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夫人一向把自己的出身引为殊荣。过去她也曾风闻梅诗金家族中还有最后一位公爵，而此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听说这位本家竟是个可怜的白痴，穷得只好接受别人的施舍，跟要饭的差不多，将军夫人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将军正是指望击中这一要害，一下子吸引住她的注意力，以便收到转移目标的效果。
遇到非常情况，将军夫人照例把身子略微后仰，眼睛睁得极大，视而不见地望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这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年龄差不多，深色的头发覆着斑斑霜华，但还挺浓密，鼻子略呈钩状，面容瘦削，黄黄的两颊深凹，薄薄的双唇勾出一张瘪嘴。她的前额颇高，但是很窄；一对相当大的灰眼珠有时会现出完全意想不到的表情。当年她曾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眼神具有不寻常的效力；这个信念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接见？您是说，现在马上就见他？”将军夫人把眼睛尽量睁大，瞪着在她面前显得忐忑不安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哦，在这一点上不必讲究礼仪，只要你愿意见他，亲爱的，”将军急忙解释，“那是个十足的孩子，简直可怜极了；他有一种抽风的毛病；他刚从瑞士来，才下火车，衣着挺古怪，像日耳曼人，而且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确实如此；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我送了二十五个卢布给他，我想在我们机关里给他谋一份文书之类的差使。女士们[1]，请你们招待他用膳，因为他看来还饿着肚子……”
“您的话使我感到惊讶，”将军夫人仍用刚才的语调继续说，“他饿着肚子，还有抽风病！是什么样的抽风？”
“哦，那不是经常发作的，何况他就跟小孩子差不多，不过受过教育。女士们，”他又转向三个女儿说，“我想请你们对他进行一次考试，最好能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本领。”
“进行——一次——考试？”将军夫人拉长了调子说着，现出极度骇怪的表情，并且又开始翻着眼珠子，让视线在三个女儿和丈夫之间来回移动。
“啊，亲爱的，这并没有你所想的那层意思……不过，反正依你就是；我的意思无非是好好款待他，让他到我们家来，因为这就跟行善差不多。”
“让他到我们家来？从瑞士搬来？！”
“这也无妨；不过，我再说一遍，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我这样考虑，是因为：首先，他是你同姓的本家，也许还是亲戚；其次，他连个安身之所也没有。我甚至认为你或多或少会感兴趣，因为归根到底他毕竟是跟我们同宗的。”
“既然对他不必太拘礼，就这么办吧，妈妈。何况，他远道而来，想必饿了，又没有旁的去处，应该请他用餐，难道不是吗？”大小姐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这个人完完全全是个孩子，跟他还可以玩捉迷藏游戏呢。”
“捉迷藏？此话怎讲？”
“哦，妈妈，请不要再演戏了。”阿格拉雅悻悻地打断将军夫人的话头。
生性爱笑的二小姐阿黛拉伊达，忍不住笑出声来。
“爸爸，叫他来吧，妈妈答应了。”阿格拉雅断然说。于是将军打铃，吩咐有请公爵。
“不过有个条件：他在餐桌旁坐下时，脖子上一定得围餐巾，”将军夫人坚持道，“回头他吃饭的时候，叫费奥多尔，或者让玛甫拉……站在他后面看着他。不知他发病的时候会怎样？但愿他安生就好。他不手舞足蹈吗？”
“不，正相反，甚至可以说很有教养，举止也落落大方。只是有时候太天真了些……。瞧，他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梅诗金家族的最后一位公爵，你的同姓本家，也许还是亲戚，好好招待他吧。马上就要开饭，公爵，请赏光……。我已经过了时间，对不起，少陪了……”
“您急忙要到哪里去，已经不是秘密。”将军夫人神态庄重地说了一句。
“我没工夫，我没工夫，亲爱的，时间已经过了！女士们，把你们的纪念册拿出来交给他，让他在上面给你们各人写点儿什么，他的书法可真是难得啊！称得上天才！刚才他在我书房里用古体字写了一句话：‘修道院长帕甫努季敬署’……。我走了，再见。”
“帕甫努季？修道院长？等一下，等一下，您上哪儿去？帕甫努季又是怎么回事？”将军夫人固执地向着急欲逃走的丈夫悻悻喊道，声调几乎带着惊恐。
“不错，不错，亲爱的，古时候有那么一位修道院长……我要上伯爵那儿去，他等我很久了，主要是他亲自指定这个时候要我去的……。公爵，再见！”
将军快步匆匆离去。
“我知道他要上什么伯爵那儿去！”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用刺耳的声音说完，恼怒地把视线移到公爵身上。“刚才说什么来着？”她带着不屑和不悦的表情作追想状。“刚才究竟说什么来着？哦，对了，好像有个什么修道院长？”
“妈妈。”亚历山德拉开口正欲说话，而阿格拉雅甚至还跺了一下脚。
“别打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2]，”将军夫人故意咬着字儿对她说，“我也想知道啊。这儿坐，公爵，坐在我对面这把圈椅里。不，坐这儿，把椅子挪到亮一点的地方，靠近阳光，让我看得见。好了，那个修道院长叫什么来着？”
“修道院长帕甫努季。”公爵认认真真答道。
“帕甫努季？有意思。他怎么啦？”
将军夫人问得很快，声音尖利，显得颇不耐烦，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公爵；而当公爵回答的时候，她又随着对方的每一句话频频点头。
“修道院长帕甫努季是十四世纪的人物，”公爵开言道，“曾主持伏尔加河边的一座修道院，那地方在今天的科斯特罗马省内。他以高洁的品德著称于世，曾到过金帐汗国，帮助处理当时的一些事务，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名。我见过这一签字的照片，对那种书法挺喜欢，我就着手临摹。刚才将军想看看我的字写得怎样，以便为我安排工作，我就用各种不同的字体写了几个句子，其中‘修道院长帕甫努季敬署’一句是用修道院长帕甫努季本人的字体所写。将军看了很喜欢，所以他刚才提到了这件事。”
“阿格拉雅，”将军夫人说，“记住了：帕甫努季。你最好还是写下来，要不我老是忘掉。不过，我原以为可能更有趣一些。那么，这签名在什么地方？”
“好像留在将军书房桌子上了。”
“马上叫人取来。”
“我还是给您再写一次吧，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妈妈，”亚历山德拉说，“现在还是先吃饭吧；我们已经饿了。”
“这倒也是，”将军夫人表示同意。“走吧，公爵；您是不是很饿了？”
“是的，现在我的确很饿，真是太感谢您了。”
“您很有礼貌，这非常好，我注意到，您完全不像别人所介绍的那样……古怪。走吧。您就坐在这儿，跟我面对面，”宾主到了餐厅里，将军夫人忙着给公爵安排座位，“我想看看您。亚历山德拉，阿黛拉伊达，你们来招待公爵。他完全不是那么……病态，你们说对不对？我看餐巾也不用系了……。公爵，您用餐的时候围不围餐巾？”
“以前，我大约七岁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围的；不过现在，我吃饭时通常把餐巾铺在膝上。”
“应该如此。那么发作时怎么样？”
“发作？”公爵有些惑然，“我的病现在很少发作。不过，也难说；人家告诉我，这里的气候可能对我有害。”
“他说话挺好嘛，”将军夫人向女儿们指出，同时继续随着公爵的每一句话频频点头，“我甚至感到意外。可见，跟往常一样，全都是胡说八道。吃吧，公爵，您一边吃一边告诉我：您出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上的学？我全都想知道：您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公爵道了谢，一边胃口很好地吃着，一边开始把这天上午他已经说过不止一次的那番话从头再讲一遍。将军夫人显得愈来愈满意。三位小姐也相当注意地听着。及至叙起宗亲来，公爵对自己的家谱显得知之甚详；然而，叙来叙去，在他和将军夫人之间几乎什么亲都沾不上。各人的爷爷和奶奶之间也许还算得上是远亲。这个乏味的题目使将军夫人特别高兴，因为她尽管一直想谈谈自己的家世，却几乎始终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故而当她从餐桌旁离座起身时，精神颇为振奋。
“大家一起到我们的花厅里去吧，”她说，“让他们把咖啡也送到那儿去。我们有那么一间大家合用的屋子，”她在领公爵往那里走的时候向他解释道，“其实不过是我的小客厅，没有外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一起坐在那里，各人干各人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个，我的大女儿，不是弹钢琴，就是读书，或者做针线；阿黛拉伊达画画风景或者人像（可是从来什么都没有画成过）；而阿格拉雅坐着什么都不干。我做什么也总是提不起劲来，往往一事无成。到了，就是这一间；公爵，您坐到这里来，靠近壁炉，随便谈谈。我想知道您叙事的条理可清楚。我要了解得十分确切，等见到贝洛康斯卡雅公爵夫人的时候，我要把有关您的情况全都告诉那位老太太。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对您发生兴趣。好了，谈谈吧。”
“妈妈，就这样叫人家谈多别扭啊。”阿黛拉伊达说，其时她已把画架放好，拿起画笔和调色板，正欲着手临摹一幅版画上的风景——那是她很久以前便开始了的。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雅一起坐在一张小沙发上，各自抄起双手，准备听别人谈话。公爵发现自己成了特别注意的中心。
“如果要我照这样干，我一定什么也谈不出来。”阿格拉雅说。
“为什么？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怎么会谈不出来呢？又不是没有舌头。我想知道他说话的本领怎么样。来，随便谈点儿什么。谈谈你对瑞士最初的印象，喜欢不喜欢那个国家。你们瞧，他马上要开始谈了，而且头一定开得很好。”
“印象是强烈的……”公爵刚欲开腔。
“可不是，可不是？”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迫不及待地向女儿们说，“这不是开始了吗？”
“妈妈，您至少该让他好好儿说嘛，”亚历山德拉把她截住了。然后她向阿格拉雅附耳道：“这位公爵也许是个大骗子，压根儿不是什么白痴。”
“八成是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雅回答说，“他这样演戏实在卑鄙。他这样做想要得到什么好处？”
“最初的印象十分强烈，”公爵又说了一遍，“当年我被带出俄国，经过一座座德国城市，我只是默默地瞧着，记得那时候我几乎什么都不问。这是在我的病经过了好多次厉害而痛苦的发作之后，而只要病情加重，接连几次发作，我照例会陷入彻底麻木的状态，记忆力完全丧失，头脑虽然在工作，可是思维的逻辑脉络好像给扯断了。我没法把两三个以上的念头按顺序联结起来。我的感觉便是这样。发作渐渐减少乃至平息下来以后，我又变得健康而且强壮，就跟现在一样。我记得：当时我心中的忧郁是无法忍受的；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惑然，感到不安。有一点对我的震动很厉害，那就是：周围的一切无不陌生——这我明白。陌生的环境使我悲从中来。我从这种阴郁的心情中彻底猛省过来记得是在刚刚进入瑞士巴塞尔的一天傍晚，市场上的一声驴叫把我惊醒了。那头驴子对我震动极大，我不知为什么非常喜欢它，而与此同时，我的头脑似乎豁然开朗了。”
“驴子？这倒是奇怪的，”将军夫人道，“不过，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有的女人还会爱上驴子呢[3]，”她说着狠狠地瞪了正在笑的姑娘们一眼，“古代神话里就有这种事。谈下去，公爵。”
“从那时起，我对驴子喜欢得要命。我甚至对它们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我开始向别人询问有关驴子的情况，因为过去没有见过；我一下子就确信，这是一种大有用处的牲畜，能干活，力气大，耐性好，价格低，肯吃苦。通过这头驴子，我忽然对整个瑞士都有了好感，先前的忧郁顿时一扫而空。”
“这一切都很稀奇，不过关于驴子那一节可以略去。现在换一个题目吧。阿格拉雅，你老是在笑什么？你也是，阿黛拉伊达，笑什么？公爵关于驴子的那一节讲得挺好。他亲眼看见了驴子，可你看见了什么？你又没到过国外。”
“我见过驴子，妈妈。”阿黛拉伊达道。
“我还听到过驴子叫呢。”阿格拉雅也接过茬儿说。
姐妹仨又都笑开了。公爵也跟着她们一起笑。
“你们这样非常不好，”将军夫人指出，“您得原谅她们，公爵，其实她们心地不坏。我跟她们老是拌嘴，但我还是爱她们。她们头脑简单，冒失轻率，老是疯疯癫癫。”
“您说哪儿的话！”公爵笑道，“要是我处在她们的地位，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4]可我还是拥护驴子：驴子是善良而有用的人。”
“那么您的心地善良不，公爵？我是出于好奇这样问的。”将军夫人问道。
大伙又都笑了起来。
“又扯到了这该死的驴子上头；我可并没有想到它！”将军夫人大声解释，“请相信我，公爵，我完全没有任何……”
“暗示的意思？哦，我相信，绝对相信！”
于是公爵简直笑个不停。
“您笑真是太好了。我看得出，您是个再善良不过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并不善良。”公爵回答。
“我可是善良的，”将军夫人突然插言道，“如果您不觉得刺耳的话，我是一贯善良的，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人不应当一贯善良。我经常生气，生她们的气，尤其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气，但糟糕的是我生气的时候心肠最软。刚才您来以前，我正在火头上，故意装做什么也不明白并且什么也没法明白的样子。我有时候就这样，简直像个小孩子。那是阿格拉雅教我的；谢谢你，阿格拉雅。不过，这些都是扯淡。我这个人看起来很愚蠢，女儿们也总想使我显得愚蠢，其实我还没有蠢到那个程度。我有自己的脾气，而且不太怕难为情。不过，我说这话并没有恶意。你过来，阿格拉雅，亲我一下，好了……亲热就到此为止，”等阿格拉雅在母亲的嘴唇和一只手上深情地吻过以后，将军夫人说，“继续谈，公爵。也许，您能回忆起一些比驴子更有意思的什么来。”
“我又无法理解，这样直溜溜地叫人怎么谈？”阿黛拉伊达再次指出，“换了我，肯定找不出一句话来。”
“可是公爵找得出，因为公爵非常聪明，至少有你十倍甚至十二倍那么聪明。我希望在这以后你能有所感觉。公爵，您向她们证明这一点吧；继续谈。不过，关于驴子之类确实可以略去。那么，除了驴子，您在国外还见过些什么？”
“其实关于驴子的话也有道理，”亚历山德拉说，“公爵讲了他病中的状况，他怎样通过一次外来的推动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好感，讲得非常生动。对于人们怎样会精神失常，后来又怎样康复，我一直很感兴趣。如果这过程是突然发生的，我尤其感兴趣。”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将军夫人立刻兴奋起来，“我看得出，你有时候也挺聪明；好了，不许再笑！公爵，您刚才好像谈到瑞士的景色，说下去！”
“我们到了卢塞恩，我被带去游湖。我觉得湖上的风景很美，但我在游湖的时候心里难过得要命。”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也不明白。反正我第一次瞧着这样的景色心里总是很难过，很不安；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是不安。不过，这一切都还是病中的情形。”
“哦，我倒是很想瞧瞧，”阿黛拉伊达说，“我不明白，我们几时才能动身去国外。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可以入画的题材了。诗人说：
东方与南方早已写遍[5]
公爵，您给我找个画题吧。”
“在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我觉得：只要看了就可以画。”
“可我就是不会看。”
“你们究竟在打什么哑谜？我一点儿也不懂！”将军夫人打断了他们的交谈，“不会看？这话怎么讲？长着眼睛你就看呗。你要是在国内不会看，到了国外也学不会。公爵，还是谈谈您自己是怎么看的吧。”
“还是这样比较好，”阿黛拉伊达附和道，“公爵是在国外学会怎么看的。”
“不知道；我在国外只是健康情况有所好转，至于是否学会怎样看事物，我不知道。不过，我几乎任何时候都很快活。”
“快活？您有本领使自己快活？”阿格拉雅大声惊呼，“那您怎么还说没学会怎样看事物？您还得教教我们。”
“请教教我们吧。”阿黛拉伊达笑道。
“我什么也教不了，”公爵也笑了，“我在国外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住在那个瑞士乡村；很少外出，即使外出也离得不远；叫我拿什么教你们呢？起初我只不过没感到寂寞；我的病情好转得很快。后来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日子越久，越觉得宝贵，所以我开始注意这一点。我睡下的时候心情很愉快，而起床的时候更加快活。至于这一切原因何在——很难讲清楚。”
“难道您就哪儿也不想去，任何地方对您都没有吸引力？”亚历山德拉问。
“起先，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想到别处去，我曾经坐立不安。我老是考虑将来怎样生活，想去探索一下自己未来的命运，某些时候简直如坐针毡。你们也知道，往往有这样的时刻，特别在孤独的情况下。我们那儿有一处瀑布，并不大，像一条细细的线，几乎垂直地从山上高高地落下来，——色白如练，水声喧嚷，飞沫四溅。瀑布的起落点很高，可是看起来相当低；其实在半里以外，可是好像只相隔五十步。夜里我喜欢听瀑布的声响；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感到异常惶惑。有时在正午前后，我走到山上去，一个人站在半山腰里，周围都是古老、高大、清香的松树；崖顶上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已经变成废墟；我们的小村庄在很远的山下，几乎看也看不见；阳光灿烂，碧天如洗，四周静得可怕。此时此刻，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只要一直往前走，走上很久很久，走到天地相接的那条线后面，谜底便可揭晓，我就能看到新的生活，比我们那里丰富、热闹一千倍的生活。我老是梦想到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里去，那里到处是巍峨的宫殿，到处是轰隆隆的声响，到处是沸腾的生活……。是啊，我梦想的可真不少哇！后来我觉得，在监狱里可以找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那最后一个值得称道的想法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读本》上看到过了。”阿格拉雅说。
“这一切都是哲学，”阿黛拉伊达指出，“您是一位哲学家，是来开导我们的吧。”
“您也许说得对，”公爵微微一笑，“我大概确实是个哲学家，没准儿果真有意开导别人也难说……。有这样的可能，说真的，有这样的可能。”
“您的哲学跟叶甫兰比雅·尼古拉耶夫娜的一模一样，”阿格拉雅又接过了茬儿，“她是个小官吏的遗孀，常到我们家来，有点像食客。她生活的唯一宗旨就是拣便宜；一心只想少花钱过日子，说话总是斤斤计较几个戈比。其实她手里有钱，心眼儿鬼得很。这跟您所说监狱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差不多，也许还有您在乡村度过的四年幸福岁月，为了这份幸福，您把您的那不勒斯城都卖了，好像还赚了一笔，尽管只换得几个戈比。”
“关于监狱里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公爵说，“我听一个蹲过十二年监狱的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是我那位教授的一个病人，也在接受治疗。他经常发病，有时候烦躁不安，痛哭流涕，有一回甚至企图自杀。请你们相信，他在监狱的生活是很苦闷的，但当然并不只值几个戈比。与他结交的只有一只蜘蛛和长在窗外的一棵小树……。不过，我还是给你们讲去年我遇见的另一个人的事吧。关于他有一点非常奇怪，——奇就奇在这种事情简直绝无仅有。这人跟另外几个一起曾一度被押上刑场[6]，当时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因犯有政治罪行予以枪决。二十分钟以后，却又宣读了赦免令并代之以另一等级的刑罚。然而，两次宣判之间的那二十分钟，至少也有一刻钟，他是在确信无疑的状态中度过的，肯定自己几分钟后便要突然死去。我特别喜欢听他偶尔追述当时自己的感受，我曾要他重新讲过好几遍。他对当时的一切都记得异常清楚，说是那几分钟里的任何细节他永远也忘不了。行刑台那儿站着老百姓和士兵，离台二十步左右的地上竖着三根桩子，因为犯人有好几个。第一批三名犯人给带到桩前绑起来，穿上就刑衣（白色的长褂子），白帽子被拉得遮住他们的眼睛，这样就看不见枪了；然后对着每一根桩子有几个士兵站成一排。我那个熟人排在第八名，那就是说，他将轮到第三批走向桩子。神父拿着十字架挨个儿走到所有的犯人跟前。现在顶多只剩下五分钟可以活着。他说，那五分钟在他像是无穷尽的期限、数不清的财富；他觉得在那五分钟内他将度过好几生，此刻还根本谈不上最后的一瞬，所以他还作了若干安排：他估计需要跟同志们告别，为此留出两分钟时间；另外又留出两分钟，准备作最后一次默想；还有一分钟准备最后一次环顾四周。他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安排的正是这样三件事，时间正是这样分配的。他等待就刑时二十七岁[7]，身强力壮；他记得在跟同志们告别时向其中一人提了个不甚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很有兴致听他怎么回答。后来，他跟同志们告别完毕，他留出准备默想的那两分钟开始了；他事先知道自己将想些什么。他要尽快、尽可能鲜明地想象，怎么可能这样：他目前存在着，活着，而三分钟以后便将成为某个……某人还是某物？到底是某个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他打算在那两分钟内想出个名堂来！不远处有座教堂，它那金色的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闪亮。他记得当时十分固执地望着这教堂的屋顶以及从上面反射出来的光辉；他无法移开视线不去看那光华，他觉得这光芒是他新的血肉，三分钟以后他就将通过某种方式与之化为一体……。那新东西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它使人感到极其可憎，但它必然会有，而且即将来临——想起来实在可怕。但是他说，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他说，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
公爵突然缄口不语；大家都等着他继续往下说，等着他引出结论来。
“您讲完了？”阿格拉雅问。
“什么？哦，是的。”公爵说着从片刻的出神状态中恢复过来。
“您讲这个故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无非是……偶然想起罢了……谈着谈着，就谈到这上头去了……”
“您倒是很会卖关子，”亚历山德拉说，“公爵，您一定想引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刹那都不可等闲视之，有时候五分钟的价值大于一座宝藏。这一切自然值得称道，不过请问，向您述说这番痛苦经历的那位朋友……不是改判减刑了吗？也就是说，那个‘无穷尽的永恒’果然送给了他。那么，后来他把这一大笔财富怎样处置了呢？是不是每分钟都做到了‘精打细算’？”
“哦，没有，他自己告诉我的，——我曾经向他问过此事。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浪费了好多好多分钟。”
“可见，已有经验摆在您面前：要真的每分钟都‘精打细算’，日子是没法过的。不知为什么，反正没法过。”
“是的，不知为什么，反正没法过，”公爵也跟着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我还是不大相信……”
“那么您是不是认为，您的日子能过得比谁都聪明？”阿格拉雅问。
“是的，有时候我曾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还这样想吗？”
“现在……还这样想。”公爵回答时仍然面带安详甚至有些羞怯的微笑望着阿格拉雅；但他随即又笑出声来，并且高兴地向她瞧了瞧。
“多谦虚！”阿格拉雅几乎着恼地说。
“你们真勇敢，你们都在笑，可是听了他所讲的一切，我大为震惊，以后甚至做起梦来，梦见的正是这五分钟……”
他以认真探究的目光再次把四位听者一一看遍。
“你们是不是由于某种缘故生我的气？”他忽然问，似乎有些窘态，不过眼睛并不回避任何人的目光。
“生什么气？”三位小姐不约而同惊讶地叫了起来。
“我好像一直在说教……”
她们都笑了。
“如果你们生气的话，那么请不要这样，”他说，“其实我自己也知道，生活经验比谁都少，人情世故完全不懂。也许，有时候我说的话怪得很……”
说到这里，他简直窘极了。
“既然您说自己很快活，可见生活经验不比人家少，而是多；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道歉呢？”阿格拉雅说得相当严厉，紧紧缠住对方。“请不必考虑您是否在向我们说教，这丝毫不能显示您的高明。凭着您这种清净无为的哲学，足够使一百年的生活都充满幸福。不管是给您看死刑，还是给您看一个指头，您都能从中引起同样有教益的想法，还能感到心满意足。这样日子自然好过。”
“你这样凶干吗，我不明白，”将军夫人说。她对交谈者的面部表情已观察许久。“你们在谈些什么，我也不明白。什么指头？你胡扯些什么？公爵讲得很动听，只是有些伤感。你干吗要给他泼冷水？刚开始时他有说有笑，可现在完全蔫了。”
“没什么，妈妈。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处决犯人，否则我倒想请教您一件事情。”
“我看见过处决犯人。”公爵答道。
“看见过？”阿格拉雅喊了起来，“其实我应该料到！这下事情完全清楚了。既然看见过，您怎么说自己一直很快活呢？是不是给我一语道破啦？”
“难道你们那个村子里处决犯人？”阿黛拉伊达问。
“我是在里昂看见的，我跟施奈德一起到过那儿，他带我去的。我到那个地方正好赶上。”
“您觉得怎么样，很喜欢，是不是？深受教育？得益匪浅？”阿格拉雅问。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后来甚至病过一阵子，但我得承认，当时我简直像给钉在那个地方似的，看得眼睛都不眨一眨。”
“我也会看得眼睛都不眨一眨。”阿格拉雅说。
“那边很不赞成妇女去看，后来报纸上还发表文章议论那些妇女。”
“如此说来，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就是想以此表示（其实是想证明）这是男人的事。这种逻辑真是可喜可贺。当然喽，您也认为如此，对不对？”
“您谈谈处决犯人的情形吧。”阿黛拉伊达插嘴道。
“现在我非常不愿意谈……”公爵显得有些为难，甚至蹙紧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讲给我们听。”阿格拉雅刺了他一句。
“不，我是因为关于那次看到处决犯人的情形刚才已经讲过了。”
“您讲给谁听的？”
“府上的侍从，当时我在等候……”
“哪个侍从？”问题从左右前后向他纷纷提出来。
“就是坐在过道里的那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红红的脸；我曾坐在过道里等候进书房去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奇怪。”将军夫人道。
“公爵是位民主派，”阿格拉雅断然说。“既然您曾讲给阿列克赛听，那您总不能拒绝给我们讲喽。”
“我一定要听。”阿黛拉伊达再次提出。
“确实，刚才您向我要画题的时候，”公爵对她说，此时他又振奋了些（他似乎很容易兴奋，热情来得很快），“我确实有意给您提个建议：画一个临刑犯人的脸，那是在铡刀落下前的一分钟，当时他还站在断头台上，即将躺到那块板上去。”
“画脸？单画一张脸？”阿黛拉伊达问，“这题材相当奇怪，那将成为一幅什么样的画呢？”
“不知道。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公爵激动地坚持道，“前不久我在巴塞尔看到过这样一幅画。[8]我很想告诉您……。将来有机会我再谈……那幅画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关于巴塞尔的那幅画，以后请您一定告诉我，”阿黛拉伊达说，“现在您给我解释一下描写死刑的画。您可以这么谈：在您自己的想象中，那是怎样的一幅画？怎么画一个犯人的脸？是不是单单画一张脸？这张脸又是怎样的呢？”
“这是临死前的一分钟，”公爵欣然开始说，他沉浸在回忆中，看来当即忘了其余的一切，“正好是他登梯到顶、刚刚踏上断头台的一瞬间。那时他冲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朝他脸上一看，立刻全明白了……。可是，这又怎么能讲清楚呢？我非常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您或别人把这情景画出来！最好由您来画！我当时就想，那将是一幅有益的画。您知道，画家需要想象在这以前的一切，一切。那犯人待在监狱里，他估计离开处决的日子至少还有一星期；他仿佛指望办手续照例得费些时日，公文还必须送到某个地方去，过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个过程给缩短了。早晨五点他还在睡觉。那是在十月末；五点钟还很暗、很冷。典狱长带一名看守悄悄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推了一下犯人的肩膀。犯人坐起来，用胳膊肘支住上身，看见有灯光，问道：‘什么事？’典狱长通知他：‘九点与十点之间处决。’睡意尚未全消的犯人起初不相信，开始与之争论，说公文要过一个星期才回来。及至彻底醒过来以后，才停止争论，沉默下来（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后来他说：‘一下子就这样……总觉得难受……’——接着又沉默下来，再也不愿说一句话。此后的三四个小时花在人所共知的一些事情上：见神父，吃早餐，——这一餐他有酒、有咖啡喝，有牛肉吃（您说，这不是一种讽刺吗？请想一想，这有多么残酷！可是另一方面，那些无辜的人这样做却是出于真心，相信这是仁爱精神）——整仪容（你们可知道犯人的仪容是怎么样的？），然后经过城市押往断头台……。我想，犯人在给押赴刑场的途中，也觉得还可以活很久很久。他一路上多半在想：‘还有好多时间能活，还有三条街呢。等过了这条街，还有那一条，然后还剩下右边有人卖面包的一条街……。车到卖面包的人那儿还有一段时间呢！’周围人山人海，叫喊声、喧嚷声闹成一片，成千上万张脸，成千上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必须忍受，更重要的是必须忍受这样一个念头：‘瞧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一个也不会被处决，而我却要被处决！’好，以上这一切都是前奏部分。上断头台要登几级梯阶；他在梯阶前突然哭起来了，而他是个身强力壮、胆大包天的汉子，据说此人从前作恶多端。有位神父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在大车上也跟他待一起，一直在对他说话，——可他未必听见，即使开始用心听，也懂不了一句两句。想必如此。终于他开始登梯；由于脚上有铁镣，只能小步移动。神父大概是个聪明人，他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把十字架给他吻。在梯阶下面他脸色就很难看，而登上了梯阶，站到断头台上，一下子竟变得像纸一样惨白，完全像一张书写用的白纸。八成他的两腿发软，不听使唤，他还感到恶心，——像是喉咙受到了压迫，由此觉得怪痒痒的。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在惊恐之中，或在十分可怕的时刻，神志完全清醒，可是已经丝毫做不了主？我觉得，要是面临无法避免的毁灭，比如房子在往你们身上塌下来，那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只想坐下来，闭上眼睛，听天由命！……就在犯人开始现出这种软弱性的当儿，神父赶紧做了一个很快的动作，默默地把十字架突然放到他嘴唇上，——这是一个小小的银质十字架，——接着就频频向他伸过去。十字架一碰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又能振作几秒钟，腿脚也挪得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一副猴急相，活像生怕忘了带走什么备而不用的东西，但是，要说此刻他心中有什么宗教意识，倒也未必。如此一直走到铡刀下面……。说也奇怪，在临死前这真正的最后几秒钟，很少有人晕厥！相反，头脑十分活跃地运行着、工作着，想必工作得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紧张，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我想象，他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那里敲击，那都是些不完整的、或许还是可笑和不相干的念头：‘这个人在瞧着我，他脑门上有个瘊子；刽子手身上最下面的一颗扣子生了锈……’与此同时，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那么一个点，是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的，也不会昏倒，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那个点运行、打转。请想一想，这样直到最后的四分之一秒，那时他的脑袋已经搁在架子上，他等着，并且……明明知道，直到突然听见自己上方铁器滑动的刺溜一声！这是一定会听见的！假如我躺在那里，我愣是要听，也一定会听见！那也许只有一瞬的十分之一，然而一定能听见！请想象一下，直到如今还有人在争论：脑袋掉下来以后，它也许还有一秒钟工夫知道自己已经掉下！这是什么观念？！如果是五秒钟又怎么样？！……请把断头台画得只能清楚地看到近处的最后一级梯阶；犯人刚踏到上面；画他的头部，他的脸惨白如纸，神父把十字架举到他面前，犯人贪婪地嘟出发青的嘴唇凑上来吻，眼睛望着它，而心里——全知道。十字架和犯人的头部——就这么一幅画。至于神父的脸，刽子手及其两名帮手的脸，台下的一些面孔和眼睛，——这一切都可以放在背景地位，画得模模糊糊，作为点缀……。就这么一幅画。”
公爵讲到这里为止，他看看所有的人。
“这可一点儿不像清净无为。”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
“那么，现在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爱上别人的。”阿黛拉伊达说。
公爵纳罕地瞧了瞧她。
“是这么回事，”阿黛拉伊达似乎很匆忙地说，“关于巴塞尔的那幅画，您答应以后再讲，可是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样爱上别人的；不要抵赖，您一定爱过。此外，您一开始讲故事，那股哲学家的味儿就没有了。”
“每次您的故事刚一结束，您马上就为自己所讲的感到惭愧，”阿格拉雅忽然说，“这是为什么？”
“这话简直愚蠢。”将军夫人断然指出，并且气愤地望着阿格拉雅。
“实在不高明。”亚历山德拉也说。
“别理她，公爵，”将军夫人对他说，“她这是存心闹别扭；其实，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不是那么愚蠢；她们老是这样唐突您，请不要介意。她们准是出了什么鬼点子，但她们已经喜欢您了。我看她们的脸就知道。”
“我也能从她们的脸上知道。”公爵用特别强调的语气说。
“这话怎么讲？”阿黛拉伊达好奇地问。
“关于我们的脸您知道些什么？”另外两位小姐也觉得挺新鲜。
但公爵默然不语，而且神情严肃；大家都等着听他怎么回答。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平静而认真地说。
“您存心想吊我们的胃口，”阿格拉雅喊道，“瞧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那好吧，”阿黛拉伊达又着起忙来，“但既然您对面相这么有研究，那一定爱过人；可见我猜得不错。您就谈谈吧。”
“我没有恋爱过，”公爵还是那样平静而认真地回答，“我……得到过另一种幸福。”
“怎么样的？在哪方面？”
“好吧，我告诉你们。”公爵说时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 * *
[1] 原文为法文，以后不再注明，用仿宋体排印。这里将军转而向三个女儿说话。
[2] 母亲对女儿如此敬称比较反常。将军夫人为了强调其语气之严重，往往用这个办法。
[3] 2世纪的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著有一部小说《变形记》（一名《金驴记》），取材于希腊民间传说，描写一个希腊青年误服魔药，由人变驴，历尽艰辛，最后经埃及女神阿希斯挽救，复为人形。
[4] 前面阿黛拉伊达和阿格拉雅所说看见过驴子和听到过驴叫都是在拿公爵开心，而公爵完全了解，并且毫不介意。
[5]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首诗《记者、读者与作者》（1840）中有这样两行：写什么？东方与南方早已写遍、唱遍。
[6]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借公爵之口所述实即他本人于1849年12月22日等候处决时的感受。
[7]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被判死刑时28岁，年龄差不多。
[8]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7年8月到过巴塞尔。他指的想必是巴塞尔艺术博物馆所藏德国画家汉斯·弗里斯（1450—1520）作的画《施洗者约翰遭斩首》。这幅画描绘的是在剑已经举起的一刹那约翰的面部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