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六日——今晚临睡前，我要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再写上几行。珀西瓦尔爵士离开餐桌，到书房里去会见他的律师梅里曼先生，过了大约两小时，我独自离开自己的房间，准备到种植场去散步。我刚走到楼梯口，书房门开了，二位绅士走出来了。考虑到自己最好别在楼梯上出现，以免惊动了他们，我决定等他们穿过门厅后再下楼。这时他们谈话虽然放低了声音，但是话说得相当清晰，传到了我耳朵里。
“您尽管放心，珀西瓦尔爵士，”我听见律师说，“这件事格莱德夫人是完全能作主的。”我已经转身，准备回自己屋子里去等一会儿，但是一听见一个陌生人提到劳娜的名字，我立刻停下了。应当说，这样偷听人家的话是非常错误的，也是极不光彩的，然而，在我们所有妇女中，如果道德原则和自己的感情，以及由感情而产生的利害关系相抵触，那时还有谁肯去拿空洞的道德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呢？
我偷听了——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形，我还是要偷听——可不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我不惜把耳朵凑到钥匙洞口去听！
“手续您都明白了吗，珀西瓦尔爵士？”律师接着说，“要格莱德夫人当着一位证人——或者当着两位证人，如果您想特别周到的话——签好了名，然后用手指点着签的字说：‘这是本人的签字，我愿履行契约。’如果能在一星期内办好这步手续，就可以十分顺利地作好安排，也就不必再为那件事担心啦。如果不能——”
“你说‘如果不能’又是什么意思？”珀西瓦尔气呼呼地问。“既然必须这样办，它就一定要这样办。我向你保证，梅里曼。”
“那敢情好，珀西瓦尔爵士——那敢情好，不过，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两种可能，我们做律师的喜欢大胆面对两种可能。万一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不能作出那种安排，我想，是不是可以设法让对方接受三个月的期票。可是，那笔款子怎么办，如果期票到了期——”
“去他妈的期票！只有一个办法筹那笔款子，我再对你说一遍，会用那个办法筹到的。别就走呀，梅里曼，先喝一杯。”
“非常感谢，珀西瓦尔爵士，我要赶这班上行火车，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一旦手续办齐，您就让我知道，好吗？您可别忘了我指出的要当心的事——”
“当然不会忘了。狗车【注】在门口等着你。我的马夫这就送你去火车站。本杰明，赶车加把劲！快上车。要是梅里曼先生误了火车，你就要丢了饭碗，坐稳了，梅里曼，如果你翻了车，相信魔鬼会救他的伙伴。”说完这几句告别词，从男爵转身回到他书房里。
【注】指一种单马拉的双轮轻便马车，最初座位下装有载猎狗的笼子，故名。
我没听到许多话，但单凭传到耳朵里的这么一点儿我已经感到不安了。所谓“出了”“什么事”，明明是严重的债务纠纷，而珀西瓦尔爵士必须依靠劳娜才能摆脱困境。一想到她被牵连到丈夫不可告人的麻烦事情里，我就十分忧愁，当然，事情的严重性不免会被夸大了，因为我对这些事情是外行，同时又不相信珀西瓦尔爵士，对他存有偏见。现在我不打算再出去，我立刻回到劳娜屋子里，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了她。
她听了我报告的坏消息，神色自若，这使我感到很奇怪。显然，有关她丈夫的性格以及他的债务纠纷，她所了解的要多于我迄今所猜到的。
“听到那个陌生人来看他，又不肯留下姓名，”她说，“我就害怕会有这种事。”
“那么，你猜想那个人是谁？”我问。
“他是珀西瓦尔的大债主，”她回答，“梅里曼先生今天来，就是为了他的事。”
“有关债务的事，你可有些了解？”
“不了解，详细情形我不知道。”
“不管是什么文件，劳娜，你在没看之前总不会签字吧？”
“当然不签，玛丽安。为了尽可能使咱们的日子过得舒适愉快，亲爱的，凡是能够帮助他的事，只要是诚实的，无害的，我都情愿做。但是，我不能盲目地去做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使咱们丢脸的事。这件事咱们暂时就别提了。瞧你戴上了帽子——要不，咱们到园地里去消磨这个下午好吗？”
离开了住房，我们朝最近有树荫的地方走去。我们在住房前面穿过林间空地，看到福斯科伯爵不避六月里午后的烈日，在草地上慢腾腾地来回踱步。他戴了一顶环有紫色缎带的阔边草帽。肥大的身体上披着一件蓝色罩衫、胸前绣着白色花饰，原来可能是腰部的地方束了一条大红宽皮带。本色布的裤子上，足踝以上的地方，绣了更多白色花饰，脚底下靸着一双摩洛哥皮拖鞋。他正在唱《塞维勒的理发师》【注】中费加罗的那首名歌，只有意大利人的嗓子能唱得那么清脆圆润，他用手风琴自拉自唱，拉琴时得意忘形地举起了双臂，姿势优美地转动着脑袋，好像肥胖的圣塞茜莉亚【注】穿了男人的衣服在跳化装舞。“费加罗quà！费加罗là！费加罗sù！费加罗giù！【注】伯爵一面唱一面展开双臂，洋洋得意地拉着手风琴，从手风琴的后面向我们鞠躬，那副轻盈优美的姿势活像二十岁的费加罗。
【注】《塞维勒的理发师》是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所写的著名喜剧。剧中理发师费加罗生性愉快，博闻广识，凭其机智击败了医生霸尔多洛。
【注】圣塞茜莉亚：三世纪基督教殉教圣徒，死后被尊为音乐守护神。
【注】意大利语：“费加罗在这儿！费加罗在那儿！费加罗在上边！费加罗在下边！”
“相信我的话，劳娜，那个人对珀西瓦尔爵士的债务纠纷是知道底细的，”我说，这时我们在伯爵听不见的地方向他回礼。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她问。
“否则他怎么能知道梅里曼先生是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呢？”我回答。
“再有，我跟着你走出餐室的时候，他没等我发问就告诉我，说‘出了什么事故’。相信我的话吧，他比咱们知道得更多。”
“即使他知道得更多，你也别去向他打听。咱们可别把他当作自己人！”
“你好像是恨透了他，劳娜。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会使你这样恨呀？”
“没什么，玛丽安。相反，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一路上对我殷勤周到，有几次，为了十分照顾我，他没让珀西瓦尔爵士发脾气。我之所以恨他，也许是因为他比我更能支配我的丈夫吧。也许是因为想到了必须由他来从中调解，这就伤了我的自尊心吧。我只知道，我就是恨他。”
那天和晚上其余的时间就那样很平静地过去了。伯爵和我下棋。头两盘他客气地让我赢了，后来，一看出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先向我打了照呼，第三盘下了不到十分钟就把我将死了。整个晚上，珀西瓦尔爵士一次也没提到律师来访的事。但是，很奇怪，也许是由于那件事，也许是由于其他什么事，他的态度变得更好了。他对我们大家彬彬有礼，温和可亲，又像他当初在利默里奇庄园受考验的时候那样，他对妻子异样地小心温存，连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福斯科夫人也注意到了，于是一本正经惊奇地瞅着他。这是什么原故呢？我想我只能猜测——恐怕劳娜也只能猜测——但我相信福斯科伯爵是心里明白的。我发现，整个晚上珀西瓦尔爵士不止一次地看着他的眼色行事。
六月十七日——这是多事的一天。衷心希望我不致于说：它也是灾难的一天。
早餐时，珀西瓦尔爵士仍像昨天那样一句不提我们为之悬心的神秘“安排”（按照那位律师的说法）。可是，一小时后，他忽然到晨厅里来找伯爵，当时我和他妻子都戴好了帽子，正在那里等候福斯科夫人一同出去。
“我们还以为他这就要来呢。”我说。
“是这么一回事，”珀西瓦尔爵士接着说，一面紧张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要福斯科和他夫人到书房里去一趟，只是为了做一个形式，我要你也去一会儿，劳娜。”他不再往下说了，仿佛这会儿才注意到我们都是散步的打扮。“你们刚回来吗？”他问，“还是正准备出去？”
“我们打算今儿早晨到湖边去，”劳娜说，“可是，如果你有别的事——”
“不，不，”他急忙回答，“我的事可以等一等。早餐或者午饭后都一样。一起到湖边去，对吗？这主意好。让咱们逛一个上午——我也加入。”
难道他这样一反常态，乐意改变他的计划，是为了与人方便吗：即使你误解了他这番话的意思，你也不会误解了他那种神情。显然，为了缓和自己的紧张，他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推迟一下他所说的要在书房里做的“形式”。
我一得出这个必然的结论，心都冷了。这时伯爵夫妇也来了。伯爵夫人拿着丈夫的绣花烟叶口袋和许多纸，准备没完没了地卷烟卷儿。爵爷仍像平时那样穿着罩衫，戴着草帽，拿着那个花花绿绿的小宝塔笼子，那里面是他心爱的小白鼠，他一会儿对它们笑，一会儿对我们笑，笑得那么亲切和蔼，使你不由得对他发生好感。
“请诸位原谅，”伯爵说，“我要把我这小小一家人，把我这些可怜、可爱、与人无害的小小乖宝贝耗子也带着，和咱们一块儿出去散步。屋子附近有狗，我能让狗欺负我可怜的白宝贝儿吗？啊，绝对不能呀！”
他慈爱地向宝塔铁丝笼网里的小白宝贝儿咂嘴。我们一起离开住宅，向湖边出发。
一到了种植场上，珀西瓦尔爵士就和我们走散了。每逢这种时刻，好像由于好动的脾气，他总是离开了他的伙伴，独个儿忙着给自己砍一些手杖。
仿佛单从随意地砍劈中就能获得一种乐趣。他家里摆满了自己制的手杖，但没有一根会被用上两次。只要用过一次，他对它们的兴趣就消失了，他只想制作更多的手杖。
到了那个旧船库里，他又和我们会合。这里我要原原本本把大家坐定后进行的谈话记录下来。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因为从此我对福斯科伯爵在我思想感情上施加的影响就存了戒心，决定将来要尽可能予以抵抗。
船库很大，足够容纳我们所有的人，但是珀西瓦尔爵士仍旧在外边用他的小斧头削光新制的手杖。我们三个妇女很宽绰地坐在那张大长凳上。劳娜做她的活计，福斯科夫人开始卷她的烟卷儿。我仍像往常一样什么活也不做。我的一双手一向是，并且将永远是跟男人的手一样笨拙。伯爵高高兴兴地搬过一只比他能坐的要小得多的凳子，试着在上面坐稳，背靠在棚的一边，于是棚板就被他压得叽叽喳喳响。他把宝塔笼子放在膝上，放出了小老鼠，让它们又像平时那样在他身上乱爬。那是一些样子天真可爱的小动物，但是，看到它们在人身上这样爬着，我不知怎的就会感到不舒服。这情景在我神经上引起一种毛骨悚然的反应，使我恐怖地想起那些在地牢中被这种动物公然肆无忌惮地折磨着的垂死的囚犯。
早晨刮着风，天上飘过朵朵浮云，空旷寂寥的湖水面上迅速地变幻着日照光影，景色显得倍加荒凉、阴森、忧郁。
“有人说那一带景色很美，”珀西瓦尔爵士用他没完全削好的手杖指向空阔的远方。“我说那是贵人领地上的污点。在我曾祖父时代，湖水一直淹到这儿。现在你们瞧瞧！所有的地方还不到四尺深，到处都成了泥坑和水塘，我的庄头儿（那个迷信的傻瓜），说他相信这片湖像黑海遭到了天罚。你的意思呢，福斯科？这里真像是一个谋杀人的好地方，你说对吗？”
“我的好珀西瓦尔，”伯爵不以为然，“你英国人的精明头脑怎么会想出这种话来？水这样浅，不能淹没尸体，到处又都是沙土，凶手会留下脚印。总而言之，我从未见过一个比这更不适合谋杀人的地方。”
“别胡扯啦！”珀西瓦尔爵士说，一面恶狠狠地削他的手杖。“你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指的是愁人的景色，凄凉的气氛。我的意思，如果存心要了解，你是能够了解的；如果不存心了解，我也不必费神向你解释。”
“为什么不解释呢，”伯爵问，“你的意思不是用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吗？如果傻瓜要谋杀人，你这片湖是他会挑选的第一个地方。如果聪明人要谋杀人，你这片湖是他最不愿意挑选的地方。你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的，这就是现成的解释嘛。就这样解释吧，珀西瓦尔，这已经得到你的好福斯科的同意了。”
劳娜向伯爵看了一眼，脸上太明显地露出了厌恶神情。伯爵正忙着张罗他的小老鼠，没注意到她。
“把湖水的景色和像谋杀这样恐怖的事联系在一起，我真不愿意听，”她说，“如果伯爵一定要把凶手分成两类，我认为他在选词方面是很令人遗憾的。把他们形容为傻瓜，我觉得这只像是过分宽容他们了。而把他们形容为聪明人，我又觉得这在用词方面十分矛盾。我一向听说，真正聪明的人也是真正善良的人，他们对犯罪是深恶痛绝的。”
“亲爱的夫人，”伯爵说，“这可是精彩的格言，这些话我也曾看到习字帖上面写着。”他掌心里托起一只小白鼠，又那样怪模怪样地冲着它说话。
“我又光又白的漂亮小家伙呀，”他说，“现在给你上一堂伦理课。一个真正聪明的小耗子，也是一只真正善良的小耗子。请告诉你的伙伴们吧，永远别再咬你笼子的铁丝网了。”
“要取笑一件事挺容易，”劳娜坚定地说，“但是，要向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个聪明人曾经是一个大罪犯，福斯科伯爵，那就不大容易了。”
伯爵耸了耸他那宽大的肩膀，向劳娜十分亲切地笑了笑。
“一点儿不错！”他说。“傻瓜犯的罪，是那已破获的罪；聪明人犯的罪，是那未被破获的罪。所以，如果我能给您举一个例子，那就不可能是一个聪明人的例子。亲爱的格莱德夫人，您那健全的英国人的常识真叫我受不了。这一次可将了我的军，哈尔科姆小姐——您说对吗？”
“坚持你的立场，劳娜，”珀西瓦尔爵士刚才只管站在门口听着，这会儿嘲笑地说。“再告诉他：只要是犯了罪，就会被发现。让你再听一条习字帖上的道德格言，福斯科。犯了罪就会被发现。这可是胡说八道！”
“我相信这是真话。”劳娜沉着地说。珀西瓦尔爵士纵声大笑；见他那样不顾一切地狂笑，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尤其是福斯科伯爵。
“我也相信。”我说这话为的是支持劳娜。珀西瓦尔爵士刚才莫名其妙地被他妻子的话逗乐了，这会儿又莫名其妙地被我的话激怒了。他恶狠狠地把他新制的手杖在沙土上打了一下，从我们旁边走开了。
“可怜的好珀西瓦尔！”福斯科大喊，快活地瞧着他的背影。“他像英国人那样肝火旺。可是，亲爱的哈尔科姆小姐，亲爱的格莱德夫人，难道你们真的相信犯了罪就会被发现吗？再有你，我的天使，”他接着转过身去问他妻子，因为她直到现在还没开口，“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当着见多识广的人，”伯爵夫人回答，那种冷峻的责备口气是针对劳娜和我的，“我要先听听他们的指教，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您真的是这样想的吗？”我说。“我记得，伯爵夫人，您从前是鼓吹女权的，言论自由也是妇女的一项权利呀。”
“你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法，伯爵？”福斯科夫人问，继续安静地卷她的烟卷儿，根本不去理会我的话。
伯爵回答之前若有所思，用肥胖的小指摸一只小白鼠。
“看来也真怪，”他说，“我们的社会怎么能这样轻易地耍一个小花招，就掩饰了它最严重的缺点，使大伙获得了安慰。他们为侦查罪案建立的机构，效率低得可怜，然而，只要虚构一条道德格言，说那机构是有效的，从此以后大伙就一起迷信那些假话。犯了罪就会败露：会败露吗？杀了人就会破获（又是一条道德格言）：会破获吗？去问问那些大城镇里的验尸官，格莱德夫人，真的是那个情形吗？去问问那些人寿保险公司的秘书，哈尔科姆小姐，真的是那个情形吗？单是在报纸上刊出的少数事例中，不就有已经发现被杀害的尸体，但是并没查获凶手的案件吗？用已经报道的案件的数目去乘平均每次不曾报道的案件的数目，用已经发现的尸体的数目去乘平均每次不曾发现的尸体的数目，你们又会得出什么结论？结论是：有愚蠢的罪犯，他们被查获了；也有聪明的罪犯，他们始终逍遥法外。为什么有的罪案没查出，有的罪案败露了？这是警察与作案者二者之间的一场斗智。如果罪犯是粗暴无知的笨蛋，警察十次有九次获胜。如果罪犯是有主意、有教养、十分聪明的，警察十次有九次失败。如果警察赢了，你一般会知道全部的经过。如果警察输了，你一般什么也不会听到。根据一些不可靠的资料，你们竟然编出了宽慰人心的道德格言，说什么犯罪必然被查获！是呀——这说的都是你们知道的罪案。那么，还有其他的罪案呢？”
“说得非常对，说得十分好，”只听见珀西瓦尔爵士在船库门口大声说。他已经恢复镇静，我们听伯爵谈话时他回来了。
“可能部分是真的，”我说，“可能全部说得很好。但是我不明白，福斯科伯爵为什么要对罪犯在社会里占上风的情况这样津津乐道，珀西瓦尔爵士，您又为什么要这样为伯爵大声喝彩？”
“你听到了吗，福斯科？”珀西瓦尔爵士问。“还是听从我的忠告，和你的听众和解了吧。告诉她们，道德是好的——我可以向你担保，她们都是爱听这一类话的。”
伯爵憋住气不出声地笑着，坎肩里的两只小白鼠被他腹内的震撼惊动，慌乱地钻了出来，抢着逃回它们的笼子里。
“太太小姐们要向我谈道德了，我的好珀西瓦尔，”他说，“她们比我更有发言权，因为她们知道什么是道德，可我就不知道。”
“你们听见他说什么吗？”珀西瓦尔爵士说，“这不是骇人听闻的话吗？”
“说得对，”伯爵冷静地说，“我是一位世界公民，一生中遇到过各色各样的道德观，到了老年，都被它们闹糊涂了，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这儿，在英国，奉行的是一种道德。那儿，在中国，奉行的是另一种道德。英国的某人说，我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中国的某人说，我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于是我对这一个说‘很对’，对那一个说‘不对’，可是仍弄不明白，究竟是穿马靴的人对呢，还是留辫子的人对呢。啊，美丽的小耗子！过来亲亲我吧。你对有道德的人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的小宝贝儿？他是使你温暖、让你吃饱的人。这概念也很好嘛，至少它是容易理解的。”
“等一等，伯爵，”我打断了他的话，“就算您举的例证是对的吧，但英国肯定有一种道德，它是无可非议的，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的皇帝会找出十分牵强的借口，杀死成百上千无辜的老百姓。我们英国决不会出现那种罪行——我们不会犯那样可怕的罪行——我们从心底里厌恶恣意屠杀。”
“完全对，玛丽安，”劳娜说，“你的意思很对，表达得也好。”
“请让伯爵谈下去吧，”福斯科夫人说，客气中透出冷峻，“你们这就会看到，年轻人，无论谈什么，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会发言的。”
“谢谢你，我的天使，”伯爵回答，“要吃块糖吗？”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漂亮的小嵌花盒子，给打开了放在桌上。“Chocolatàla Vanille【注】，”这位诡秘莫测的人物大声说，一面向四面鞠躬，把盒子里的糖摇得直响，“福斯科恭请赏光，向在座的夫人小姐致敬。”
【注】法语：香草巧克力。
“千万要谈下去，伯爵，”他妻子说，对我露出厌恶的神气，“我请你答复哈尔科姆小姐的话。”
“哈尔科姆小姐的话是没法答复的，”谦恭的意大利人说，“我的意思是，她说得很对。是呀！我同意她的说法。英国佬确实厌恶中国人的罪行。英国老先生找异邦人的碴儿十分灵活；可是老先生要发现自己人的错儿就十分迟钝了。再说，他自己的行为难道就真的比他所谴责的那些人的行为好得多吗？英国社会，哈尔科姆小姐，常常是罪恶的仇敌，但也常常是罪恶的帮凶。是呀！是呀！讲到罪行，不论是在这个国家里犯的也好，还是在其他国家里犯的也好，它对一个人和他周遭的人是有害的，但同样对那个人和他周遭的人又是有益的。一个大恶棍养活了他一家妻儿老小。他越是恶劣，你就越同情他的一家人。再说，他往往能养活自己。一个挥霍无度、老是借债度日的人，从他朋友那里得到的好处，要多于一个拘谨诚实、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朋友告贷的人。第一种人借钱时，朋友们毫不奇怪地借给他。另一种人借钱时，朋友们会大为惊讶，借钱给他时开始犹豫。难道恶棍先生到头来坐的监牢，会不及诚实先生到头来进的贫民习艺所舒适吗？约翰·霍华德【注】式的大善士，要救济受苦的人，总是访问人们由于罪恶而在那儿受苦的监狱，而不是访问他们由于道德而在那儿受苦的棚户。是哪一位英国诗人最广泛地赢得同情，轻易地招得大伙儿都去描绘他那悲惨的遭遇？是那位在生活道路上一开始就伪造签字、到后来自杀了事的可爱的年轻人，也就是你们那位亲爱的、浪漫的、有趣的诗人查特顿【注】。这里有两个饥寒交迫的穷苦女裁缝，照你们看来，其中哪一个生活得更幸福呢：是那个不受引诱、为人诚实的呢？还是那个经不起引诱，去从事偷窃的呢？诸位知道，由于偷窃，第二个女裁缝发了财——全国所有乐善好施的愉快的英国人都认识她——她因为破坏了戒条而摆脱了穷苦，否则，如果坚守戒条，她早就饿死了。这儿来，我的快乐的小耗子！喂！快点儿变！我这会儿把你变成一位高贵的小姐。喂，在我的大巴掌上站好了，我的亲爱的，听我说。如果你嫁给你爱的那个穷人，耗子，你的朋友当中就有一半人可怜你，一半人责备你。现在，相反，如果你为了金钱卖身给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所有的朋友都会为你高兴，牧师会同意人间最卑鄙可怕的一笔交易，以后，如果礼貌周到，你请他用早餐，他还会在餐桌上不停地笑着凑趣儿。喂！快点儿变！还是再变成耗子，叽叽喳喳地叫吧。要是你再多当一会儿小姐，我就会听到你说：社会痛恨罪恶呀——而如果你那样说，耗子，我就要怀疑你的眼睛和耳朵对你是否真的顶用了。啊！我是一个坏人，格莱德夫人，对吗？这些话别人只是在心底里想，我却给说了出来，世上所有的人联成一气，都情愿用假面具掩盖真面目，可是我急躁地扯掉了厚厚的包皮，暴露了里面的骨头。趁我还没惹得你们更瞧不起我，就让我伸直了一双大象腿站起来吧——我要站起来，也出去散一会儿步。亲爱的女士们，像你们杰出的谢里登所说的：我去了，留待你们评价我这个人物吧。【注】”
他站起身，把笼子放在桌上，稍停了片刻，去开始数那里面的老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呀！”他一声叫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天哪，还有第五个呢，那个最小的，最白的，最可爱的，我小耗子当中的便雅悯【注】呢？”
【注】约翰·霍华德（1726—1790），英国人，平生致力于监狱改革与慈善事业。
【注】托马斯·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服毒自杀，其作品多数于死后发表。
【注】见英国作家谢里登（1751—1816）的喜剧《造谣学校》第二幕第一场。
【注】雅各怜爱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故事见《旧约·创世记》。
劳娜和我都没好性子，谁也没法引我们发笑。伯爵显露了他性格中另一个特点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油滑态度，只使我们望而生畏。但是，这样一个大男人，为了失落了这样一个小耗子而懊丧，那副滑稽模样确实使你忍俊不禁。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后来，福斯科夫人带头站起身，以便使船库里空出一些地方，好让她丈夫在顶里边角落里寻找，于是我们也都站起来，跟着她往外走。
我们还没走出三步，伯爵尖锐的眼睛已经发现那只逃走了的小老鼠在我们刚才坐的长凳底下。他拉开长凳，拾起小动物，接着就突然停下，跪在那儿全神贯注地瞅着膝前一块地方。
他再站起来时，一只手哆嗦得很厉害，几乎没法把老鼠放进笼子，他的一张脸整个都在蜡黄中微微泛出死灰色。
“珀西瓦尔！”他压低了声音说，“珀西瓦尔，你过来。”珀西瓦尔爵士前十分钟里一直没注意到我们，他聚精会神地用手杖尖头在沙土上画一些数字，接着又把它们抹了。
“又是什么事？”他问，一面漫不经心地踱进船库。
“你没看见那儿有什么吗？”伯爵说时紧张地一只手揪住珀西瓦尔爵士的领口，另一只手指着靠近他刚找到老鼠的地方。
“我看见许多干的沙土，”珀西瓦尔爵士回答，“当中有一块脏东西。”
“不是什么脏东西，”伯爵低声说，另一只手突然把珀西瓦尔的领口攥得更紧，激动地摇撼着。“那是人血！”
尽管他话说得极轻，但是劳娜离得近，听见了最后的一句。她向我转过身，露出恐惧的神情。
“这可是胡扯，亲爱的，”我说，“不用惊慌。那不过是一个走失了的可怜的小狗的血。”
所有的人都露出惊讶的神情，把探询的眼光集中在我身上。
“您怎么会知道的？”珀西瓦尔爵士第一个问。
“你们从外国回来的那天，我在这儿发现了那只正要死的狗，”我回答，“可怜的畜生迷了路，跑到种植场上，被您的守林人开枪打中了。”
“哪家的狗？”珀西瓦尔爵士打听，“不是我家的吧？”
“你可曾想办法抢救那个可怜的小动物？”劳娜急切地问，“你肯定曾想办法救它的吧，玛丽安？”
“是呀，”我说，“管家和我都想尽了办法，可是，那狗受了重伤，在我们救护的时候死了。”
“哪家的狗？”珀西瓦尔爵士追问，微带恼怒地重复他的话，“是我家的吗？”
“不，不是您的。”
“那么是哪家的？管家知道吗？”他一提到最后这个问题，我就想起了管家的话：凯瑟里克太太不愿让珀西瓦尔爵士知道她来过黑水园府邸；我明知道回答这问题必须慎重。但是，一时急于平息大家的惊慌，我不假思索地让话脱口而出，以致无法再收回它，因为那样反会引起猜疑，把事情弄得更僵。现在没别的办法，只好不计后果，立刻回答。
“是呀，”我说，“管家知道。她告诉我，那是凯瑟里克太太的狗。”我说这话时站在门口，珀西瓦尔爵士和福斯科伯爵站在船库顶里边。但是我刚提到凯瑟里克太太，他就粗暴地推开了伯爵，走到外边露天地里面对着我。
“管家怎么会知道那是凯瑟里克太太的狗？”他显得十分关心，眉头蹙起，眼睛紧盯着我问，那模样使我又气恼又惊讶。
“她知道，”我冷冷地说，“因为凯瑟里克太太带着那条狗。”
“她带着那条狗？把它带到哪里去？”
“带到这儿来呀。”
“见鬼，凯瑟里克太太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这话时，那态度甚至比他的语言更令人气忿。我对他那样不顾一般礼貌表示不满，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他。我刚走，伯爵就以一副诱导的姿态把手搭在他肩上，用那圆润的嗓音插话，劝他冷静下来。
“我的好珀西瓦尔！好好地说嘛，好好地说嘛！”珀西瓦尔气呼呼地转过身去看。伯爵只是赔着笑脸，一再劝他冷静下来。
“好好地说嘛，我的朋友，好好地说嘛！”珀西瓦尔爵士迟疑了一下，跟随着我走了几步，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向我道歉了。
“请您原谅，哈尔科姆小姐，”他说，“最近我人不大舒服，大概有点儿容易激动。我只想知道凯瑟里克太太为什么到这儿来。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只有管家一个人看到她吗？”
“据我所知，”我回答，“只有她一个人。”伯爵又插话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问管家呢？”他说，“珀西瓦尔，为什么不立刻去查明消息的来源呢？”
“说得对！”珀西瓦尔爵士说，“当然，首先要去问管家。我太笨了，竟然没想到。”说到这里，他立刻离开了我们，回宅第去了。
伯爵为什么要出面干涉，我起初不明白，但是珀西瓦尔爵士刚转身走开，我就看出来了，原来伯爵要问我许多有关凯瑟里克太太的事，以及她来黑水园府邸的原因，但当着他的朋友不便问。我尽量客气，也尽量简短地回答，因为我已决定不向福斯科伯爵谈出心里的话。可是劳娜却无意中帮着他从我口中套出了消息，她也向我打听，而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回答她，否则就像是在不伦不类地为珀西瓦尔保密似的。结果呢，不到大约十分钟，有关凯瑟里克太太的事，以及她女儿安妮与我们发生奇怪联系的经过，从哈特赖特遇见她起，直到现在，凡是我所知道的伯爵都知道了。
从某一点看来，我的话对他所起的影响是很奇怪的。虽然他和珀西瓦尔爵士十分亲密，并且看来和珀西瓦尔爵士的私事一般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有关安妮·凯瑟里克的真实情况，他肯定和我同样不明底细。于是我觉得，这个不幸的女人尚未被揭露的秘密现在倍加可疑了，因为我深信这件事的线索甚至被珀西瓦尔爵士瞒过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伯爵急切地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那种十分好奇的表情是不可能被误解的。我知道好奇有多种，但是只有那种茫然吃惊的好奇是不容误解的：如果说我生平看过那种好奇的表情，那就是在伯爵脸上看到的。
我们大家就这样一问一答地穿过了种植场，一路闲步回来。一走近宅第，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它前面停着珀西瓦尔爵士的狗车，马已经套好，马夫穿着工作服候在旁边。从这一意料不到的情景看来，珀西瓦尔爵士对管家的盘问已经产生了重大后果。
“好一匹骏马，我的朋友，”伯爵十分亲热讨好地对马夫说，“你赶车出去吗？”
“我不去，爵爷，”那人回话时瞅着自己的工作外套，他明明是在猜测，这位外国绅士会不会把他穿的工作服当作了号衣。“我家老爷自己赶车。”
“啊！”伯爵说，“他会自己赶车？有你给他赶车，他何必自己费事呢。今儿他不会让这匹油光闪亮的骏马跑远路，累坏了它吧？”
“我不知道，爵爷，”那人回答。“可是您别瞧它是匹母马，爵爷。它倒是我们家马房里脚力最好的。它叫棕莫利，爵爷，它是永远跑不累的。珀西瓦尔爵爷平常总是让约克的艾萨克跑近路。”
“那么，你这匹油光闪亮、脚力好的棕莫利是跑远路的罗？”
“是呀，爵爷。”
“我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哈尔科姆小姐，”伯爵灵活地旋转身，接着对我说。“珀西瓦尔爵士今儿要出远门了。”
我不答话。从管家口中所听到的，从我眼前所看到的，我自己会作出推断，但不愿意让福斯科伯爵知道我的想法。珀西瓦尔爵士去坎伯兰的时候（我心里想），曾经为安妮的事很远地走到托德家角去向那家人打听。这一回到了汉普郡，他会不会又为安妮的事远远赶到韦尔明亨去向凯瑟里克太太打听呢？
我们一起走进了屋子。大家穿过门厅的时候，珀西瓦尔爵士从书房里迎出来。看上去他面色苍白，样子匆忙紧张，但是，虽然如此，他向我们说话时还是那样彬彬有礼。
“很抱歉，我可要少陪了，”他首先开口，“要赶很远的路——有一件没法耽搁的事。我明儿就会赶早回来，可是，临走以前，我想办好今儿早晨谈的那个小小事务性的手续。劳娜，你到书房里来好吗？这件事不会花很多时间——只不过是做一个形式。伯爵夫人，我可以也麻烦您一下吗？福斯科，我要你和伯爵夫人给签字作证——没其他的事。这会儿就进来把它解决了吧。”
他拉开书房门，让他们往里走，自己跟了进去，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我待了片刻，独个儿站在门厅里，忧虑重重，一颗心狂跳着。后来我登上楼梯，慢腾腾地向楼上我房间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