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厅里没点灯，但借女仆从厨房里拿上楼去的蜡烛的微光，我看见一个中年以上的女人悄悄地从楼下后房里掩了出来。我走进门厅时，她恶毒地瞥了我一眼，但是一句话没说，也不向我回礼，就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记得玛丽安日记里的描写，肯定这个女人就是福斯科夫人。
女仆把我引进伯爵夫人刚离开的那间屋子。我一进去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伯爵。
他仍旧穿着夜礼服，但已经把上衣扔在一张椅子里。衬衫袖子卷到手腕以上——但只卷到那儿为止。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只绒毡手提包，另一边放着一口箱子。书籍，废纸，衣服，扔得满屋子都是。门旁一张桌上放着我从玛丽安的描写中早已熟悉的那只白老鼠笼。大概这时金丝雀和鹦鹉都在另一间屋子里。他坐在那儿理箱子里的东西，我走进去，他手里拿着几张纸站起来招呼我。显然，他脸上仍旧带着在歌剧院里受了惊的神色。他向我迎上一步，敬而远之地向我让座，这时他那一脸的肥肉都耷拉下来，冷峻的灰色眼睛在偷视中显出警惕，无论是语音或神态中都同样流露出猜疑。
“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先生？”他说，“我实在猜不出那是什么事。”他说这话时带着无法掩饰的好奇神情紧盯着我的脸，我相信他在歌剧院里没注意到我。他先看见了帕斯卡，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开歌剧院，别的东西他显然都没看见。我的姓名肯定使他想到，我上他家里来是抱有与他敌对的目的，然而，到现在为止，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我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
“我很幸运，今天夜里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说，“您好像就要上路了嘛？”
“您要谈的事和我的上路有关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关。”
“在什么程度上？您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您为什么要离开伦敦。”他刷地一下从我身边闪开，锁上了房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你我彼此都是早已久仰大名，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您来到舍下之前，可曾想到我不是那种可以被人愚弄的吗？”
“我想到了，”我回答。“再说，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愚弄您。我来这儿是为了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使您这会儿开了那扇锁上的门，随您对我发表什么意见，或者采取什么行动，我也不会走出去。”
我走到屋子更里边，面对着他站在壁炉前的毯子上。他把一张椅子拖到门口，在它上面坐下，把左臂往桌上一放。这时装有白老鼠的笼子靠近了他，桌子被他沉重的手臂一震动，那些小动物都吓得从它们睡觉的地方向外乱蹿，在漆得很好看的笼丝隙缝里向他张望。
“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几个字的意思也许要比您想象的更为严重哩。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冒出大颗汗珠。他的左手悄悄地在桌子边儿上移了过去。桌边底下是一个装有锁的抽屉，锁眼里插着一把钥匙，他的手指靠近钥匙上边，但是没去扭那钥匙。
“那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吗？”他接着说，“请您把那个原因说给我听听吧，”他一面说一面转动钥匙，打开了锁。
“我有比说出那个原因更好的办法，”我回答。“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看到那个原因。”
“您怎么能让我看到它？”
“您已经脱了上衣，”我说，“现在只要把您左臂的衬衫袖子卷上去，您就可以在那儿看到了。”
他就像我在歌剧院里看到的那样顿时面如死灰。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闪出了恶毒的仇恨光芒。他不说什么。但是，他的左手慢慢地打开了抽屉，轻轻地伸了进去。他正在挪动一件沉重的东西，我看不见，有一会儿工夫只听见里面粗厉地咔嚓响着。但接着就没声音了。此后是一片极度的沉寂，我站在那里可以听见白老鼠轻轻地咬啮笼丝的声音。
当时我的性命已危如累卵，对这一点我很清楚。在那最后关头，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已脉脉相通，我觉出他的手指的动作；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我确切地知道他藏在抽屉里的是什么东西。
“且慢，”我说，“您已经锁上了门——您瞧，我是不会走开的——您瞧，我是赤手空拳的。等一等，我还有句话要说。”
“你的话已经说够了，”他回答，这时突然又显得十分镇定，但神情仍是那样不自然，那样狰狞，即使是更粗暴的举动也不会使我像当时那样感到紧张。“让我想一想。你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吗？”
“也许我能猜出。”
“我在想，”他冷静地说，“我是不是该把这屋子弄得更乱腾一些，让你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
我从他的脸色看出，当时只要我稍微一动，他就会下毒手。
“在您最后决定那个问题之前，”我回答说，“我要请您看看我带来的两行字。”
这一建议好像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点了点头。我从皮夹子里取出帕斯卡收到我信后写的那张回条，伸直了手臂递给他，然后回到壁炉前原来的地方。
他大声读出那两行字：“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不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他会需要你解释这些话，但是伯爵不需要你解释。一看完那回条，他已明白我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清楚得好像我作出决定时有他在我身边一样。他的表情立刻变了，他那只手空着从抽屉里缩出来了。
“我且不锁上我的抽屉，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暂时也不保证我不会让您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然而，即使是对敌人，我也是有一句说一句的——我必须首先承认，您的脑子要比我原来所想象的更聪明。现在就直接说到点子上吧，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要求？”
“有的，而且一定要你答应。”
“有商量余地吗？”
“没有商量余地。”他那只手又伸进了抽屉。
“呸！瞧我们又把话绕回去了，”他说，“你那聪明的脑子又危险了。瞧你说话的口气狂妄得太不像样了。在这里，先生，你说话可要客气一些！除非是你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否则对我来说，把你打死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总要比让你离开了这屋子更少一些危险。要知道，你现在对付的不是我那个倒霉的朋友，你这会儿面对的是福斯科！哪怕需要二十个哈特赖特先生的性命当垫脚石才能达到安全地点，我也会心安理得地、无动于衷地稳步踏过那些石头。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就得尊重我！我要你在重新开口之前先答复我三个问题。你要听清楚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这次谈话有重要意义。你要答复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我有重要意义。”他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
“第一个问题！”他说，“你到这儿来，掌握了一些情报，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拒绝告诉你。”
“没关系——我会查明的。如果那情报是真的——注意，我特别强调如果两个字——那么，你就是在这里利用它做交易，这也许是你本人的诡计，也许是其他什么人的诡计。我的记忆力很不错，我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它将来对我有用处，现在，接下去谈吧。”他举起另一个手指，“第二个问题！你请我看的那几行字下面没有署名。写信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我有充分理由信赖的，也是你有充分理由害怕的。”我的答话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听见他的左手在抽屉里颤抖。
“在钟敲响和信件拆开之前，”他提出第三个问题时，口气温和了一些，“你留给我多少时间？”
“那时间尽够你用来答应我的条件，”我回答。
“给我一个更明确的答复，哈特赖特先生。钟敲响几点？”
“明天早晨九点。”
“明天早晨九点？好嘛，好嘛——你是要在我还没办好签证手续离开伦敦之前，设下捉我的圈套呀。我想，总不至于比那个时间更早吧？我们这就来安排一下：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当人质，在我放走你之前跟你谈判怎样讨回你那封信。同时，要请你谈谈你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知道我的条件。它们很简单，我这就说出来。你知道，我到这儿来是代表谁的利益吗？”
他极度镇定地露出微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右手。
“那么我就试着猜一猜吧，”他含嘲带讽地说，“那当然是一位夫人的利益罗！”
“我妻子的利益。”
他看了我一眼，首次向我露出了毫无虚伪的表情——那是一种十分惊讶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已不再把我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了。他立刻关好抽屉，把双臂交叉在胸口，带着轻蔑的微笑留心听我的话。
“你很清楚，”我接着说，“经过这许多月的调查，我知道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你再也无法向我抵赖。你从事卑鄙的阴谋活动，犯下了罪行。你的目的是把一万镑的财产弄到手。”
他不说什么。但是焦急的阴影突然笼罩了他的脸。
“就把你已经弄到手的给留下吧，”我说，（立刻他脸上又有了光彩，瞪着我的那双眼睛惊奇地张得越来越大。）“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向你讨回那笔钱，我不会那样贬低自己的身份，那些钱已经被你花了，它们是你犯严重罪行的代价——”
“说话客气点儿，哈特赖特先生。你这套假仁假义的玩艺儿，在英国还挺有用，就请你留着给自己和你的同胞们使用吧。那一万镑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留给我太太的遗产。如果你这样看待这问题，我尽可以和你谈一谈。不过，对于一位像我这样风度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太琐碎了。我还是别去提它了。现在就请继续谈你的条件吧。你要怎样？”
“首先，我要你当着我的面，亲自写好并签署一份有关那阴谋的全面交代。”
他又举起他的手指：“第一点！”他计数时一丝不苟地紧盯着我。
“第二，不是单凭个人声明，而是要你提供一份明确的证据，证实我妻子离开黑水园去伦敦的日期。”
“好呀！好呀！我们的要害被你抓住了，”他镇定地说，“还有什么吗？”
“暂时没有了。”
“好！你提出了你的条件，现在就来听听我的条件吧。一般说来，承认参与了你所谓的‘阴谋’，由此承担的责任也许要比叫你死在那壁炉毯子上应负的责任更轻一点儿。那么，就这样讲定了吧：我接受你的提议——当然，那必须根据我的条件来接受。你要我交出的材料可以照写，那明确的证据也可以为你提供。大概，你要的是我那位不幸的朋友通知我他妻子到达伦敦的日期和钟点，要的是他署了名和注有日期的那封亲笔信，好让你用来做证明吧？我可以给你那封信。我还可以介绍你去找那个出租马车给我的人，那天派车去火车站接我那位客人的人——即使给我赶车的那个马车夫已经无法回忆，但是那个人的马车出租登记簿也可以让你证实那个日期。这些事我都能够办到，而且，我也愿意办到，只要同意我提出的条件。现在就让我把我那些条件列举出来。第一个条件！福斯科夫人和我应不受你的任何干扰，随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离开这里。第二个条件！你必须和我等候在这里，等候我的代理人明天早晨七点钟来料理我的事情。你要出一张条子给那个为你保管密封文件的人，由我的代理人把它取回来。你要等候在这里，一直等候到我的代理人把那信件原封不动地交在了我手里，然后你还要给我整整半个小时，让我们离开这所屋子——等到过了这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恢复行动自由，随便去到哪里。第三个条件！因为你干涉了我的私事，并且胆敢在谈话中向我使用那种语言，所以，作为一位绅士，我要你接受挑战。一等我平安到达大陆，我就要亲笔写一封信给你，指定一个时间和国外的一个地点：那封信里将附一条恰巧和我的剑一样长的纸带。以上是我的条件。现在告诉我：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他那当机立断的魄力，深谋远虑的狡猾，欺诈浮夸的语言：这一切罕有的表现，使我在片刻之间张慌失措，然而，那只是片刻之间而已。当时我必须考虑，为了能证明劳娜的身份，我是不是应当让这个剥夺了她身份的恶棍逍遥法外呢。我的妻子被当作骗子赶出了她的出生地，我要使她在那里重新获得承认，我要使那一条至今仍玷污着她母亲墓碑的谎言被当众抹掉：我知道这一动机并不含有任何邪恶的感情，它比我最初杂有复仇思想的动机更为纯洁。然而，我不能断言，当时左右着我的思想斗争的是否仅仅是这些道德信念。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是这时我想起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死。
多么可怕呀。命运之神，就在那最后片刻，从我软弱的手中夺走了我复仇的机会！我是一个凡人，我不能预卜未来，那么，凭哪一点能够断定，这一个人虽然在我手下漏了网，就一定能逃脱惩罚呢？我之所以会转到这些念头，也许是由于本人迷信，也许并不是由于迷信，而是出于一种更高尚的信念。
我终于已经捉住了这个人，然后，要我再自动地放走了他，这可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仍然要强制着自己这样做。说得更清楚一些，我决定一切都要为了劳娜，为了真理，要服从自己认为是更崇高的这一动机的指导。
“我接受你的条件，”我说，“但是我有一个保留条件。”
“什么保留条件？”他问。
“是有关那密封信件的事，”我回答，“我要你一收到那封信，就当着我的面原封不动地给毁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只是为了防止他把我的亲笔信带走，作为我和帕斯卡通信的证据。虽然我明天早晨把那地址告诉他的代理人后，他也必然会发现我通信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要利用这一发现，单凭本人的声明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那样我就完全不必为帕斯卡担心了。
“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两分钟后回答，“这件事不值得争论，我一收到那信就毁了它。”
他刚才一直坐在我对面椅子里，这时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好像一下子已经全部摆脱了我们这次谈话对他精神上的压力。
“噢！”他舒畅地伸直了胳膊大声说，“战争只有在它进行的时候是激烈的。请坐吧，哈特赖特先生。等到将来再见面的时候咱们又是死敌，但是现在，作为高贵的绅士，咱们暂时仍旧以礼相待吧。请允许我唤我的妻子。”
他打开锁了的房门。
“埃莉诺！”他扯着粗嗓子叫唤。
那个满脸阴险神情的女人走了进来。
“这是福斯科夫人，这是哈特赖特先生，”伯爵落落大方地给我们介绍。“我的天使，”他接着对妻子说，“这会儿你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可是，能不能抽点儿空给我烧一些浓浓的可口的咖啡？我要给哈特赖特先生写一点儿东西，所以，要充分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可以发挥我的能力。”
福斯科夫人两次鞠躬：一次是对我，显得很冷峻；一次是对她丈夫，显得很柔顺；然后轻快地走出了屋子。
伯爵走到窗口写字台跟前，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几刀纸和一束鹅毛笔。他把笔扔得满桌子都是，以便使用时随手就能拿到，然后把纸裁成一叠狭长的稿纸，就像职业作家为发排而写稿时所用的那种。
“我要写成一份很精彩的证明文件。”他扭过头来对我说。“我很熟悉写作的习惯。在智力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成就就是精于组织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长！我就具有这种特长。您呢？”
咖啡送来之前，他一直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向自己哼着曲调，每逢思路遇到什么问题，就用手掌拍打脑门子。虽然我使他陷入困境，但他反而急于利用这一机会来满足他的虚荣心，恣意炫耀他自己。我对这种狂妄的态度不禁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我从心底里厌恶这个人，然而，对他性格上那种惊人的毅力，哪怕是表现在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我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动。福斯科夫人端进来咖啡。他吻了她的手，表示谢意，然后把她送到门口；走回来后，他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把它端到写字台上。
“您来点儿咖啡吗，哈特赖特先生？”他就座前说。我谢绝了。
“怎么！怕我毒死您吗？”他嘻笑着说，“人家都说英国人的智力健全，”他接着说，一面在桌子跟前坐好，“可惜它有个严重的缺点：老是在不必要的地方显得过份地小心。”
他蘸了墨水，把第一张纸在面前摆好，用拇指把它揿在桌上，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写起来。他写得很快，笔下发出嚓嚓响声，字又大又潦草，行与行之间空得很宽，因此，从最上边一行开始，肯定不到两分钟就写满了一页。每写完一张纸，标上页码，他就把那张纸从肩头向后面扔在地上。第一枝笔写秃了，就把那笔也从肩上扔出去，接着就赶紧从散放在桌上的笔当中抓起了第二枝。一张纸又一张纸，十几张，几十张，上百张，都从他两面肩头上飞出去，最后稿纸像雪片似的堆满了他椅子四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我坐在那里看，他坐在那里写。他从不停顿，除了偶尔喝上一口咖啡；而等到咖啡喝完，则不时拍一拍脑门子。钟敲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稿纸继续向他四周飞出去；笔仿佛不知疲倦地、一刻不停地嚓嚓响着从稿纸上端写到底下，后来，乱糟糟的白纸在他椅子四周越积越厚了。到了四点钟，我只听见他的笔突然咔嚓一响，那是他在签的名后面画了个花式。“好啦！”他大声说，轻捷得像一个年轻人那样跳了起来，眼睛紧瞅着我，露出得意洋洋的笑。
“完稿了，哈特赖特先生！”他说，一面抖擞精神，咕咚一声在宽阔的胸口捶了一拳。“这篇东西我写得非常满意，您读了会非常吃惊。材料全部写完，但是福斯科的精力并没用尽。我还要把草稿整理修改一下，然后特地读给您听一遍。这会儿刚敲四点。好极了！四点到五点，整理、修改、宣读。五点到六点，让我小睡一会儿，恢复一下精神。六点到七点，作好最后准备。七点到八点，安排好代理人要做的事，处理掉那密封信件。八点钟上路。瞧我的预定计划！”
他盘腿坐在地板上的稿纸当中，用一只锥子和一根细绳把它们串在一起，然后进行修改，在第一页的上端写了他的许多称号和获得的勋章，把材料大声读给我听，一面像演戏般加强一些字的口气，作出种种手势。有关这篇证明文件，读者不久就可以对它作出定评。这里我需要说的是，他满足了我的要求。
接着他给我写了出租马车的人的地址，并交给了我珀西瓦尔爵士的信。那封信是七月二十五日从汉普郡寄出的，它说“格莱德夫人”将于二十六日启程去伦敦。所以，就在医生为她出死亡证，证明她已在圣约翰林区去世的那一天（二十五日），珀西瓦尔爵士的信中却说明她仍旧活生生地待在黑水园府邸里，而且是第二天才上路！将来等我从出租马车的人那里获得证明，证实那次旅程，那时所需的一切证据就齐备了。
“五点一刻，”伯爵看了看他的表，“现在该是我睡觉养神的时候了。您大概注意到我的模样很像拿破仑大帝吧，哈特赖特先生，我还能够随意控制睡眠，在这方面也很像那位不朽的人物。请原谅我。让我把福斯科夫人唤来，免得您一个人闷坐在这儿。”
我明知道，他要把福斯科夫人唤来，是为了防我趁他睡熟时离开那间屋子，所以我不答话，只顾把他交给我的材料包扎好。
伯爵夫人进来，仍旧显得那样冷酷、苍白、阴狠。
“招待招待哈特赖特先生吧，我的天使，”伯爵说。他给她端了张椅子，再一次吻了她的手，然后走到沙发跟前，三分钟后已经像一个胸怀最坦白的人那样安静、舒畅地睡熟。
福斯科夫人从桌上取了一本书，坐下来，像一个永不忘记嫌隙、决不宽恕别人的妇女那样，用仇恨恶毒的眼光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刚才听了你和我丈夫的谈话，”她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叫你死在壁炉前面的毯子上了。”
说完这话，她就打开了她的书，从那时起直到她丈夫醒来，她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或说一句话。
伯爵张开眼睛，从沙发上坐起，离开他睡着恰巧是一个小时。
“我精神爽快极了，”他说，“埃莉诺，我的好太太，楼上的东西你都收拾好了吗？很好。我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理好这儿的一些东西，再需要十分钟换好上路的衣服。在代理人来到之前，还有什么事需要做的？”他向屋子里四周望了望，一下子注意到那个装有他的白老鼠的笼子，“啊！”他怜惜地大声说，“还有一件需要我割爱的最伤心的事。我天真的小动物呀！我心爱的小宝贝呀！叫我把它们怎么办是好呢？暂时我们无家可归了，暂时我们要不停地流浪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行李带得越少越好。我那只鹦鹉，我那些金丝雀，再有我这些小老鼠：它们的好爸爸一走，再有谁来爱护它们？”他陷入沉思，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刚才他并不曾为了写那份交代感到困难，可是现在，看得出来，却为了如何处理他的小动物这件更重要的事感到无计可施，烦恼起来。经过好一阵子考虑，他突然又在写字台跟前坐下了。
“有主意了！”他兴奋地说，“让我把我的鹦鹉和金丝雀捐赠给这个大都市，让我的代理人用我的名义把它们送给伦敦动物园。这会儿就开好捐赠的清单。”
他开始开清单，口中重复着笔底下不停地写出的句子。
“第一、羽毛美丽绝伦的鹦鹉：它能吸引所有趣味高尚的游客。第二、灵俐活泼无比的金丝雀：它们不但配得上点缀摄政公园的动物园，甚至配得上进入伊甸乐园。此致英国动物学学会。福斯科赠。”
笔又咔嚓一响，他在签名后面画了个花式。
“伯爵，你没把老鼠写上嘛。”福斯科夫人说。他离开桌子，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
“人类的决心，埃莉诺，”他一本正经地说，“都有它的限度。在单子上写了那些，我的决心已经达到了它的限度。我舍不得我的白老鼠啊。原谅我吧，我的天使，上楼去把它们搬进那个旅行用的笼子里吧。”
“多么可爱的仁慈心肠啊！”福斯科夫人赞美她丈夫时向我最后狠毒地瞪了一眼。她很郑重地拿起鼠笼，走出了屋子。
伯爵看了看他的表。他虽然故作镇静，但是，看见代理人还不到来，就渐渐露出焦急的神情。蜡烛早已熄灭；曙光照进屋子。一直到七点零五分，才听见门铃响，代理人来了。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外国人。
“这位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位是吕贝尔先生，”伯爵给我们介绍。他把代理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像这样一个从脸上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出他是外国间谍的人）拉到屋角里，关照了几句，然后让我们两人留下。一剩下我们两人，“吕贝尔先生”就很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差遣他。我写了两行字给帕斯卡，请他把我那个密封信件“交来人带下”，然后注上姓名地址，递给了吕贝尔先生。
代理人守着我，一直等到他的委托人换好旅行装走下楼来。伯爵不立即打发他走，先仔细地看了看我信上的姓名地址。
“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向我露出一副阴险的神气，从这时起他的态度又变了。
他收拾好东西，然后坐下来查阅一幅旅行指南图，边查边把一些事项摘录在笔记簿里，不时焦急地看他的表。他没再向我说什么。知道上路的时间临近，再加已经亲自证实我和帕斯卡之间建立的联系，他显然正在认真考虑为远走高飞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
八点钟还差一点儿，吕贝尔先生拿着我那封不曾拆开的信回来了。伯爵仔细地看了上面的姓名住址和密封，点燃一支蜡烛，把信烧了。
“我履行了我的诺言，”他说，“但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件事并未到此结束。”
代理人刚才让他乘回来的马车停在门口，这会儿正和女仆忙着搬行李。福斯科夫人从楼上下来，脸上严严地蒙着面纱，手里提着旅行用的鼠笼。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连正眼也不朝我看。她丈夫护送她上马车。
“等会儿跟我到过道里去，”他悄声对我说，“我临别时要和您谈几句。”
我走到门口，代理人站在台阶下面前花园里。伯爵独自走回来，把我拉过去几步，到了过道里。
“记住了那第三个条件！”他压低了声音说，“您会收到我的信，哈特赖特先生，我会比您预料的更早向您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绅士决斗。”这时他出人意外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门口，但接着就停下了，又向我走回来。
“还有一句话，”他带着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气对我说，“我上次见到哈尔科姆小姐，看上去她很瘦弱。我非常关心这位可爱的女性。要当心照护好她，先生！我诚心诚意、严肃认真地恳求您：要当心照护好哈尔科姆小姐！”他向我说完最后这几句话，把那肥大的身躯挤进了马车，车开动了。
代理人和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目送着他去远了。就在我们俩站在那儿的时候，后面不远的路拐角上出现了另一辆马车。那辆马车朝刚才伯爵的车所走的方向驶去，经过这所房子敞开着的花园门时，一个人从车窗里向我们张望。又是歌剧院里的那个陌生人——那个左边面颊上有疤痕的外国人！
“请您和我在这儿再等候半小时，先生！”吕贝尔先生说。
“好的。”我们回到起居室里。我不愿意和这代理人聊天，更不高兴让他跟我谈话。
我取出伯爵交给我的那份材料，开始阅读这人亲笔叙述他所策划和进行的可怕的阴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