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这篇故事全部交代清楚，我还得补叙两件事情。经过长时期的抑郁，我们初次感到心情轻松了；就在这时候，最初给我介绍木刻工作的那位朋友找我去，又一次表示关怀我的生活。他的几位老板都很想知道法国人在木刻实际应用方面的一项新发明究竟具有什么优点，派他去巴黎代为进行了解。他本人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出差，于是，承他好意，提议转托我去办这件事。我很感激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委托，因为，如果我能按照理想完成这项任务，以后就可以经常为那份画报工作，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只偶尔为它作画了。
我听了他的嘱咐，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我再一次把劳娜托付给她姐姐（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我和我妻子都一再为之感到不安的一件重要的事，也就是玛丽安的终身大事。难道我们可以这样只顾自己，只管接受这位慷慨无私的姑娘的爱，让她为我们献出她的一生吗？为了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难道我们不应当忘了自己，单纯去考虑到她吗？这一次临走之前，趁只有我和玛丽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试图和她谈这件事。她拉住我的手，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她说，“除非是到了最后永别的时候，否则咱们是再也不分离的了。我的感情，我的幸福，沃尔特，都跟劳娜和你联系在一起了。再过一些日子，等到可以在你们的炉火旁听到孩子的声音，我要教孩子用他们的语言代我说话，那时候他们向父母背诵的第一课是：咱们离不开阿姨！”
那一次我不是单独去巴黎。在临行的最后一刻，帕斯卡决定和我同去。自从那天晚上去歌剧院以后，他始终没能恢复往常的愉快心情，现在决意要试一试，看一周的休假能不能使精神振作起来。
在我们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我完成了委托的任务，写好了需要的报告。第五天，我作了安排，准备陪帕斯卡到各处游览取乐。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由于客人太多，没能把我们俩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我的房间在二楼，帕斯卡的房间在上面三楼。第五天早晨，我上楼去看教授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去，刚要走上楼梯口，我看见他的房门从里边开了——扶着半掩着的门边，是一只纤长的神经质的手（那肯定不是我朋友的手）。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帕斯卡用他的本国语压低了声音急着说：“我记得那名字，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你在歌剧院里看到，他样子完全变了，所以我没法认出他来。我要把报告送上去，此外我不能再做什么了。”
“用不着再做什么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回答。房门敞开，浅色头发、脸上有疤痕的那个人，正是我一星期前看见他尾随福斯科伯爵的马车的那个人，走出来了。我闪到一边，他向我鞠了一躬（瞧他那张脸苍白得可怕），走下楼梯时紧紧地扶着栏杆。
我推开门，走进帕斯卡的房间。他样子十分奇怪地蜷缩在一张沙发的角落里。我走近他时，他好像要躲开我。
“我打扰你了吧？”我问他，“我不知道你有朋友在这儿，后来才看见他走出去。”
“不是什么朋友，”帕斯卡急着说，“今天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他。”
“恐怕，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吧？”
“可怕的消息，沃尔特！咱们回伦敦吧——我再不要在这儿多待了——这次我根本就不该来的。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不幸的事，变成了我最沉重的包袱，”他说时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到后来变成了我最沉重的包袱。我真想忘了它们，可是它们不肯忘了我！”
“恐怕咱们要到下午才能回去，”我回答，“这会儿你高兴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吗？”
“不，我的朋友，我还是在这儿等着吧。可是，咱们今儿就回去——千万让咱们回去吧。”
我临走时向他保证，说他当天下午就可以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我们曾约好，要用维克托·雨果那部著名小说【注】作为导游指南，到巴黎圣母院楼上去一趟。这是我最渴望在法国首都瞻仰的名胜，于是我独个儿到那教堂去了。沿着河滨走近圣母院，我路过陈尸所——巴黎的那所恐怖的死屋。陈尸所门口围着一大群闹哄哄的人。分明是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普遍的好奇，投合了一般人对恐怖的兴趣。我本来会径直向教堂走去的。但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谈话从人丛边上传到我耳朵里。他们刚在陈尸所里看完了出来，正和身边的人谈到一具死尸，说那是一个男子的尸体——死者身体异常肥大，左臂上有一个奇怪的标志。
【注】指法国作家维克托·雨果（1802—1885）的小说《巴黎圣母院》。
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站住了，接着又跟着一群人往里走。刚才从门缝中听到帕斯卡的声音，在旅馆的楼梯上又看见从我身旁走过的那个陌生人的脸，我只是模糊地预感到这件事的隐情。现在，无意中听到了这几句话，我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复仇者，从歌剧院跟踪那个命数已尽的人到他家门口，再从他家门口跟踪到巴黎他避难的地方。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复仇者，清算了他的罪行，结果了他的性命。在戏院里，就在我向帕斯卡指出他的时候，那个也在追寻他的陌生人在我们旁边听见了我们的话，就在那片刻中决定了他的命运。我还想起，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怎样进行了那场思想斗争（在放走他之前所作的那场思想斗争），而一想到这里，我就颤抖起来。
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我随着人群往里挤，越走越近，走向陈尸所内那一片将生与死分开了的大玻璃隔板跟前；越走越近，直到最后，我已站在第一排观众紧后边，可以看清楚里面了。
他躺在那里，无人认领，无人认识，公开让一群法国人轻慢地、好奇地围观！那就是他一生长期以来逞能为害、肆意作恶的可怕下场！在死后安息的肃穆宁静中，他那张宽大端正的脸威武地对着我们，我四周爱饶舌的法国妇女都举起手来赞美，尖着嗓子齐声大喊：“啊，瞧呀，这个男人多么漂亮！”
可能是一把刀，也可能是一只匕首，恰巧刺在他的心头，造成了他的致命伤。从尸体的其他部分看不出行凶后留下的痕迹，只左臂上，也就是我在帕斯卡的臂上看见标志的地方，深深地划了两刀，形成一个T字形伤口，使人再辨不出那个社团的标志。从他的装束上可以看出，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用那身衣服把自己化装成为一个法国工人。我勉强透过玻璃板去看，但只看了一会儿，并未在那里多待。我不能更详细地描绘，因为我再不能多看下去了。
在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之前，我不妨在此提一提此后被证实的几件与他的死有关的事（部分是从帕斯卡那里获悉的，部分是从其他地方听来的）。
他的尸体，是从塞纳河里打捞起的，像我以上描写的那样化了装，从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线索，可以说明他的姓名、身份或住址。此后无法追捕那刺杀他的凶手，也无法查明他被害的情形。我自己对这件暗杀的秘密作了结论，也让其他的人自己去作出结论吧。我曾经说过，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是那社团的成员（他在意大利加入那社团时，帕斯卡已经离开本国）；我还说过，死者左臂上划的T字形伤口代表意大利字“Traditore【注】”，说明那社团惩罚了一个叛徒。这样，我已经就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明了福斯科伯爵死亡的秘密。
【注】意大利语：“叛徒”。
我看见尸体的第二天，当局根据一封写给死者妻子的匿名信认出了他。福斯科夫人将他安葬在谢神甫公墓里。直到现在，伯爵夫人仍经常亲手把鲜花花圈挂在坟墓周围美丽的青铜栏杆上。夫人在凡尔赛过着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不久前她发表了一部她先夫的传记。从这本书里，读者绝对无法查出他的真名实姓，更无法发现他生前的秘密：书中几乎通篇表扬他做丈夫的美德，竭力夸奖他罕有的才能，并列举了他荣获的勋章和头衔等。有关他死的情形，只是被一笔带过，在最后一页上概括为这么两句：——“他一生中长期维护贵族的权利与骑士团的神圣原则，是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