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追叙过去的事——追叙直到那时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事。听了这些事，我自然而然地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隐约看出了这个阴谋的性质：主谋者如何等待时机，如何利用形势，确保干了这一大胆和复杂的罪恶勾当后可以逍遥法外。尽管某些细节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但是他们恶毒地利用白衣女人和格莱德夫人的相貌相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明明是把安妮·凯瑟里克带到了福斯科伯爵家里，冒充了格莱德夫人；明明是把格莱德夫人送进了疯人院，顶替了那已死的女人——这件李代桃僵的事做得很狡猾，以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位医生和两名仆人，很可能还包括疯人院院长）都成了罪案的同谋者。
第一个结论，必然导致第二个结论。我们三人再也别指望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会放过了我们。由于阴谋得逞，那两个家伙已经净到手三万镑——一个得了二万镑，另一个由他妻子转手得了一万镑。既然享受到这些利益，以及其他好处，他们就要尽一切力量使这件事永不败露；而既然要找到受他们迫害的人隐藏的地方，迫使她离开她仅有的朋友（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他们就要搜遍每一个角落，情愿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不惜尝试一切阴险的手段。
由于意识到这巨大的危险，这每时每刻都会临近我们的危险，我就留心去找一个可以让我们隐避的地方。最后我选择了伦敦的最东头，因为那儿闲着没事在街上蹓跶着看热闹的人最少。我选择了附近穷苦人家最稠密的地方，因为我们周围的男女越是需要为生活艰苦挣扎，就越少时间，也越少闲情去注意那些偶然从外地来到他们那儿的人。这些都是最合我理想的优越条件；此外，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好处。我们可以靠我双手日常的劳动维持简朴的生活，可以省下我们手头的每一文钱，用来达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达到我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要洗清冤屈，伸张正义的那个目标。
一星期后，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已经作出决定，对我们的新生活作了安排。
那幢房子里没有其他住户，所以我们出入都不必穿过那家店铺。至少是在目前，我作出了以下的规定：即除非有我陪同，否则玛丽安和劳娜都不到门外去；我不在家的时候，凭他外来的是谁，不管他用什么借口，一律不准进入她们的屋子。一经这样约定以后，我就去找一个现在业务很发达、从前我就认识的木版雕刻师朋友，托他为我找工作，同时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我希望不要发表自己的姓名。
他立刻联想到这是因为我欠了债，于是像一般人那样对我表示了同情，然后答应尽力帮助我。我也不去纠正他的误会，只接受了他给我的工作。他知道我是经验丰富、工作勤勉可靠的。他需要的就是工作认真，手艺娴熟，好在这些都是我具备的条件；我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已够维持日常开销。我们在这方面一有保障后，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就把自己手里所有的钱都凑到一起。她的财产还剩下二三百镑，而我离开英国前顶掉了我的画师营业所得到的钱也相当于这个数目。我们俩的钱凑在一起总共有四百多镑。我决定这就开始进行秘密侦查工作，如果找不到别人协助，就准备自己单独干下去，于是我把一小笔财产存在银行里，以便用来支付侦查工作的费用。我们认真计算着每周开销的每一文钱；除非是为了劳娜的利益，为了劳娜的原故，否则我们绝不动用那小笔存款。
如果当时我们敢让陌生人接近，家务事原可以由一个仆人来做，但是第一天玛丽安·哈尔科姆就把家务事当作她的本份接受下来。“凡是其他妇女的一双手能从早干到晚的活，”她说，“我这双手也能学会。”她伸出手时那双手在哆嗦。她卷起了为了安全而穿上的朴素寒碜的衣服的袖子，瘦削的手臂说明了她过去所受的痛苦，但是她的热情像扑不灭的火似的在燃烧。她朝我看时，我只见饱含着的泪水迷住了她的眼睛，慢慢地从颊上流了下来。
她又像以前那样精神振奋，一下子挥去了眼泪，微笑中露出以前那种高兴时的神情。“你别为我的勇气担心，沃尔特，”她为自己辩解，“现在不是我在哭，是我那部分软弱的性格在哭。即使我不能战胜软弱的性格，家务劳动也会战胜了它。”后来她信守了她的诺言——傍晚我们会见时，她已取得胜利，正坐下来休息。她那双神情镇定的乌黑大眼睛瞅着我，像过去那样乐观地、坚定地闪出了光芒。“我并没有垮下来，”她说，“对我应当承担的一份工作你尽可以放心。”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又悄声接着说，“而且，对我应当承担的那部分危险，你也尽可以放心。等到那个时刻一到，你可要记住这点！”等到那个时刻一到，我确实记住了这点。
早在十月底，我们已将日常生活程序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在隐蔽的地方完全与外界隔绝，仿佛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一个荒岛，周围千千万万的同胞与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了一片渺无边际的大海。我现在可以有一些闲暇去考虑将来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计划，在即将与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进行的斗争中，一开始应当怎样最稳妥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我已经不再指望：凭我认得出劳娜，或者凭玛丽安认得出劳娜，就可以证明她的身份。因为，假如我们对劳娜的热爱程度比现在略差一点，假如那热爱在我们心中形成的直觉不是远比一切理智的判断更为可靠，不是远比一切观察能力更为敏锐的话，那么，初见到劳娜时，就连我们也不敢一下子就断定那是她本人。
令人感到担心，甚至陷入绝望的是，由于过去的恐怖与折磨在外貌上所形成的变化，现在看上去她和安妮·凯瑟里克更加相像了。我叙述自己在利默里奇庄园的事情时，曾经就我对她们俩的观察作过说明：虽然一般看上去她们一模一样，但如果仔细地加以比较，仍然可以看出许多重要的差异。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她们俩并排站着让人家看，绝对不会有谁会把她们闹混了，不会像人们对双胞胎那样常常认错了，然而现在我可不敢这样说了。以前我也曾责怪自己不该哪怕是偶然无意中把劳娜·费尔利同痛苦与折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痛苦与折磨已经在她年轻美丽的脸上留下了污迹，而那些致命的相似之处，那些我从前所看到的，看到时只是在想象中觉得可怕的，现在却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了。陌生人，相识者，甚至那些不能够像我们看得同样仔细的朋友们，如果在她离开疯人院的那一天看见了她，也会不相信她就是他们以前见过的劳娜·费尔利，而如果他们怀疑的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剩下的唯一办法，最初我认为可以采用的办法，就是要她去回忆任何冒充者都不熟悉的那些人与事——但是，我们近来的试验证明，这办法也是毫无希望的。每一次玛丽安和我向她小心地进行试探，每一次我们试着用一些办法增强她那衰退的记忆力，以便逐渐恢复她那受过震惊的记忆力时，我们总是又一次看出这种做法很危险，因为它会使她回想起过去那些烦恼和恐怖的事。有关那些往事，我们只敢鼓励她回忆其中的一部分：回忆我刚到利默里奇庄园教她绘画的幸福日子里那些家庭琐事。有一天，我给她看那幅凉亭写生，也就是我们那天早晨分别时她赠给我，此后我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幅画。
我们见她从那画上回忆起一些事，于是我们的希望也随着复活了。此后，以前结伴散步和驱车出游的情景，也逐渐在她记忆中亲切地重新映现出来，这时她那疲乏无神的可怜的眼睛就瞅着玛丽安和我，首次露出感到兴趣的神情和恍惚若有所思的眼光，从那时起，我们就鼓励她保持这种兴趣。我给她买了一盒颜料，一本写生簿，类似我们那天早晨初次会晤时我看见她手里拿的那本旧写生簿。又像以前那样（哦，天哪，又能像以前那样了！），每次从工作中抽出一些闲暇，在伦敦暗淡的灯光下，在伦敦简陋的屋子里，我坐在她身旁，指正那颤抖不稳的笔路，扶好那衰弱无力的手。一天又一天，我逐渐提高了她新生的兴趣，到后来这兴趣在她茫然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到后来她能想到绘画，谈到绘画，并且耐心地自己练习绘画，在我的鼓励下稍微感到了一点天真的乐趣，对自己的进步越来越觉得高兴，这就渐渐地恢复了昔日那种已经逝去的生活与已经逝去的幸福。我们用这简单的方法，慢慢地帮着她恢复记忆力；在晴朗的日子里，我们一左一右搀着她出外散步，在附近幽静的旧城广场上不会遇到什么能使他受到惊扰的事物；我们从银行存款中匀出了几镑，买了一些她需要的葡萄酒、美味的菜肴、滋补的食物；傍晚，我们陪着她玩孩子们喜爱的纸牌游戏，给她看我从木版雕刻师雇主那里借来的贴满版画的剪贴簿；通过以上这些方法，以及类似的其他细微的关心，我们使她逐渐安定下来。由于这样经常地体贴她，悉心地爱护她，我们都十分乐观，希望一切都会好转。但是，如果一定要狠着心不让她一个人静静地休养，反而要她去接触一些陌生人，或者那些并不比陌生人熟悉许多的朋友——从而唤起我们一直小心翼翼不让她重温的那些痛苦的回忆——这一切，即使是为她着想，我们也不敢尝试。无论我们需要作出多大牺牲，需要焦急揪心地拖延多久，但只要那些困难是人力能够克服的，我们就必须在不要让她知道和不必由她出力的情况下为她洗清冤屈。
一经这样作出决定，我们接着就需要打好主意，第一步应当冒什么危险，一开始又应当从哪里着手。
和玛丽安商量之后，我决定第一步要尽量搜集更多的材料，然后去请教基尔先生（我们知道他这人是可以信任的），首先要向他讨教的是，我们究竟能不能依法起诉。为了劳娜的原故，只要还存在一线希望，可以获得任何可靠的助力，增强我们所处的地位，我决不肯赤手空拳应敌，拿她的整个命运去冒险。
我需要掌握的第一部分材料，是玛丽安·哈尔科姆在黑水园府邸里所记的日记。日记中有一些涉及我说过的话，她认为我最好不要去看。因此，由她读原文给我听，我趁她读时摘下需要的材料。我们只能晚上迟一些睡，挤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为这事花了三个晚上，我终于掌握了玛丽安告诉我的一切。
第二步是：我要在谨防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尽量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证明材料，我亲自去看魏茜太太，要查明劳娜在她家过夜一事是否属实。
调查这件事时，我考虑到魏茜太太的高龄和衰弱的身体，同时，也像以后去其他几个地方进行调查时一样，为了慎重起见，我隐瞒了我们的真实情况，并且总是很当心地称劳娜为“已故格莱德夫人”。
魏茜太太对我的调查所作的答复，证实了我以前担心的事。劳娜确实写了信去，说要在老友家中寄宿，但是后来根本没去那里。
从这件事例中可以看出，而且我担心在其他事例中也是如此，她思想混乱，曾经把一些自己打算要做的事想象成为实际已经做过的事。这种不自觉的自相矛盾，虽然很容易给解释清楚，然而却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刚开始就遭到的挫折，是证明材料中对我们极为不利的一个因素。
接着我就索阅劳娜从黑水园府邸寄给魏茜太太的信，我看到的信没有信封，信封已扔进字纸篓，早被毁掉了。信上没写日期——甚至没注明星期几。
它上面只写了这么几行：“最亲爱的魏茜太太：我现在十分愁苦烦恼，可能明天晚上要来您府上借宿。信中我不能告诉您详情，因为写信时十分害怕被人发现，一点也不能集中思想。请在家中等候我。我要吻您一千次，把所有的事告诉您。爱您的劳娜。”这几行字有什么用呢？它们毫无用处。
从魏茜太太家回来后，我教玛丽安怎样写一封信给迈克尔森太太（也像我那样谨慎地写）。玛丽安可以对福斯科伯爵的行为泛泛地表示怀疑，要求女管家为我们写一份简明材料，据实叙述事情的经过。回信一星期后才到。
我们等候回信的时候，我去找了圣约翰林区的医生，说我受了哈尔科姆小姐的委托，要尽量多搜集一些有关她妹妹病死的材料，因为基尔先生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多亏古德赖先生协助，我领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会见了那个盛殓尸体的女人（简·古尔德）。通过这个人的介绍，我又接触了那个女仆赫斯特·平霍恩。她前不久因为和女主人吵嘴而辞去了工作，现在和古尔德太太的几个熟人住在附近地方。就这样，我掌握了女管家、医生、简·古尔德和赫斯特·平霍恩等人的证明材料，原文都已在前面发表。
一经具备这些文件所提供的更多证明，我认为自己已有充分准备，可以去和基尔先生商谈了，于是玛丽安写信去为我作了介绍，并约定我为谈一件私事去会见他的日期。
那天清晨，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平常一样陪着劳娜出去散步，然后看着她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绘画。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屋子时，她抬起头朝我看看，露出前此未有的焦虑神情；她又显得像从前那样心神不定，手指不停地摸弄着桌上的画笔和铅笔。
“你总不会厌烦我吧？”她说。“不会因为厌烦我，所以要走开吧？我一定要表现得更好——我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你还像从前那样喜欢我吗，沃尔特？瞧我现在这样苍白消瘦，学起画来又是这样迟钝。”
她说起话来像个小孩，像小孩那样向我暴露她的思想。我停留了几分钟——停下来对她说，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加可爱了。“快让身体复原吧，”我鼓舞新近在她意识中出现的希望，“为了玛丽安和我，快让身体复原吧。”
“可不是，”她自言自语，又开始绘画，“我一定要努力，瞧他们俩这样喜欢我。”接着她忽然又抬起头来看我，“别去得时间太久了！没你在旁边帮助，沃尔特，我画不下去。”
“我很快就会回来，亲爱的——很快就回来看你画得怎样了。”我的声音不禁微微颤抖。我强迫着自己离开了屋子。现在我仍旧需要克制着自己；在这一天里，自制力对我仍旧是需要的。我开了门，向玛丽安做了个手势，叫她跟随我走到楼梯口。我觉得，只要自己一旦在街上公开露面，那迟早会发生一些事情，必须让她对此有所准备。
“我大概几小时内就会回来，”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仍旧要像往常一样当心，别让任何人进来。万一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她急忙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明白，沃尔特，有什么危险——我好知道怎样应付。”
“有一桩危险，”我回答，“那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可能听到劳娜逃走的消息，已经赶回伦敦。你知道，我离开英国之前，他曾经监视我；现在虽然我不认得他，但他可能认得我。”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一言不发，只焦急地瞅着我。我看出她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危险。
“珀西瓦尔爵士本人，或者他雇用的密探，”我说，“不大可能这么快又在伦敦发现了我。但是，仍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如果我遇到这类事，今晚回不来，你不必惊慌；如果劳娜问起，你可以给我想个最好的理由回答她。只要有一点怀疑自己受到监视，我就会非常当心，不让密探跟踪我到这儿来。不管我可能会耽搁多久，玛丽安，你要相信我会回来，一点儿也不用害怕。”
“一点儿不害怕！”她坚定地回答，“你不用因为只有一个妇女帮助你，沃尔特，就感到懊恼。”她略微停顿一下，又让我耽搁了一会儿。“当心！”
接着她焦急地紧握着我的手说——“要当心！”
我辞别了她，去开始为侦查工作辅平道路——那是一条阴暗崎岖的道路，它的起点将从律师的门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