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量把尼克尔斯船长告诉我的，关于斯特里克兰的各种事情串起来，显得前后连贯。多年以前，我和斯特里克兰在巴黎分手，他们正是在那年冬末认识的。那段纷乱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我根本不知道，但一定穷困潦倒，因为尼克尔斯船长是在夜间收容所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时候，马赛发生了一场罢工，斯特里克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活命的一点钱都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一栋巨大的石头建筑，穷光蛋和流浪汉，只要证件齐全，能让管事儿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是做工的，就可以在这里寄宿一个星期。在等待开门的人群中，尼克尔斯船长注意到了斯特里克兰，因为他身材高大，相貌古怪；这些人无精打采地等着，有的走来走去，有的斜靠在墙上，有的坐在路边，把脚伸进水沟里；当他们排着队进了办公室，尼克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时斯特里克兰说的是英语。但他没有机会和斯特里克兰说话，因为当他刚一走进去，就来了一位传道士，胳膊下夹着一大本《圣经》，在屋子另一头的讲台上布起道来；这些可怜的无家可归者，不得不接受这项服务，作为他们住宿的代价。他和斯特里克兰被分在不同的房间，凌晨五点，一个身材健壮的修道士把他们全从床上赶了起来，等他叠好被子洗罢脸，斯特里克兰已经不见了。尼克尔斯船长在寒风刺骨的街头转悠了一个小时，最后来到水手们经常聚会的维克多耶鲁广场。只见一个人在一座雕像下面打盹儿，正是斯特里克兰。他踢了他一脚，把他叫醒了。
“走，跟我去吃早餐，伙计。”他说。
“去死吧你。”斯特里克兰回答道。
我一听就是那位老兄的口气，于是，我决定把尼克尔斯船长当作一位可以信赖的证人。
“一分钱都没了吧？”船长问。
“去你妈的。”斯特里克兰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点儿吃的。”
犹豫了片刻，斯特里克兰挣扎着爬了起来，两个人先去了发放面包的救济所，这里，饥饿者都可以分到一块面包，但必须当场吃完，不许拿走；然后他们又来到一个发放菜汤的救济所，每天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碗盐水清汤，但只能领一星期。这两个地方，相隔很远，只有快饿死的人才会跑这么远。就这样，他们吃了早餐，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也就这么奇怪地成了朋友。
他们这样在马赛混了四个月，生活没有冒险，如果冒险意味着意外或惊险的事件，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谋生上，要弄些钱晚上才能住宿，要搞点儿吃的才可以免受饥饿的煎熬。我真希望能画几幅活泼艳丽的图画，把尼克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的想象中展开。他描述的他们在这个海港小城的底层生活，可以写成一本有趣的书，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民俗学者据此可以编成一本非常详细的盲流大辞典。但在这里，我只能用几段文字交代他们这一时期的生活。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生活紧张残酷，多姿多彩，鲜活生动。相比之下，我所知道的马赛，人群熙攘，阳光明媚，到处都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有钱人的餐馆，显得平淡无奇，司空见惯。那些亲眼见过尼克尔斯船长对我说的这些景象的人，我真羡慕啊。
在夜间收容所将他们拒之门外以后，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在硬汉比尔那里找到了落脚处。他是一家水手寄宿公寓的老板，一个身材高大、生着一对铁拳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提供食宿，直到为他们在船上找到工作。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一块儿来的，还有十几个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他分配的两间空屋子里。每天，他都带他们去维克多耶鲁广场，轮船上的船长需要雇什么人都会来这儿。他老婆是个美国女人，又胖又邋遢，天知道她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要轮流帮她做家务。斯特里克兰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作为报酬，尼克尔斯船长觉得这是捡了大便宜。硬汉比尔不但花钱为斯特里克兰买画布、颜料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一磅走私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可能还挂在乔利埃特码头附近一间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现在可以卖到一千五百英镑。斯特里克兰本想乘船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然后再去萨摩亚 [56] 或塔希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动了去南太平洋的念头，尽管我还记得，他早就想去一个无人的小岛，那里四季常绿，阳光灿烂，四周碧波环绕，比北半球任何海洋都要湛蓝。我猜，他揪住尼克尔斯船长不放，是因为他熟悉这些地方，而且，是尼克尔斯劝他去塔希提，说那里待着更舒服。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克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不那么死板。”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没有身份证件，这在硬汉比尔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有利可图，他都可以办到（他替水手介绍工作，会扣掉他们头一个月的工资）。正好有一个英国司炉工在他这里死了，他就把这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但是，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要往东走，而雇人做事的船往西开。有两趟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手，斯特里克兰都拒绝了，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去。硬汉比尔受不了斯特里克兰的这种牛脾气，这只能让他吃亏，所以最后，他二话不说，一脚把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踢出了门。他们再次流落街头。
硬汉比尔提供的饭菜谈不上丰盛，吃完饭从餐桌前站起还是像刚坐下时一样饥饿，但有那么几天，他们依然对这里的伙食念念不忘。这回，他们可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发放菜汤的救济所和夜间收容所他们都没资格再去了，现在，他们只能靠面包救济所给的一小片面包度日了。夜里，他们能睡哪儿就睡哪儿，有时在火车站轨道旁闲置的空车厢中，有时在仓库后面的推车里。但是，天气寒冷，常常是打一两个小时盹儿，就不得不上街转悠转悠，好暖和暖和身子。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克尔斯船长简直不行，于是他就去一个叫“一听啤酒”的酒吧，捡前一天晚上人家扔的香烟头和雪茄头。
“更难抽的烟我也用烟斗抽过。”他自嘲地耸了耸肩，补充道。说着，又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拿了几支雪茄，一根叼在嘴上，其他的揣进了口袋。
偶尔，他们也能赚到一点钱。有时，一艘邮轮靠岸，尼克尔斯船长如果和计时员拉上关系，就能为他们找到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来的是英国船，他们就会溜进船舱，和船员们混顿饱饭。当然，这有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高级船员，他们就得从舷梯上飞快地跑下来，动作慢了，一靴子就踢到了屁股上。
“只要能填饱肚子，屁股让人踹一脚也没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在乎。高级船员理应考虑一下纪律。”
我的脑海中浮现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愤怒的大副飞起一脚，尼克尔斯船长一个倒栽葱，从狭窄的舷梯上滚了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对英国商船的这种严明的纪律感到欣慰。
在鱼市，时不时也能找到点儿零活。一次，码头上的许多筐橘子要运走，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就去帮人装车，一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他们很走运：一个寄宿公寓的老板到手一笔买卖，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船需要补色，一连好几天，他们站在悬在船帮一侧的木板上，往生锈的船身上刷油漆。这种情况，肯定又会让斯特里克兰冷嘲热讽。我问尼克尔斯船长，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斯特里克兰有什么反应。
“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有时候，他不太高兴，但即便一整天吃不上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寄宿的一点钱都没有，他也像蛐蛐儿一样欢。”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正是这样一个超越周围环境的人，即使在最让人失望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到底是因为灵魂的平静还是激荡，真的很难说清。
“中国茅厕”，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佬在布特里街附近开的一家破旅馆起的名字，六苏 [57] 可以睡在一张很窄的小床上，三苏可以打一夜地铺。在这里，他们结交了不少和他们一样饥寒交迫的朋友，当他们有时身上一个子儿都没了，晚上又出奇的冷，就会毫不犹豫地向白天偶然赚到一法郎的人借钱交住宿费。这些流浪汉都不吝啬，不管谁有了钱，都会乐于和大家一起花。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感觉，他们是同一个国度的自由民，这个国度宽广无垠——一个伟大的安乐之乡。
“但是，斯特里克兰要是生气起来，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尼克尔斯船长若有所思地说，“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硬汉比尔，他想要回他当时给查理的身份证件。”
“‘你如果想要，自己来拿吧。’查尔斯说。”
“硬汉比尔，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但他被查尔斯的架势镇住了，所以只是骂骂咧咧。他能骂的话全骂了，骂得真是头头是道。刚开始，查理还听着，过了会儿，就见他往前迈了一步，说了一句：‘滚！你他妈这只蠢猪。’倒不是他骂的话，关键是他骂人的气势。硬汉比尔立马住口了，很明显他 了。他转身就走，好像突然想起有个约会似的。”
根据尼克尔斯船长的描述，斯特里克兰当时骂人的话和我这里的完全不同，不过，既然我写的是一本家庭读物，不妨牺牲一些真实性，改用一些大家熟悉的平常词语。
硬汉比尔不是个能受得了普通水手侮辱的人。他的权力依赖于他的威望：住在他家的两个水手，一前一后告诉他们，比尔发誓要干掉斯特里克兰。
一天晚上，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坐在布特里街的一个酒吧里。这是一条狭长的街道，两旁一间间平房，每个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像拥挤的集市窝棚或马戏团的兽笼。每个房子门口都有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哼着小曲儿，或用沙哑的嗓子大声招徕路人，有的无精打采地看着书。她们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黑人；有胖有瘦；在厚厚的胭脂、乌黑的眼眉以及猩红的嘴唇之下，你能看到岁月的印记和她们放荡生活的伤痕。她们有的穿着黑色罩衫和肉色丝袜，有的一头鬈发，染成了金色，穿着短纱裙，打扮成小姑娘。透过敞开的门，你能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床，桌子上有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盆子。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人走来走去——印度邮轮上的水手，瑞典帆船上的金发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人，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帅气的士兵，还有美国货轮上的黑人。白天，这里只是肮脏，到了夜晚，小屋里的灯都亮了，街道就有一种邪恶之美。丑恶的欲望弥漫在空气里，让人感到压抑、可怕，但是，在这萦绕着你、困扰着你的景象里，却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你觉得，有一种人们并不理解的原始力量让你厌恶，又深深诱惑着你。在这里，文明的法度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的只是阴郁的现实。到处都是一种紧张而又悲惨的氛围。
在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坐着的酒吧里，摆着一架自动弹奏的钢琴，大声地演奏着舞曲。屋子里，人们四下围坐在桌旁，这里七八个水手喝醉了，胡喊乱叫，那边坐着一群士兵，中央，一对对挤在一起跳舞。留着胡子、面孔黝黑的水手，用粗大坚硬的手臂使劲儿搂着自己的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罩衫。偶尔，也会有两个水手站起来跳舞。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人们都在歌唱，大叫，大笑；当一个人激吻了坐在他膝盖上的姑娘，英国水手就打起了呼哨，屋子里更加吵闹。男人们喷云吐雾，笨重的靴子扬起灰尘，弄得到处乌烟瘴气。这里实在太热了。吧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一个身材矮小、满脸雀斑的年轻侍者，托着摆满啤酒杯子的托盘，匆忙地走来走去。
不一会儿，硬汉比尔在两个身材高大的黑人陪伴下走了进来。一看就知道，他已有七八分醉意，分明是来闹事的。他踉踉跄跄，撞在了三个士兵坐的桌子上，打碎了一瓶啤酒。双方立刻吵了起来，酒吧的老板走了出来，叫硬汉比尔出去。这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对寻衅闹事绝无二话，硬汉比尔有些胆怯。老板不好惹，因为背后有警察撑腰，所以他骂了一句，转身要走。突然，他一眼瞥见了斯特里克兰。摇摇晃晃地，他走到斯特里克兰面前，二话不说，嘬足了一口唾沫，猛地吐到了斯特里克兰的脸上。斯特里克兰抓起酒杯，一下砸了过去。跳舞的人忽然都停了下来。刹那间，整个酒吧一片寂静。但是，当硬汉比尔扑到斯特里克兰身上时，所有人的斗志都被点燃了，顿时一片混战。桌子被掀翻了，酒杯打碎在地。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女人都躲到了门边和吧台后面，路过的人从街上涌了进来。只听到处是打斗声、咒骂声、喊叫声，屋子中间，十几个人打成了一片。突然，警察冲了进来，所有人都慌忙往门外逃窜。当酒吧里稍稍安静了一些，就见硬汉比尔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头上一个大口子。尼克尔斯船长拽着斯特里克兰跑到大街上，斯特里克兰的胳膊流着血，衣服被撕成了破布。尼克尔斯鼻子上也挨了一拳，满脸是血。
“我想，在硬汉比尔出院之前，你还是离开马赛吧。”当他们回到“中国茅厕”清洗时，他对斯特里克兰说。
“真比斗鸡还热闹。”斯特里克兰说。
我仿佛又看见他嘲讽的笑。
尼克尔斯船长非常担心。他知道硬汉比尔有仇必报。斯特里克兰让这个混血儿两次丢了脸，如果他醒过来了，一定要提防。他不会匆忙下手，而是等待时机。早晚某个夜里，斯特里克兰背上会被人捅一刀。一两天后，一个无名流浪汉的尸体就会从港口的污水中被捞起……第二天晚上，尼克尔斯去硬汉比尔家打听消息。他还在医院里，但他的妻子已经去看过他，她说，比尔说一出去就要杀了斯特里克兰。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总是说，”尼克尔斯船长继续说道，“要打人，就把他伤得重一些。这样你就有时间思考，接下来怎么办。”
后来，斯特里克兰运气不错。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到水手之家去需要一名司炉工，原来的司炉工因为精神错乱，在直布罗陀附近跳海自杀了。
“你赶紧去码头，伙计，”船长对斯特里克兰说，“去签雇佣合同。你有身份证件呢。”
斯特里克兰立马出发了，从此尼克尔斯再也没见过他。这艘轮船在码头只停了六小时。傍晚，尼克尔斯船长看着远处船上的黑烟渐渐稀薄，轮船从寒冬的海面上向东驶去。
我尽可能把我所知的一切叙述得更加生动，因为我想拿这些和斯特里克兰在伦敦阿什利花园时的生活进行比较，那时他忙于证券生意，是我亲眼所见。但是，我也明白，尼克尔斯船长是个吹牛皮不打草稿的骗子，我敢说，他告诉我的，没一句真话。以后我要是发现，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斯特里克兰，他有关马赛的见闻全部来自一本杂志，那我也不会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