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有很多，似乎无须再写。一个画家的纪念碑只能是他的作品。当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我对他更为熟悉：我们第一次见，当时他还未开始学画；在落魄巴黎的日子，我也偶尔和他会面；不过，如果不是战乱迫使我踏上塔希提岛 [13] ，我根本不会将我的记忆诉诸笔端。几乎家喻户晓，正是在塔希提岛，斯特里克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在那里，我也见过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于他悲剧人生中最晦暗的这段时期，我正好可以投之一抹光亮，好让世人看清。如果人们相信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亲密接触者的追述便不显多余。要是有人像我熟悉斯特里克兰一样熟悉埃尔·格列柯，为了拜读他写的格列柯传记，又有什么不可以付出？
但是，我并不想以此为自己辩解。想不起来是谁说过：为了使灵魂安宁，一个人每天至少该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是个聪明人，对于这一点我始终严格遵守：每天我都早上起床，晚上睡觉。不过，我也愿意苦修，每个星期都会让自己的肉体经受一次更大的折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我一期不落。这真是有益身心的修养：想到有那么多书被写出来，作者满怀期望，等待命运。一本书要怎样才能脱颖而出呢？即使获得认可，成功也转瞬即逝。天知道，一本书要花费多少心思，经历多少磨难，忍受多少辛酸，只是为了让偶然读到它的人消磨时间，在旅途中解闷儿。如果我能正当地加以评判，那很多书真的是作者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甚至终其一生的成果。而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本身，从思想的宣泄中获得快乐；至于其他，都不必介意，一本书或成功或失败，或赞誉或诋毁，他都应该淡然一笑。
现在，战争降临，新的思想也踏步而来。年轻人转向我们过去不曾了解的神明，而且心里明白，他们这些后来者，要去向哪里。年轻一代，思维活跃，性情激扬，早已不再将老家伙们的门敲响。他们闯进屋子，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气中满是他们的嚷嚷。而一些老年人，装腔作势，滑稽模仿，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谢幕；他们拼命呐喊，但喊声卡在喉咙里；他们犹如可怜的荡妇，涂脂抹粉，想通过刺耳的欢乐，找回花枝招展的青春感觉。聪明点儿的，则尽量摆出姿态，显得温文儒雅。他们莞尔一笑，脸上闪过宽容的讥讽。他们想起，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把老一辈踩在脚下，也是这样狂喊乱叫，无法无天；他们预见，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有朝一日也会将自己的宝座拱手相让。世界在变，永无定论。当尼尼微 [14] 将它的伟大城邦发展到鼎盛时，新福音书早已老旧，仿佛尘土。那些豪言壮语，当他们说时，总以为前无古人，实际上却是陈词滥调，百年不变。钟摆来回摆荡，旅程永远循环。
有时候，一个人活过了他享有声望的年代，进入到使他感觉陌生的世纪，这时，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的奇特景象。比如，今天，有谁还知道乔治·克雷布 [15] ？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全世界都认为他是伟大的天才，但在今天这种复杂的现代状况中，却显得非常罕见。他从亚历山大·蒲柏派那里汲取写诗的技巧，他用押韵对句创作了很多道德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接连爆发，诗人们随机而变，唱起新歌。而克雷布先生依然墨守成规，继续押韵写作。想必，他看过青年人那些风靡一时的新诗，一定觉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的确如此。但是，像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更多的诗，却真正拓展了深广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已经过时了，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写他那些押韵诗。我也读过一点儿我们时代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更热情的济慈，或更纯粹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让世人难忘的诗章。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辞藻——尽管如此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因此，如果仅仅说他们大有希望，未免荒唐——我惊叹他们巧妙的文体，语言如此丰富（他们的词汇表明，他们在摇篮里就翻过罗杰的《词库》 [16] ）。但他们并未带来新东西：要我说，他们学识有余，涵养不足。他们拍拍我的肩膀，闯进我的怀抱，这种热情，实在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激情苍白无力，他们的梦想枯燥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老古董了。我会像克雷布一样继续写对仗押韵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的写作不是自娱自乐，而是抱有其他想法，那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