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新婚的时候起，直到故事的结束，我的叙述就像滔滔流水，一泻千里。
两个多星期后，我们三人回到伦敦；这时，即将发生的一场斗争，像阴影般悄悄向我们移近。
玛丽安和我，都当心着不让劳娜知道我们为什么匆忙赶回来——那是为了必须确保不要让伯爵逃走。当时是五月上旬，他林苑路住宅的租赁将于六月里期满。如果他延长租期（我预料他会延长租期，以下即将说出我的想法），我们就可以确信他不会逃走。然而，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也会趁人不防离开这个国家，所以，为了要和他亲自较量，我仍须尽可能抓紧时间，准备好一切。
我完全陶醉在新婚的欢乐中，原来的决心有时候就有点儿动摇。我不禁想到，既然已经实现了最大的理想，赢得了劳娜的爱情，是不是应当安于现状呢。我首次感到心虚胆怯，想到这件事多么危险，形势对我多么不利，我们的新生活将来多么美满，而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幸福又会冒多大的风险。可不是，这里我坦白地说出了心底的话。在这一段短暂的时期里，在甜蜜的爱的陶醉中，我逐渐远离了自己在较艰苦的考验与较黑暗的日子里一心向往着的那个目标。是劳娜完全在无意中引着我离开了那条崎岖的道路；但是，后来仍旧是劳娜完全在无意中又将我引回到那条路上。
有时候，在神秘的睡眠状态中，她仍会颠三倒四地梦见过去那些可怕的事情，那些清醒时完全无法记忆的事情。一天夜里（那时我们婚后刚两星期），她正睡熟，我留心注视，看见她合着的眼睑里慢慢地溢出泪水，听见她正在低声咕哝，这说明她又梦见了离开黑水园府邸的那一次不幸的旅程。她在宁静的睡眠中从下意识里发出的呼吁，听起来是那么感动人，那么可怕，就像火一般在我心里烧灼着。第二天我们回到伦敦——从这一天起，我十倍地加强了我原来的决心。
我首先需要了解那个人的底细。直到现在为止，那个人真实的身世对我仍然是一个无法窥破的谜。
我开始研究我已经掌握的那些为数极其有限的材料。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写的那份证明材料虽然很重要（那是去年冬天玛丽安按照我的意思叫他写的），但实际上对我现在要达到的特殊目的毫无帮助。读着这篇证明材料，我又想起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向我透露，伯爵如何使用一系列欺诈手段，将安妮·凯瑟里克骗到伦敦，并利用了她去实现那个阴谋。然而，即使是在这方面，伯爵也没留下任何破绽；即使是在这方面，我实际上仍抓不住他的把柄。
我又去研究玛丽安在黑水园府邸写的日记。经我要求，她又读给我听了其中的一段，记的是当初伯爵如何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如何发现了几件有关伯爵的事。
我指出的那段日记，描绘了伯爵的性格和外貌。她在描写中说“他多少年来一直没回祖国”；说“他急切要知道有哪个意大利人住在黑水园府邸附近镇上”；说“他收到贴有各种奇怪邮票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上面盖有像官印似的大图章”。按照她的想法，他之所以长期离开祖国，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流亡犯。然而，她又无法解释他怎么会收到从国外寄来上面盖有“像官印似的大图章”的信，因为，一般国外邮局是不会那样把信件从大陆寄给政治流亡犯的。
听完了日记里记的事，产生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引起了一些猜测，最后我得出了一个以前不知怎么从未想到的结论。劳娜从前在黑水园府邸曾经对玛丽安这样说，福期科夫人在门外偷听到里面的人这样说，而我现在也在对自己这样说：伯爵是一个间谍！
劳娜用这句话形容他，是脱口而出的，是因为一时恼恨他不该那样对待她。我用这句话形容他，是经过考虑的，是因为相信他干的就是间谍的勾当。
从这一假想出发，我就不难理解：既然阴谋已经达到了目的，为什么过了这么多日子，他仍这样神秘地留在英国。
我现在叙述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一年，正值著名的水晶宫展览会在海德公园开幕。【注】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英国，还有更多外国人陆续到达。这些人的政府，一向怀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派了密探进入我国，悄悄地跟踪他们。我从来没把像伯爵这样具有特殊才能与社会地位的人猜想成为一个普通的外国间谍。我怀疑他拥有权力与地位，受到本国政府的信任，在我国组织和指挥一批特别雇用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都是为他们本国政府进行秘密活动的；我还相信，那样凑巧地被他找到黑水园府邸里来当看护的吕贝尔夫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工作人员。
【注】英国的“大展览会”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在海德公园开幕。其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四年，用原展览会建筑材料造了一所玻璃与钢铁的大厦，号称“水晶宫”。
假定我这一想法属实，那么伯爵的防卫就要比我前此料想的更容易攻破。但是，我向谁去打听，才能对这个人过去的历史和他一般的现状掌握更多的材料呢？
在这关键时刻，我当然想到，如果有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伯爵的同乡，那人也许最能帮助我。在这情形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唯一熟悉的一个意大利人，也就是我那位古怪的矮子朋友帕斯卡教授。
教授已经很久不在故事中露面，读者们可能已经完全把他忘了。按照我说故事的准则，其中有关的人物只是在故事涉及到他们时才出现，他们的上下场并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偏爱，而是根据他们是否和所要叙述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由于这一原因，不但帕斯卡，即便是我母亲和妹妹，也没在故事中再次出现。有关我如何去到汉普斯特德小屋；我母亲如何被那阴谋诡计所惑，不肯承认劳娜是真的；我如何试图消除她和妹妹的成见；她们如何对我因爱生妒，固执已见；我如何扭不过她们的偏见，在痛苦和不得已的情况下隐瞒了我的婚事，准备等她们知道如何正确对待我妻子时再向她们宣布这件事：所有这一切家庭琐事，由于与故事的主要情节无关，我都不曾一一交代。虽然当时我也曾为了这些事增添焦虑，在失望中更感痛苦，然而，在故事的不断发展中，我却无情地把这些事省略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叙述中也不曾谈到：我突然离开利默里奇庄园后，如何从帕斯卡对我的友情中获得了安慰。也不曾追记：我启程去中美洲，这位热心的矮子朋友去码头和我诀别时，如何对我表示忠诚；我再一次在伦敦和他相会时，他又是如何感到高兴。那么，既然我相信回来后可以获得他的协助，照说他早就该在故事中重新出现了。然而，尽管我知道他在忠诚和勇气方面都绝对可靠，但是他在小心谨慎方面却使我不大放心；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我才单独进行我的调查工作。现在读者们总可以完全理解：虽然帕斯卡至今与故事的进展没有关系，但是他对我和我的利害问题却始终有着联系。一如既往，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最讲义气的忠实朋友。
我在找帕斯卡协助之前，还得亲自见一见我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福斯科伯爵这个人。同劳娜和玛丽安回到伦敦的第三天，我早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独自去圣约翰林区林苑路。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因为有好几个小时可以供我自由支配，所以我想，只要多等候伯爵一会儿，他总会出来的。我不必过份担心他会在白天里认出了我，因为我只有一次被他看到，而那次他是在黑夜里尾随我回家的。
没人在那幢房子前面的窗口出现。我走到路拐角，从侧面绕过了那幢房子，向花园的矮墙里边张望。底层后边的一扇窗打开了，窗口挂着一张网。
我没看见什么人，但是听到屋子里传出来的声音：首先是尖锐的口哨声和鸟儿的歌唱声，接着就是我在玛丽安的描写中所熟悉的那洪亮的谈话声。
“出来，停在我小指头上，我的宝贝儿！”一个人大声音说，“出来，跳上楼梯！一，二，三——向上跳！三，二，一——向下跳！一，二，三——啾—啾—啾，叫！”
伯爵正在调驯他的金丝雀，记得玛丽安在黑水园府邸里时，他就是这样经常调驯这些鸟儿。
我等候了一会儿，鸟鸣声和口哨声静息了。
“过来呀，吻我呀，我的小宝贝儿！”低沉的声音说。这时只听见一片叽叽喳喳的回应声，一阵柔和的低笑声，接着是一两分钟的沉寂，最后就听见有人开门。我转身向回走。这时洪亮的低音唱出了罗西尼《摩西》中的祷词，庄严雄伟的曲调逐渐响彻宁静的郊区。前面花园门打开了又关上。伯爵出来了。
他穿过大路，然后向摄政公园的西边走去。我继续沿着我这边的人行道走着，稍许落在他后面，也朝那个方向前进。
我已经从玛丽安口中知道，这个人身材高大，特别肥胖，穿着惹人注目的丧服；但是我还不知道他是这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充满了活力。虽然已六十岁了，但看上去他刚四十出头。他一路闲荡过去，帽子略微歪在一边，踏着轻快的步伐，挥着他那根大手杖，向自己哼着什么曲调，不时露出高傲自满的微笑，看望路边的房屋和花园。如果这时有一个外乡人，听说附近一带地方都是这个人的财产，大概也不会感到奇怪吧。他始终没回过头来望一下，看来他并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路边那些在他身旁走过的人，只是偶尔向遇到的几个保姆和孩子露出安闲、慈祥、愉快的神情，装出微笑的样子。
就这样，他引着我前进，最后一起到了公园西边路上一排店铺前面。
他在这里一家糕点铺门口停下，走进店去（大概是去定购糕点吧），紧接着就拿着一只果馅饼走出来。一个意大利人正在店门口演奏手摇风琴，风琴上坐着一个干瘪瘦小的猴子。伯爵停下来，咬了一口饼，然后一本正经地把剩下的递给了猴子。
“我可怜的小家伙！”他说，亲切中透出滑稽的神情，“你好像饿了。让我以人道主义的神圣名义，请你吃顿午饭吧！”演奏风琴的人，瑟缩可怜地向这位陌生的慈善家讨一便士。伯爵轻蔑地耸了耸肩就走开了。
我们到了新大街和牛津街之间那几条马路上更有气派的商店门口。伯爵又停下，走进了一家橱窗里悬有精修光学仪器广告的小眼镜店。稍停，他又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只看戏用的望远镜，朝前走了几步，停下来看贴在一家乐器店外面的歌剧海报。他仔细地看了那张海报，考虑了一下，然后唤住了一辆驶过他身旁的空马车。
“歌剧院票房，”他对车夫说，接着就乘车走了。
我穿过了大街，也去看那张海报。海报上预告的是：《卢克雷齐亚·博尔季亚》【注】订于当天晚上演出。伯爵手里拿着望远镜，仔细地看那海报，又那样吩咐车夫：这一切说明他是准备看戏去了。我早就认识一位在那家戏院里画布景的画师，现在可以去托他为我和一个朋友各弄一张正厅后座的戏票。我和另一个人同去，至少可以有机会在观众中很容易地看到伯爵。这样，那天晚上我就能确定帕斯卡是不是认识他的这位同乡了。这样考虑后，我立即决定如何利用那天晚上的时间。我拿到了戏票，回来时在帕斯卡的寓所里留下一张条子。七点三刻，我去邀他一同看戏。我的矮子朋友，钮扣眼里插一朵节日的鲜花，腋下挟着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望远镜，他高兴极了。
【注】意大利作曲家东尼泽蒂（1797—1848）写的一出歌剧。
“收拾好了吗？”我问。
“好了——都——好了。”帕斯卡说。我们向戏院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