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法院胡同吉尔摩与基尔联合事务所，一路上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就在我的名片被递进去给基尔先生的那会儿工夫，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深悔早先没考虑到的事。根据我从玛丽安的日记中获得的那些材料，我相信福斯科伯爵已经偷看了她在黑水园府邸写给基尔先生的第一封信，并由他妻子截下了第二封信。因此，他已经知道了律师事务所的地址，而这就必然会联想到：劳娜逃出疯人院后，如果玛丽安需要找人出主意帮忙，她会再去请教基尔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胡同的事务所将成为他和珀西瓦尔爵士首先需要监视的地方；如果他们选择的密探仍旧是我离开英国前跟踪我的人，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知道我回国的事。刚才我只想到会在街上被他们认出来的一般可能，但是直到现在才考虑到与事务所有关的特殊危险。现在已经为时过晚，再来不及补救这一不幸的疏忽，只懊悔不曾事先和律师安排一个私下会晤的地方。当时我只能这样决定：离开法院胡同时要当心，无论如何不能直接回家。
我等候了几分钟，然后被领进基尔先生的私室。他是一个面色白皙、身体消瘦的人，样子沉着冷静，目光锐利逼人，说话声音非常低沉，脸上毫不流露情感，好像他对陌生人不会轻易表示同情，他那职业性的安祥态度根本不容易被人搅乱。要达到我的目的，看来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他更适合于协助我的人。只要他肯作出决定，那决定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
“在开始谈我这次前来求教的事情之前，”我说，“我必须先让您知道，基尔先生，这件事无论我怎样简短地叙述，它也得占您一些时间。”
“谈哈尔科姆小姐的事，完全可以占用我的时间”，他回答。“凡是涉及到她的权益的事，我在公私方面都可以代表我的合伙人。我的合伙人暂停执行业务的时候，曾经这样吩咐过我。”
“请问吉尔摩先生现在在英国吗？”
“不在英国，他和他的亲戚住在德国。他身体已经好一些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们刚开始寒暄时，他就在面前一些文件中寻找什么，这会儿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封密封的信。我以为他要交给我了，但是他显然改变了主意，又把信摊在桌上，然后在椅子里坐好，静静地等着我说话。
我不多费时间去扯开场白，就直接谈到正题，把前文所述的那些事全都告诉他了。
他虽然是位老练的律师，但是在震惊之下也失去他那职业性的镇定。我还没全部说完，他已经无法掩饰惊疑的神情，几次要打断我的话。但是我只顾说下去，而且刚把话说完，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了那个重要问题：
“您是什么看法，基尔先生？”他非常慎重，没恢复镇定前不肯答复。
“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他说，“我必须先提几个问题，澄清某些疑点。”
他提出了问题，一些表示怀疑和不相信的尖锐问题，这时他明明认为我这人是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哈尔科姆小姐曾经向他介绍，他甚至会疑心我是在玩弄一个狡猾的骗局。
“您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吗，基尔先生？”等他盘问完了我这样说。
“只要您本人相信那些是事实，我就肯定您说的是实话，”他回答。“我十分尊敬哈尔科姆小姐。因此完全有理由尊敬她相信可以参与这类事的一位绅士。再说，为了礼貌关系，为了避免争论，我甚至可以进一步承认：对哈尔科姆小姐和您来说，格莱德夫人仍旧活着这件事已被证实。但是，您到我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合乎法理的观点。而作为一个律师，单说作为一个律师，我有责任指出，哈特赖特先生，您提不出丝毫证据。”
“您这话说得未免太重了，基尔先生。”
“我还要说得清楚一些。有关格莱德夫人死亡的证明，看来是明确的，是完备的。有她姑母的陈述，证明她到了福斯科伯爵家里，她发了病，她死了。有医生的诊断书，证明她是死了，并说明她是在正常情况下死的。利默里奇村里的殡葬是事实，坟墓上的碑文是凭证。您现在要把这一切都推翻。
可是，您能提供什么事实为您的一方辩解，证明那已死和埋葬了的人不是格莱德夫人呢？再让我们全部审查一下您陈述中的要点，看看它们说明了一些什么。哈尔科姆小姐到了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女病人。据说，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一度曾经从疯人院里逃出去；据说，今年七月里被收进疯人院的那个人，是用安妮·凯瑟里克的名字被送回去的；据说，送她回去的那位绅士曾经警告费尔利先生，说她发疯的时候会冒充他已故的侄女；据说，她在疯人院内确实一再声称自己是格莱德夫人（但那里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话）。这些都是事实。您有什么证据可以驳倒这些事实？哈尔科姆小姐认那个女人是妹妹，但是此后的一连串事实已否定和驳倒了这种想法。哈尔科姆小姐可曾向疯人院院长证明她的确认出了妹妹的身份，然后采取符合法律手续的方式让她出院吗？没有，她是秘密买通了一个护士，让她逃了出来。而当这个病人以这种违法的方式出了院，被带去见费尔利先生的时候，费尔利先生认出她来了吗？他可曾对他侄女的死有过丝毫怀疑吗？没有。仆人们认出她来了吗？没有。她被留在附近地方，以便证明自己的身份，并进一步经受检验吗？没有；她被悄悄地带往伦敦。就在那时候，您也认出了她——然而您并不是她的亲属，甚至不是她家的旧交。仆人们否定了您的看法；费尔利先生否定了哈尔科姆小姐的看法；而所谓‘格莱德夫人’的话又前后矛盾。她说她在伦敦的某一家过夜。您的证明里又说她没有去过那家；而您自己也承认，由于她头脑不清楚，您不能让她在任何情况下经受询问，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了节省时间，我这里就不去谈其他琐碎细节了；现在请问，如果这件案子送到法院里去审理——进行审讯的陪审团要求一切应以合理的证据作为判案依据，那么，您的证据呢？”
我只好先等自己恢复了镇静，然后再回答他的话。这是一个局外人首次根据他的观点向我谈劳娜和玛丽安的事情经过——首次如实反映了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可怕的障碍。
“毫无疑问，”我说，“您所说的事实，在证明中好像对我们很不利，但是——”
“但是您却认为那些事实一经过您的说明，都可以被推翻了，”基尔先生打断了我的话。“让我把这方面的经验说给您听听吧。如果一个英国陪审团面临选择，或者是受理表面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或者是听信真情需要解释的长篇说明，这时候它一向是不去倾听说明，而是相信事实。比如说，格莱德夫人宣称（为了避免争论，我就这样称呼您所说的那位夫人吧），她曾经在某家人家过夜，而结果证明她并没有在那家过夜。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说明了她的精神状态，从而得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我并不是说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只是说，陪审团宁可相信她说话自相矛盾这一事实，不愿接受您为这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作的任何解释。”
“但是，难道就不可以，”我仍旧坚持己见，“凭了耐心和努力，找到更多的证明吗？哈尔科姆小姐和我还有几百镑——”
他再也不能完全掩饰怜悯的神气，他朝我看了看，摇了摇头。
“现在就从您自己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吧，哈特赖特先生，”他说。
“如果您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和福斯科伯爵的那种看法是正确的（要知道，我本人并不同意那种看法），那么，如果您要收集新的证明，他们就会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跟你为难。在诉讼活动中设置重重障碍，对审讯程序的每一个步骤都强词夺理地进行阻挠——等到我们花完了不是几百镑，而是几千镑，到最后很可能还是输掉了官司。那些根据相貌相似来确定身份的问题，它们本身就是最难判断的——即使不牵涉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案件中这样复杂的关系，它们也是最难解决的。对于现在这样一件离奇的案件，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即使埋葬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的那个人不是格莱德夫人，但是照您所说，她活着的时候和格莱德夫人十分相像，那么，即使办妥手续，请求官府核准，发坟起尸，我们仍旧得不出什么结果。总而言之，没办法打赢这场官司，哈特赖特先生——肯定没办法，没办法打赢这场官司。”
然而我坚决相信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而由于具有坚强的信心，我就改变了争论的焦点，再一次请问他。
“除了确定身份的证明以外，还有其他可以提出的证明吗？”我问。
“在您谈到的情况下，再没有其他可以提出的证明了，”他答道。“在所有的证明中，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是根据日期的比较对照得出的证明，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证明您已经是没法发现的了。如果您能证明医生证明书上的日期和格莱德夫人去伦敦的日期不符，那情形就完全改观了；那我就会第一个说：让咱们起诉吧。”
“那日期还是可以发现的，基尔先生。”
“有朝一日被发现，哈特赖特先生，您就能打赢官司了。如果您现在就有办法发现，请告诉我，让咱们商量一下，看我能给您出点什么主意。”
我考虑了一下。女管家不能帮助我们；劳娜不能帮助我们；玛丽安不能帮助我们。很可能，知道那日期的只有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两人。
“目前我还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确定那日期，”我说，“因为，除了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我再想不出有谁肯定知道那日期。”
基尔先生那张始终保持镇静、聚精会神的脸首次放松，现出笑容。
“我想，您既然对那两位先生的行为抱有那种看法，”他说，“大概也就别想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了吧？如果他们伙同一气，凭阴谋弄到手一大笔钱，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那日期的吧。”
“他们会被强迫着说出来，基尔先生。”
“被谁强迫着？”
“被我。”我们两人都立起身。他比刚才露出了更为好奇的神情，紧盯着我的脸。
我看出，他对我有点儿困惑不解了。
“您主意很坚定，”他说：“对这件诉讼您肯定有私人的动机，但是我不便问您。如果您将来提出诉讼，我将尽力为您效劳。同时，因为诉讼的事总会牵涉到钱财的问题，所以我必须提醒您：即使最后能证实格莱德夫人仍旧活着，我看您也没希望收回她的财产。那个外国人很可能在我们提出诉讼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而珀西瓦尔爵士又欠了一身债，被债务逼得很紧，无论他有多少钱，那些钱也都落到债主手里了。您当然知道——”
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请您别和我谈格莱德夫人钱财的事，”我说，“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仍旧不知道有关格莱德夫人钱财的事——我只知道她已经丧失了她的全部财产。您以为我热衷于这件事，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您有这种想法，也难怪您。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动机永远像现在一样，完全是出于正义——”
他试图阻止我，要向我解释。但是，大概是由于恼恨他不该对我怀疑，所以我不等他往下解释就这样直率地说。
“我为格莱德夫人效劳，”我说，“不会抱有贪财的目的，不会想到私人的利益。她自己出生的老家不再认她，把她赶出来——她母亲的坟墓上刻下了有关她死亡的谎话，可是应当对这件事负责的两个家伙现在都逍遥法外。她的家族必须当着所有参加假葬礼的人重新接她回去。她的家长必须当着大伙吩咐把那句谎话从墓碑上抹掉。那两个家伙虽然能够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必须向我低头认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已经准备献出我的生命。虽然我是赤手空拳，但是，只要有上帝保佑，我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
他退到他的桌子跟前，不再说什么。从他脸上明明可以看出，他认为我已经坠入幻想，失去理智，再规劝我也是无济于事的了。
“就让咱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吧，基尔先生，”我说，“那么只有等将来的事实来为咱们作鉴定了。我非常感谢您这样费神听取我的陈述。您已经向我说明，要采取法律制裁的办法，那绝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不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诉讼费用。单说能够知道这一点，至少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我鞠了一躬，然后走向门口。这时他唤我回去，递给我刚进来时看见他放在桌子一边的那封信。
“这信是前几天寄到的，”他说，“可否请您带回去？同时请您转告哈尔科姆小姐，我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还没能为她尽一点儿力。而我所提的意见，恐怕是她和您同样不高兴听的。”
他说这话时，我瞧了瞧那封信。信封上写的是：“法院胡同吉尔摩与基尔律师事务所转哈尔科姆小姐收”。我完全看不出那是谁写的。
走出屋子时，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您知道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还在巴黎吗？”我问。
“他已经回伦敦了，”基尔先生回答，“昨天我遇见他的律师，至少那律师是这样对我说的。”
听完这句答话，我走了出去。离开事务所，我当心着不要停下来四面观看，以免引起人们注意。我走向霍尔本北面一个最冷清的大广场，接着就突然停下了，转过身去看后面那一条长长的人行道。
广场拐角上有两个人，这时也停下了，他们正在交头接耳地谈话。我考虑了一下，开始向回走，准备从他们身边经过。我走近他们时，一个人躲开了我，从广场拐角那儿拐上一条马路。另一个人仍旧站在原地。我经过他身边时朝他看了一眼，立刻认出他就是我离开英国前监视我的那个人。
如果任性的话，当时我大概会先去找那个人谈话，最后是把他一拳打倒。然而我必须考虑后果。只要我当众做出什么理亏的事，我就会被珀西瓦尔爵士捉住把柄。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以诈术对付诈术了。于是我拐上了第二个人所走的那条路，经过一个门洞子时，看见他正在那里面候着。我以前没见过这个人，我高兴的是，如果以后再遇到什么麻烦，我就可以认出他的面貌了。一经认清了他，我又朝北走，最后到了新大街。我在街上向西一拐（那两个人一直跟踪着我），最后在我知道的一个离马车招呼站不远的地方停下，指望有一辆空着的双轮快车经过那里。过了几分钟，果然有一辆马车驶过。
我跳上车，吩咐车夫快去海德公园。我后面的密探没等上第二辆快车。我看见他们正向街对面飞奔，跑着在我后边追赶，最后才在路上（或者停车站上）碰上了一辆空车。但是我早已抢在他们前头，等到我唤住车夫，走下马车时，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了。我穿过海德公园，在空旷的地方确悉已经无人追赶。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取道回家，那时天已经黑了。
我看见玛丽安一个人在那间小起居室里等候我。她答应劳娜，等我一回来就让我看她的画儿，然后哄着她去睡了。那幅模糊不清的可怜的小画，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的含意却很令人感动，这时被很当心地用两本书斜支在那里，我们仅可使用的一支蜡烛闪着微光，尽其最大的功能照亮了它。
我坐下来看了那幅画，然后悄声告诉玛丽安刚才发生的事。我们和邻室之间只隔着一层薄板，几乎可以听见劳娜的鼾声，我们说话时如果声音稍高，就会惊动了她。
我向玛丽安叙述我和基尔先生会谈的经过时，她始终保持镇静。但是，我接着告诉她。怎样离开律师事务所后被那两人跟踪，怎样获悉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回来，这时她就露出焦急的神情。
“多么坏的消息，沃尔特，”她说，“再没比这更坏的消息了。你没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我还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我回答，一面递给她基尔先生托带的那封信。
她看了看地址，立刻认出那笔迹。
“你认识写信的人吗？”我问。
“我还能不认识他，”她回答，“写这封信的就是福斯科伯爵。”说完这话，她拆开了那封信。读着读着，她的脸就涨红了。后来，她眼中闪出了怒火，递过信来叫我看。信的内容如下：
“我写这封信，高贵的玛丽安，是出于尊重与爱，既尊重您，也尊重我，为了要您保持镇静，这里让我说几句安慰您的话：
“您什么也不用害怕！
“请运用您天赋的才智，永远销声匿迹吧。敬爱的小姐，您就别再冒险抛头露面啦。与世无争的态度是高贵的，那么，就请您抱这种态度吧。家庭中安详宁静的气氛永远是可爱的，那么，就请您享受这种气氛吧。生活中的风暴不会侵犯世外桃源中的安乐窝，那么，您就在那里住下吧，亲爱的小姐，就住在那个安乐窝里吧。
“如果照着我这些话做，我就保证您什么都不用害怕。再不会有灾难来损伤您的感情——您那些感情和我自己的感情一样，有多么宝贵啊。您不会受到伤害；您那可爱的伴侣不会受到追踪。她已经在您心中找到了新的避难所。多么珍贵的避难所啊！我羡慕她，就让她隐藏在那里吧。
“在我暂时停止享受和您谈话的乐趣之前，在我结束这封充满热情的信之前，出于慈父般的关切与怜爱，我最后再一次发出警告：——
“到此为止，别再前进一步；别招惹麻烦；别威胁别人。请不要迫使我采取行动——我这人是说话算数的——只是为了您的原故，我才会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尽情发挥我的威力，运用我的计谋。如果您的朋友当中有大胆冒失的，那么，就请遏制一下他们可怜的热情吧。如果哈特赖特先生回到了英国，您不要和他联系。我走我的路，珀西瓦尔紧跟着我走。有朝一日哈特赖特先生阻碍了我。他就要完蛋。”
信末的签名只有开头的一个字母F【注】，它周围画了一个花样繁复的圈儿。我十分鄙夷地把信扔在桌上。
【注】Fosco（福斯科）开头的一个字母。
“他这是要你害怕，但他明明是自己害怕了，”我说。她究竟是一个妇女，不能和我一样对待这封信。信中侮慢亲昵的口气使她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她隔着桌子望着我，把握紧的拳头放在膝上，脸上和眼中又闪出刚才那种一触即发的愤怒火花。
“沃尔特！”她说，“有朝一日那两个家伙落在你手里，如果那时候必须饶恕其中的一个，你可别饶了伯爵。”
“让我把他这封信藏好，玛丽安，等到那一天，它可以提醒我。”她留心瞅着我，看我把那封信收在我的皮夹子里。
“等到那一天！”她重复我的话，“你谈到将来，能这样有把握吗？今儿在吉尔摩先生的事务所里听到了那些话，后来又遇到了那些事，你还能这样有把握吗？”
“谈到时间，我不把今儿计算在内，玛丽安。今儿我只是在争取另一个人的帮助。我要打明儿计算起——”
“为什么要打明儿计算起？”
“因为打明儿起我要亲自动手了。”
“怎样动手呢？”
“我要搭第一班火车去黑水园。希望当晚就赶回来。”
“去黑水园？”
“是的，我离开基尔先生那里，已经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他的看法有一点和我的相同。咱们必须追查到底，必须确定劳娜上路的那个日期，必须揭露阴谋中那个唯一的薄弱环节，也许，要能证明她仍旧活着，唯一的希望就是发现那个日期。”
“你的意思是，”玛丽安说，“要发现劳娜是在医生证明书上写的死亡日期以后离开黑水园的？”
“一点不错。”
“你怎么会想到，可能是在那个日期以后呢？劳娜自己不能告诉咱们她到伦敦的日期。”
“可是疯人院院长告诉你，说她是七月二十七日被送进医院的。我不相信，福斯科伯爵能把她留在伦敦超过一夜的时间，而始终不让她觉察出四周发生的事情。这样看来，她一定是在七月二十六日上路，一定是在医生证明书上她的死亡日期的后一天到达伦敦的。如果能够获得有关那日期的证明，咱们就可以控告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就能打赢这场官司。”
“哦，哦——我明白了！可是，咱们又怎样才能获得那证明呢？”
“从迈克尔森太太提供的材料中，我想到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第一个办法是：去问那位医生道森先生，因为他一定知道，劳娜离开府邸后，他是什么时候再去黑水园府邸出诊的。第二个办法是：到珀西瓦尔爵士那天夜里独个儿去的那家客栈里打听。咱们知道，他是在劳娜走后几小时离开府邸去那儿的；那样一打听，咱们就能确定那日期了。这些办法至少是值得一试的——我决定明儿就去试一试。”
“如果这一次失败了（瞧我现在老是往坏里想，沃尔特，可是，如果咱们真的遭到挫折，到那时候我又会往好里去想了），如果黑水园那儿没人能帮你忙，那又怎么办呢？”
“可是伦敦有两个人能帮我忙，而且必须帮我忙——那就是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不做亏心事的人很可能忘了那日期，但是他们是干那罪恶勾当的，他们一定知道那日期。如果在各方面都遭到失败，那我就要逼着他们两个人，或者其中一个人，依着我的意思招认一切。”
我一说到这里，玛丽安脸上就充分显露了女性的本能。
“那要从伯爵开始！”玛丽安急切地压低了声音说，“为了我，要从伯爵开始。”
“为了劳娜，咱们必须从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步开始，”我回答。她脸上的红晕又淡下去，她忧郁地摇摇头。
“是呀，你的话对——”她说，“我刚才那样说是可耻的。我要更有耐心，沃尔特，现在我已经比从前快乐的日子里更能克制自己了。但是，我还是带有一点老脾气——一想到伯爵，那老脾气就是会复发！”
“审判迟早会轮到他的，”我说，“但是，要知道，暂时咱们还不能在他生活中抓到什么把柄。”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让她恢复了镇静，然后把我的话说到了点子上——
“玛丽安！咱们都知道，珀西瓦尔爵士的生活中倒有一个可以抓住的把柄——”
“你指的是那件秘密？”
“是的，就是那件秘密。那是咱们唯一可以稳稳地抓住他的把柄。要迫使他不能再保全自己：要公开暴露他的罪行，再没其他办法，只有在这方面着手。为什么珀西瓦尔爵士谋害劳娜的时候会对伯爵言听计从，这除了谋财，还有另一个动机。你听到他对伯爵说，他相信妻子所知道的事能毁了他吗？你听到他说，只要安妮·凯瑟里克的秘密一暴露，他就要完蛋吗？”
“是呀！是呀！我听到。”
“所以，玛丽安，如果咱们所有其他的办法全都失败了，我就要去探听出那件秘密。我仍旧摆脱不掉迷信思想。我又要说，白衣女人仍旧在支配着我们三个人的生活。生活旅程的终点已被指定；咱们正被招引着向它移近——安妮·凯瑟里克虽然已被埋在坟墓里，但她仍旧向咱们指点着那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