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我们大家又聚在一起了。珀西瓦尔爵士兴致极好，我几乎认不出，他就是今天早晨见面时在从容文雅、通情达理的举止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人。只有从他对待费尔利小姐的一举一动中，我可以不时地、一再地觉察出他早先的一些神态。费尔利小姐只要看他一眼，或者对他说一句话，他那响亮笑声就静止了，他那娓娓动听的谈话就中断了，这时候他不去注意餐桌上的其他人，而是立刻注意着她了。他虽然不公开地逗她谈话，但是一有机会就要引着她在无意中说出一句什么，然后，并不像卤莽坦率的人那样想到了什么就向她直说，而是要等到最适当的时候才把要说的话向她说出。我感到奇怪的是，费尔利小姐好像觉察出他是在献殷勤，但并不为他的殷勤所动。他朝她看望或者对她说话时，她常常显得那么慌乱，始终不对他表示好感。地位、家财、高尚的教养、轩昂的仪表、绅士的敬意、爱人的深情：他带着这一切前来拜倒在她足下，然而，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只是枉费了心机。
第二天，星期二，珀西瓦尔爵士（由一名仆人领路）一早就去托德家角。据我后来了解，他并未打听出任何消息。回来后，他会见了费尔利先生，下午和哈尔科姆小姐一起骑马出去。此外没有其他值得叙述的事。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度过。珀西瓦尔爵士仍旧是那样，费尔利小姐也仍旧是那样。
星期三发生了一件事，邮件来了，凯瑟里克太太的复信到了。我把它抄录了一份，现在仍保存着，不妨公布于此。信里写的是：
女士：
尊函敬悉，承探询我女安妮入院受医疗监护一事我是否知晓并经我同意，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协助办理此事，我是否感谢其一番盛情。现专函奉复，我对以上问题的答复俱系肯定的。
简·安妮·凯瑟里克 谨启
信写得简短、明确、扼要；妇女写这样的信，在格式上很像是一封商业信，但内容清楚，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解释是一份最好不过的证明。
我的看法是这样，而哈尔科姆小姐的看法，除了有几点小小的保留意见外，也是这样。珀西瓦尔爵士见到这封信，好像并未对那简短明确的措词感到奇怪。他告诉我们，凯瑟里克太太为人沉默寡言，思路清晰，是一个性子爽直、遇事讲求实际的妇女，她写出的信和她说出的话一样，都是那么简短明确。
现在既然已经收到复信，下一步必需办的事就是让费尔利小姐知道珀西瓦尔爵士所作的解释。哈尔科姆小姐承担了这项任务，她已经离开屋子去看她妹妹，但突然又回来了，当时我正靠在一张安乐椅里看报，她在我身边坐下了。珀西瓦尔爵士刚到马房里去看马，房里只有我们两人。
“大概，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认真地做了吧？”她说时手里折弄着凯瑟里克太太的信。
“如果我们是珀西瓦尔爵士的朋友，都了解和信任他，那么，我们岂但已经做了一切，而且已经做了多于一切需要的，”我回答，对她又表现出顾虑重重的神情感到有点烦恼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仇人，怀疑他——”
“这可是绝对没有的事，”她打断了我的话，“我们都是珀西瓦尔爵士的朋友，再说，如果考虑到他的宽宏大量理应受到尊敬，那我还应当是珀西瓦尔爵士的崇拜者哩。您知道，他昨天会见了费尔利先生，后来和我一起出去了。”
“是呀。我看见你们一起骑马出去了。”
“我们骑马出去，先谈到安妮·凯瑟里克的事，再谈到哈特赖特先生怎样在很离奇古怪的情况下遇到了她。但是，我们很快就丢开了这件事，接着珀西瓦尔爵士就用极其豁达的口气谈到他和劳娜的婚约。他说，他注意到劳娜的情绪不好，在没听到其他的解释之前，他猜想这次对他的态度改变是那件事引起的。但是，万一这种改变具有其他更为严重的原因，那么他就要请费尔利先生或者我不要勉强她改变自己的意思。如果是那种情形，那他只要求她最后回忆一下：他们俩的亲事是在什么情况下议定的，从他求婚起直到现在这段时期里他在各方面的表现如何。如果考虑了这两点以后，她确实要他打消和她府上攀亲的妄想——并且亲口向他说明这一切——那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作出自我牺牲，完全可以让她解除婚约。”
“没有人能说得比这更完全了，哈尔科姆小姐。根据我的经验，很少人在他的情况下会说得这样周到。”
她听完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一副痛苦和为难的奇怪神情看了看我。
“我不怪罪任何人，也不怀疑任何事，”她突然说，“但是，我不能够，也不情愿承担劝说劳娜勉强迁就这门亲事的责任。”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就是要求您不要这样做嘛，”我感到诧异了，“他要求您不要去勉强她改变自己的意思。”
“如果让我把他这些话转达给劳娜，那他就是在间接地迫使我勉强她改变自己的意思。”
“这怎么可能呢？”
“想一想您所知道的劳娜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吉尔摩先生。如果我叫她回忆她的亲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定的，那我一下子就触动了她两种最强烈的感情：她怎样爱慕和怀念她父亲，她怎样重视恪守信用。您知道，她是从不悔约的；您知道，给她订这门亲事的时候，她父亲刚染重病，他在病榻上满怀希望，高兴地谈到她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亲事。”
应当说，她对这件事的看法使我感到有些惊奇。
“您这话的意思总不会指的是，”我说，“珀西瓦尔爵士昨天向您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估计到您刚才提到的后果吧？”
还没等到开口，她那爽直和大胆的表情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如果我疑心到一个人那样卑鄙，您以为我还会和他在一起待上一分钟吗？”她气冲冲地问。
我喜欢她那样毫不虚伪地向我发火。干我这一行的，看到很多的是心里怀恨的人，看到很少的才是当面发火的人。
“如果那样的话，”我说，“恕我向您引用一句我们的法律成语：您这是‘不依据判例判决’呀。不论结果如何，珀西瓦尔爵士总有权利指望：令妹要求退婚之前，她应当从每一个适当的角度仔细考虑她的婚约。如果是那封倒霉的信使得她对他发生了误解，那么您应当立刻告诉她，就说，在我们看来，事实已经证明他是清白的。除此以外，她对他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呢？她有什么理由可以改变初衷，和两年多以前她实际上就已经许配了的丈夫解除婚约呢？”
“根据常识，用法律的眼光看问题，吉尔摩先生，那也许是毫无理由的。如果她仍旧有顾虑，如果我仍旧有顾虑，您尽可以把我们的奇怪举动都看作是任性胡闹好了，就让我们尽量忍受委屈，背上这个罪名吧。”
这几句话一说完，她突然站起来走了。如果你向一位聪明的妇女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而她却闪烁其词地回避，这百分之九十九说明了她是隐藏着一件什么心事。我又去看报纸，同时非常怀疑哈尔科姆小姐和费尔利小姐两人有一件不能让珀西瓦尔爵士和我知道的秘密。我认为这情形对我们两人是不利的，尤其对珀西瓦尔爵士是不利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见到哈尔科姆小姐，她说话的那种口气和态度终于证实了我所怀疑的事，说得更正确些，证实了我所相信的事。她用几句简短和隐晦得叫人听了怀疑的话告诉我她和她妹妹谈话的结果。从她的话中可以知道，她向费尔利小姐说明那封信的时候，费尔利小姐只是静静地听着，但是，接着告诉她珀西瓦尔爵士这次来利默里奇庄园是为了要她选定结婚日期，她就要求慢一步谈这件事。如果珀西瓦尔爵士答应暂时从缓，那她一定在年内给他一个最后的答复。她要求推延日期时显得十分焦急和激动，哈尔科姆小姐只好答应下来，并且说，如果需要，她将尽力去征求对方的同意。
由于费尔利小姐竭力要求，有关结婚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这样提出的纯属暂时性的安排，也许对这位小姐很方便，但是却使叙述这故事的人大伤脑筋。我在那天早晨的邮件中收到了我合伙人的一封信，必须赶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回伦敦。很可能我年内再没有机会到利默里奇庄园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费尔利小姐最后决定信守她的婚约，那么，在给她订立财产契约之前，我就绝对无法亲自和她交谈，而只好采取通信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但这类问题一向又是需要当面商量的。我当时没提到这方面的困难，首先要去和珀西瓦尔爵士商量要求延缓的事。真不愧为一位礼貌周到的绅士，他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哈尔科姆小姐通知我这件事时，我对她说，在离开利默里奇庄园之前，我必须和她妹妹谈一谈，于是作了安排，由我第二天早晨到费尔利小姐的起居室里去见她。当天她没下楼用午餐，晚上也没和我们见面。她推说身体不适，我看出珀西瓦尔爵士听了有点儿不高兴，这也难怪他啊。
第二天早晨，刚用完早餐，我就到楼上费尔利小姐的起居室去。瞧这可怜的姑娘，虽然面色仍旧那么苍白愁郁，但是见了我却立刻怪惹人怜爱地走上前来迎接，我刚才上楼时一路打算怎样教训她几句，怪她不该遇事任性、没有决断，可是现在我那些话都说不出口了。我把她领到她刚从那儿站起的椅子跟前，然后在她对面坐下了。她那条宠爱的凶狠的猎犬也在屋子里，我满以为它见了我也会吠叫着要咬我。可是说也奇怪，我刚坐下，这喜怒无常的小畜生竟出人意料地蹿到我膝间，亲热地把它的尖嘴伸到我手上。
“您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亲爱的，常常坐在我的膝上，”我说，“瞧，现在您的小狗好像一心要占据您空出的位子了。那张漂亮的画儿是您画的吗？”
我指了指她身旁桌上的小画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她明明是在看它。展开着的一页上很精致地贴了一小幅水彩风景画。我因为看到了那幅画，所以才会想到这样问她，这只是我随便问的一句闲话。我怎能一开口就谈正经事呢？
“不是的，”她说，很窘促地把眼光从画上移开了，“那不是我画的。”
记得她小时候就有一种不停地活动她的手指的习惯，每逢人家和她谈话，她老是抚弄着一件随手碰到的东西。这一回手指无意中碰到了那本画册，她就茫然无主地抚摸着那一小幅水彩画的边儿。她的神情显得更忧郁了。她不去看那幅画，也不看我。她的眼光不安地从屋子里这一件东西上转到那一件东西上，那神情明明是在猜测我去找她谈话的目的。看到这情形，我认为最好还是尽量少拖时间，应当立刻谈到正题上。
“我这次见您，亲爱的，一来是为了要向您告别，”我开始说，“我今天就要回伦敦，临走前要跟您谈几句有关您的事情。”
“真不愿意让您走，吉尔摩先生，”她说时亲切地望着我，“您到这儿来，大家又像在过从前的快乐日子。”
“我希望能再到这儿来，重温那些愉快的回忆，”我接下去说，“但是，将来的事没准，我必须趁现在有机会和您谈一谈。我是府上的老律师，也是老朋友，如果我提到您可能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结婚的事，我相信您总不会见怪吧。”
她突然把一只手从小画上缩回去，仿佛它变热了，烫痛了她。她的手指在膝间神经质地扭在一起，她的眼光又低垂下去，她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几乎类似痛苦的神情。
“是绝对需要谈我结婚的事吗？”她低声问。
“这件事需要谈一谈，”我回答，“但是并不需要详细地谈。咱们只要谈这一点：您可能结婚，也可能不结婚。如果结婚的话，我必须事先为订立您的财产所有权契约作好准备，而要做好准备，照规矩必须先和您商量。也许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您的意思。所以，现在就让咱们假定您要结婚，然后让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您：现在您是怎样一个身份，将来，按照您的意思，又将是怎样一个身份。”
我向她说明了订立婚后财产所有权契约的目的，然后如实地告诉她将来的情况——首先，她成年后将是怎样；其次，她叔父去世后又将是怎样——特别分清了她只能在生前享用的那笔财产，以及她有权处理的那笔财产。她留心地听着，脸上仍旧是那副局促不安的表情，双手仍旧神经质地在膝间扭在一起。
“那么，”我最后说，“现在请告诉我，在咱们刚才假定的情况下，您是不是想要我替您定出什么条件——当然罗，那还要经过您叔父的同意，因为您现在还没成年。”
她在椅子上心神不定地移动了一阵，突然很急切地直视着我。
“如果真是照那样办了，”她微弱无力地说，“如果我——”
“如果您结了婚，”我替她接下去说。
“可别叫他把我和玛丽安拆散了，”她猛然精神一振，大声说道，“哦，吉尔摩先生，玛丽安必须和我待在一起，请把这一条写上去吧！”
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也像这样基本上是凭妇女的想法来解释我提出的问题，解释我在此之前所作的长篇说明，那我也许会觉得很可笑。然而，她说这些话时那种表情和口气不但使我变得十分严肃，甚至使我感到非常难受。她说的话，尽管只那么寥寥几句，却对过去流露出绝望的留恋，对未来预示了不祥之兆。
“您要和玛丽安·哈尔科姆在一起，这件事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私人的安排来解决，”我说，“看来您还不大理解我提出的问题。我问的是如何处理您本人的财产——如何处理您的那一笔钱。如果等到成年后，您要立遗嘱，您打算把那些钱留给谁？”
“这个玛丽安姐姐就和我母亲一样，”善良而多情的姑娘说，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炯炯闪亮。“我可以把那些钱留给玛丽安吗，吉尔摩先生？”
“当然可以，亲爱的，”我回答，“但是要知道，那是很大的一笔款子哩。您要全部留给哈尔科姆小姐吗？”
她迟疑了一下；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只手又悄悄地移到那本小画册上。
“不是全部，”她说，“还有一个人，除了玛丽安——”她说不下去了；她的脸更红了，手指在画册上轻轻地敲着那张画的边缘，仿佛她想起了一支喜爱的曲调，让手指机械地打着拍子。
“您指的是玛丽安小姐以外哪一位亲属吗？”我提醒她，因为看见她说不下去了。红晕布满了她的前额和脖子，神经质的手指突然紧握住画册的边缘。
“还有一个人，”她并不理会我最后的一句话，可是明明听见了那句话，“还有一个人，他也许喜欢留一个纪念，如果——如果我可以留下。那总没什么害处吧，如果我先死了——”
她又沉默了。红晕突然布满双颊，接着又突然消失。画册上的那只手松开了，微微哆嗦了一下，然后推开了画册。她朝我看了一眼，然后在椅子里把头扭过去。她移动身体的时候，手帕落在地下，她赶紧双手捂住脸，不让我看见。
多么叫人难受啊！我记得她从前是一个最活泼、最快乐的姑娘，整天里不停地笑着，再看她如今正当妙龄而又如此美貌，竟会憔悴衰弱成这副模样！
随着她给我带来的一阵悲痛，我忘了逝去的岁月，忘了我们彼此间的地位在那些岁月中发生的变化。我把椅子向她挪近一些，从地毯上拾起她的手帕，轻轻地把她的手从脸上移开了。“别哭啦，亲爱的，”我说，一面代她拭去涌出的眼泪，仿佛她仍旧是十年前的小劳娜·费尔利。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安慰她。她把头伏在我肩上，含着泪苦笑。
“很对不起，我一时忘了情，”她天真地说，“我这一向身体不好——最近我觉得人很软弱，神经紧张，一个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起来。这会儿我好点儿了——我能够正常地回答您的话了，吉尔摩先生，我真的能够了。”
“不，不，亲爱的，”我回答，“这件事咱们暂时就谈到这里为止吧。听了您那些话，我已经知道怎样最好地保护您的权益，咱们可以下一次再去安排有关的细节了。那件事就谈到这儿为止，现在还是谈谈别的事情吧。”我立刻引着她谈另一些事情。不到十分钟，她的情绪已经好了一些，于是我起身告辞。
“以后请再过来，”她恳切地说，“千万请您再过来，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权益的关心。”
她仍在留恋过去，这是因为我和哈尔科姆小姐都各自以不同的形式代表着过去的岁月啊！我心里很难受，想到她在前程似锦的时光竟会这样怀念过去，倒像我在事业垂尽的时候怀念过去一样。
“希望我再来的时候能看到您身体更好，”我说，“身体更好，也更快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
她不答话，只把脸凑近我，让我吻了吻。连做律师的人心肠也会软啊，我向她道别时只觉得有些心痛。
我们这次谈话，从头到尾最多不过占了半小时——她一句话也没向我解释，为什么谈到她的婚事她会显得那样痛苦和沮丧，然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故，她已使我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同情她的看法。我刚走进那间屋子时，只认为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完全有理由怪她不该那样对待他。我后来离开那间屋子时，只暗中希望她最后能抓住他要求解除婚约的一句话。凭我这样的年龄和阅历，照说应该更加明白事理，不该这样毫无理由地让自己的思想发生动摇。我也无法为自己辩解，这里我只能道出心里的话，我当时就是那样想法。
动身的时刻临近。我叫人带话给费尔利先生，说如果他方便，我要去向他道别，但我行色很匆忙，这一点务必请他原谅。他送来的答复用铅笔写在一张小纸上。“敬申良好祝愿，亲爱的吉尔摩。一切的匆忙都将给我带来无法形容的损害。请多加保重。再见。”
就在临走之前的一会儿工夫，我单独会见了哈尔科姆小姐。
“您要说的话都对劳娜说了吗？”她问。
“说了，”我回答，“她十分虚弱，又很紧张——我觉得幸亏有您照护着她。”
哈尔科姆小姐一双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我。
“您对劳娜的看法正在转变嘛，”她说，“您比昨天更能谅解她了。”凡是有识之士，都不会事先没有准备就去和妇女唇枪舌剑地比一个高下。当时我只这样回答说：
“如果有什么事，请通知我吧。在没接到您的信之前，我什么事都不会办的。”
她仍旧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希望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全部结束了，吉尔摩先生——瞧您也是这样想的啊。”说完这几句话，她离开了我。
珀西瓦尔爵士十分多礼，一定要送我上火车。
“如果您有机会去我住的那一带地方，”他说，“请别忘了我恳切地希望咱们能重叙友情。这个家庭的至交老友，无论到我哪一个庄上去作客，永远会受到欢迎。”
他不愧为一位地道的绅士，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礼貌周到，对人体贴入微，最可爱的是一点儿不拿架子。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我只想到，为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利益，我乐意做任何事情——世间的任何事情，除了为他妻子订立财产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