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幕场面发生后的下一天，在狄布雷上办公厅去的途中照例来拜访邓格拉司夫人的那个时间，他的双人马车并没有在前庭出现。邓格拉司夫人那时——约莫十二点半光景——就吩咐备车出去。邓格拉司躲在一张窗帷后面，注视着他所期待的那次出门。他吩咐仆人，邓格拉司夫人一回家就来通知他，但她到两点钟还没有回来。于是他吩咐套马，驱车到下议院，在发言表上登记他的名字。从十二点到两点，他始终停留在他的书斋里，拆开一封封的信件，堆叠起一个个的数字，心里愈来愈觉得愁闷。他接见了一些客人，其中之一便是卡凡尔康德少校。少校还是像他往常一样地古板和严谨，他一丝不苟地正巧在前一天晚上所约定的那个时间来访，来和那位银行家了结他的事务。邓格拉司在开会的时候显出极其激动的样子，比往常更猛烈地攻击内政部，然后，当离开下议院钻进马车的时候，他告诉车夫驱车到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
基度山在家，但他正在和一个人谈话，请邓格拉司在客厅里等一会儿。当那位银行家在等候的期间，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长老衣服的人，那个人无疑比他更熟悉主人，他没有等，只是鞠了一躬，就继续向里面的房间走。一分钟以后，长老进去的那扇门又打开，基度山出现了。“对不起，”他说，“我亲爱的男爵，但我的朋友布沙尼长老，就是您或许看见他经过的那一位，他刚到巴黎。由于很久不曾和他相见，我竟不能下决心早点离开他，以致劳您等候。我希望您能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解释。”
“不，”邓格拉司说，“这是我的错，我选错了拜访的时间，并且自愿告退。”
“决不要走，相反，请坐。但您怎么啦？您看来心事重重。您真的吓坏我啦！因为当一个资本家发愁的时候，正如一颗彗星的出现一样，就是预示世界上要发生某种灾难了。”
“这几天来我的运气很坏，”邓格拉司说，“我老是只听到坏消息。”
“啊，真的！”基度山说，“您在证券交易所里又栽了一个跟斗吗？”
“不，那方面我至少还可以得到一点补救。我现在的麻烦是的里雅斯特的一家银行倒闭引起来的。”
“真的！您所指那家倒闭的银行难道就是贾可布·曼弗里那家吗？”
“一点不错。您想想看，这位先生和我不知做了多久的生意，每年往来的数目达八九十万。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或拖延日期——付款像一位王公大人一样爽快。嗯，我给他垫付出一百万，而现在我那位好先生贾可布·曼弗里却延期付款了！”
“真的？”
“这种祸事是从来不曾听见过的。我向他支取六十万利勿尔，我的票子没有兑到钱，退了回来。此外，我手里还有他所出的四十万法郎的汇票，是这个月月底到期，由他的巴黎特派员承兑的。今天是三十日。我派人到他那里去兑现，一看，那位特派员不见了！这件事，加上我那西班牙事件，使我这个月月底的光景是很够瞧的了。”
“那末您真的在那个西班牙事件里受了损失吗？”
“是的，我的钱箱里出去了七十万法郎——就是那么一回事！”
“咦，您怎么会走错那样一着棋呢——像你这样的一个老狐狸？”
“噢，那是我太太的错。她做梦看见卡罗斯先生已经回到西班牙，她相信梦中的事情。她说，这是一种磁性现象。当她梦见一件必定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她就通知我。在这种信念上，我允许她投机。她有她的银行和她的证券经纪人，她投机，她输钱。不错，她投机的钱是她自己的，不是我的，可是，您懂得，当七十万法郎离开太太的荷包时，丈夫总是知道的。但您是说您没有听到过这件事吗？哼，那件事已闹得震天价响啦！”
“是的，我听人谈到过，但详细情形却不知道。对于证券交易所里的事情，谁都不会比我懵懂的了。”
“那末您不投机吗？”
“我？我整理我的收入已经那么麻烦，怎么还能去投机呢？除了我的管家以外，我还不得不雇一个账房和一个小厮，但说到这桩西班牙事件，我想，卡罗斯先生回来的那个故事，男爵夫人并非完全是做梦看见的吧。报纸上也讲到过这件事，是不是？”
“那末您相信报纸吗？”
“我？——丝毫不相信，只是我以为那忠实的《消息报》是一个例外，它所宣布的是真消息——急报局的消息。”
“对了，我就是这一点想不透，”邓格拉司答道，“卡罗斯先生回来的消息的确是急报局的消息。”
“那末，”基度山说，“这个月您差不多损失了一百七十万法郎了！”
“老实说，不是差不多，我的的确确损失了那么多。”
“糟糕！”基度山同情地说，“这对于一位三等富翁是一个很厉害的打击。”
“三等，”邓格拉司说，觉得有点受委屈，“您那是什么意思？”
“当然啰，”基度山又说，“我把富翁分成三级——头等，二等，三等。凡是手头有宝藏，在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这种国家里拥有矿产、田地、不动产，而且这种宝藏和财产的总数约为一万万左右的，我称之为头等富翁。凡是制造业或股份公司的大股东，负有方面重任的总督，小国王公，收入年达一百五十万法郎，总资产在五千万左右的，我称之为二等富翁。最后，凡是资产分散在各种企业上的小股东，靠他的意志或机会赚钱，受不住银行倒闭的影响，经不起时局急变的打击——总之，财产的增减纯靠投机，或需要受自然律中大鱼吃小鱼定律的支配，全部虚实资本约莫在一千五百万左右的，我称之为三等富翁。我想您的情形大概是如此吧，对不对？”
“糟糕！是的！”邓格拉司回答。
“那末，像这样再过六个月，结果，”基度山平静地说，“一个三等富翁就要绝望了。”
“噢，”邓格拉司说，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您讲得多快！”
“让我们且来想想这样的七个月，”基度山还是用同样平静的口吻继续说，“告诉我，您有没有想过：一百七十万的七倍差不多就是一千二百万？没有？嗯，您是对的，因为假如您这样反省一下，您就绝不会把您的本钱拿出来冒险了，因为本钱之于投机家，正如皮肉之于文明人一样。我们都穿衣服，有些人的衣服比别人华丽——这是我们的信用。但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了他的皮肉。同样的，当退出商场的时候，您最多也不过只剩下了五六百万的真本钱，因为三等富翁的实际资产绝不会超过他外表的四分之一——就像是铁路上的火车头一样，它的体积由于四周有煤烟和蒸气包围着，所以才显得特别庞大。嗯，在您那五六百万真本钱里面，您刚才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两百万，那一定会使您的信用和虚产也相应地减少，照我的比喻来讲，您的皮肉已经在裂开流血了。要是再重复三四次，就会致死。啊！您必须对它注意，我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您要不要钱？要不要我借些给您？”
“您这位计算家多令人丧气，”邓格拉司喊道，竭力假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并以种种乐观的念头来支持他自己，“我同时也有成功的投机事业可以赚钱，我用营养来弥补血的损失。我在西班牙打了一次败仗，我在的里雅斯特吃了一次亏，但我的海军会在印度捕获到大商船，我的墨西哥先遣队会发现矿藏。”
“好极了！好极了！但伤口总还是在的，一受损失便会旧病复发。”
“不！因为我只做十拿十稳的交易，”邓格拉司用江湖医生吹法螺的那种廉价的雄辩回答，“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
“嗯，这样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呀！”
“必须泥土里长不出农作物来！”
“请记住七年大熟七年灾荒的那个故事。”
“或是必须大海突然枯干，像法老王的时代那样。但现在的大海还多得很，而且即使遇到那样的不测之变，还可以把船只改成车辆。”
“那就好了！我向您道喜，我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基度山说，“我看我是弄错了，你应该列为二等富翁才对。”
“我想我或许可以得到那种荣誉，”邓格拉司说着，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使基度山想到画家们在画废墟的时候常常喜欢连带涂上去的那种病态的月亮，“但既然我们在谈到生意上头来了，”他又说，很高兴得到一个转变话题的机会，“请告诉我，我对卡凡尔康德先生应该取什么态度？”
“给他钱呀，假如他给你的票据看来是可靠的话。”
“可靠极了！他今天早晨亲自拿了一张四万法郎的支票来，是布沙尼长老开给您，经您签字以后转给我的。那是一张凭票即付的支票，我当然立刻把四万钞票数给他。”
基度山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还有，”邓格拉司又说，“他为他的儿子在我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
“我可以问问他允许那个青年人用多少吗？”
“五千法郎一个月。”
“六万法郎一年。我猜到卡凡尔康德是一个悭吝人。五千法郎一个月叫一个青年人怎么生活呢？”
“但您懂得，要是那个青年人想多要几千的话——”
“别透支给他，那老的是决不肯认账的。您不知道这些意大利富翁的脾气，他们是十足的守财奴。那封委托书是哪一个开出来的？”
“哦，福济银行开的，那是佛罗伦萨信用最好的一家。”
“我并不是说您会吃倒账，但我提醒您，您得严守委托书上的条款。”
“那末您不信任卡凡尔康德吗？”
“我？噢，只要他签一个字，我可以给他垫付六百万。我仅仅是指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二等富翁而言。”
“虽然这样有钱，他却多么平淡朴质！我始终认为他仅仅只是一个少校而已。”
“您实在恭维他了，因为的确如您所说的，他没有什么仪表。我初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年老潦倒的中尉。但意大利人都是这样的，当他们不是像东方的圣人那样大放光芒的时候，他们看来就像是犹太老头子。”
“那个青年人比较好一点。”邓格拉司说。
“是的，或许有点神经质，但大体上讲来，他似乎很完善。我有点为他担心。”
“为什么？”
“因为据说，您在我家里和他相见的那一天，他还是初次踏进社交界。他以前出门旅行，总是跟着一位非常严厉的家庭教师，而且从来没有到过巴黎。”
“这些意大利贵族都是在他们自己那个阶级里互相通婚的，是不是？”邓格拉司随随便便地问，“他们喜欢结门当户对的亲家。”
“当然啰，一般是如此，但卡凡尔康德是一个别具卓见的人，他万事都与旁人不同。我以为他是带他的儿子到法国来选媳妇的。”
“您这样想吗？”
“我确信如此。”
“您听人提到过他的财产啰？”
“老是听人谈到那方面的消息，只是有些人说他有几百万，而有些人则说，他连一个大子儿都不趁。”
“您的意见如何呢？”
“我不应该来影响您，因为那只是我个人的感想。”
“那么，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这些封疆大吏，这些节度使——因为卡凡尔康德曾统领过大军，坐镇几省地方——我的意见是，他们的百万家财都埋藏在秘密角落里，只把这种秘密传给他的长子，长子再同样的一代代传下去，证据是他们都干黄枯瘪，像共和国的金币一样，真是愈看愈像。”
“当然啰，”邓格拉司说，“另外一个证据是他们连一寸地产都没有。”
“至少可以说极少，除了他在卢卡的那座大厦以外，我就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地产。”
“啊！他有一座大厦吗？”邓格拉司笑嘻嘻地说，“哦，那倒很值几个钱的。”
“是的，更妙的是，他把它租给财政部长，而他自己则住在一所很简单的房子里。哦！我以前已经对您说过了，我觉得那个好人是非常悭吝的！”
“来，您别替他吹嘘。”
“我简直可说并不认识他。我想，我一生之中曾见过他三次。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布沙尼长老和他自己告诉我的。长老今天早晨向我谈到卡凡尔康德代他儿子所定的计划，还说卡凡尔康德不愿意让他的财产再埋伏在意大利了，那是一个死地方，很想找出一种方法到法国或英国来把他那几百万翻几个身。但请记得，虽然我极其信任布沙尼长老，但这个消息我是不负责的。”
“没有关系，谢谢您给我介绍顾客。他给我的顾客名单增光不少。当我把卡凡尔康德的身份解释给我的出纳听的时候，他也很引以为荣。慢来——顺便问您一个问题——当那种人给他的儿子娶亲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要分一点财产给他们的？”
“噢，那得看情形而定。我认识一位意大利亲王，富得像一座金矿似的，是托斯卡纳最高贵的巨族之一。假如他儿子的婚姻符合他的心意，就给他们几百万，假如他们的婚姻是他所反对的，就只给他们三十个艾居一个月。要是安德里的婚姻能符合他父亲的心愿，他或许会给他一百万、两百万，或是三百万。譬如说，假如那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他就可以在他亲家翁的银行里投资得点好处。又假如，那个未来媳妇不中他的意——那就再会了。卡凡尔康德老爹拿起钥匙，把他的银箱牢牢地锁上，于是安德里先生就不得不像巴黎纨袴子弟一样，靠弄纸牌和掷骰子来过活了。”
“啊！那个小伙子会找一个巴伐利亚或秘鲁的公主，他要的是极其有钱的名门望族。”
“不，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这些大贵族常常和平民联姻，像朱庇特那样，他们喜欢越族。但是，我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您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您想跟安德里联姻吗？”
“说老实话！”邓格拉司说，“这桩投机生意倒不坏，而您知道我是一个投机家。”
“我希望您不是指邓格拉司小姐吧。您不会愿意那可怜的安德里被阿尔培割断喉咙吧？”
“阿尔培！”邓格拉司耸耸肩说，“啊，是的，我想，他对于这件事是不怎么在乎的。”
“但我相信他已经跟令嫒订婚了吧？”
“当然，马瑟夫先生和我曾谈过这件婚事，但马瑟夫夫人和阿尔培——”
“您不会说那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儿吧？”
“的确，我想邓格拉司小姐并不比马瑟夫先生逊色。”
“邓格拉司小姐的财产将来不会少，那是无疑的，尤其是假如急报局不再出什么岔子的话。”
“噢！我并非只指她的财产，但告诉我——”
“什么？”
“您请客为什么不邀请马瑟夫那一家人呢？”
“我请了的，但他推托说马瑟夫夫人必须得到迪埃普去呼吸海滨的新鲜空气，因此不能来。”
“是的，是的，”邓格拉司说着大笑起来，“那对她大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那是她青年时代所呼吸的空气。”基度山假装没有注意到这句警句，让它滑了过去。
“但是，假如说阿尔培不如邓格拉司小姐有钱，”伯爵说，“您总得承认他的门第很不错吧？”
“他的门第不错，但我也喜欢我的。”
“当然啰，您的姓很普遍，而且您也有爵位，但您是一位聪明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根据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来讲，一家有五世纪历史的贵族是比一家只有二十年历史的贵族要更说得响一些。”
“而就是为了这个理由，”邓格拉司带着一个他自以为是讽刺的微笑说，“我情愿要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先生而不要阿尔培·马瑟夫先生。”
“可是，我倒并不以为马瑟夫不如卡凡尔康德。”
“马瑟夫！慢来，我亲爱的伯爵，”邓格拉司说，“您是一个聪明人，是不是？”
“我自己是这样想。”
“您懂得家谱学？”
“略微懂得一点。”
“噢，瞧瞧我的纹章，这比马瑟夫的还更有价值一些。”
“怎么会呢？”
“因为，虽然我不是一位世袭的男爵，但至少我的的确确是姓邓格拉司。”
“嗯，那又怎么样呢？”
“而他的姓却不是马瑟夫。”
“怎么——不是马瑟夫？”
“一点影儿都没有。”
“噢，请说说明白！”
“我这个男爵是人家封的，所以我实实在在是一个男爵，他自己封自己做伯爵，所以他根本不是伯爵。”
“不可能的！”
“听我说，我亲爱的伯爵，马瑟夫先生是我的朋友，或说得更正确些，是我过去三十年来的老相识。您知道，我竭力在争取我的名位，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出身。”
“这是一种非常谦逊或是非常骄矜的风度。”基度山说。
“嗯，我做公司职员的时候，马瑟夫还只是一个渔夫。”
“而那时他叫做——”
“弗南。”
“只是弗南？”
“弗南·蒙台哥。”
“您确信不会错？”
“我应该觉得不会错！我从他的手里买过够多的鱼，所以知道他的姓名。”
“那末您为什么想到要把令嫒给他呢？”
“因为弗南和邓格拉司都是暴发户，都已成了贵族，都发了财，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有人提及他，但却从来没有谈到过我。”
“什么事情？”
“哦，没有什么！”
“啊，是了！您对我讲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弗南·蒙台哥这个人的事来了。我是在希腊听到的。”
“那件事是不是和阿里总督有关的？”
“一点不错。”
“这是一个谜，”邓格拉司说，“我承认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查明它的真相。”
“假如您真的想，那是非常容易的。”
“怎么会呢？”
“您在希腊大概有往来银行吧？”
“当然有。”
“亚尼纳呢？”
“到处都有。”
“好，写一封信给您亚尼纳的往来银行，问他在阿里·铁贝林蒙难的时候，一个名叫弗南·蒙台哥的法国人曾扮演过怎么样的角色。”
“您说得不错，”邓格拉司急忙站起来说，“我今天就写。”
“写吧。”
“我一定写。”
“假如您听到有什么的确极其不名誉的事情——”
“我来通知您。”
“谢谢您。”
邓格拉司冲出房间，一下跳进他的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