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我本想就此结尾。我最初的想法是，一开始描写斯特里克兰在塔希提的最后几年，和他悲惨的死亡，再回过头来叙述他的早年生活。我想这样写，倒不是因为任性，只是希望以斯特里克兰启程远行作为最后一幕：他那孤独的灵魂怀着怎样的奇想，最终向着激发了他幻想的未知岛屿出发了。我喜欢这样的画面，他的人生在四十七岁定格，当大多数人享受着中年生活的安稳，斯特里克兰却去寻找一个新世界。我仿佛看见，大海泡沫翻涌，一片灰蒙蒙，在凛冽的西北风中，他望着注定再也无法看到的法国海岸，渐渐消失；我想，他一定神情凛然，心无所惧。我本打算让这本书的结尾带给人希望，这样才能突出一颗不可征服的灵魂。可我写不好。不知怎的，我写不下去，尝试了一两次后，只好放弃；最后，还是老套地从头写起，并且打定主意，按照我的所见所闻，以及事情的先后顺序，来写斯特里克兰的一生。
但我掌握的资料残缺不全。这种情况，就像一个生物学家，单凭一具骨骼，不仅要还原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的样貌，还要推测出它的习性。斯特里克兰，没给那些在塔希提和他有所来往的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他们而言，他只是一个永远没钱的流浪汉，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喜欢画一些在他们看来荒诞不经的画；直到他死去多年，巴黎和柏林的画商纷纷派代理人来塔希提，寻找斯特里克兰可能遗失的画作，他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间，原来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想，如果当时肯花一点钱，现在就可以大赚一笔，真是错失良机，追悔莫及。有位叫科恩的犹太商人，手上有一幅斯特里克兰的画，得来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法国小老头，慈眉善目，满脸微笑；他既是商人也是海员，自己有一艘快艇，常常大胆来往于包莫图斯岛和马克萨斯岛之间，带去当地所需的商品，运回椰肉、贝壳和珍珠。我去找他，是因为有人对我说，他有一颗大黑珍珠愿意低价出手，可他的要价超出我的预期，于是我就和他聊起了斯特里克兰。他和斯特里克兰很熟。
“你知道，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画家，”他对我说，“很少有画家到我们岛上来，我挺可怜他，因为我觉得他画得很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给的。我在半岛上有个种植园，需要一名白人监工。除非有个白人看着，否则这些土著是不会好好干活儿的。我对他说：‘你来，有足够的时间画画，还可以赚点儿钱。’我知道他快要饿死了，但我给他的工资很高。”
“难以想象，他会是一个称职的监工。”我笑着说。
“我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对艺术家，我总是心怀同情。这种感情在我们的血液之中，你知道。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等他有了钱，能买颜料和画布，他就走了。有些地方吸引了他，他要跑到丛林中去画画。但偶尔我还是会见到他。每几个月，他都会来帕皮提，待一阵儿；他会随便从谁手里弄点钱，然后又不见了。也就是这样，有一次他来我家，问我借两百法郎。看样子，他好像一星期没吃饭了，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我没想过这笔钱能还回来。谁知，一年过去，他再来看我，带了一幅画。他没提借钱的事儿，只是说：‘这是你的种植园，我给你画的。’我看了看，不知道说什么，当然，我还是说谢谢。他一走，我就把画拿给我妻子看。”
“他画得怎样？”我问。
“不要问我。我完全不懂。真是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画。‘你看看，怎么办？’我问我妻子。‘反正不好挂，’她说，‘人家会笑死的。’所以她就把画拿到了阁楼上，和各种杂物堆在了一起，因为我妻子有个毛病，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后来，你可以想象，大战爆发前，我哥哥从巴黎给我写信，说：‘你知不知道有个英国画家在塔希提住过？看来他是个天才，他的画现在卖得很贵。你看，能不能弄到他画的随便什么东西，给我寄来，肯定赚钱。’于是，我问我妻子：‘斯特里克兰送我的那幅画还在不在？是不是还在阁楼上？’‘没错，’她说，‘你也知道，什么东西我都不扔，就这毛病。’我们上了阁楼，那里，谁知道都堆着些什么，打我们住进这房子起，三十年来积攒的杂物全在这儿，那幅画也在。我又仔细看了看。我说：‘谁能想到，半岛上我种植园的监工，向我借过两百法郎的人，竟然是个天才？你能看出这画好在哪里吗？’‘看不出来，’她说，‘一点儿也不像咱家的种植园，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的叶子是蓝色的。巴黎人真是疯了，不过，兴许你哥哥可以把它卖两百法郎，正好可以抵斯特里克兰那笔债。’就这样，我们把画包好，寄给了我哥哥。后来，我收到他的回信。你猜他怎么说？‘画收到了，’他在信中说，‘坦率讲，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和我开玩笑；我真不该出这幅画的邮费。有位绅士想买它，我都不敢拿给人家。但是，当他说这是一幅杰作，愿意给我三万法郎，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惊喜！我敢说，他还会出更高的价。但老实说，我太惊讶了，简直晕头转向，还没等冷静下来，就三万法郎卖了。’”
之后，科恩先生又说了句令人钦佩的话：
“真希望可怜的斯特里克兰还活着。我很想知道，要是我把卖画的两万九千八百法郎交给他，他会怎么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