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我一生中极大的不幸是：谁都不肯让我安静。凭什么——我问每一个人——凭什么单要来打扰我呀？谁也不答复这个问题；谁也不让我安静。亲戚，朋友，生人，都串通一气来折磨我。我招谁惹谁了？我问自己，我问我的仆人路易，每天要问上五十遍——我招谁惹谁了？我们两人谁也说不上来。真是怪事！
最近找上门来的一件麻烦事，是缠着要我写这篇证明材料。像我这样神经衰弱的可怜人，能写证明材料吗？我理直气壮地提出反对理由，于是他们就对我说，我侄女遭到了什么十分严重的事故。那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应该由我来证明那些情况。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尽力照办，就会招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单说想到了这一些后果，就能把我吓瘫了。其实，也不必恫吓我。可怜的虚弱身体和麻烦的家庭纠纷已经把我拖垮了，我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了。既然他们一定要这样办，那么就随他们无理地欺侮我吧，我立刻依了他们。我将竭力回忆所能记得的一切（但是，我可要提出抗议），叙述我能描写的一切（我也要提出抗议），至于我记不起的和写不出的，那必须由路易代我回忆和补充。他是个笨驴，而我又是个病人：我们两人可能造成种种错误。做这种事多么有失身份！
他们要我回忆日期。我的天哪！我生平从来不做这种事——现在叫我从哪儿回忆起呢？
我去问路易。他倒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是个十足的笨驴。他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最多相差一两个星期——而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日期是六月底或者七月初，名字（我认为那是一个十分恶俗的名字）是范妮。
六月底或者七月初那一天，我仍像通常一样斜靠在那里，我四面摆的是各种艺术珍品，都是我搜集来培养附近那些野蛮人的审美力的。也就是说，我四周摆的是那些图画、版画和古钱币等的照片，那是我准备将来捐赠（我的意思是说捐赠那些照片，如果拙劣的英国文字能让我用来表达意思的话）给卡莱尔（多么可怕的地名）的学会，以便培养那些会员的审美力的（对一位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些哥特人和凡达尔人【注】）。也许大家会猜想，当一位有身份的人正在为他本国人大力造福的时候，人们总不致于再拿那些私人纠纷和家庭琐事去无情地干扰他了吧。现在让我告诉诸位，在我这件事情上，他们完全猜错啦。
【注】三世纪至五世纪，蹂躏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斜靠在那儿，四周摆着我的艺术珍品，正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早晨。可就在我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早晨的时候，路易撞进来了。
我当然要问：我又没摇铃，他跑来干什么，这不是活见鬼吗。我是难得这样骂人的——这习惯有失绅士风度——但是路易听了却咧嘴一笑，于是我认为，就凭他这样笑我也应该骂他，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管怎样吧，我就那样骂了。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严厉的态度每每能使下等人恢复理智。现在它就使路易恢复了他的理智。总算难为他：他不再咧嘴笑了，回说外面有个女仆要见我。他还说（他像一般仆人那样讨厌，最爱多嘴）她名叫范妮。
“范妮是谁？”
“格莱德夫人的贴身女仆，老爷。”
“格莱德夫人的女仆找我干什么？”
“有封信，老爷——”
“给收下。”
“她不肯交给别人，单要交给您，老爷。”
“是谁写来的？”
“哈尔科姆小姐，老爷。”一听见哈尔科姆小姐，我立刻让步了。我已经习惯对哈尔科姆小姐让步。
根据经验，我知道这才是息事宁人的办法。这一次我又让步了。亲爱的玛丽安！
“传格莱德夫人的女仆进来，路易。慢着！她的鞋吱吱喳喳响吗？”这个问题我必须提出。吱吱喳喳响的鞋老是搅得我整天心神不宁。我已经横下了一条心去见那女仆，但是我还是不能横下一条心让那女仆打扰我。即使是我的耐性，它也有个限度。
路易明确地保证她的鞋没问题。我挥了挥手。他把她带了进来。这里是否需要我说明：她为了表示难为情，所以抿紧了嘴用鼻子出气呢？这一点即使你不向那些专门研究下等妇女性情的人说明，他们也会知道。
这里我也要为那个女仆说句公道话。她的鞋的确不吱吱喳喳响。但是，为什么女仆都会手上出汗？为什么她们都有着肥大的鼻子和死板的腮帮子？
为什么她们的脸都那样粗糙难看，尤其是眼梢那儿？我身体不好，对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费神思考，但是我要请那些身体好的专家学者们研究一下。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女仆当中有不同的类型的呢？
“你给我捎来了一封哈尔科姆小姐的信吗？给放在桌上，别碰乱了那儿的东西。哈尔科姆小姐好吗？”
“回您的话，很好，老爷。”
“那么格莱德夫人呢？”我没听见女仆答话。她那张脸显得更粗糙难看了；我以为她是开始哭了。
我明明看见她眼底下有一些湿渌渌的东西。那是眼泪还是汗呀？路易（我刚才问过他）相信那是眼泪。他属于她同一阶层；他应当最了解她。那么，我们就假定那是眼泪吧。
除非是经过艺术加工，很巧妙地使眼泪变得不像是真的，否则我绝对厌恶眼泪。科学把眼泪描写成为一种“分泌”。据我理解，分泌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不健康的，但是，从感情的观点上说，我就看不出人们对分泌的兴趣何在。也许，由于我本人的分泌已经完全失常，所以我在这问题上存有一点偏见吧。不管怎样，这一次我的举动是极有分寸的，是合情合理的。我闭起了眼睛对路易说——
“你倒试试看把她要说的话解释清楚。”路易试了，女仆也试了。结果是他们都把对方搅胡涂了，老实说，倒把我逗乐了。我心里想，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倒可以再叫他们来一次。刚才我把这个主意讲给路易听了。说也奇怪，他听了很不痛快。瞧这个可怜虫！
我侄女的女仆说明了她为何流泪，我的瑞士听差用英语转述了一遍，现在肯定不需要我再去重复那些话了吧？对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我能够说出我的印象和感想。这样是不是也行呢？请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好像记得，她开始（通过路易）告诉我，她主人辞退了她，不要她侍候女主人了。（请注意，这女用人的话通篇语无伦次。她被辞退了，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她被辞出来，就到一家客栈里去过夜。（那客栈又不是我开的，跟我谈那客栈干什么？）在六七点钟的时候，哈尔科姆小姐去跟她送别，交给她两封信，一封是给我的，另一封是给伦敦的一位先生的。（我又不是伦敦的先生——那个该死的伦敦先生！）；她很当心，把两封信藏在了怀里（她的怀里和我有什么关系？）；哈尔科姆小姐走后，她非常不高兴；一直到临睡前，始终无心饮食；后来，将近九点，她想到要喝杯茶。（起初不快活，后来又想喝茶，她这样愚鲁无知，主意不定，难道也应当怪我不成？）；她正在烧水壶（我是完全照路易的原话写的，他说他明白那意思，要向我解释，但是我当然阻止了他）——她正在烧水壶，门开了，她吓成一团儿（又是她的原话，这一次不但是我，连路易听了也莫名其妙），看见伯爵夫人来到客栈的客厅里。这里我引用我侄女的女仆对我妹妹的尊称时，倒觉得挺有意思。我这位可怜的好妹妹，这位毫无风趣的妇女，嫁的是一个外国人。再说，门开了，伯爵夫人走进了客厅，女仆吓成一团。多么离奇古怪的事！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会儿了，否则再也没法往下写了。我闭着眼睛仰靠了几分钟，路易洒了点儿科隆香水，让我疼痛可怜的太阳穴舒畅一些，我才能继续写下去。
伯爵夫人——不行。我虽然能继续写，但是坐不住。以下我只能仰靠着口授了。路易虽然口音怪难听的，但是他懂得文字，能够代写。这可方便多了！伯爵夫人向范妮说明她为什么突然跑到客栈去，原来哈尔科姆小姐匆忙中忘了一两件事，她是捎口信去给范妮的。女仆当时急着要听她捎去的口信，但是伯爵夫人好像并不急于说出来（瞧我妹妹就是那样惹人讨厌！），一定要等范妮先喝了茶。夫人对下人十分体贴（完全不像我妹妹从前那样儿），她说：“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准是需要喝茶了。咱们可以等一等再去谈那口信。这么着，索性让你省点儿事，我来把茶准备好，和你一起喝一杯。”
我记得，女仆对我说以上的话时很激动。总而言之，伯爵夫人一定要自己去准备茶，并且装得那么谦卑，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她甚至自己端起了一杯茶，硬要女仆喝另一杯。女仆喝了茶，接着，据她本人说，当场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她五分钟后昏迷过去了，生平第一次昏倒了。这里我引的仍是她的原话。路易相信，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分泌了更多眼泪。我可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已经无力再坚持往下听，我闭上了眼睛。
我前面谈到哪儿啦？啊，对了——她跟着伯爵夫人喝了一杯茶，就昏迷过去：如果我是她的医生，我也许会对这种事感兴趣，但是，既然不是干那一行的，我听了只有厌烦的份儿。过了半个钟点，她醒过来时，已经到了沙发上，身边只有那老板娘一个人。伯爵夫人因为时间太晚，不能在客栈里久待，趁她要醒的时候就走了，老板娘为人很好，扶她上楼去睡了。
她等到人一走尽，就去摸摸怀里（很遗憾，我需要第二次提到她的“怀里”），发现那两封信纹丝未动，但是不知怎的都被揉皱了。半夜里她头晕，但是第二天早晨好了，可以上路了。她把寄给那个讨厌的陌生人（那位伦敦的先生）的信投进邮筒，这会儿又照着吩咐的话把另一封信交给我。她以上说的都是实话，她虽然不能怪自己故意疏忽，但是心里却感到十分不安，所以急于向我讨主意。这时候路易好像看到那分泌又出现了。也许它们是出现了，然而这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失去了耐性，张开了眼睛，出面干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我侄女的这个糊涂女仆瞠目结舌，站在那里。
“试着给我解释一下，”我对我的听差说，“给我翻译一下，路易。”路易试着给我解释和翻译。然而结果是他立刻被搅得昏天黑地，好像陷进了无底洞，而那女仆也跟着他陷了进去。说真的，我从来没这样乐过。于是我让他们留在洞底里逗我乐。一直等到他们不再招笑了，我才想办法拉他们上来。不用说，经过盘问，我逐渐明白了女仆话中的意思。
我这才知道，原来她不放心的是：因为发生了刚才向我说的那一串事，她没能听到哈尔科姆小姐托伯爵夫人捎去的口信。她担心那些口信可能对女主人关系重大。她很想深夜去黑水园府邸打听，但又害怕珀西瓦尔爵士；她打算第二天在客栈里候着，但哈尔科姆小姐又曾经吩咐她无论如何不要误了第二天的早车。她非常着急，唯恐她不幸昏迷的事会再招来一件不幸的事：她的女主人会以为她疏忽失职。所以她来向我求教：是不是应当写封信给哈尔科姆小姐，一来向她解释，请求宽恕，二来请趁早来信告诉她那些口信。我写以上这段十分沉闷的文字，实在不能怪我。这都是他们吩咐我写的。看来也真莫名其妙，有些人更感兴趣的并不是我对我侄女的女仆所说的那些话，而是我侄女的女仆对我所说的那些话。瞧这件事够多么荒唐滑稽！
“如果您能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老爷，那我可太感谢您啦，”女仆说。
“你别多管闲事，”我把自己常说的这句话应用到这个听我说话的人身上。“我这人就是一向不多管闲事。好啦。话完了吗？”
“既然您认为我不可以随便写信，老爷，那我当然不敢多事。可是我真想尽心尽力地侍候好了太太——”
凡是下等人，都不懂得怎样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一间屋子。他们必须由那些比他们更高贵的人帮助解决这一困难。我认为这会儿该是我帮助女仆离开的时候了。于是我用了两个恰如其分的字帮助她：
“再见！”瞧这个古怪的女仆，也不知道她身体外面还是里边的什么东西突然吱喳响起来。当时路易正望着她（我可没去瞧她），说那是她行屈膝礼时发出的吱喳声。多么古怪！是她的鞋，是她的紧身褡，还是她的骨头在响？路易相信，那是她的紧身褡。真是怪事！
人一走尽后，我就打了个盹——我实在需要睡一会儿了。等到醒过来，我才注意到亲爱的玛丽安的信。只要我早先对信的内容哪怕是猜到了一丁点儿影子，我肯定不敢拆开它。不幸的是，我根本没有猜到。我看了那封信。它立刻惹得我烦恼了一整天。
像我这样生性最随和的人，实在是世间少有的——我对所有的人都迁就，对任何事都不动气。然而，前面已经说过，我的耐性也有它的限度。我摊开了玛丽安的信，感觉到，当然要感觉到，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
这里我要发表一点感想。当然，这些感想也是和现在所谈的非常严重的事件有关的，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提到它们了。
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人类丑恶的自私都不及在已婚者对待独身者的态度中表现得那么明显生动，令人难堪。只要是你早先过分地虑事周到、克制自己，不愿给国内已经过分庞大的人口再增添一户人家，那么，你那些已婚的朋友，那些不像你一样虑事周到、克制自己的人，就会怀着报复的心理，把你选为他们倾吐婚后烦恼的对象，指定为他们所有的子女的朋友。丈夫和妻子畅谈他们婚后的烦恼，而单身汉和老处女只有耐心聆听的份儿。就以我为例吧。我一向虑事周到，至今仍旧独身；我那可怜的哥哥菲利普很轻率地结了婚。他临死时怎样呢？他把他女儿交给了我。他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但监护她却是一项可怕的责任。为什么要把这项责任强加在我肩上呢？因为，既然是一个无辜的单身汉，我就负有责任分担我已婚的亲属的烦恼嘛。我全心全意地履行了我哥哥应尽的责任。我经受了无数的麻烦与困难，让我的侄女嫁给了她父亲所许配的人。她跟她丈夫不和，引起了不愉快的纠纷。她又是怎样对付这些不愉快的纠纷呢？她把这些纠纷转嫁给了我。为什么转嫁给了我呢？因为，既然是一个无辜的单身汉，我就有责任分担我已婚的亲属的烦恼嘛。可怜的单身汉啊！可叹的人情世故啊！
不用说，玛丽安的来信对我是个威胁。所有的人都威胁着我。只要我稍微犹豫不决，不敢让利默里奇庄园变成我侄女的庇护所，那么，各色各样的恐怖都会落在我这个可怜虫的头上。然而，尽管如此，我仍旧犹豫不决。
我上面已经说过，为了息事宁人，以前我遇事总对亲爱的玛丽安让步。然而这一次，由于她的主张实在深欠考虑，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我不由得踌躇起来。我如果把利默里奇庄园变成格莱德夫人的庇护所，怎能担保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不会跟随她来到这里，因为我留下了他妻子而向我大发雷霆呢？我看出这一办法会招来无穷麻烦，所以决定还是试着路儿去办。于是我写信给亲爱的玛丽安，请她（因为她没丈夫为她作主）先自己来这里和我谈一谈这件事。如果她能解答我的疑问，使我完全放心，那我就可以保证热忱欢迎我们亲爱的劳娜，否则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不用说，当时我也想到，这样拖延时间会使玛丽安大发雷霆，她会使劲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但是，如果采取另一个办法，那又会使珀西瓦尔爵士大发雷霆，他也会使劲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而如果这两个人当中非有一个前来大发脾气和砰地关上房门，我宁愿来的是玛丽安，因为我对她已经习惯了。这样一想，我立刻寄出了复信。无论如何，这样我就拖延了时间——我的天哪！哪怕是能拖延时间也是好的啊。
我每次精疲力竭时（我可曾谈到，玛丽安的信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总需要休息三天才能起来。我也太一厢情愿了——瞧我还指望有三天安静的日子哩。当然，我没能指望到。
第三天我收到一个素昧生平的人寄来的一封荒唐透顶的信。此人自称是我们家的法律顾问（指的是我们那位宝贝老顽固吉尔摩）的代理事务的合伙人，说他最近从邮局收到一封信，外面是哈尔科姆小姐的笔迹。他拆开信封时吃了一惊，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白纸。这情形引起了他的疑心（这位会动脑筋的律师，竟然怀疑信被人偷走了），他立刻写信给哈尔科姆小姐，但没收到复信。在困惑的情况下，他不像头脑清醒的人那样听任事态自然发展，而是采取了第二个荒谬的举动，来给我添麻烦，写信来问我可知道这件事。这真是活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呀？为什么这样自找麻烦不算，还要来给我找麻烦？我在回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那是我写得最尖锐的一封信。自从给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那个十分讨厌的家伙写了解聘信以来，我还不曾写过比那措词更为犀利的信。
我的信产生了效果，此后我再没收到那个律师的信。这件事也许并不十分奇怪。但另一件事确实令人纳罕，那就是：玛丽安此后再没来信，而且不像是会亲自来了。她这样出入意料地不再露面，对我是一件极好的事。我感到很快慰，猜想起来（我当然会这样猜想），大概我的已婚亲属又和好如初了吧。过了五天安静自在、独享清福的生活，我完全恢复了。第六天，我觉得精神很好，就把我的摄影师唤了来，叫他重新为我的艺术品拍摄准备捐赠的照相，以便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用来培养附近那些野蛮人的兴趣。我刚吩咐他到工作室里去，刚开始玩赏我那些钱币，路易突然拿着一张名片进来了。
“又是女仆吗？”我问，“我不见她。我身体不好，这会儿见女仆不合适。就说我不在家。”
“这一次是位绅士，老爷。”来的是位绅士，当然要另眼看待。我去瞧那名片。我的天哪！原来是我那讨厌的妹妹的外国丈夫。是福斯科伯爵呀。需要我说明：看到来客的名片，我首先想到了什么吗？当然无需说明。
我妹妹嫁的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只会产生同一个念头：伯爵肯定是向我借钱来了。
“路易，”我说，“如果给他五先令，你看能把他打发走吗？”路易露出很诧异的神气。而且，我异常吃惊的是，他说我妹妹的外国丈夫衣冠楚楚，看来很是得意。听到这种情况，我最初的想法就有了一些转变。
这时候我料定了伯爵是因为自己夫妻间有什么纠纷不能解决，所以，像其他亲属一样，又把那些麻烦事一起推到我身上来了。
“他说有什么事吗？”我问。
“福斯科伯爵说，他上这儿来，老爷，是因为哈尔科姆小姐设法离开黑水园府邸。”
这分明又有麻烦事了。并不像我所猜想的是他自己的事，而是亲爱的玛丽安的事。反正是麻烦事。我的天哪！
“请他进来吧，”我无可奈何地说。伯爵一走进来就吓了我一大跳。他身材那样魁梧，我看了直发抖，我肯定他会使地板震动，会把我的艺术品都碰翻了。可是，他并没这样。他穿着漂亮的夏季服装，带着迷人的微笑，态度安详镇静，讨人欢喜。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非常好。尽管承认以上这一点会说明我缺乏鉴别人的能力（只要看下面的事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这人生性坦率，所以仍旧要承认这一点。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费尔利先生，”他说，“我是从黑水园府邸来的，很荣幸地说，我就是福斯科夫人的夫婿。我之所以这样直率地提一句，为的是请您别把我当外人招待。我恳求您别费神——我恳求您不用动。”
“多谢您照顾，”我回答，“要是我精神好，能站起来就好了。很高兴能在利默里奇见到您。就请椅子上坐吧。”
“我担心您今天身体很不舒服哩，”伯爵说。
“一向是这样啊，”我说，“我这人只不过是一束神经，装扮得像个人样儿罢了。”
“我从前研究过好多门科学，”这位富有同情心的人说。“其中有一门就是有关神经的高深学问。我可以提一个建议，一个既十分简单又非常有意义的建议吗？您可否让我调节一下您屋子里的光线？”
“当然可以——不过请您当心，别让那光照在我身上。”他走到窗口。他和亲爱的玛丽安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一举一动，多么顾念着别人啊！
“光线是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说话的口气亲切悦耳，病人听了觉得很舒坦。“光线不但给人刺激，还能起到补养和维护的作用。您不能缺少它，就像不能缺少花儿一样，费尔利先生。请看。这儿，您坐的地方，我关上百叶窗，让您安静。那儿，您不坐的地方，我拉起窗帘，让振奋精神的阳光照射进来。如果阳光照射在身上您受不了，那么就单让它照在您屋子里。阁下，阳光有如上天的伟大意旨。接受上天的意旨，必须自己作出安排。您接受阳光，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话颇有说服力，而且说这话的很体贴人。我听信了他的话——至少是在他谈到光线的时候，我确实听信了他的话。
“您瞧，我感到很为难，”他说时回到他的坐位上，“说真的，费尔利先生，您瞧，我当着您的面感到很为难。”
“这话我听了确实很惊讶。请问这是为了什么？”
“阁下，我走进了这间屋子（瞧您坐在这里，身体这样不舒服），看到您四周摆着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我能不觉察出：您是一位敏感的人，是一位永远富有同情心的人吗？请告诉我：我能不这样想吗？”
如果我有力气在椅子里坐直了，我肯定要向他鞠躬。因为我没力气，我只好笑着表示感谢。反正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俩已经彼此了解了。
“请听我是怎样想法的，”伯爵接下去说，“瞧我坐在这儿，自己是一个心细和敏感的人，面对着的也是一位心细和敏感的人。我现在明知道，由于必须提到一些性质十分悲哀的家事，就会伤害那些敏感的心情。而那又必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刚才我已经向您说过。我感到很为难哪。”
是不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怀疑他要变得讨人厌了呢？我相信是从这时候起。
“是不是绝对需要去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呢？”我问，“用我们浅显的英语说，福斯科伯爵，是不是可以把它们‘摆开’了？”
伯爵神情十分严肃，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我真的必须听吗？”他把肩膀一耸（自从他走进屋子，这是他做出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姿势），露出咄咄逼人的精明神气望了望我。我的本能告诉我，最好还是闭上眼睛。于是我顺从了我的本能。
“请慢慢地说，”我央求他，“是谁死了吗？”
“谁死了！”伯爵用外国人那种不必要的激动口气大喊。“费尔利先生！您贵国人士的这种镇静态度吓倒了我。老天爷，我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会使您想到我是来报丧的？”
“请原谅，”我回答。“您并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每次遇到这种烦恼的情况，我照例要为最坏的事作准备。据说，这样迎头应付打击，就可以减轻它的威力和什么的。当然，听到没有死人，我感到说不出的快慰。那么，是谁病了吗？”
我张开眼睛，向他望了望。难道他进来的时候，脸就是这样很黄的吗？还是前一两分钟里变得这样黄了？我实在拿它不准，我又不能问路易，因为当时他不在屋子里。
“是谁病了吗？”我又问了一句，这时注意到我国人士的镇静态度给他的影响好像仍旧没消除。
“这就是我带来的一部分坏消息，费尔利先生。可不是。有人病了。”
“真的，我很难过。是谁病了？”
“我非常痛心，是哈尔科姆小姐病了。也许，您多少已经预感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吧？看到哈尔科姆小姐没按照您的意思到这儿来，又没寄来第二封信，您又是心痛又是着急，也许已经担心她生病了吧？”
我也相信自己又是心痛又是着急，在一个时期里确实是那样忧愁担心来着，只是这会儿可怜我竟然完全想不起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但是，我要承认这一点，因为对自己应当有一句说一句嘛。我很惊讶。亲爱的玛丽安那样强健，真不像是会生病的人，我只能猜想她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从马上摔下来了，在楼梯上脚踏空了。或是诸如此类的事。
“病情严重吗？”我问。
“确实很严重，”他回答。“我只能希望它不危险。哈尔科姆小姐不幸被一场大雨淋湿。受的风寒很重，现在出现了最坏的后果：她发高烧了。”
一听到“高烧”两个字，同时想起这会儿和我谈话的讨厌家伙刚从黑水园府邸里来，我差点儿当场昏了过去。
“老天爷！”我说，“这病是传染性的吗？”
“目前还不是，”他回答，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叫人看了厌恶。“它会变成传染性的——但是我离开黑水园府邸的时候，还没出现什么难治的并发症。对这件事我非常关心，费尔利先生——我曾经尽力协助，经常看护病人，观察病情——请相信我的保证：我上次看到她的时候，高烧是非传染性的。”
相信他的保证！我生平最不相信任何人的保证。他向我赌咒发誓我也不会相信。瞧他脸色这么黄，谁能相信他的话。他那副样儿活脱就是西印度群岛传染病的化身。这样一个大胖子，他随身可以带来成吨的伤寒病菌，可以用猩红热病菌给他走过的这条地毯染上颜色。在紧急情况下我会很快拿定主意，我立刻决定打发他走。
“请您原谅一个病人，”我说，“无论是谈什么，只要时间一长，我就会感到难受。是否可以请问一声：您来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迫切地希望，这句十分露骨的话一出口，就会使他狼狈不堪——使他张慌失措——使他只好赔礼道歉——总而言之，使他离开这间屋子。可是，真没想到，这句话反而使他坐定在椅子里。他更显得一本正经，准备无话不谈。他举起了两个可怕的手指，又咄咄逼人地向我露出一副精明的神气。这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又没力气和他争吵。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处境。那是能用语言形容的吗？我想那是不能的啊。
“我来这儿的目的，”他接下去说，我没法阻止他，“就像我的指头表明的，一共有两个。第一，我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来证实珀西瓦尔爵士和格莱德夫人之间不幸发生了失和的事。我是珀西瓦尔爵士最老的朋友；我内人和格莱德夫人有着亲属关系；我曾经亲眼目睹黑水园府邸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凭以上三点，我，在地位上有资格，在关系上够密切，才会满怀同情来和您谈这件事。阁下，您是格莱德夫人府上的一家之长，现在我向您报告，哈尔科姆小姐在她给您的信里所说的一切都千真万确。我可以证实：只有采用这位有见识的小姐所提出的办法，您才可以保全面子。暂时把他们夫妻分开，是和平解决这场纠纷的唯一办法。现在暂时让他们分开，等到所有招惹气恼的原因都消除了，那时候我，这会儿向您报告这件事的人，就要负责把珀西瓦尔爵士开导明白。格莱德夫人是无辜的，格莱德夫人是受了伤害的，但是——现在请听我是怎样想的！——正是由于这个原故（谈到这里，连我也为此事感到惭愧），她一天待在丈夫家里，一天就会招来气恼的事。除了您府上，再没有其他适合于她待的地方。我请求您把她接回来！”
说得倒轻巧呀。现在他们夫妻间发生争吵，好像是英国南方下着一场冰雹，而这个衣服褶缝里满都是高烧病菌的人却邀我从英国北部赶到那儿去吃雹了呀。我要愤慨地阐明我的观点，说出以上的想法。伯爵却不慌不忙地屈起了一个可怕的手指，仍旧伸着另一个指头，接着说下去——那情景就仿佛是驾着一辆车在我身上辗过，甚至没像一般车夫那样当心地吆喝一声就把我撞倒了。
“再请您留心听听我是怎样想的，”他又接下去说，“您已经听我谈了第一个目的。我到府上来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处理哈尔科姆小姐因为生病而不能亲自处理的事。由于我富有经验，所以黑水园府邸里的人遇到什么困难的问题，都要来和我商量，有关您这次在给哈尔科姆小姐信中谈到的那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他们也来向我讨主意。我立刻理解到（因为我和您的想法一致嘛），您为什么在答应邀格莱德夫人前来之前，要让哈尔科姆小姐先来这儿。您不肯贸然把一位太太接来，您要事先确定做丈夫的不会来接她回来，阁下，这一想法完全正确。我同意您的想法。我还同意：有一些需要说明的话，由于牵涉到了这些困难，不适宜于在信上商量。单说我情愿亲自到府上来（虽然这对我很不方便），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我以下要说的是实话。
我要说的是：我福斯科要比哈尔科姆小姐更了解珀西瓦尔爵士，我可以用我的信誉向您担保，他太太住在这儿的期间，他不会到府上来，不会和府上发生任何关系。他现在要处理的那些事很棘手。就让格莱德夫人离开他，让他可以有行动的自由吧。我向您保证，他将利用有行动自由的机会，在可以分身的时候尽早再去大陆。这情况您已经十分清楚了吗？好的，很清楚了。那么，您要向我提出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在这里答复。问吧，费尔利先生——请您问吧，尽量地问吧。”
他不管我是否愿意听，已经谈了这么许多话；看来，很可能，他不管我是否愿意听，还要谈更多的话，所以，完全出于自卫，我婉言谢绝了他善意的要求。
“非常感谢，”我回答，“我这就要死了。病得像我这样，我一向都只有接受一切的份儿。这一次也就让我这样吧。我们俩已经彼此很了解了。可不是。说真的，对您美意的调停非常感谢。要是有一天我身体好起来，要是有一天我再有机会会见——”
他站起来了。我以为他要走了。不。他还要谈下去；还要扩散传染病毒——而且是在我房间里；记住了：是在我的房间里啊！
“等一等，”他说，“临走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向您告别的时候，我还要请您注意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是这样一件事，阁下！您决不可以等到哈尔科姆小姐病好了以后才去接格莱德夫人。现在护理哈尔科姆小姐的有医生，有黑水园府邸的女管家，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看护——对这三个人的能力和责任心，我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担保，这是我要让您知道的。我还要让您知道一件事：格莱德夫人因为担心她姐姐的病，已经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和健康，现在她已经完全不能服侍病人了。她和她先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恶劣和危险了。如果再让她留在黑水园府邸里，那非但不会使她姐姐早日恢复健康，反而会使您受到批评，而为了家庭神圣的利害关系，这种危险是咱们都必须避免的。我衷心劝告，您应当立刻写信给格莱德夫人，接她回来，以免承担耽误了这件事的重大责任。只要您尽了这项责任，这项亲属无可推诿的光荣责任，以后无论再出什么事故，谁也不能责怪您了。我是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说这些话；我是像一个要好的朋友那样提出这样的忠告。您接受吗——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朝他瞪了一眼（仅仅是朝他瞪了一眼），脸上处处表示出：我对他那自信的态度感到惊奇，正在决定摇铃唤路易来请他出去。说来他们也许不信，然而当时的情况确是如此：好像我的表情并未对他产生丝毫影响。他真是生来就麻木不仁的——明明是生来就麻木不仁的。
“您拿不定主意吗？”他说，“费尔利先生！我能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拿不定主意！您是因为不赞成——瞧，阁下，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看透了您的心事！——您是因为格莱德夫人身体不好，精神欠佳，所以不赞成她一个人长途跋涉，从汉普郡赶到这儿来。您知道她的贴身女仆已经被辞退了，现在黑水园府邸又没有一个合适的仆人可以陪她上路，她要从英国那一头赶到这一头。还有一件事您也不赞成，那就是来这儿的时候要经过伦敦，她中途不能很舒适地停下来休息，而由于人地生疏，她又不能找到一个舒适的旅馆。瞧，我能一下子说出以上两个您不赞成的理由，但是我同时又可以一下子把这两个理由都给推翻了。请您最后一次留心听听我的想法。和珀西瓦尔爵士一同来英国的时候，我就想到要定居在伦敦附近。这一设想最近终于圆满地实现了。我在一个叫圣约翰林的地区租下了一所有家具的小房子，租赁期是六个月。先请您记住这一点，再请您注意我现在提出的办法。格莱德夫人前往伦敦（那段路程很短）——我会亲自去车站把她接到舍下（也就是她姑母家里），让她休息过夜——等她精神恢复以后，我再送她到火车站——等她抵达此地，她的贴身女仆（这会儿在您府上）就到车厢门口去接她。这样，舒适问题考虑到了，规矩习惯问题考虑到了，而您的责任——对一位需要招待、安慰和保护的可怜的夫人应尽的责任——也就可以全部很容易地、很顺当地尽到了。为了贵家族的神圣的利害关系，阁下，我恳切地请求您协助我所作的努力。我今天为这位不幸受到伤害的夫人请命，正式敦促您写一封信，由我去转交给她，欢迎她到您府上来（并将受到热诚的招待），同时欢迎她到舍下去（并将受到热诚的招待）。”
他把那只可怕的手向我挥了挥——他在那带有传染病菌的胸口拍了拍——他像发表演说似的对我大放厥词，就仿佛我是卧病在众议院里似的。现在必须断然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了。再说，现在必须唤路易来，给这间屋子烟熏消毒，预防传染了。
就在这样紧急的困难关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说是一个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为了结束伯爵没完没了的罗嗦，为了解决格莱德夫人没完没了的麻烦事，我决定答应这个可恨的外国佬的请求，立刻把这封信写了。这样的邀请完全不会有被接受的危险，因为，只要玛丽安还在卧病，劳娜就绝对不会同意离开黑水园府邸。像这样对我有利和可喜的一重障碍，竟然没被这位爱管闲事的、精明过人的伯爵注意到，这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他确是没注意到。我生怕他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会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极大程度的刺激下，我挣扎着坐好，抢过了（真的是“抢过了”）我身边的笔和纸，好像是一个办公室里的低级职员，飞快地写完了这封信。“最亲爱的劳娜：请随便什么时候来吧。路过伦敦，可以在你姑母家过夜。听到亲爱的玛丽安生病，我十分忧虑。你亲爱的叔父。”我隔开远远地把信递给了伯爵——我又倒在椅子里——我说：“请原谅——这下子我可完全累坏了，再也不能动了。您下楼去休息，去用便饭好吗？向大家问好。再见啦。”
他又发表了一通谈话——真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疲劳的人。我闭起了眼睛；我尽可能少去听他的谈话。然而，尽管试图充耳不闻，结果我仍不免听进了许多。我这位唠叨没完的妹夫，为我们这次谈话取得的成果向自己祝贺，也向我祝贺；他又谈了许多他的同情心和我的同情心；他为我衰弱的身体表示惋惜；他要给我开一张药方；他叫我无论如何别忘了他刚才谈到的光线的重要性；他接受了我的殷勤邀请，准备去休息和进午餐；他说我两三天内就可以盼望格莱德夫人来到；他请我不要单为了这次分离而感到不快，而是应当想到将来后会有期；他又说了一大堆话，那些话幸而我当时没去留心听，所以如今也就全都忘了。我只听到他那表示同情的声音逐渐远离开了我，然而，尽管他身体那样肥大，我却始终没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具有一种消极的美德，那就是举动毫无声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了门，什么时候关上了它。经过一阵岑寂，我又大胆地张开眼睛——这时他已经走了。
我摇铃唤路易，然后到浴室里去。他给我在水里加了些香醋，让我洗了个温水浴，再给我的书房好好地熏了一次：这些显然是必要的预防措施，我当然要一一加以采用。我很高兴，这些措施收到了效益。我按照老习惯睡了午觉。我醒来感到很凉爽。
我首先是打听伯爵的去向。难道他真的离开了我们？可不是，他搭下午的火车走了。他吃了午饭吗？吃了，那么他吃了些什么呢？吃的都是果馅饼和奶油。多么奇怪的人物啊！多么了不起的胃口啊！
还需要我谈什么吗？我想，不需要了吧。我已经尽心竭力完成了他们交给我的任务。至于此后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幸而它们不是发生在我所在的地方。我千万请大家别狠下心肠，甚至把那些事也归罪于我。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不能为一件完全无法预见的惨祸负责。这件事沉重地打击了我；我为这件事受到的痛苦是任何其他人不曾受到过的。我的听差路易（他虽然愚昧无知，但对我确是忠心耿耿）就相信，我永远不能把这件事排遣开。
现在他看见我一面口授，一面用手绢儿擦眼泪。我还要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这不是我的错，我的力量已经耗尽，我的心已经破碎。还需要我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