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那里时心里想，虽然凯瑟里克太太不肯与我合作，但是她无意中却帮助我向前迈进了一步。我刚要拐向广场外面，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关门。我回过头去一看，只见一家门口台阶上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小矮子，不用说，那是凯瑟里克太太寓所靠我这面的隔壁一家。那人毫不怠慢，早已准备好要去的方向。他急速向我站的拐角这面走来。我认出他就是律师事务所的那个雇员。记得我去黑水园的时候，他曾经先一步赶到那里；后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参观那府邸时，他又试图寻衅，要和我吵闹。我停留在那里，要看他这一次是否准备走近我跟前和我攀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继续急速朝前走，甚至走过我身旁时都没朝我看一眼。他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激起了我的好奇，也可以说是引起了我的疑心，我决定继续留心监视他，要知道他这会儿究竟是在干什么。于是，也不顾被他发现，就跟着他走过去。他始终不回头看，一直引着我穿过街道，走向火车站。
那时火车刚要开动，两三个迟到的旅客正挤在售票处的小窗口。我走到他们身边，清清楚楚听到律师事务所的雇员要买一张去黑水园站的车票。我断定他确是搭那班火车走，然后我自己就离开了车站。
我对刚才耳闻目睹的情况，只能作出一种解释。毫无疑问，我看见那个人离开了凯瑟里克太太紧隔壁的那一家。大概他是珀西瓦尔爵士派去住在那里的，因为见我这样进行侦察，预料我迟早要到那里去找凯瑟里克太太。刚才他肯定看见我进去了又出来，于是就匆忙搭第一班火车赶往黑水园去报告，因为珀西瓦尔爵士（显然已经知道我所采取的行动）当然要赶往那里去，这样，万一我到了汉普郡，他就可以及时在当地等候着对付我。看来，不用再过多少天，很可能我就要和他交锋了。
不管这些事必然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仍然要继续追求既定的目标，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在珀西瓦尔爵士或其他任何人面前退却。我在伦敦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责任很重，因为必须随时留心我的行动，以防被人发现了劳娜隐藏的地方，可是现在到了汉普郡，我感到轻松多了。在韦尔明亨，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即使我偶尔在什么地方有所疏忽，那立即招来的后果也只不过是影响我本人而已。
我离开火车站时，严冬的暮色正开始降临。看来天黑后要在这样人地生疏的附近一带继续进行侦察，是没有希望取得成功的了。于是，我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叫了一客饭，订了一个房间。一切就绪以后，我就写信给玛丽安，说这次旅程平安顺当，看来颇有成功的希望。我出门的时候，曾经嘱咐她把第一封信（也就是我明天早晨将收到的信）寄到“韦尔明亨邮局”，现在我请她把第二天的信也寄往那里。如果信到时我已离开当地，那将来只需要通知邮局局长，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领到那封信。
时间已经不早，旅馆餐室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受任何干扰，回忆那天下午所做的事。就寝之前，我先从头到尾重温了我和凯瑟里克太太那次不寻常的会谈，并利用现在悠闲的时间核实我那天早些时候匆忙中得出的结论。
老韦尔明亨教堂法衣室，变成了我的思路的出发点，我从那儿开始，慢慢地回想我所听到的凯瑟里克太太的全部谈话，以及我所看到的凯瑟里克太太的一切举动。
克莱门茨太太第一次向我提到教堂法衣室的附近一带，我就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和教区执事的妻子幽会，单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这件事十分离奇，也很令人费解。正是由于我早已有了这一成见，所以我才会不假思索，向凯瑟里克太太提到了“教堂法衣室”——当时，我谈话的当儿，也只是忽然想到了整个事情经过的一个特殊的细节而已。我原以为她听了这话最多显出慌乱或表示愤怒，但是，这几个字一说出口，竟然会把她吓得失魂落魄，这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很久以前就在猜想，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中隐藏着一件凯瑟里克太太所知道的严重罪行，但此后这一想法被我抛开了。现在，这女人突然表现的恐怖，使我直接或间接地联想到这罪行和教堂法衣室有关，使我深信，她不仅是这件罪案的见证人，而且肯定是这件罪案的同谋犯。
这件罪案又会是什么性质的呢？毫无疑问，它除了具有其危险的一面，更有其可耻的一面，否则，凯瑟里克太太听我提到珀西瓦尔爵士的地位和权势，就不会那样重复我说的话，不会那样毫不掩饰地表示轻蔑。这样看来，它既是一件危险的罪案，又是一件可耻的罪案，她参与了这件事，而这件事又是和教堂法衣室有关的。接着，经过进一步思考，我的想法有了新的发展。凯瑟里克太太对珀西瓦尔爵士公然表示轻蔑，那分明还涉及到他母亲的事。她提到珀西瓦尔爵士是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他母亲方面的时候，表示了最恶毒的讥嘲。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看来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因为他母亲出身微贱，或者是因为他母亲名誉上有什么污点，而那件事瞒过了所有的人，只有凯瑟里克太太和珀西瓦尔爵士两人知道。要检验第一种解释的可靠性，我必须查看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结婚登记簿，以便确切地知道她娘家的姓氏和家系，这样才能开始作进一步的调查。
另一方面，如果我所假想的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她名誉上的污点又会是什么呢？记得玛丽安曾经对我谈到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父母亲的事，以及他们俩所过的那种孤独得令人犯疑的生活，这时我不禁问自己：他母亲会不会根本就没结过婚呢？在这一问题上，结婚登记簿至少可以为我提供书面证明，确定我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可是，到哪里去查结婚登记簿呢？这时候我记起了自己以前作出的结论，于是我顺着原来的思路去推想，以前我曾这样想到，隐藏罪行的所在地是老韦尔明亨的教堂法衣室；现在我又想到，登记簿也在那个地方。
以上就是我和凯瑟里克太太会晤的结果；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想法，这些想法一致集中到了一点，这一点决定了我明天的行动方向。
那天早晨，层云密布，天色阴沉，但是没下雨。我把旅行袋留在旅馆里，等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它，先问清楚了路，然后徒步出发，去老韦尔明亨教堂。
大约需要走两里多路，一路上地势逐渐增高。最高的地方矗立着一所教堂；由于经历了悠久的岁月，它已相当陈旧，两边都筑有厚实笨重的扶壁，前面是一个样子怪难看的方楼塔。法衣室连接在教堂后边，另有通外面的门，看上去也是那么陈旧。在建筑物四周，间或还可以看到原来村庄的遗迹，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对我说，他丈夫从前就住在那村庄里，但后来有身份的居民都离开那儿，搬到新建的镇上去了。空下的房子，有的已被拆除，只剩下外面的墙壁；有的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朽败，此外有几所房子里面还住着人，但那些人显然都是很穷苦的。景色很是凄凉，然而，讲到凄凉的程度，即使是这里废墟中最难看的地方，也显得比我刚才离开的新镇更好一些。这里，四处展开了褐色的原野，令人心旷神怡的远景可以供你观赏；这里，树木虽然叶子已经脱落，但至少使景色显得不太单调，还可以让你向往夏季的浓荫。我离开教堂的后面，绕过几间已经拆毁的小屋，想要找一个人问讯，怎样去教区执事住的地方，而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两个人从一堵墙后边溜出来，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两个人当中较高的一个，对我说来是陌生的，他体格魁梧，满脸横肉，打扮得像猎场看守人。另一个就是我在伦敦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那天跟踪我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当时我特别留神注意这家伙，所以这次肯定不会认错了他。
他和他的伙伴并不打算和我搭话，都跟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然而他们到这教堂附近来的动机是明显的。完全不出我的预料，珀西瓦尔爵士已经考虑到我要到这里来。他昨晚接到了我去看凯瑟里克太太的报告，预料我要到老韦尔明亨来，所以派这两个人在教堂附近监视我。现在他采取这样监视我的计划，证明我的侦察方向终于选择对了。
我从教堂附近向前走，到了一所有人居住的房屋前面，房子旁边是一片菜园，一个工人正在菜园里干活。他指点我怎样去教区执事的住所，那是一所相距不远的小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人已走空了的村庄的边上。教区执事在家里，这会儿正在穿他的大衣。这个快乐而和蔼的老人，老是扯着大嗓门把话说个没完，他很瞧不起自己所住的地方（我不久就看出了这一点），同时又因为自己以去过伦敦闻名而沾沾自喜。
“您幸亏来得这么早，先生，”老人听我道出来意后说。“再晚十几分钟，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要去办理一些教区里的事，先生。对于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这可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可是，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腿劲儿仍旧不错！一个人只要一双腿不服老，他还有许多活儿可以干。您也是这样想的吧，先生？”
他边说边从火炉后面一个钩子上取下了他的钥匙，顺手锁上了小屋子的门。
“没人在家给我看门，”教区执事说时露出毫无家室之累的愉快神情。
“现在我的老伴儿已经躺在那面墓地里了，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家了。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您说对吗，先生？可这是一个大的教区——除了我，这儿的工作谁也对付不了。这只有靠学问，我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而且，还不止一点儿。我能说女王的英语【注】（愿上帝保佑女王！）这儿多数人都没有这本领。我想，您是打伦敦来的吧，先生？大约二十五年前，我也去过伦敦。请问，最近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注】城名，在英格兰西南部、为疗养胜地，以温泉著名。
就这样一路闲扯，他把我领到了那教堂法衣室。我四面瞧瞧，看那两个密探是不是还在附近。这时四下里已经不见他们的踪影。大概，一经发现我去找教区执事，他们就隐藏到了什么地方，可以从容自如地监视我下一步的行动。
教堂法衣室的门是用坚固的老橡木制的，门上钉满了很粗的钉子，教区执事把沉甸甸的大钥匙插进门锁时，他那副神情就像是早已知道要遇到一件困难而又不大有把握能克服那困难。
“我现在只好领您打这一面进去，先生，”他说，“因为通教堂的那扇门从法衣室里面反闩上了。否则，咱们倒可以打教堂那面进去。像这样闹别扭的锁也真少有。它这么大，简直可以用来锁牢房门；瞧它老是会被咬住，应当换上一把新的。这件事我至少已经向教堂保管员提了五十多次——他老是说：‘这件事让我来办，’可是他至今也没办。咳，这是一个没人过问的地方。它不能和伦敦相比，您说对吗，先生？天知道，我们这儿的人都在睡大觉！我们就是不能随着时代前进。”
他用钥匙又是扭又是转，沉重的锁终于屈服，他打开了门。法衣室要比我单看外面所想象的大一些。那是一间陈旧的屋子，装椽子的天花板很低，室内光线暗淡，显得阴森森的，并散发着一股霉味。屋子两边，靠近隔壁教堂里边尽头的地方排列着一些沉重的木柜，它们都已蛀坏，由于年久而开裂了。在一口柜子的里边角落里，钩子上挂着几件法衣，可以看见它们露出的底部像乱糟糟的一堆帷幔。法衣下边的地板上摆着三口粗木板箱，箱盖半开半掩，成束的稻草从裂口隙缝里向四面髭了出来。箱子后边的一个角落里堆着积满灰尘的纸张，有的很大，像建筑师的图样那样卷着，有的像是帐单和信件，松松地捆成几叠。以前这间屋子，还有旁边的一扇小窗透亮儿，但后来那扇窗子被砖头堵住，现在改在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这里空气窒闷，透出霉湿味，而由于关闭了通教堂的那扇门，屋子里就更加闷气了。那扇门也是用厚实的橡木制的，上下都从法衣室里面反闩着。
“照说，我们可以把这地方收拾得整齐一些，您说对吗，先生？”快乐的教区执事说，“可是，在这个没人过问的地方，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喏，这儿，单瞧瞧这些粗木板箱。它们在这儿等候运往伦敦——已经等候了一年多了，现在仍旧在这儿堆得满地都是，只要是还钉牢着没散开呀，它们会永远堆在这儿。我说给您听这是什么原故，先生，刚才已经讲过，这里不比伦敦呀。我们这儿的人都在睡大觉。天知道，我们就是不能随着时代前进！”
“这些粗木板箱里是一些什么？”我问。
“是一些讲道坛上的木刻，圣坛上的嵌板，风琴坛上的画像，”教区执事说。“还有十二使徒的木刻画像，连鼻子眼睛都不齐全了。它们破破烂烂，都被虫蛀坏了，边儿上都残缺破损了。跟陶器一样，一碰就碎，先生，它们即使不比这座教堂更老，至少也是同样地老了。”
“为什么要把它们运往伦敦？是送去修补吗？”
“可不是，先生，是送去修补；至于那些没法修补的，就准备用上好木料复制。可是，我的天呀，经费不够，它们只好留在这儿等候捐款，结果呢，没人捐钱。这都是一年前的事，先生。为了讨论这件事，六位绅士在新镇上旅馆里一起设宴。他们发表演说，通过决议，个人签了名，还印发了上千份的宣言书。那是冠冕堂皇的宣言书，先生，上面用红墨水写满了哥特式花体字，说什么，如果不修复教堂，不整理好那些名贵雕刻，那将是一件丢脸的事。您瞧那儿就是一些没发完的宣言书、建筑师的图样、估价单、全部来往信件，大伙儿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争吵起来，现在这些东西都被堆在那粗木箱后面。起初，也收到了一些零星捐款——但是，你怎么能指望用那点儿钱把这些东西运到伦敦呢？您瞧，那点儿钱只够用来包装破碎的雕刻，支付印刷和估价费用，此外一个钱也不剩了。情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没别的地方可以堆放这些东西——新镇上谁也不肯为我们腾出空房——我们是在一个没人过问的地方嘛——所以，这法衣室里才会这样乱七八糟——有谁来管它呢？——我倒要请问一声。”
我急于要查结婚登记簿，很不愿意再引这位老人多谈话。我先向他表示同意，说没人能帮着把这法衣室收拾得比较整齐，然后提议，我们可以开始办事，别再耽搁时间。
“嗳呀，嗳呀，可不是，那结婚登记簿，”教区执事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您要查多久以前的，先生？”
我和玛丽安谈到珀西瓦尔爵士和劳娜的婚事时，她曾经告诉我他的年龄。那时她说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四十五岁。从那年龄倒算回去，再加上我听到这件事以后又过去的一年时间，估计他应当是出生于一八○四年，在结婚登记簿里我必须从那一年查起，才不致于漏掉了结婚日期。
“我要从一八○四年查起，”我说。
“从那一年往前查还是往后查呀，先生？”他问。“是向我们现在顺着查下来，还是倒着查上去呀？”
“从一八○四年倒着查上去。”他打开一口柜子（外面边儿上挂有法衣的那口柜子），捧出了一本棕色皮封面亮灿灿的大簿子。我看到收藏登记簿的地方那样不牢靠，感到很惊讶。柜门由于年久已经翘棱开裂，而那锁又是一把极普通也极小的锁。我可以用手里的手杖毫不费事地撬开了它。
“您认为这地方藏结婚登记簿够安全吗？”我问，“像这样重要的登记簿，不用说，总应当很当心地藏在一口铁保险箱里，用更好的锁给锁上吧？”
“瞧，多么奇怪！”教区执事刚打开登记簿，又把它合上了，高兴得“叭”地在簿面上拍了一下，“这正是多年前（瞧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哩）我那位老校长常说的一句话嘛。‘为什么不把登记簿（他说的就是我手底下这本登记簿），为什么不把它藏在一口保险箱里？’这句话我听他说了不止一次，他说了上百次。那时候他是一位律师，先生，同时担任这里教区委员会文书。他是一位高尚的、热心的老绅士，也是我看到的人当中办事最仔细认真的人。
“他生前在诺尔斯伯里镇的律师事务所里为这本登记簿备了一个副本，经常按时把这里新登上记的一笔不漏过到他那副本上。您真难想象啊，每一季度里，他总要在约定的日期来一两次，骑着他那匹老白马来这教堂，亲自把这儿的登记簿和他那个副本一笔笔地核对。‘我怎么知道（他老是这样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法衣室里的登记簿不会被人偷了或者毁了呢？为什么不把它藏在一口铁保险箱里呢？为什么别人不像我这样当心着它呢？万一有一天发生了什么意外，登记簿丢了，到那时候呀，教区里的人就会知道我那副本有多么宝贵啦。’说完这话，他总是吸上一撮鼻烟，神气活现地向四面看看。啊！像他那样的办事精神，如今可不容易找到了。即使您到伦敦，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了。您说的是哪年呀，先生？是一八零几呀？”
“一八○四，”我回答，一面心里想，在查完登记簿之前，我可决不再给这老人谈话的机会了。
教区执事戴上他的眼镜，去翻那登记簿，每翻上三页，就很当心地把指头在唇边舐一舐湿。“喏，找到了，先生，”他说时又高兴地在展开的簿子上拍了一下。“这儿就是您要查的那一年。”
因为不知道珀西瓦尔爵士是哪一年出生的，所以我开始从那一年的上半年查起。簿子里按照老式方法登记，每一个月的记录，一开始写在新的一页上，结尾后的空白地方用墨水画了一条对角线。
我查到一八○四年的一月，没找到那条结婚登记，然后再倒查上去，查完了整个一八○三年的十二月——查完了整个十一月和十月——查完了——不！九月没全部查完。就在那一年的那一个月里，我找到了那条结婚登记。我仔细看那条记录。它写在一页的最下边，而由于那里所余的空白不够，就更紧密地写在比前一条结婚登记所占的更为狭窄的地方。我特别注意到它前面的一条结婚登记，因为结婚的那位新郎的教名和我相同。紧接着它后面的另一条结婚登记（记在下一页的顶上边），其引人注意之处又有所不同，它占了更宽的地方，记的是两弟兄在同一天结婚。看来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的结婚登记毫无特殊之处，只是被更紧密地写在一页下面很狭的地方。他妻子方面的资料也只是一般性的。有关她的说明是：“塞茜莉亚·简·埃尔斯特，住诺尔斯伯里镇园景村，为已故帕特里克·埃尔斯特先生（原籍巴思【注】）之独生女。”
【注】城名，在英格兰西南部、为疗养胜地，以温泉著名。
我把这些细节一一摘录在笔记簿里，记的时候想到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步骤还没把握，就感到很失望。前一刻钟里我还认为已经掌握了发现秘密的关键，可是这会儿看来，发现这秘密的希望是更加渺茫了。
我这次到法衣室来，对这件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获得了什么启发吗？可以说一无所获。我要查明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是否名声可疑，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吗？我虽然查明了一件事，但结果反而证明她的名誉是无可怀疑的。在这样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我开始感到对这件事更没有把握，感到处理这件事有了更多的困难和阻碍。我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看来，目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开始对“诺尔斯伯里镇的埃尔斯特小姐”进行调查，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发现凯瑟里克太太蔑视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秘密，从而进一步达到我调查的主要目的。
“您找到要查的资料了吗，先生？”他看见我合上了结婚登记簿时间。
“找到了，”我回答，“但是还有一些事要打听。我想，一八○三年主持这教堂的那位牧师已经不在了吧？”
“不在了，先生，他早在我来这儿的前三四年就去世了，那还是一八二七年的事。我之所以来这儿工作，先生，”我这位谈锋甚健的老先生只管把话扯下去，“是因为原先的一位教区执事走了。听说他是被妻子逼得离家出走的——如今他妻子还在，就住在那面新镇上。这件事的真相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自己是怎样担任了这一职务。是汪斯布罗先生推荐我来的——他就是我刚才对您谈到的那位老校长的儿子。他是一位十分潇洒、很有风趣的人；他喜欢打猎，还养猎狗什么的。他和他父亲一样，也是这里的教区委员会文书。”
“刚才您不是对我说，您以前的校长住在诺尔斯伯里镇上吗？”我问，想起了我这位爱饶舌的朋友打开登记簿前曾向我长篇大论地谈他母校那位遇事认真的校长的故事。
“可不是吗，可不是谈到他的吗，先生，”教区执事回答。“从前老汪斯布罗先生住在诺尔斯伯里镇上，现在小汪斯布罗先生仍住在那镇上。”
“您刚才说，他和他父亲一样，也是教区委员会文书。我不大清楚，这教区委员会文书是一个什么职位？”
“您会不知道呀，先生？亏你还是打伦敦来的哩！您瞧，每个教区教堂都有一位教区委员会文书和一位教区执事。当教区执事的都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我要比多数人具有更渊博的学识，这可不是我自吹自擂）。当教区委员会文书的一般都是律师，瞧，如果有什么和教区委员会有关的工作，那总是由律师去办理。在伦敦，同样是这个情形。那儿的每个教区教堂都有它的教区委员会文书，我可以向您保证，那文书还肯定是一位律师。”
“那么，小汪斯布罗先生大概也是一位律师喽？”
“当然是的，先生！他是一位律师，他就在诺尔斯伯里镇高街上，在从前他父亲的老事务所里办公。提到那事务所呀，我也不知道出出进进去了多少次，从前我总是看见那位老先生，出去办事的时候骑着他那匹白马慢慢地跑，沿路东张西望，向所有的人点头！可不是，他真受人欢迎！哪怕是到伦敦去，他也是吃得开的！”
“从这儿到诺尔斯伯里镇有多少路？”
“老长的一段路，先生，”教区执事说，露出乡下人赶路时特有的那种对距离的夸大想法，以及对困难的敏锐感觉。“告诉您，差不多有五里路！”
那还是上午很早的时候。时间尽够我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回到韦尔明亨；现在要找一个人帮我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婚前的品行和身份，镇上大概再没有比本地律师更为合适的了。一经决定立即步行到诺尔斯伯里，我就首先走出了法衣室。
“多谢您哪，先生，”教区执事说，我把一点儿钱塞在他手里。“真的您就这样一路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走回来吗？行！您的腿劲也不坏——真福气，对吗？就是这条路，您不会走迷了的。我真希望和您一同走一趟——能在这样一个鬼不生蛋的地方遇到伦敦来的绅士，真是一件痛快事。可以听到许多新闻。再见啦，先生，再一次谢谢您。”
我们分了手。已经从教堂那里走出了一段路，我再回过头去看看，看见那两个人又在路那头出现，这时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我前一天晚上跟踪他到火车站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矮子。
三个人站在一起谈了一会儿，然后分开了。穿黑衣服的独自向韦尔明亨方向走去——另两个人仍留在那里，分明是要等我一开始向前走就跟踪我。
我继续向前走，不让这两个家伙看出我是在特别注意他们。这时他们并没使我感到不快——相反地，他们重新燃起了我已濒破灭的希望。刚才由于发现了结婚的证明，我在惊讶中就忘了第一次看见有人守在教堂法衣室附近时自己所作的结论。现在他们再一次在这里出现，这就提醒了我这一点：珀西瓦尔爵士已经预料到，我一经会见凯瑟里克太太，下一步就要到老韦尔明亨教堂否则他就不会派他的密探到这儿来等候我了。这样看来，法衣室里虽然表面上平静正常，但是深处却有一些蹊跷：那结婚登记簿里还藏有一些我没发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