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爵开始说，“你们都那么好奇地看着我，要是不让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你们大概会生我气的。不，我是闹着玩儿的，”他赶紧面带笑容找补一句，“那边……在国外，有好多小孩，我在那里老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只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是那个村里的孩子，有一大帮，都在学校里念书。我并不教他们念书；哦，不，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教他们，他叫儒勒·蒂博。不过，可以说我也教他们，反正大部分时间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有四个年头都是这样过的。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们，对他们什么都不隐瞒。他们的父亲和亲属都很生我的气，因为那些孩子后来简直离不开我了，老是挤在我的周围，学校里的老师干脆跟我成了死对头。我在那边招来许多敌人，都是为了孩子们。连施奈德也指责我。其实，他们何必这样害怕？一切都可以对小孩说——一切。我老是感到很惊讶，大人对小孩怎么这样缺乏了解，甚至父母也很少了解自己的子女。对孩子什么也不该隐瞒，不该推说他们年纪小，让他们知道还早。利用这种借口是多么可悲而不幸的想法！孩子们自己很善于察觉，父亲总认为他们太小，什么都不懂，而事实上他们全懂。大人们不知道，即使遇到最困难的情况，孩子也能提出极其重要的忠告。哦，上帝啊！当这样一只可爱的小鸟用信任和幸福的目光看着你们的时候，要是欺骗这小鸟，你们难道不觉得问心有愧？我之所以管他们叫小鸟，那是因为世上没有什么比小鸟更可爱的了。不过，村里的人生我的气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而蒂博对我简直是忌妒。起初，他老是摇头纳闷儿，孩子们在我身边怎么全能明白，到了他那儿简直什么都不懂；后来，他开始取笑我，因为我对他说：咱俩什么也教不了他们，还是要他们来教咱们。其实，他自己老是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他怎么能忌妒我、诽谤我呢？跟孩子们在一起能医治心灵的创伤……。在施奈德的医疗机构里有一个病人，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他的不幸实在太可怕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被送到那里治疯癫症；据我看，他不是疯子，他只是极端可怜，——这便是他的全部病根。你们很难想象，最后孩子们对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不过，关于那个病人的事我还是以后再告诉你们吧；现在先谈我提到的那件事是怎样发生的。起先，孩子们并不喜欢我。我比他们年龄大得多，而且老是笨手笨脚的；我知道自己长得也不好看……再说，我又是个外国人。最初，孩子们老是取笑我，后来，甚至向我扔石子，因为我吻玛丽给他们瞧见了。我总共才吻过她一回……。不，请你们别笑，”公爵急忙刹住他的听众脸上浮起的浅笑，“那跟爱情毫不相干。假如你们知道她有多么不幸。你们自己也会像我一样十分可怜她的。她是我们村里的。她的母亲是个老太婆，她们那座东歪西倒的小屋里只有两个窗户，经村里同意隔出一个窗户，让她母亲从这个窗户里卖些带子、针线、烟草、肥皂，都是些几个铜子儿的小买卖，她就靠这维持生活。老太婆身体有病，两腿肿得厉害，所以老是坐在一个地方。玛丽是她女儿，二十来岁，身体瘦弱；她早就患上了肺痨病，但她还总是到这户那户人家去打零工干重活——擦地板，洗衣服，扫院子，看牲畜。一个路过的法国推销员把她骗到手并且带走了，一星期以后又把她抛弃在路上，自己悄悄地溜掉。玛丽一路求乞走回家去，浑身稀脏，衣衫褴褛，鞋都磨破了。她足足步行了一个星期，夜夜在田间度过，受了严重的风寒；腿脚全是伤痕，两手肿胀、皲裂。其实，她本来就长得并不好看；只是一双眼睛安详、善良而又天真。她非常沉默寡言。有一次，那还是以前的事，她在干活的时候忽然唱起歌来，我记得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纷纷笑道：‘玛丽唱歌了！怎么？玛丽唱歌了！’那一回她窘得不得了，此后再也不开口。那时节人家还疼她，但在她害病带伤狼狈归来以后，就没有一个人对她表任何同情！人们在这方面可真残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实在顽固！母亲第一个用狠心和鄙视来接待她：‘如今你叫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她第一个让玛丽公开出丑。村里人听说玛丽回来了，纷纷跑来看玛丽，几乎全村的人都跑到老太婆的小屋里来：老人、小孩、妇女、姑娘，都争先恐后来看热闹。玛丽躺在老太婆脚边地板上哭，衣不蔽体，肚子又饿。她见村里人纷纷跑来，只得让披散的头发遮住自己，脸朝下趴在地上。大家围着她，像看什么爬行动物似的；老人们严厉申斥，年轻人甚至在笑，妇女们骂她、谴责她，用厌恶的眼光看她，把她当作一只蜘蛛似的。母亲对这些一概容许，自己坐在那里，连连点头表示赞同。那时候她母亲病得很重，几乎快要死了；两个月以后她果真死了。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可还是直到咽气都不愿跟女儿和解，连一句话也不跟她说，把女儿赶到过道里去睡，甚至差不多等于不给她饭吃。老太婆经常需要用热水浸泡一双患痛风的脚；玛丽每天给她洗脚，服侍她；母亲不声不响地接受女儿的照料，可就是没有一句好言好语对她。玛丽一切都逆来顺受，后来我认识了她，发现她自己也赞同这一切，自己也把自己看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到老太婆一病不起以后，按照那里的规矩，由村里的老年妇女轮流来照看她。那时玛丽吃饭的事干脆完全没人管了；村里大家都撵她，甚至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给她活干。人人都唾弃她，而男人们简直不再当她是个女人，都冲着她说不堪入耳的脏话。偶尔，那是很难得有的，星期天人们喝醉了酒，拿她开心，把铜子儿扔给她，就这样扔在地上。玛丽默默地一个个拣起来。当时她已经开始咯血。最后，她的破衣裳完全成了碎布条，实在耻于在村里露面；她自从回来以后就一直光着脚。就在那种情况下，特别是孩子，——他们一共有四十多人，都是小学生，——往往成群结队逗她取乐，甚至往她身上扔泥巴。她要求牧人让她看牛，但牧人把她撵走。于是她不征求同意，自己跟随牛群整天离家外出。由于她给牧人帮了很多忙，牧人也注意到了，就不再撵她，有时还把自己午餐剩下的一些干酪和面包给她。牧人认为自己这样做已经是大发慈悲。玛丽的母亲死后，牧师居然好意思在教堂里当众羞辱玛丽。玛丽照旧一身破烂，站在棺材后面哭。许多人特地来看她怎么哭，怎么跟在棺材后面走。牧师的年纪还轻，他的全部抱负就是想成为一个大传教士，当时他竟指着玛丽向所有的人说：‘就是她造成了这个可敬的妇人之死，’（这不是事实，因为她母亲已经病了两年）‘现在她站在你们面前，却不敢抬头，因为上帝的手指点着她；她光着脚，衣衫褴褛，——这便是那些道德败坏者的下场！她究竟是谁？是这个妇人的女儿！’诸如此类讲了一大套。奇怪的是，几乎大家听了这种卑劣的诽谤都很满意，但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孩子们站出来了，因为那时节孩子们都已站到我一边，都已开始喜欢玛丽。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想为玛丽做点儿什么；她非常需要别人给她钱，可是我在那边身上从来没有一个子儿。我有一枚小小的钻石别针，我就把它卖给一个串村走巷买卖旧衣服的小贩。他给了我八法郎，其实那别针足足值四十法郎。我开始候机会能单独遇见玛丽，等了很久，我们终于在村外篱栅旁相遇，那是在进山去的偏僻小径上一棵树背后。我把八法郎给她，叫她省着点儿，因为我再也没有钱了，然后吻了她一下，并且说，希望她不要以为我存什么歹念，我吻她并非因为爱上了她，而是因为我觉得她非常可怜，我一开始就丝毫不认为她有罪，只是认为她很不幸。我很想立刻使她得到安慰并且相信，她不应该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但她似乎没能理解。这一点我当即看出来了，虽然她几乎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低首垂目站在我面前，羞愧难当。我说完以后，她吻了一下我的手，我也马上抓起她的手来想吻，但她赶紧抽回去。就在这个当儿，我们忽然被一大帮孩子看见了；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早已在窥视我的行动。他们开始吹口哨，又是拍手又是笑，而玛丽急忙逃跑。我正想说话，可是他们向我扔石子。当天，这事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伙又都把气出到玛丽头上，人们更加不喜欢她了。我甚至听说打算处罚她，不过，谢天谢地，后来总算不了了之。然而，孩子们再也不让她得到安宁，对她的恶作剧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往玛丽身上扔垃圾，对她围赶；玛丽见他们就逃，因为肺部有病，总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而孩子们在后面追逐、呐喊、辱骂。有一次我甚至冲上去和他们打架。后来我开始跟孩子们谈，天天谈，一有机会就谈。他们有时也停下来听，尽管嘴里还在骂。我向他们讲述，玛丽是多么不幸；很快他们便不再骂了，而是默默地走开去。我们渐渐开始互相交谈，我什么也不瞒他们，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听得很有兴趣，不久便对玛丽同情起来。有的孩子遇见玛丽，开始亲切地招呼她；按那边的习惯，不管是否相识，人们彼此遇见时要互相鞠躬，并且说：‘您好。’我可以想象玛丽该有多么惊讶。有一回，两个女孩弄到了一点儿吃的，一起去送给玛丽，然后来告诉我。她们说玛丽哭了，还说她们现在非常喜欢玛丽。没过多久，孩子们都喜欢她了，在这同时，对我也一下子喜欢起来。他们开始经常来找我，老是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我想自己大概讲得不坏，因为他们很喜欢听我讲。接下来，我学习和看书简直完全是为了能把学到和看到的讲给他们听，以后我足足给他们讲了三年。后来大家都责问我，——连施奈德也责问我，——为什么我对孩子们说话像对大人那样，什么也不瞒着他们？我回答说，对孩子们撒谎很难为情，你无论怎样瞒着他们，他们反正全都知道，其影响也许是要不得的，而从我这里知道却没有这种影响。每一个人只消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情形，就会了解这一点。他们不同意我的见解……我吻玛丽还是在她母亲去世以前两个星期，当牧师发表那篇布道演说时，孩子们都已经站到我这一边了。我当即把牧师的行为告诉他们，并且作了分析；大伙对他都很气愤，有几个孩子甚至用石块把他家的玻璃窗也砸破了。我制止了他们，因为这种做法总是不好的；但是村里一下子全都知道了，人们纷纷指责我把孩子们引上了邪路。后来大家知道了孩子们喜欢玛丽，都吓得非同小可；但玛丽已经得到了幸福。孩子们甚至被禁止与玛丽见面，但是他们偷偷地跑到牛群那儿去找她，那地方相当远，离村子差不多有半里地。他们带些好吃的去给她，有几个跑去只是为了和她拥抱，吻她一下，对她说一声：‘我喜欢您，玛丽！’——然后撒腿就往回跑。玛丽得到这样突如其来的幸福，差点儿没发疯；她连做梦也没敢这样想。她又是惭愧，又是高兴。而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跑到她那儿去，主要是为了告诉她：我爱她，我跟他们谈她谈得很多很多。他们告诉玛丽，是我把一切都向他们讲清楚了，现在他们喜欢她，同情她，而且将永远这样。然后他们跑来找我，脸上带着兴高采烈、似乎忙得不可开交的表情向我报告，他们刚去看过玛丽，她向我问好。晚上我常到瀑布前面去，那儿有一个从村子这边完全看不见的地方，周围长着白杨；孩子们晚上常到那儿去找我，有几个还是偷偷溜出来的。我觉得，他们十分欣赏我对玛丽的爱情，而我住在那边的整个时期内，唯独在这一点上欺骗了他们。我没有去改变他们的看法，没有说我根本不是爱上了玛丽，我只是觉得她十分可怜；我从各种迹象看得出来，他们更希望事情与他们自己所想象的一样，与他们彼此商定的看法相符，所以我保持沉默，装作给他们猜对了的样子。这些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温柔体贴啊！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好朋友莱昂[1]那样爱玛丽，而玛丽穿得那么破，连鞋也没有，——这可不行。你们简直想象不出来，他们给玛丽弄到了鞋、袜、内衣，甚至还有一条连衣裙；他们究竟用的什么办法——我不明白；反正他们是大伙一起干的。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嘻嘻哈哈地笑得挺欢，而女孩子们则一齐拍手，吻我。我偶尔也偷偷地去看玛丽。她的病已经很重，几乎路也走不动了。后来，她不能再帮牧人干活，但仍然每天早晨跟牛群出去。她靠边坐下；那里一座差不多是笔直的悬崖有个突出部，她就坐在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一块石头上，从早晨直到牛群回家的时刻整天坐在那里，几乎一动也不动。肺病已使她虚弱不堪，越来越多的时间只能闭着眼睛把脑袋倚在峭壁上，费力地喘着气打盹。她的脸瘦得像骷髅，额上和鬓角的汗直冒。我看到她时总是这样。我不能久留，我也不愿让人家看见。我刚一出现，玛丽立刻会打一个寒颤，睁开眼睛，扑过来吻我的双手。我不再把手缩回，因为这对她是一种幸福；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她一直在哆嗦、哭泣；诚然，她几次试图说话，但她的意思很难听懂。她像是失去了理智，处在极度的激动和欣喜之中。偶尔孩子们跟我一起去。在那种情况下，他们通常站在不远处为我们放哨，提防出什么事或被什么人发现，这份差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愉快的。我们走后，玛丽又剩下一个人，照旧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头靠在巉岩上；她也许梦想着什么。一天早晨，她不能跟牛群出去了，只得待在自己空荡荡的家里。孩子们马上就知道了，这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她家去探望过她。她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两天工夫完全由孩子们轮流跑来照看她，后来村里人听说玛丽真的快要死了，一些老年妇女就来到她家，坐着陪她。村里人似乎也开始觉得玛丽可怜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制止、责骂孩子们。玛丽一直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她睡不安稳，因为咳嗽得厉害。老太婆们把孩子们赶走，但他们还是跑到窗前来，往往只待一会儿，仅仅为了说一句：‘你好，我们的好玛丽！’而玛丽只要看见他们或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全身出现活力，立刻不听老太婆们的劝阻，挣扎着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来向孩子们点头致谢。孩子们照旧给她送好吃的来，但她几乎什么也吃不下。请你们相信，多亏那些孩子，她死得几乎很幸福。多亏那些孩子，她忘却了自己悲惨的厄运，仿佛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宽恕，因为她至死都把自己看作一个大罪人。孩子们像小鸟在她窗前扑着翅膀，每天早晨冲她叫喊：‘我喜欢您，玛丽。’她很快就死了。我原以为她还会拖上很久。在她咽气的头天，太阳快下山了，我去看过她，她好像认出了我，我最后一次握了下她的手。她的手枯瘦得真可怕！第二天早晨，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说玛丽死了。这下没法阻止孩子们了。他们把她的棺材整个儿用鲜花装饰起来，还给她戴上花冠。牧师在教堂里已不再羞辱死者，参加葬礼的人也很少，只有一些人出于好奇到场看看。可是到了送殡的时候，孩子们一下子都抢着要由他们来抬棺材。因为他们自己抬不动，只好帮着抬，跟在棺材后面边哭边跑。从那以后，玛丽的坟墓由孩子们经常加以保护：他们每年用鲜花装点墓地，并在周围种上玫瑰。但是，从这次葬礼开始，全村却为了孩子们对我发起了总攻。主要的带头人是牧师和小学教师。孩子们连跟我见面也被坚决禁止，而施奈德甚至负有监督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能见面，我们老远用手势互相表达意思。他们常常给我捎来小纸条。后来这一切渐渐平息了，但当时实在好得很：通过这番围攻，我和孩子们甚至更接近了。最后一年我几乎跟蒂博和牧师也和好了。而施奈德跟我争论了很久，他说我对待孩子们的那一套‘体系’是有害的。我哪儿有什么体系！临了，施奈德向我说出了他的一个十分奇怪的想法，——那已经是在我即将回国之前，——他告诉我，他完全确信我自己是个十足的孩子，我只是身材和面容像成人，而在成熟程度、心灵、性格甚至可能在智力方面，我都算不上一个成人，即使我活到六十岁也还是那样。我听了哈哈大笑，他这话当然不对，我怎么会是个小孩呢？但有一点却是事实：我的确不喜欢跟大人、跟成年人在一起，——这我早就注意到了，——我不喜欢是因为不善于跟他们相处。无论他们跟我说些什么，无论他们待我怎么好，我和他们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自在，有机会离开他们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急于去找我的伙伴。而我的伙伴总是孩子们，倒并非因为我自己是孩子，只不过孩子们对我有吸引力罢了。我刚开始住在乡下时，——也就是我经常到山里去独自忧伤的那个时期，——有几回，特别在中午放学的当儿，我一个人闲步转悠，会遇见这帮闹嚷嚷的小家伙带着书包、石板一路跑，一路喊叫、嬉笑、玩耍，——那时我的整个心灵一下子都会向他们飞去。不知为什么，每次遇见他们，我就产生一种非常强烈、非常幸福的感受。我停下来，看着他们老是在跑步的小腿不断晃动，看着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在一起飞奔，看着他们笑，看着他们哭（因为在从学校跑到家里的这段路上，好多孩子已经打过架，哭过鼻子，又重归于好，还玩了一阵子），我由于心中快活而笑起来，那时我的忧伤便会通通忘掉。在以后的整整三年内，我简直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忧伤，干吗要忧伤？我的全部情趣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我从来不打算离开那个村庄，甚至压根儿没想过将来要到此地俄国来。我以为自己将一直待在那里，但我终于看到，我的生活不能老是让施奈德负担；这时就冒出来一桩事儿，它的重要性看来促使施奈德自己催我动身回国，并且代我向国内作了答复。我想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想找人商量一下。也许，我的命运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但归根到底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的整个生活已经改变。我在那里留下的很多很多，简直太多了。这下全部化为乌有。我坐在火车上，心想：‘现在我要走到人们中间去；也许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新的生活开始了。’我决心诚实而坚定地去办我的事。与人们相处我也许会感到乏味和难堪。首先，我决心对所有的人都要有礼貌，要坦率。‘事实上，谁也不会对我有更多的要求。可能，在俄国人们也认为我是个孩子，——反正随它去！’不知为什么，大家还把我当白痴看待。当初，我确实病得厉害，那时候简直像个白痴。而现在，我自己明白人家把我当作白痴，那我怎么会是白痴呢？我每次去见什么人，总是这样想：‘他们把我当作白痴，其实我还是有头脑的，可他们根本没料到……’我经常有这个想法。在柏林，我收到瑞士来的几封小小的信（他们已经给我写信了），那时我才明白自己多么爱他们。收到第一封信的滋味可真不好受！他们送我的时候简直难过极了！他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为我送行：‘莱昂要走了，莱昂再也不回来了！’我们照旧每天晚上聚集在瀑布旁，总是谈将要分手的事。有时候大家挺快活，跟过去一样；只是在各自回去睡觉之前，他们紧紧地、热烈地和我拥抱，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有几个孩子瞒着大家一个个跑来找我，目的仅仅为了和我个别拥抱、亲吻，而不是当着大家的面。到了我动身上路的时候，他们一齐出动，一直送我到车站。火车站离我们的村庄大约有一里地。他们竭力忍住不掉眼泪，但好多孩子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心里很急，生怕赶不上火车，但不时有某个孩子半道上突然从人群中向我扑过来，用两条小小的胳膊搂住我亲吻，仅仅为了这个而拖住大家。尽管当时行色匆匆，但大家还是停下来等他跟我告别。我进了车厢，火车开动了，他们一齐向我高呼‘乌拉！’还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火车去远。我也望着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向你们可爱的脸上一看，——现在我很注意观察人们的脸，——听你们说最初的几句话，我心中便感到舒坦，这是从那以后第一次感到舒坦。刚才我已经在想，也许我真的是个有福之人，因为我知道，一下子就喜欢的人是不容易遇见的，而我才下火车，就见到了你们。我很清楚地知道，随便跟人谈自己的感受怪难为情的，可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并不觉得难为情。我这个人不善交际，今后也许很久不上你们这儿来。请不要以为这包含着什么不好的意思。我这样说并非由于不珍视你们的盛情，请你们也不要以为我动了什么气。你们问过我对你们的面相的看法，问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我十分乐于说出我的看法。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您的面相得天独厚，是你们三位中间最讨人喜欢的。此外，您长得很俊，人家瞧着您会说：‘她的脸像一个心地善良的姐妹的脸。’您平易近人，性格开朗，但也善于很快了解别人的心。这就是您的面相给我的印象。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您的脸也很美、很可爱，但您也许有某种藏在心里的忧愁。您的心地无疑是极其善良的，但您并不快活。您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色调，就像德累斯顿那幅霍尔拜因的圣母像[2]。我对您的面相的看法便是如此；我是不是一个好相家？你们自己把我当作相面的术士。现在谈谈您的面相吧，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他忽然转向将军夫人，“关于您的面相，我不光是感觉，我简直确信：在一切方面，在一切事情上，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您完完全全是个孩子，尽管您已经上了岁数。我这样说，您不生我的气吧？您不是知道我把孩子看作什么吗？请不要以为我是由于头脑简单才这样坦率地向你们谈你们的面相；哦，不，完全不是！或许，我也有自己的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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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梅诗金公爵。
[2] 指德国画家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所作的一幅画《圣母与市长雅各布·迈耶尔一家》。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美术馆见过此画的摹本（原作藏达姆施塔特博物馆）。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德累斯顿那幅由荷兰画师复制的摹本，一直被误认为是霍尔拜因的真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