生按照他约好的派了一个人来。那人叫简·古尔德。我看她那样子像是一个蛮有身份的女人。她别的话不谈，只说知道找她来是为了什么，从前她曾经多次装殓过死人。
我不知道男主人刚听到这消息是什么反应，因为当时我不在场。等到我看见他的时候，他那样儿明明像是受了很大的打击。他静悄悄地坐在屋子角落里，一双胖手搭在宽大的膝上，脑袋低垂着，眼睛愣怔地瞪着，他那神情不像是十分悲伤，倒像是被这件事吓糊涂了。女主人料理一切殡殓的事。丧事花的钱可真不少，特别是那口棺材，漂亮极了。听说死去的夫人的丈夫在国外。女主人（夫人的姑妈）和她乡下（好像是坎伯兰吧）的朋友作了安排，让夫人和她母亲合葬在那里。这儿我再重复一句：丧礼的每一件事都办得很风光，男主人还亲自下乡去送殡。瞧他服了重丧，那样子多么威严：表情严肃，踏着缓慢的步子，戴着那顶宽边帽——瞧他有多么神气！
最后，我必须回答人家向我提出的这几个问题：——
（1）我和我的伙伴都没看到男主人给格莱德夫人服什么药。
（2）我知道，并且相信，他从来没单独和格莱德夫人留在一间屋子里。
（3）女主人告诉我，夫人一来到就突然受了惊；她为什么会受惊，我可不知道。女主人没向我和我的伙伴说明。上面的话写好后曾向我宣读。我没有需要补充或删节的地方。身为基督教信徒，我宣誓以上所说属实。
（签名）赫斯特·平霍恩画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