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国人民的情况；他们的学术、法律和习俗。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作者在该国的生活方式。他证明一个贵妇人是完全无辜的。
尽管我打算在一篇专门文章里对这位国君作一番描述，但同时我还是想在这儿作一番大略的描写，来满足好奇的读者。由于当地人的一般身高大约不超过六英寸，因此其他的动物，包括植物树木，也可依同样的比例推算；比方说，最高大的马和牛的高度在四至五英寸，羊有一英寸半，大致如此；他们的鹅和麻雀差不多；依次逐个变小，直至最小的动物，我的眼睛看不清这种最小的动物。不过，大自然赐予小人国国民一对能看清所有物体的眼睛。他们的眼光相当敏锐，但不能看得很远。请看看他们对眼前物体的眼力敏锐到何等地步吧，我曾饶有兴致地观察过一个厨师如何给一只云雀煺毛，而这只云雀还没有一只普通苍蝇大；还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在做针线活，可我根本就看不见她手里的针和丝线。他们最高的树约有七英尺高；我指的是长在王家花苑中的一些树，我举起捏紧的拳头便能触碰到树顶。其他的植物可依此类推，这就由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这儿，我得就他们的学识说上几句，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这种学识已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涉及各门学科。不过，他们的书写方式非常特别，既不像欧洲人那样从左到右，也不像阿拉伯人那样从右到左；不像中国人那样从上到下，也不像卡斯卡吉人那样从下到上，而是像那些英国贵妇人一样，从一张纸的一角斜斜地写到它的对角。
他们埋葬死者的方式是将死者的头朝下笔直埋下去，因为他们相信，过了1万1千个月，这些死者全会起来，而到那时候，地球（他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会翻转过来，这样的埋法便会使这些死者在复活时发现自己正好站立在地面上。他们中的学者也承认，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实际上这种习俗依然按照习俗延续下去。
这个王国中的有些法律和习惯法是非常特别的，要不是这些法律和习惯法跟我亲爱的祖国的法律截然相反的话，我真想斗胆为它们的公正性说上几句。我只是怀着一种希望，但愿这些法律同样能为我们所用。我首先要提到的，便是关于告密者的法律。所有反对国家的罪行在这儿都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但是假如受控的罪犯能在法官面前充分表明他是无辜的，那么指控者就立即会可耻地被判处死刑；同时，指控者还得以其财产和土地，为这位无辜者的时间损失，他所承受的危险，艰辛的狱中生活，以及在申辩时所支付的一切费用等四方面，作出补偿。如果指控者的财产不够，大部分便会由王室给以补足。国王还会授予他某个荣誉称号；同时，向全国宣告，他是无辜的。
他们将欺诈看作是比偷窃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一来，几乎每个欺诈犯都会被判处极刑；因为他们声称，小心谨慎加上一些普通常识便可使一个人的东西不遭盗窃；然而诚实的人实在无法防范老奸巨猾的人；由于买卖和信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长期交往行为，如果在这一行为中允许或默认欺诈行为的存在，或是不从法律上对它加以制裁，诚实的买卖人便总是吃亏，而狡诈的无赖便会得到好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仆人受主人的差遣去催讨了一大笔钱，他骗取了这笔钱并携款逃遁，因而成了一名罪犯，我在国王面前为他求情，想为他减轻罪名，我对陛下说，他的罪名只不过是辜负了他人的信任；国王却认为，我竟会出面并提出这一最能加重罪行的理由为他辩护，真是骇人听闻。说真的，我几乎无话可说，更不用说作出什么回辩了，因为，我得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完全不同的习俗，说实话，我当时真是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我们通常总是说，奖励与惩罚是所有的政府实行其统治的两个关键所在，然而除了在小人国外，我从来没看到有哪个国家是依照这一普遍格言行事的。有谁能举出充分事实，证明他在长达七十三个月的时间里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便可要求享受一定的特权，并根据其地位和生活条件，从一笔专项基金中授给他一笔钱，同样，还在他的名字上加授斯尼尔佩尔，或称作“守法者”的称号，不过，他的子孙后代是不能承袭这一称号的。我告诉他们，我国只是靠实行惩罚而没有任何的奖励来执行法律的，他们都认为这是我们政策上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正因如此，在他们的所有法庭上，公正女神的形象是由六只眼睛所组成，两只在前，两只在后，两边再各有一只，以此表明她明察秋毫，绝无懈怠，在她的右手里有一只打开的装满金子的口袋，左手是一把入鞘的剑，以此表明她视奖励重于惩罚。
在挑选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时，他们将好的道德品行看得比杰出的能力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人类来说，政府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相信，人们通常具备的理解能力总是适合于从事这一种或那一种工作，而且，上帝从不打算让公众事务的管理变成一项神秘莫测的工作，也从不打算让这种管理只为少数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这种人一个时代也产生不了三个）所通晓；不过，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诚实、公正、节欲以及这一类的品质，而人们去实践这些美德，加上经验和良好的动机，任何人都能胜任报效祖国的职责，当然，不排除这样做还需要进行某种专门的学习。但是，他们又认为，道德品行的缺乏向来不是由杰出的心智才能可以弥补的，因此，各种工作决不能落入这种缺乏德行的危险人物的手中；至少说吧，品行高尚的人由于疏忽而犯下的错误决不会像诡计多端的人那样，会对公众福利造成致命的后果，而后一种人的心计总会导致他走向腐败，同时，这种人有勃勃野心要掌权，他的野心会膨胀，还会费尽心计袒护自己的腐化堕落。
同样，不相信天意的人便不能掌握任何公职，因为国王们都断言，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因此，小人国的人民觉得，如果一位国君会起用那些自身的行为均置于国王的权威之下却拒不承认这种权威的人，这真是再荒谬不过的行为了。
在叙述这些法律及随后要说的法律时，我只是想让人明白，我说的是该国独创的制度，而不是在描述那些由于本性的堕落而产生的那些最骇人听闻的腐化堕落。至于那些通过在绳索上跳舞，或是跳跃过一根根木棍，在木棍下钻行以求得高官厚禄或是各种显赫荣耀的无耻行径，读者将会看到，那都是由当今这位国君的祖父首先引进，并由于政党派别的逐步增加而衍变到如今这般盛行的地步。
忘恩负义在他们国家中要判死罪，就如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有些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对此他们自有其理由。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恩人都会恩将仇报，那么，由于其他人并没有施恩于他，他必定会对他们更加歹毒，因此，没理由让这种人活在世上。
他们对父母和孩子的责任的观念也跟我们的观念截然不同。因为男女的结合是基于伟大的自然法则，是为了人类繁衍生存的需要；男人和女人出于性欲而结合在一起，就跟其他的动物一样，他们对孩子的情感也出于同样的自然法则，小人国的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做；正因如此，他们从来不认为孩子该为父亲赋予他生命，或是母亲将他带到人世而承担任何责任。考虑到人生的种种不幸，生儿育女并没什么好处，父母们也并不想要这么做，他们在相爱时想的都是别的事情。基于这些那些等等理由，他们便认为，父母是最不可能胜任教育自己孩子的工作的人。为此，他们在每个城镇里都设有公办养育院，所有的父母，除了村民和工人，在自己的婴儿（不管是男是女）满了二十个月后，一定得将他们送进养育院去抚养和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小孩们便具有了一些可以教养的基础。这样的学校分有好几种，分别适合于不同阶层的孩子，以及不同的性别。他们有确定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培养孩子养成适合于他们父母的身份地位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能力和思想倾向。接下来，我先谈谈男孩养育院，然后再来谈谈女孩养育院。
为贵族或出身显赫的男孩设立的养育院配备了认真而有学问的教师，以及他们的副手。孩子们的服装和食物都很普通简单。根据荣誉、公正、勇气、谦逊、仁爱、信教和爱国的原则将孩子们培育成人。除了很短的吃饭和睡眠时间，以及两小时的娱乐，其中包括体育锻炼外，总让孩子们从事某项工作。男孩在四岁前，由男仆为他们穿衣，过了四岁就一定要自己穿衣了，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有多高贵显赫；而女仆们（她们的年龄相当于我们五十岁左右）只从事一些最低下的活儿。男孩们决不敢和仆人们讲话，总是或小群或大批地结伙进行娱乐活动，并且总会有一位教师或他的一位副手在场；这一来，这些男孩就不会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在幼年时期便会受到种种愚昧和不良习气的坏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一年只能见他们两次，每次会面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允许父母在见面和分手时亲吻自己的孩子；不过，在这种场合，总有一位教师在场，他决不会允许他们哭泣，也不让他们流露任何抚爱的表示，或是携带任何玩具、糖果这一类的礼物。
每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及时缴纳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的费用，国王的官员就会强行征收。
一般绅士、商贾、小商贩和手工匠人的孩子所进的养育院的管理情况也相仿；只有那些安排好要学生意的孩子到七岁时便要开始去当学徒，而其他一些出身高贵的孩子则继续进行他们的学习，一直到十五岁，这个年纪和我们的二十一岁差不多。不过到了最后三年，这种严格的管教状况便会逐渐松懈。
在女孩的养育院里，高贵人家的小女孩所受的教育跟男孩们差不多，只是给她们穿衣打扮的是上了年纪的女仆，不过这时总有一个教师或副手在场，一直到她们自己能穿衣为止，也就是五岁时。如果这些女仆竟敢对女孩们讲一些可怕的或愚蠢的故事，或者做出一些像我们这儿那些侍女们会做的愚笨行为，一经发现，她们便将当众受到三下鞭挞的惩罚，并被监禁一年，然后被放逐到国内最荒寂的处所去度过余生。这一来，年轻的小姐们便像男士一样羞于成为懦夫和蠢货；她们注重的只是行为规矩，衣着整齐，而鄙视一切个人饰物。我从来没有看到，男孩女孩由于性别的差异而受到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只是女孩的锻炼强度没有男孩们那么大；另外要教会女孩们一些持家之道，她们的学习范围也略小些。因为他们信奉的基本原则是，在高贵的家庭中，为人妻的女孩应当总是一个通情达理而令人合意的伴侣，因为她不会总是年轻不变的。女孩到了十二岁，也就是他们通行的结婚年龄时，她们的父母或是监护人就来将她们带回家，他们对教师们是千恩万谢，而姑娘们几乎总是会热泪盈眶地跟同伴们依依惜别。
在地位较低贱的女孩的养育院中，教育孩子们学会从事各种符合她们性别和地位的工作，那些安排去学艺的女孩在七岁时离开养育院，其余的则要到十一岁。
地位较低贱的家庭在把孩子放在养育院时，除了每年得缴纳一笔少得不能再少的费用外，每月还要将其收入的一小部分交给养育院的管理员，作为孩子的一些财产，这样，这些父母必须由法律规定限制自己的开支。因为，小人国的人民认为，那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生下了孩子，却把养育这些孩子的包袱扔给社会公众，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了。至于那些显贵，他们则为每个孩子拨出一笔费用给基金会，费用大小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这些基金按节俭的原则加以最公平的使用。
农夫和劳动者则把他们的孩子留在家中，他们所干的只不过是在土地上耕耘劳作，因而他们的孩子受教育与否对公众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事；不过他们中的年迈者和病人可送到医院治疗，这是因为在这个王国里，行乞行当是不存在的。
接下来，我要讲讲在这个国家逗留的九个月十三天的时间里，我的家务料理和起居方式，这或许可以让好奇的读者一读为快。由于我这人生来喜爱手工制作，同时也为生活之需所迫，我用王家花苑里最大的树木为自己制作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坐得十分舒服。国王召来两百个女裁缝给我做了一些衬衫，还做了床单被褥和桌布，用的都是他们能搞到的最结实粗粝的布料；不过，他们不得不用好几层布来拼合缝制，因为这儿最厚的布也要比亚麻布更细致些。我躺在地上，让女裁缝给我量尺寸，一个裁缝站在我的脖子上，另一个站在我大腿腰，分别执着一根结实的绳索的两头，第三个裁缝便用一把一英寸长的尺子来量这根绳索的长度。然后她们又量了我的右拇指，就此作罢。因为作一个数学上的估算，我的拇指的两倍周长便等于我手腕的周长，同样便推算出我的脖子和腰围的尺寸；我又将我的旧衬衣摊放在地上，让她们比试着做个样式，这些新衬衣制作得非常合身。同样，又叫了三百个裁缝给我制作衣服，不过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来为我量尺寸。我跪在地上，他们则在地上竖起一把梯子，一头靠在我的脖子上，一个裁缝登上梯子，将一根铅垂线从我的领子垂到地上，这正好就是我外衣的长度，而腰围和胳膊的尺寸则是我自己量的。这些衣服是在我的住所里缝制的，因为他们最大的房屋也没法容得下这些衣服。就这样，他们为我缝制了衣服，它们就好像是英国女士们制作的百衲衣，不同的是我的衣服是同一颜色的。
有三百个厨师为我准备膳食，在我的住所四周搭起了许多小巧便利的临时房屋，这些厨师和他们的家人就住在小屋里，一次为我准备两道菜。我用手抓起二十个侍从，将他们放在桌子上，另有一百个在地上侍候，有些人端着肉盘，有些人肩上扛着一桶桶的酒和别的饮料，在桌上的侍从用绳索很巧妙地将它们拉上来，就像我们欧洲人从井里拉上水桶一样。一盘肉正好够我一满口，一桶酒正好够我一饮而尽。他们的羊肉逊于我们的，但他们的牛肉的味道好极了。我曾吃到过一块很大的牛排，我不得不分三口才把它吃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仆人们见我连骨头带肉把整块牛排吃下去真是惊叹不已，可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在国内吃云雀腿时连骨头一起吃下去一样。我通常是一口就吃下他们的整只鹅和整只火鸡，不过，说老实话，它们的味道远比我国的鹅或火鸡更鲜美。至于他们国内其他较小的飞禽，我可以用刀尖一下串起二十到三十只。
一天，陛下听说了我的起居及饮食方式，倒勾起了他想带王后及王子公主们同我一起进膳的欲望，他很高兴，认为这一定是件相当有趣的事。于是他们来了，我将他们安顿在放在我桌子上的王室的椅子里，面对着我，他们的卫士则侍立一旁。王家财务总管弗利姆纳普照常手执白色权杖在旁边侍奉，我注意到他不时看着我，一副酸不溜丢的不快脸色，对此我满不在乎，只是吃得比平时更多，我要为我的国家争光，同时也要让朝廷上下惊叹一番。我私下有理由相信，陛下的这次访问，给了弗利姆纳普在陛下面前对我进谗言的机会。这个大臣一直是我的暗敌，尽管他本性阴郁乖戾，但他却比平时更对我摆出一副友好的嘴脸。他对国王讲到国库财力不足，他也没有办法，只好低价去筹款，也就是说不得不以低于正常水平九个百分点的价格投出政府债券进入流通；他说我已耗去了陛下一百五十万个斯普拉格（即他们最大的金币，大约有一个金属饰片大小），总之，国王该采取的明智之举就是一有机会便将我打发掉。
在此我有责任为一个品质高尚的贵夫人的名誉辩护，由于我的缘故让她蒙受了不白之冤。财务总管竟听信几个邪恶小人的恶意诽谤，他们告诉他，说他夫人对我产生了热烈的感情，至使他无端吃起醋来。这则宫中的谣言流传了一阵，说有一次，她曾悄悄到过我的住处。我要严正地声明，这完全是一派无耻的谎言，没有任何根据，夫人她只不过是以完全纯洁的随便和友善的态度待我而已。我承认，她确曾多次光顾我的住处，但总是正大光明公开前来，每次她总是至少与三个人一起坐马车来，通常是她的妹妹和小女儿，以及某个要好的熟人；而这是宫廷许多夫人全都知道的。而且我还要请我的贴身仆人作证，他们是否有哪一次看见过一辆马车停在我的门口，却不知道车里是谁。在那些访问中，只要仆人一禀报我，我照例立即来到门口，在向她们表示敬意后，我便小心翼翼地将马车连同两匹马一起捧在手中（如果是六匹马拉的车，车夫总是卸下四匹），然后放到桌上，我已经在桌子四周加上了一道可移动的框边，有五英寸高，以防不测。经常，我的桌上停放了四辆马车和拉车的马，车里坐了人，而我则坐在椅子里，脸孔前倾，朝着她们；当我同一辆车里的人交谈时，马车夫就赶着其余几辆马车缓缓在桌上绕行。许多个下午，我就是在这样的聊天中愉快地度过的。但是，我坚决要财务总管，还有他的两个报信者克拉斯却尔和德伦罗（我要报出他们名字，随他们怎么对付我好了）拿出证据来证明，除了国务秘书雷尔德里萨尔，还有哪个人到我这儿来是隐姓埋名的。我先前已讲过，雷尔德里萨尔是由国王陛下紧急派来见我的。要不是这事牵涉到一个高贵的夫人，我本来是不会为此而这么絮叨一番的，如果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才不会费这番口舌呢。我已拥有纳达克这一光荣称号，而财务总管本人却还没有。众所周知，他只不过是个克拉姆格鲁姆，这是个比我低一级的头衔，就好像英国的侯爵比公爵低一级一样。不过他的官位当然比我高，这是我要承认的。这些谗言——这是我随后通过一个不便公开的意外情况而得知的——使得财务总管有好一段时间给他夫人冷脸子瞧，对我的脸色就更不好看了。尽管最后他明白了真相，同夫人言归于好，可我就此失去了他的一切好感，与此同时，我发现我在国王面前也很快失宠，因为他实在受那个宠臣的影响太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