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没有机智，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所以废话多！”菲尔狄宪柯开始讲自己的故事。“我要是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或者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的机智，今天我也会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老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公爵，允许我向您请教您的看法：我总觉得世界上做贼的比不做贼的多；即使最诚实的人，要说毕生一次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决不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人个个都是贼，尽管——说真的——有时候实在很想下这样的结论。您的看法如何？”
“算了吧，您讲得太蹩脚，”达利雅·阿列克谢耶夫娜——那位动作麻利的太太——首先作出反应，“而且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偷过点儿什么；我就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
“您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达利雅·阿列克谢耶夫娜；但是一下子满脸通红的公爵会怎么说呢？”
“我觉得您的话有道理，不过您太夸大了。”确实不知为什么涨红了脸的公爵说。
“那么，公爵，您自己什么也没偷过？”
“嗬！多么可笑！别太忘乎所以，菲尔狄宪柯先生。”将军插进来说。
“无非因为事情到了点子上讲起来难为情，所以您想把公爵也拖下水，反正他是不会回敬的。”达利雅·阿列克谢耶夫娜咬字清楚、顿挫分明地说。
“菲尔狄宪柯，要么讲您自己的，要么请闭嘴，不要牵扯别人。再好的耐性也给您耗尽了。”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说，语气生硬，怒形于色。
“马上讲，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但既然公爵已经承认——我坚持认为公爵等于已经承认了，——那么，一旦别人（这里不点任何人的名）如果想说真话，他还能说什么呢？至于我，诸位，简直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事情很简单，很愚蠢，也很糟糕。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不是贼；我不知道是怎么偷的。那是前年的事，在谢苗恩·伊万诺维奇·伊宪柯的别墅里，那天是星期日，他家请客。席散以后，男人们留下喝酒。我想到一个主意——请主人的女儿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小姐弹钢琴。我穿过角上一间屋子，见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小作台上放着一张三卢布的绿色钞票：想必是女主人拿出来作一项什么家用开支的。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拿起那张钞票放进自己兜里，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是什么附上了我的身——我不明白。我只记得自己赶紧回到客厅里，在桌旁坐下。我坐着、坐着，且看有什么动静；心里激动得厉害，嘴上扯淡个没完；说说笑话，嘻嘻哈哈；后来又坐到女士们那里去。大约过了半小时，钱的事发觉了，几名女仆开始受到盘问。一名叫达利雅的女仆成了怀疑对象。我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好奇和热心，我记得当达利雅慌得手足无措的时候，我甚至还劝她认错，并且用脑袋担保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定会发善心——这话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谁都听见。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感到非常得意，那恰恰是因为我在开导别人，而钞票却在我兜里。这三个卢布当天晚上我就在馆子里买酒喝了。我走进去，要了一瓶拉斐特[1]；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单要一瓶酒，旁的什么也不要。我想尽快把钱花掉。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我都没有特别感到良心的责备。第二次肯定不会再干；这话你们信还是不信，悉听尊便，我不感兴趣。好了，就这些。”
“不过，这当然不是您最坏的行为。”达利雅·阿列克谢耶夫娜带着厌恶的表情说。
“这是心理学的病例，而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指出。
“那女佣人后来怎样？”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并不掩饰极度的憎厌问道。
“不消说得，女佣人第二天就被撵走了。那是一户规矩很严的人家。”
“您居然听之任之？”
“那有什么？！难道我该去自首？”菲尔狄宪柯嘻嘻地笑了起来；不过，大家对他的故事所作出的反应太不愉快了，这使他多少有些吃惊。
“这太肮脏了！”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高叫。
“嗬！您要听人家讲最恶劣的行为，同时又要求冠冕堂皇！最恶劣的行为总是很肮脏的，这一点咱们马上会从伊万·彼得罗维奇那里听到。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事多着呢！因为有自备马车，所以想显示仁义道德。有自备马车的人还少吗？……可都是用什么办法得来的？……”
总之，菲尔狄宪柯已完全失去自持，一下子发起火来，简直到了忘情的程度，“豁了边”；甚至他的整个面貌都走了样。说来尽管奇怪，但很可能他预期自己的故事会收到的效果完全不是这样。这种低级趣味的“失误”和“特殊类型的自夸”（托茨基语），在菲尔狄宪柯身上是家常便饭，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甚至气得发抖，她定睛注视着菲尔狄宪柯；菲尔狄宪柯霎时间慌了，哑了，几乎吓得手脚冰冷——自己毕竟走得太远了。
“咱们是不是就到此结束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狡黠地问。
“下面轮到我了，但我有权请求豁免，所以不讲。”普季岑说得很坚决。
“您不想讲？”
“我不能，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反正我认为这样的小型游戏是要不得的。”
“将军，好像该轮到您了，”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对他说，“要是您也拒绝，下面就会跟着您通通告吹，那将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打算最后讲‘我自己一生中’的一桩行为，但是只想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之后讲，因为你们一定会使我得到鼓励。”说完末了那句话，她笑了起来。
“哦，既然您也答应，”将军劲头十足地大声表示，“那么，要我把自己的一生一股脑儿讲给您听也愿意；不过，说老实话，我在依次等候时已经准备好了我自己的故事……”
“只要看将军阁下的神态便可以断定，他在加工自己的故事过程中得到了多么不寻常的创作乐趣。”菲尔狄宪柯面带不怀好意的笑容又大胆插话，虽然窘色犹在。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向将军瞥了一眼，也暗暗一笑。但是看得出，幽愤和烦躁在她身上愈来愈加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她答应要讲故事，加倍紧张起来。
“诸位，和每个人一样，我在自己的一生中也做过一些不太漂亮的行为，”将军开始说，“但最奇怪的是，我自己认为下面要讲的一个小故事是我一生中最最恶劣的故事。事情过去差不多有三十五年了，但是回忆起来，我始终不能摆脱某种所谓揪心的印象。不过，事情是非常愚蠢的；当时我还是个准尉，在军队里当苦差。准尉嘛，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热血沸腾，可是穷得够呛。当时我有个勤务兵叫尼基佛尔，他拼命为我把家，缝补、打扫、洗刷样样干，处处撙节，甚至到处去偷能够到手的一切，但求增添家当——总之是个最最忠心、最最老实的人。当然，我待人严格，但是公平。有一个时期我们驻扎在一座小城。我的房子号在城郊一个退伍少尉的寡妇家里，那是个八十岁的老太婆，至少也近八十了。她的一所小木屋已经破旧得厉害，家里穷得连个女佣人也没有。但是，她最主要的特点是过去曾有过人数极多的家族和亲属，不过一部分先她而死，一部分散处他乡，一部分把老太婆给忘了，而她四十五年前就安葬了自己的丈夫。几年前，有个侄女儿跟她住在一起，那是个很凶的驼背女人，据说跟妖婆差不多，有一次甚至把老太婆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可是连她也死了，所以老太婆已将近三年全靠自己一个人苦撑。我住在她家无聊得很，而且她这人也够乏味的，什么也挤不出来。后来，她偷了我一只公鸡。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是稀里糊涂，但除了她没有别人。为了那只公鸡，我跟她吵了一架，吵得很凶，那时恰巧上级根据我才提出的请求给我换了住所，搬到另一头城郊一个人口众多的家中去，我至今记得房东是位留着大胡子的商人。我和尼基佛尔高高兴兴搬了家，气冲冲地把老太婆撇下。过了三天，我操练回来，尼基佛尔向我报告：‘长官先生，咱们不该把盆子留在以前的房东那里，现在没有家伙盛汤了。’我当然莫名其妙，就问：‘咱们的盆子怎么会留在房东那里？’尼基佛尔也感到奇怪地继续报告说，我们搬走时，房东老太婆不肯把我们的一只盆子给他，理由是我打破了她的一只罐子，现在她扣住我们的盆子赔她的罐子，据说是我自己向她提出的办法。老太婆这种卑劣的行径自然把我的肺都气炸了，身体里的血像开了锅。我跳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我到老太婆那里时，火已经像俗话所说的冒穿了天灵盖。我一看，她一个人坐在过道角落里，好像在躲避太阳，一只手托住腮帮子。我立刻把雷霆之怒一齐发到她头上，骂她这样，骂她那样，——你们都知道，俄国话是怎么个骂法。只是我瞧着、瞧着，觉得不大对头：她坐在那里，脸冲着我，眼睛瞪圆，一句话也不回答，总是非常非常奇怪地望着我，身体似乎在摇晃。我终于渐渐平复下来，定神仔细看她，问她，还是一言不答。我站着犹豫了一会儿：苍蝇嗡嗡地叫，太阳即将下山，周围一片寂静。我讨了一场没趣，最后茫然离去。我还没走到新的住处，就被叫去见少校，后来又到连里去了一趟，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尼基佛尔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您可知道，长官先生，咱们的房东老太婆死了。’我问：‘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今天傍晚，大约一个半钟头以前。’也就是说，恰恰在我骂她的时候，她正在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老实告诉你们，我简直给打闷了。心里老是排遣不开，夜里甚至还做起梦来。我当然不迷信，但是第三天我还是上教堂去参加了葬礼。总之，时间隔得越久，就越是排遣不开。虽说不是怎么疑神疑鬼，可有时候眼前总会出现那么一幅景象，日子就不好过。那么，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呢？首先，一个女人，一个在咱们这时代常被称作血肉之躯的有生命的人，她生活着，活了很久，甚至太久了。她曾经有孩子、丈夫、家庭、亲人，这一切曾使她周围显得所谓热气腾腾，可以说处处有笑脸，后来一下子变成一片空白，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她一个人，犹如……一只苍蝇，生下来就遭到诅咒。最后，上帝总算把她带到终点。在夏季里一个宁静的傍晚，我的房东老太太随着夕阳西下也飘然魂归——当然，其时她头脑里不无劝世诫俗的思想；可就在这一刹那，非但没有告别的眼泪，相反，一名冒失的年轻准尉两手叉腰站成中字状[2]，居然用绷脆的俄国骂人话送她离开尘世，就为了失去一只盆子！毫无疑问，我有过错，虽然由于事隔多年和性情的变化，我看待自己这一行为早已像看待别人的行为那样，但悔恨之心至今存在。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甚至感到奇怪，尤其是因为：即便我有错，也不能全怪我，她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死呢？不言而喻，对此只有一种解释：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状态的表现。但是，我仍然不能心安理得，直到十五年以前为止——那时，我自己掏钱在养老院里供养了两个长年害病的老太婆，目的是想让她们在人间的最后一些日子过得好些。我在考虑遗赠一笔款子作为慈善事业的长期基金。好了，故事已经讲完。我再说一遍：我一生也许做过许多错事，但这件事我凭良心认为是我一生中最坏最坏的行为。”
“将军阁下，您非但没有讲最坏最坏的行为，反而讲了自己一生中的一件好事，把菲尔狄宪柯蒙了过去！”菲尔狄宪柯加以评论道。
“的确，将军，我意想不到您毕竟有一颗善良的心；简直可惜。”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
“可惜？为什么？”将军发出和善的笑声问，并且面有得色地呷了一口香槟。
但是底下已轮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他也作好了准备。大家估计他不会像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拒绝，并且，出于某些原因，都以特别好奇的心情等着听他的故事，同时又经常朝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这边瞧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摆出一副庄重非凡、与他轩昂的仪表十分配称的神态，用平和婉顺的语调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个“动人的故事”。这里附带交代一下：他这个人仪表堂堂，身材较高；头略有些秃，稍稍夹杂几茎华发；体型相当肥硕，柔软红润的两腮微微松垂，口中镶有几颗假牙。他的服装比较宽舒，做工讲究，内衣都是精美的上品。他那一双白净肥软的手令人百看不厌。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价值很高的钻戒。在他讲故事的时候，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始终在凝神端详自己衣袖上所镶的花边，用左手的两个指头把它抻平，一次也没有去看讲故事的人。
“对于我完成任务最有利的一点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始说，“规定必须讲自己一生中最坏的行为，不讲别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犹豫不决，因为良心和记忆马上会向我提示该讲什么。我痛心地认识到，在我一生多得不可胜数的、也许是轻率和……浮躁的行为中，有一桩行为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委实太沉重了。事情发生在大约二十年前；那时我到普拉东·奥尔登策夫的田庄上去做客。他刚刚被选为首席贵族，正和年轻的妻子一起在乡下度冬假。恰巧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的生日也快到了，预定要举行两场舞会。当时小仲马的那本优美的小说《茶花女》在上流社会一炮刚刚打响，正红得发紫；依我看，这部充满诗意的杰作注定将永垂不朽，而且将永葆青春。外省小地方的女士们，至少那些读过此书的女士们，都如醉若狂。动人的故事、对主人公命运别出心裁的安排、那个被刻画入微的诱人世界以及书中比比皆是的那些美妙细节（例如根据不同情况交替使用白茶花和红茶花的花束），——总之，不论是这一切可爱的小地方还是合在一起的全貌，无不令人拍案叫绝。茶花成了风靡一时的热门货。大家都要茶花，到处去觅茶花。请问：人人都要物色茶花去参加舞会，尽管舞会并不太多，可是在小小一个县内，到哪儿去弄这么多茶花？可怜的彼嘉·沃尔霍夫斯科依当时正为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神魂颠倒。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些什么，不，我是想说，彼嘉是否可能认真抱有某种希望。可怜的彼嘉为了想在入晚之前弄到茶花给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舞会上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据悉，从彼得堡来到省长太太处做客的索茨卡娅伯爵夫人，还有索菲雅·别斯巴洛娃，肯定会带着白色的花束前来。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为了创造某种特殊的气氛，要红色的。可怜的普拉东给逼得团团转；本来嘛，他是丈夫，曾保证弄到一束，可结果呢？花在头天给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梅季谢娃抢先捞走了；她在各方面都是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劲敌，两人宛如针尖对麦芒。反正歇斯底里、昏倒之类是免不了的。普拉东这下完了。不难明白，倘若彼嘉在这微妙的时刻能从什么地方弄到一束花，他的事情可能取得重大进展，因为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限感激的。他拼命奔走，可是毫无办法，连一点眉目也没有。在生日舞会的前夕，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我在奥尔登策夫的邻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祖布科娃那里忽然碰到彼嘉，只见他眉开眼笑。我问：‘你怎么啦？’他高兴得直叫：‘找到了！发现了！[3]’我说：‘老弟，你使我太惊奇了！在哪儿找到的？怎么发现的？’他说：‘在叶克晒斯克（那是二十里外的一个小城，不是我们那个县）有个姓特列巴洛夫的商人，大胡子，很有钱，和他的老伴住一起。他们没有孩子，尽养些金丝雀。老两口都是种花迷，他们家有茶花。’我说：‘喂，这也许靠不住；万一人家不给，怎么办？’他说：‘我就跪在他脚下苦苦哀求；他不给，我一直不走！’我问：‘你什么时候去？’他说：‘明儿一大早，五点钟。’我说：‘那就让上帝保佑你吧！’我很为他高兴；后来我回到奥尔登策夫家。已经过了深夜一点钟，可这件事老在我头脑里转。我正要上床睡觉，忽然想到一个无与伦比的主意！我立刻到厨房里去叫醒马车夫萨维利，给了他十五个卢布，叫他‘半个钟头之内给我套好马！’当然，半小时以后，一辆雪地篷车已经在大门口等候。有人告诉我，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正犯偏头痛，在发烧，还说胡话。我坐上马车就走。四点多钟我到了叶克晒斯克，在一家客店里等天亮，也只等到天亮。没敲七点，我已经在特列巴洛夫家。我说明了来意，问他：‘有茶花没有？老伯，亲爹，帮帮忙，救救命，我给你磕头！’那老头儿个子很高，头发花白，看样子非常严厉，是个怪吓人的老头儿。他说：‘不行，不行！我不答应！’我扑通一声跪倒在他脚下，愣是躺在地上！他简直吓坏了：‘您怎么啦，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我冲他喊道：‘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他说：‘既然这样，那就看在上帝分上拿去吧。’我剪了好些红色的茶花。他有整整一座小棚子全都是茶花，好看极了，非常可爱！老头儿浩叹连连。我掏出一百卢布。可是他说：‘不，先生，请您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伤害我的感情。’我说：‘既然如此，尊敬的老伯，请把这一百卢布捐赠给本地的医院充作改善伙食等用途。’他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先生，这样的善举既高尚，又虔诚；我一定照办——为您积德。’告诉你们，我开始喜欢这个俄罗斯老头儿了，这是个所谓土生土长的俄国人，正宗直系。我因大功告成而欣喜非常，当即登上归程；回去是绕道而行的，免得碰上彼嘉。一到主人家里，我立刻派人把花束赶在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醒来之前给她送去。你们可以想象，主人有多么高兴、多么感激，流了多少感激的眼泪！普拉东——那个昨天还像掉了魂儿似的、跟死人差不多的普拉东——伏在我胸前号啕大哭。唉！天下做丈夫的从上帝创……创造合法婚姻以来都是这样！我不敢再补充什么，不过这段插曲使可怜的彼嘉希望彻底破灭。起先我以为他知道后会宰了我，甚至准备好他来找我，但是发生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先是昏倒，傍晚开始说胡话，到天明热病发作，像个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不时惊厥抽风。过了一个月，病刚好，他就志愿去高加索。这真是一部罗曼蒂克的小说！最后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阵亡。那时他的哥哥斯杰潘·沃尔霍夫斯科依还在指挥一个团，立了战功。坦白说，事后甚至有好多年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时我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打击？何苦呢？如果当时我自己爱上了女主人，倒也罢了。可事实上纯粹是恶作剧，无非为了献点儿殷勤，别无他图。倘若我不抢在他前头夺走那束花，这人至今还活着亦未可知，也许还很幸福，有所成就，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去跟土耳其人打仗。”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沉默下来，神态跟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一样庄重。人们注意到，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完时，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眼睛里闪起一种异样的光芒，甚至嘴唇也颤动了一下。大家好奇地望着他俩。
“菲尔狄宪柯上当了！这明明是蒙人！不，这样蒙人太厉害！”菲尔狄宪柯用哭哭啼啼的声音说，他懂得现在可以而且应该插那么一两句话。
“谁叫您自己不懂事呢？得向聪明人学着点儿！”达利雅·阿列克谢耶夫娜几乎以胜利者的姿态加以抢白。她是托茨基的忠实朋友和老搭档。
“您说得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小型游戏实在无聊，得快些结束，”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等我把答应了的讲完以后，咱们一起开始玩牌。”
“可是答应了的故事最要紧！”将军兴冲冲地加以鼓励。
“公爵，”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出人不意地猛然转向他说，“我的这两位老朋友——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老是要我嫁人。请您告诉我，您认为我该不该嫁人？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大惊失色，将军目瞪口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伸长脖子。加尼亚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嫁……嫁谁？”公爵的声音悠悠忽忽地问。
“嫁给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伊沃尔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态度跟刚才一样，语调刺耳，口气坚决，咬字清楚。
好几秒钟在沉默中过去了，公爵似乎奋力想要开口，可是说不出话，就像有可怕的重物压在他胸口一般。
“不……不要嫁！”他最后轻轻吐出这么一句，接着就费力地喘了一口气。
“那就这么办！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以下命令和近乎庆胜利的口吻对他说。“公爵作出的决定您听见没有？这也就是我的回答。这件事就这样永远了结！”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声音在发抖。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军的语气似欲进行劝说，但是声音充满惊慌。
座间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紧张起来。
“你们怎么啦，诸位？”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依然故我，她似乎感到惊奇地望着客人们。“你们干吗一下子都紧张起来？瞧你们各人脸上的表情！”
“可是……请回忆一下，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托茨基结结巴巴地说，“您曾经作出承诺……完全是自愿的承诺，按说可以多少表现一些恻隐之心……。我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当然感到尴尬，可是……。总而言之，现在，在这样的时刻，当着……大庭广众，就这样……用小型游戏的方式来结束一件严肃的事情，结束一件名誉攸关的终身大事，未免……要知道，这件事关系到……”
“我不懂您的意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确实称得上语无伦次。首先，什么叫作‘当着大庭广众’？难道我们不是在熟不拘礼的好朋友圈子里吗？其次，为什么说是用小型游戏的方式？我确实想讲我自己的故事，这不是讲了吗？难道不精彩？为什么您认为这不严肃？难道这样不严肃？您也听到了，我对公爵说：‘您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办，’他要是说‘行’，我立刻表示同意，但他说了‘不’，所以我拒绝了。我的终身大事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还有什么比这更严肃的？”
“但是为什么要公爵说了算？归根到底，公爵究竟是什么？”将军喃喃地说，他几乎已经克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由于公爵拥有这样的权威，他委实感到气不忿儿。
“对于我来说，公爵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真正信得过的人。一见面他就对我表示信任，我也信任他。”
“我只能感谢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以这样体贴入微的态度来……对待我，”脸色煞白的加尼亚终于用颤抖的声音撇着嘴说，“当然，这本来就在情理之中……。但是……公爵……。公爵在这件事情上……”
“……志在七万五千，是不是？”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遽然打断他的话，“您是不是想这样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忘了补充一点：这七万五千请您收回，还可以告诉您，我无条件让您获得自由。够了！您也该松口气了！九年零三个月！明天将开始新的一页，而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生平第一次自己做主！将军，把您的珍珠也拿回去送给您的夫人，给；从明天起，我要永远搬出这所公寓。再也不举行晚会了，诸位！”
说完，她站起来，仿佛要走。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叫声起自四座。大家都激动起来，大家都纷纷离座，把她围住。大家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听这些激烈、冲动、狂热的话，大家都感到不大对头，可是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可能弄懂什么。正在这节骨眼上，忽然铃声大作，就跟下午加尼亚家里响起的铃声毫无两样。
“啊——啊！戏要收场了！终于来了！十一点半！”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大声说道，“诸位请坐下，这是戏的收场！”
说了这话，她自己坐下。一丝奇怪的笑意在她的嘴角颤动。她静坐不语，急切地等待着，眼睛朝门那边看。
“毫无疑问，准是罗果仁和十万卢布。”普季岑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
* * *
[1] 一种红葡萄酒，得名于它的产地——法国南部的拉斐特城堡。
[2] 原文是“站成字母Φ的形状”。俄文字母Φ读如f。
[3] 原文为希腊文。“发现了！”相传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得（前287—前212）在洗澡时恍然大悟，这样欣喜若狂地喊叫着跑回家去验证他的理论——关于浮力的阿基米得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