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给蒂阿瑞讲完这个故事，她称赞我深谋远虑。有那么几分钟，我们沉默了，因为都在剥豌豆。可她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厨房，那位中国厨师的一些做法，让她非常不满，她立刻连珠炮似的对他大骂起来。中国厨师也不甘示弱，两人随即吵闹不休。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土话，我只懂六七个字，听上去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但不一会儿，又偃旗息鼓了，蒂阿瑞递给厨师一根烟，两个人舒服地抽了起来。
“你知道吗，他老婆是我给他找的。”蒂阿瑞突然冒出这一句，一张大脸上满是笑容。
“厨师？”
“不，是斯特里克兰。”
“他已经有了啊。”
“他也这么说，可我告诉他，她在英国，英国在地球的另一边。”
“那倒是。”我回答。
“每隔两三个月，当他需要颜料、香烟或者没钱了，他就会来帕皮提，像野狗一样四处游荡。他怪可怜的。我这儿有个姑娘，叫阿塔，帮我打理房间，她是我的一个远方亲戚，父母双亡，所以我收留了她。斯特里克兰经常来这儿大吃大喝，或者和我这里的伙计下下棋。我发现，他每次来，阿塔都盯着他。我就问，是不是喜欢他。她说很喜欢。你知道这些姑娘怎么想：都乐意找个白人。”
“她是本地人吗？”我问。
“对，一滴白人的血也没有。就这样，在我和她谈了以后，我就把斯特里克兰找来，对他说：‘斯特里克兰，你也该在这儿安个家了。像你这把年纪，不应该再在码头上和女人鬼混了。她们都很坏，和她们在一起没什么好。你又没钱，一样工作干不了一两个月。现在，没人愿意雇你了。你说，你可以和随便哪个当地人一直住在丛林里，她们也愿意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是个白人，但是作为一个白人，可不能像你这样不成样子。现在，我有个主意，斯特里克兰。’”
蒂阿瑞时而用法语，时而用英语，因为这两种语言她说得都顺溜。她说起话来就像鸟儿在唱歌，令人愉悦。如果鸟儿会讲英语，你会觉得它们也会这么说。
“‘现在，跟阿塔结婚怎样？她是个好姑娘，今年才十七岁。她从不像那些女孩子一样胡来——和一个船长或者大副，是，这种事免不了，但当地人从来没碰过她。她很自重，你知道。上次瓦胡岛号上的事务长告诉我，他在岛上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好的姑娘。现在，她也该有个家了，再说船长、大副也不时想换个口味。给我干活儿的姑娘我都不让她们待太久。她在塔拉瓦奥河边买了一小块儿地，就在你来这儿不久前，收获的椰子干按现在的价钱，足够你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那儿有一间房子，你想画画，有的是大把时间。怎么样，你说？’”
蒂阿瑞停下来，喘了口气。
“然后，他告诉我，他在英国有老婆。‘我可怜的斯特里克兰，’我说，‘他们在别的地方都已经娶了一个老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到岛上来。阿塔是个明事理的姑娘，她不要求当着市长的面举行仪式。她是个新教徒，你知道，这不像天主教徒那么死板。’”
“这时候，他问我：‘阿塔怎么说？’‘看起来，她对你一见钟情，’我说，‘如果你愿意，她也同意。要不要我叫她来？’他咯咯地笑了起来，像他平常那样滑稽，笑得干巴巴的。于是我就把阿塔叫过来。她知道我刚才在说什么，这个骚货，我一直用眼角瞥着她，她假装在为我熨一件刚刚洗过的衬衫，却一直竖着两只耳朵在偷听。她走过来，乐呵呵的，但看得出有些害羞，斯特里克兰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漂亮吗？”我问。
“还不赖。但你一定看过她的画像了吧。他给她画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围着一件帕里欧，有时什么都不穿。没错，她够漂亮的。她会做饭，是我教的。我看斯特里克兰正在思量，就对他说：‘我给她的工资很高，她都攒起来了。她认识的船长、大副有时也送给她一些东西。她已经攒了好几百法郎了。’
“斯特里克兰捋着他的大红胡子，笑了起来。
“‘喂，阿塔，’他说，‘你愿意让我当你丈夫吗？’
“她一言不发，只是傻笑着。
“‘我不是说了吗，斯特里克兰，这姑娘对你一见钟情。’我说。
“‘我会打你的。’他望着她说。
“‘打是亲，骂是爱。’她回答说。”
蒂阿瑞中断了这个故事，突然回想起自己的事情来。
“我的第一个丈夫，约翰逊船长，经常打我。他是个男子汉，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一旦喝醉了，谁也拦不住，总是把我打得浑身青一块儿紫一块儿，很多天也好不了。哦，他死的时候，我那个哭啊。我想，我永远也缓不过来了。但是，直到我和乔治·雷尼结婚，我才真的明白我失去了什么。要是不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你就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样儿。没有哪个男人像乔治·雷尼一样让我失望。他也是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差不多和约翰逊船长一样高，看起来非常强壮。但这都是表面。他从未喝醉过，从来不动手打我，简直可以当传教士了。每当一艘轮船靠岸，我都会和船上的官员谈情说爱，可乔治·雷尼视而不见。最后我厌倦了他，跟他离婚了。要这么个男人有什么用？有些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真是可怕。”
我安慰蒂阿瑞，同情地说，男人永远是骗子；然后请她继续给我讲斯特里克兰的事。
“‘好吧，’我对斯特里克兰说，‘这事儿不急，你好好想想。阿塔在侧楼有一间很漂亮的屋子，你跟她生活一个月，看看是不是喜欢她。你可以在这儿吃饭。一个月后，如果你决定娶她，你就可以去她那块地，安顿下来。’”
“他说好，就这么办。阿塔继续干活儿，斯特里克兰在我这儿吃饭。我教阿塔做一两样他喜欢吃的菜。他画得不是很多，整天在山上游荡，在溪水里洗澡。他坐在海边眺望着环礁湖，太阳下山就去看莫里阿岛。他也经常坐在礁石上钓鱼。他喜欢在码头上闲逛，和当地人聊天。他很安静，招人喜欢。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和阿塔一起回侧楼。看得出来，他很想回到丛林里去，月底的时候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如果阿塔愿意，他想和她一起走。所以晚上我就给他们办了一桌喜酒。我亲自下厨。我给他们做了豌豆汤、龙虾、咖喱饭和椰子沙拉——你还没尝过我做的椰子沙拉，对吧？你走之前我一定给你做——我还给他们做了冰淇淋。我们喝光了香槟酒，接着又喝利口酒。哦，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然后，我们就在客厅里跳舞。那时，我还没这么胖，我一直很喜欢跳舞。”
鲜花旅馆的客厅是个小房间，这儿有一架竖式小钢琴，沿着墙壁，整整齐齐摆着一套红木家具，上面盖着丝绒罩子。圆桌上放着几本相册，墙上挂着蒂阿瑞和她第一个丈夫约翰逊船长的大照片。尽管蒂阿瑞又老又胖，可有几次，我们还是把布鲁塞尔地毯卷起来，叫来几个干活儿的姑娘和蒂阿瑞的两个朋友，跳起舞来，只不过，伴奏是一台留声机，放着气喘般的音乐。露台上，空气里弥漫着蒂阿瑞花的芬芳，头顶，南十字星在无云的天空闪闪发光。
回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些欢乐，蒂阿瑞非常欣慰地笑了起来。
“那晚我们一直玩到凌晨三点，睡觉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喝得醉醺醺的。我给他们说，他们可以坐我的轻便马车，沿着大路一直走，然后再步行很长一段路。阿塔的那块地在很远的一处山褶里。他们天一亮就出发了，我派去送他们的伙计第二天才回来。
“就这样，斯特里克兰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