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伦敦后，一星期过去，仍旧未从哈尔科姆小姐那里获得任何消息。到了第八天，我看到桌上的一堆信件中有一封她寄来的亲笔信。
信里通知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迎娶已被接受，婚礼将按照他原先提出的要求于年底举行。婚期大概订在十二月的下半月。费尔利小姐要到翌年三月底才过二十一岁生日。所以，根据以上的安排，她将在达到成年年龄前大约三个月嫁给珀西瓦尔爵士。
照说我不应当感到惊奇，更不应当感到难过，然而，我却感到又惊奇又难过。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是由于哈尔科姆小姐那封过份简短的信所引起的，再加上杂有上述的感觉，这就打乱了我那一天的宁静。给我写这封信的人，只用六行字通知了即将举行的婚礼，再用三行字告诉我珀西瓦尔爵士已经离开坎伯兰，回到汉普郡他的庄园，然后在结尾的两句话中让我知道：第一，劳娜急需改变一下环境，参加一些欢乐的社交活动；第二，她已决定立即试一试这种改变会有什么效果，准备陪她妹妹到约克郡的一些老朋友家里去作客。信写到这里结束，其中没有一句说明：在我上次会见费尔利小姐以后这短短的一星期内，什么情况会使她决定接受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要求。过后，有人向我说明了这次突然作出决定的全部原因。但是我现在不准备根据传闻很不完整地叙这些事情。哈尔科姆小姐亲身经历了当时的情况，等到她接着我的实录往下叙述时，她会把全部细节一一如实加以描写。而在我也放下自己的笔，退出这篇故事以前，我现在的简单任务则是叙述剩下来的那件与费尔利小姐婚事有关、同时又有我参与的事情，也就是订立婚后财产契约的事。如果要说清楚这份契约的内容，首先就得详细介绍有关新娘钱财方面的一些细节。现在让我试着不用隐晦的专业词语和技术名称，而是简单明了地解释一下。这一段叙述十分重要。敬请本书的读者们注意：费尔利小姐接受的遗产组成了她的故事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想要看懂以下的故事，就必须十分细心地注意吉尔摩先生这方面的叙述。
再说，费尔利小姐将来继承的遗产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她可能要继承的不动产，也就是她叔父去世后留下的地产；另一部分是她无条件继承的动产，也就是她成年后应当享用的那笔钱。
费尔利小姐的祖父（让我们称他为老费尔利先生）在世时，有关利默里奇庄园地产的继承权是这样规定的：
老费尔利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三个儿子：菲利普，弗雷德里克，阿瑟。菲利普是长子，应继承这份产业。如果他死后没有儿子，地产将由二弟弗雷德里克继承；如果弗雷德里克死后也没有儿子，地产将由三弟阿瑟继承。
后来的情形是，菲利普·费尔利死时只留下一个女儿，也就是这篇故事里讲的劳娜，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房地产就由独身的二弟弗雷德里克继承了。三弟阿瑟在菲利普逝世前多年早夭，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十八岁那年在牛津溺毙。他一死，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女儿劳娜就成了这份地产的假定继承人，如果她叔父弗雷德里克按正常的顺序先死，而且死后也没有子嗣，那她就有可能继承这份财产。
因此，除非是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结了婚，留下了后嗣（这两件事都是极不可能的），否则他侄女劳娜将在他死后继承这笔财产。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笔财产她只能是在生前拥有，不能随意传给他人。如果她死前没有结婚，或者死后没有子女，那么这份财产又要归她的堂妹，也就是阿瑟·费尔利先生的女儿玛格达伦所有。如果她结了婚，订立了正式契约，也就是我当时要给她订立的财产所有权契约，那么她生前可以自由支配这份财产的收益（一年足足有三千镑）。如果她死于她丈夫之前，她丈夫在他生前当然可以享用这笔收益。但如果她有了一个儿子，那儿子就将取代她堂妹玛格达伦，成为这份财产的继承人。因此，珀西瓦尔爵士娶了费尔利小姐后（这里仅就他妻子有可能继承地产而言），他在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去世的时候就有希望从以下两方面获得好处：第一，可以动用每年三千镑的收入（如果是在她生前，他需要获得她的允许；如果她先去世，他就拥有自由使用之权；第二，如果他有儿子，就可以由他儿子继承利默里奇庄园。
有关地产应如何继承，以及费尔利小姐婚后如何处理地产的收益，要谈的就是以上这几点。单就这几点来说，珀西瓦尔的律师和我在这位小姐的财产所有权契约问题上大概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发生任何分歧。
以下要谈的是动产，也就是费尔利小姐年满二十一岁后应当享用的那一笔钱。
她继承的这部分遗产，也是一笔巨款。这是根据她父亲的遗嘱传下来的，总数为二万镑。除此以外，她生前还可以拥有一万镑，这笔钱在她去世以后应归她姑母，也就是她父亲的唯一胞妹埃莉诺所有。如果我这里暂时岔开一笔，先说明为什么姑母必须等到侄女去世以后才能享受自己应继承的遗产，那么读者对她们的一部分家事也就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了。
埃莉诺未婚前，菲利普·费尔利和这个妹妹一向很友爱。但是她到了相当大的年纪才结婚，而嫁的却是一个叫福斯科的意大利人（说得更正确一些，是一位意大利贵族，因为他是有伯爵封号的）。费尔利先生因为极端反对这门亲事，后来就和妹妹断绝了来往，甚至从遗嘱中勾掉了她的名字。家族中其他的人都认为，这样痛恨妹妹的婚事未免不近人情。福斯科伯爵虽然不算富有，但也并非一贫如洗、专事游荡的人。他自己也拥有一笔为数不大、但尽够开销的收入。他已旅居英国多年，又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他虽然受到这些好评，仍旧不能获得费尔利先生的谅解。费尔利先生在很多方面都保有老派英国人的看法，他仇恨外国人，只因为那是一个外国人。后来，主要是由于费尔利小姐再三央求，好不容易总算使他在遗嘱中恢复了妹妹的名字，但是他仍旧不肯让她及时继承遗产，而是规定让他女儿在生前享受这笔钱的利息，并且，如果她姑母先去世，应将本金转给她堂妹玛格达伦。按照正常的顺序，从夫人和小姐相对的年龄来看，姑母能继承这一万镑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了。福斯科夫人恨她哥哥不该这样对待她，于是就像某些人在这情况下那样不分皂白，从此不再理睬她的侄女，怎么也不肯相信费尔利小姐曾经竭力劝说费尔利先生在遗嘱中恢复了她的名字。
以上是有关那一万镑的细节。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会和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发生任何争执。爵士的妻子生前将使用那笔利钱，死后将把本金传给她姑母或者堂妹。
现在已将这些情况一一交代清楚，最后我就要谈到这件事真正的关键问题，也就是有关二万镑的问题。
这一笔钱，费尔利小姐年满二十一岁即可全部拥有，至于将来如何处理它，那一切首先取决于我能够为她在婚后财产所有权契约中订立的条款。契约中所载的其他条款俱属例行文字，这里不必具述。但有关这笔钱的那一条却不能将其漏过，因为它太重要了。这里只要稍许引述几句原文，也就可以知道它的大概了。
我给那二万镑订立的条款只包括以下几点：有关全部款项的处理，其利息妻子在世时应由其本人享用，去世后则由珀西瓦尔爵士终身享用，其本金将传与婚后所生的子女。如无子女，其本金将完全按照妻子的意愿处理，为此我让她保有订立遗嘱之权。这些条款一经订立，其影响又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如格莱德夫人去世时未留下子女，其同母异父姊哈尔科姆小姐，以及任何其他亲属友好，凡她有意使其受惠的，在她丈夫去世后都可以按照她的意思分享这一笔钱。相反，如果她去世时留有子女，子女当然也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更优先享有这财产。以上就是我所订立的条款——我认为，无论谁读了这一条，都不可能不同意我的主张，认为这分配办法对任何一方都是公平合理的。
我们再看男方又是如何对待我所提出的办法。哈尔科姆小姐给我的信寄到的时候，恰巧我比平时更忙。然而，为了订立契约，我还是挤出了时间。哈尔科姆小姐通知我即将举行婚礼后，不出一星期我已将契约订好，送给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征求对方的同意。
过了两天，文件寄回给我了，上面有从男爵的律师的批注和按语。他提出的不同意见，一般说来，前面的几条都很琐碎，属于技术性质，但是后面涉及到有关那二万镑的条款。在这一条旁边他用红墨水画了两条杠子，并写了以下批注：
“不能接受。如格莱德夫人未留下子女先去世，本金应归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所有。”
这意思就是说，在那二万镑里，一个钱也不能分给哈尔科姆小姐，或者格莱德夫人的任何其他亲友。如果她没有留下子女，全数都将装进她丈夫的口袋。
我给这种厚颜无耻的提议写了一份尽量简短犀利的答复——
“亲爱的先生：
有关订立费尔利小姐婚后财产契约书一事，我坚持您所反对的条款，应绝对维持鄙意。
某某敬启。”
一刻钟内，复信送到了——
“亲爱的先生：
有关订立费尔利小姐婚后财产契约书一事，我坚持您所反对的用红笔书写的意见，应绝对维持鄙意。
某某敬启。”
说一句现今流行的很难听的粗话，我们双方这会儿是在“死顶牛”，没别的办法，只好各自回报我们的当事人。
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当事人费尔利小姐还没满二十一岁，她的监护人是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我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说给他听，不但强调了我能想到的种种理由，力劝他坚持我所订立的条款，而且清楚地向他说明，对方这样反对我为那二万镑订立的条款，实质上具有图财的动机。因为对方为珀西瓦尔爵士订立契约，在一定的时候必须交给我审查某些细节，所以我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向我清楚说明，他用地产抵押筹款，已经负债累累，他的收入听来虽然为数不小，但是，就他这样人物的排场而言，那点儿钱实际上几乎等于零。在目前的情况下珀西瓦尔爵士确实急需现款，而他的律师对婚后财产契约中的那一条所作的按语只是毫不掩饰、贪欲毕露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费尔利先生给我的复信到了，信写得十分紊乱，而且文不对题。如果将其译成明白易晓的英文，实际上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否请亲爱的吉尔摩大发善心，不要为了一件将来或有可能发生的小事来打扰他的朋友和委托人？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妇，能死于一个四十五岁的丈夫之前，而且死时不留下子女吗？再者，在这烦恼的人世间，有什么能比平安与宁静更为宝贵的呢？如果有人愿用这两件上天赐予的幸福来换取一件尘世间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将来有可能得到的二万镑，这是不是一笔便宜交易呢？当然是便宜的。那么，咱们为什么不做这笔交易呢？”
我厌恶地扔了这封信。就在信飘落到地下的时候，有人敲我的房门，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梅里曼先生进来了。在我们所干的这一行中，形形色色奸刁的律师很多，但是，我认为，其中最难对付的是脸上一味装笑、脚底下给你使绊子的那种人。最没办法和他打交道的是脑满肠肥、嬉皮赖脸、老是对你客气的那种人。而梅里曼先生就是属于这一类人。
“亲爱的吉尔摩先生好吗？”他喜气洋洋，又那样热和得像一盆火似的招呼我。“瞧您身体多么健康，先生，真叫人高兴呀。我刚才走过您门口，就想到要进来瞧瞧，也许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吧。如果可能的话，就请您，就千万让咱们把那个小小的分歧在口头上解决了吧！您已经得到您委托人的回音了吗？”
“是呀。您得到您委托人的回音了吗？”
“亲爱的好先生！我倒希望他能给我个回音——我真希望他能卸了我的责任；可是他很固执，我的意思是说他拿定了主意，不肯让我卸了责任。‘梅里曼，我一切都拜托您了。有关我的权益，您瞧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吧，我本人不用管了，就请您办到底吧。’这就是两星期前珀西瓦尔爵士说的话，而现在我所能做到的，也无非是再让他重复这几句话。我可不是一个难说话的人，吉尔摩先生，这是您知道的。我个人私下向您保证，我倒情愿这会儿就取消了我那条批注。但是，既然珀西瓦尔爵士不肯自己管这件事，既然珀西瓦尔爵士执意要把他的权益全部交给我负责，那么，除了维护这些权益以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的手被捆住了——您没瞧见吗，亲爱的先生？——我的手被捆住了。”
“这意思就是说，您要坚持那一条批注，一个字也不改了？”
“是呀，他妈的真是麻烦事！我没有其他办法嘛。”他走到火炉跟前取暖，一面扯着他那条洪亮的嗓子高兴地哼一支小曲儿。“您的委托人怎么说呀？”他接着问，“请告诉我，您的那一方面怎么说呀？”
我不好意思把实情说给他听。我试图拖延时间，不，我不只是拖延时间。做律师的本能控制了我，我甚至想到要讨价还价。
“两万镑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女方不能只有两天时间考虑就放弃了它，”我说。
“这话说得很对，”梅里曼先生回答，低下头瞧着他的皮鞋打主意。“说得有理，先生——说得十分有理！”
“如果能够取得妥协，既照顾到女家的权益，又照顾到男家的权益，这样也许就可以不致于使我的委托人感到十分惊讶，”我接下去说，“这么着吧，这么着吧！这件争持不下的事，总是可以协商的。你们最低的价是多少呢？”
“我们最低的价吗，”梅里曼先生说，“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镑十九先令十一便士三法定【注】。哈哈哈！原谅我，吉尔摩先生。我老是爱说小笑话。”
【注】法定：英国最小的铜币，值四分之一旧便士。
“真够小的！”我说，“这笑话也只值那减去的一个法定。”梅里曼先生乐了。听我反唇相讥时，他发出的笑声震动了整个屋子。我可不像他那么容易乐；我又谈到公事，最后结束了这次谈话。
“今儿是星期五，”我说，“让我们考虑到下星期二再作出最后答复。”
“没问题嘛，”梅里曼先生回答，“如果需要的话，亲爱的先生，再延长一些时间也可以。”他已经拿起帽子准备走了，但接着又停下来和我搭话。
“想起来了，”他说，“您坎伯兰的委托人后来再没有打听出那个写匿名信的女人，对吗？”
“再没有打听出，”我回答，“你们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吗？”
“还没有找到，”我这位同行说，“可是我们并不灰心。珀西瓦尔爵士怀疑有一个人把她藏了起来，我们正在监视那家伙。”
“您指的是那个陪她去坎伯兰的老太婆吧，”我说。
“根本不是她，先生，是另一个家伙，”梅里曼先生说。“我们还没能够抓住老太婆。我说的那家伙是个男的。我们已经在伦敦严密地监视着他，因为非常怀疑是他和首先帮助那个女人逃出疯人院一事有关系。珀西瓦尔爵士打算立刻去查问他，但是我说：‘可别这样做。你去查问他，那只会打草惊蛇——应当监视着他，等候时机。’我们要看这件事怎样发展下去。让这个女人留在外面很危险，吉尔摩先生；谁也不知道她还会惹出一些什么事来。再见啦，先生。希望下星期二能听到您的回音。”他满面春风地笑着走出去了。
和这位同行谈到后面的一半话时，我有些神思恍惚。一心只想到怎样订立财产契约，我就根本没去注意其他的事，等到只剩下一个人时，我才开始考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如果换了另一个委托人，即使我对上述办法感到非常不满，我尽可以按照他的吩咐办事，尽可以立刻放弃有关二万镑的那一条。然而，对费尔利小姐我可不能那样漠不关心地照章办事。我实在钟爱她，同时我感念她的父亲，像他对我那样深厚的恩情与友谊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所以我为她订立财产契约时才会那样对待她，就好像自己并不是一个年老的独身汉，而像是在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凡是涉及到她的权益的事，我确实是下定决心，不惜个人的任何牺牲，为她尽一切力量。要不要再一次写信给费尔利先生呢？这件事根本不值得再去考虑，因为这只会让他再一次推脱了事。要不还是去会见他，去亲自劝告他，那也许还会有一点儿用。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决定买一张来回车票，拼着颠散了我这副老骨头也要到坎伯兰去一趟，希望能够劝得他回心转意，最后采取一个既公平合理又保持体面的办法。当然，希望是微弱的，但是，这样试过以后，我良心上就过得去了。在我的情况下，这样我也总算为我老友的独生女儿的权益尽了自己的力了。
星期六天气极佳，阳光灿烂，吹着西风。近来我又常常头昏脑胀，我的医生两年多以前就严重警告过我了，所以这时我决定先送走我的旅行袋，然后自己步行到尤斯顿广场火车站，借这机会稍许活动一下。我刚走上霍尔本路，一个在我旁边很快走过去的绅士停下来招呼我。他是哈特赖特先生。
要不是他首先招呼我，我肯定会错过了他。我几乎认不出他了，这个人改变得太厉害了。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而且举止匆忙，神情恍惚，我记得他在利默里奇庄园初次会见我时穿得很整齐，是上等人的打扮，可是这会儿却变得那么邋遢了，如果我的雇员中有谁是这副模样，那我真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啊。
“您从坎伯兰回来很久了吗？”他问我，“最近我收到哈尔科姆小姐的来信。我知道有关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那件事已经被认为解释清楚了。就要举行婚礼了吗？您知道吗，吉尔摩先生？”
他话说得很急，把许多问题混杂在一起，显得那么奇特，那么凌乱，我简直不容易听懂。我认为，他和利默里奇庄园一家人萍水相逢，不管大家混得多么熟，他也没有资格过问人家的私事，所以我决定干脆不和他谈到费尔利小姐的婚事。
“时间到了就会知道的，哈特赖特先生，”我说，“时间到了就会知道的。只要咱们留心报上登的结婚新闻，大概总不会错过的。请原谅我不该注意一些小事，可是，很遗憾，您的情形好像不及咱们上次会见的时候。”
他唇边和眼角一阵紧张地牵动，我看了感到有点后悔，怪自己不该这样答复他，显得有什么事要瞒他。
“我没资格打听她结婚的事，”他沉痛地说，“我也得像其他人那样等将来看报了。再说，”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歉，他又接下去说，“最近我人不大舒服。我要到外地去走走，换一换环境和工作。承蒙哈尔科姆小姐美意推荐，她给我写的介绍信已被接受。去的地方很远，但是我不管那是什么地方，也不管那儿的天气怎样和需要在那儿待上多久。”他在左右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当中说这些话时东张西望，露出一副疑惧的奇怪神情，好像担心其中有什么人在监视他似的。
“我希望您工作顺利，平安回来，”我说，接着，为了不要绝口不谈费尔利家的事情，又补充了两句：“我今天有事到利默里奇庄园去。哈尔科姆小姐和费尔利小姐现在都到约克郡看朋友去了。”
他眼睛里闪出了光，好像要回答什么话，但接着脸上又像刚才那样一阵紧张地抽搐。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握，没再说什么话，就在人群中消失了。虽然我和他只是新交，但是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几乎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望着他的后影。干了我这一行，我对年轻人已有相当多的经验，单看某些外表的迹象，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开始误入歧途，当我再朝火车站走去时，这里要很遗憾地说一句，我已经肯定哈特赖特先生将来会落到什么境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