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长先生必须向陪审团陈述案由，他说：他们面前的这个罪犯，虽然年轻，但干罪该处死的卖国勾当却是老手；这一通敌罪行，不是发生在今天、昨天，甚至去年、前年；罪犯确实在更久以前，就经常来往于英法两国之间，从事他无法老老实实说明的勾当；如果叛逆的鬼蜮伎俩能得逞（幸而决不能），他所干的罪恶勾当，可能不会被揭露；然而有一个无所畏惧，无可指责的人，禀承天意，查明了罪犯的阴谋的性质，大为震惊，便向首相和最受尊敬的枢密院告发；这位爱国者将出庭作证；总之，他的立场、态度是崇高的。他本来是罪犯的朋友，但是，在一个既吉利又不吉利的时刻，发现了他的可耻行径之后，决心以他不再珍惜的这个卖国贼，作为牺牲，献于他的国家的神圣的祭坛上；如果英国像古代的希腊、罗马那样，明令规定为公众的恩人建立雕像，肯定会为这位卓越的公民建立一座；既然没有这样的规定，也许不可能为他建立了；美德，如诗人们所描述的（他很清楚，许多这类篇章，应该涌到陪审员们的嘴边，几乎要逐字念出来了；而陪审员们因为对这些篇章一无所知，脸上露出内疚的样子），颇有感染力，尤其是称为爱国主义，或爱国的光辉美德；为国王（提到他，无论多么不配，深感荣幸）作证的这位清白无瑕，无可指责的证人的崇高典范，就感染了罪犯的仆人，激发他下定神圣的决心，去检查他的主人的抽屉，衣袋，并把他的文件藏起来；他（总检察长先生）倒很想听听对这位可敬的仆人的责骂；但是，总的来说，他喜欢他，胜于他（总检察长先生）喜欢他的兄弟姊妹，尊敬他胜于他（总检察长先生）尊敬他的父母；他满怀信心地请求陪审团这样看待他们；即将提交审查的这两位证人的证词，连同他们发现的文件，都证明，罪犯掌握了关于国王陛下的兵力，关于海上陆上的部署和备战情况的表册，而且毫无疑问，他经常把这些情报送给敌国；虽然还不能证明这些表册出自罪犯的手笔，但无关紧要，这反而对起诉更有利，因为，正足以证明他的防备手段之狡猾。这些证据可以追溯到五年前，证明罪犯在英军和美军初次交战那一天之前几周，即已从事这些罪恶使命；由于上述种种理由，陪审团，既然是忠诚的陪审团（他知道他们是忠诚的），负责的陪审团（他们知道他们是负责的），就应当坚决地裁定他有罪，结束他的生命，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如果不砍下罪犯的头，他们决不放心躺下睡觉，就是想到他们的妻子竟躺下睡觉也受不了，想到他们的儿女竟躺下睡觉，也决不能容忍，简而言之，他们或他们的妻小，根本无法放心躺下睡觉；总检察长先生，凭着他能想到的音调铿锵的种种名义，凭着对他所做的已把罪犯看做如同死人一样的庄严断言深信不疑，要求陪审团砍下罪犯的头之后，结束了发言。
总检察长刚刚住口，法庭上就响起一阵阵嗡嗡声，好像一大片大蓝苍蝇围着罪犯团团转，期待着他即将临头的下场。嗡嗡声平息之后，那无可指责的爱国者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着，副检察长先生效法他的上司，审问了这个爱国者：姓名，约翰·巴萨，绅士。那篇讲述他纯洁心灵的话，与总检察长先生刚才的陈述，丝毫不差——如果有什么毛病可挑，也许太精确了一点。他从他那高尚的胸怀卸下这一负担之后，要不是那位面前摆一堆文件，离洛里先生不远的戴假发的绅士，要求问他几个问题，他本来会谦虚地退席。坐在他对面那位戴假发的绅士，仍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本人当过暗探吗？没有，他瞧不起这种下流的间接讽刺。他靠什么生活？他的财产。他的财产在哪儿？他记不得究竟在哪儿。什么样的财产？谁也管不着。他继承的财产吗？是的，继承的。继承谁的？远亲。很远吗？相当远。进过监狱吗？当然没有。从未进过债务拘留所？不明白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从未进过债务拘留所？——说吧，再说一次。从来没有？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吗？也许。什么职业？绅士。被别人踢过吗？可能。常挨踢吗？没有。曾经被人踢下楼梯吗？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一脚，是他自己滚下楼的。那回挨踢是因为掷骰子骗人吗？据踢我那个醉鬼撒谎说，是那么回事，但不是实情。敢发誓说那不是实情吗？确实不是。曾经靠赌博骗人为生吗？绝对没有。曾经靠赌博为生吗？不过跟别的绅士一样玩玩。跟罪犯借过钱吗？是的。还过钱吗？没有。你跟罪犯这点亲近关系，其实很浅，难道不是你在马车上，酒店里，邮船上，硬巴结上的吗？不是。他一定看到罪犯带着这些表册喽？没错。关于表册的其他情况就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比如说，这些表册是不是他本人弄到手的？不是。想靠这次作证得到好处吗？不。是不是受政府雇用，设圈套害人？啊，不！或干任何事？啊，不！敢发誓吗？发多少次都行。完全出于爱国主义，没有别的动机吗？没有任何动机。
罗杰·克莱，这位品德良好的仆人，在审问过程中，发誓倒是发得非常快。他在四年前跟罪犯当差，一贯忠诚老实。他在到加来的邮船上问罪犯要不要找一个打杂的，罪犯就雇了他。他并没有求罪犯当做好事一样雇个打杂的——绝没有这种想法。他开始怀疑他，不久，就注意他的行动。他在旅途中，收拾他的衣服时，在他的衣袋里一再看到跟这些表册一样的表册。他从罪犯书桌的抽屉里取出这些表册。最初他并没放在那儿。他在加来看见罪犯把同样的表册给几个法国绅士看，又在加来和布洛涅，给几个法国绅士看。他爱他的国家，无法忍受这种行为，于是告发了。别人决没有怀疑过他偷银茶壶；为一个芥末罐，倒是有人说过他的坏话，原来那不过是个镀银的。他认识上一个证人有七八年；那仅仅是个巧合。他并不认为那是特别稀奇的巧合；巧合多半是稀奇的。他也不认为那是稀奇的巧合，因为他的惟一动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是真正的英国人，而且希望像他那样的英国人多一些。
那些蓝苍蝇又嗡嗡起来，副检察长先生传讯贾维斯·洛里先生。
“贾维斯·洛里先生，你是特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因办理业务，你曾搭邮车由伦敦到多佛吗？”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有两个。”
“他们是不是夜间在半路上下车的？”
“是的。”
“洛里先生，看看这个罪犯。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当中的一个？”
“我不能肯定。”
“他像不像那两个乘客当中的哪一个？”
“他们都裹得很严实，那天晚上又很黑，而且我们都不敢跟别人搭话，因此，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肯定。”
“洛里先生，你再看看罪犯。假定他裹得像那两个乘客那样严实，难道凭他身材的胖瘦，高矮也不能肯定他是其中一个？”
“不能。”
“洛里先生，你能不能发誓保证，他不是其中一个？”
“不能。”
“那么，你至少可以说，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吧？”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像我一样——有点怕强盗，而这个罪犯却没有一点胆小的样子。”
“你见过有人假装胆小吗，洛里先生？”
“我的确见过。”
“洛里先生，请再看一看罪犯。你确实知道，你过去见过他？”
“见过。”
“什么时候？”
“几天以后，我正要从法国回来，罪犯在加来上了我回来乘的邮船，跟我一起渡海。”
“他在什么时候上船的？”
“刚过半夜。”
“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么晚上船的客人，只有他一个吧？”
“碰巧只有他一个。”
“别管它是不是‘碰巧’，洛里先生。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船的客人，只有他一个吧？”
“只有他一个。”
“你是一个人旅行呢，洛里先生，还是有旅伴？”
“有两个旅伴。一位绅士和一位小姐。他们在这儿。”
“他们在这儿。你跟罪犯讲过话吗？”
“几乎没有。那天常刮大风，路长浪大，我就躺在沙发上，差不多从那一边一直躺到这边。”
“马内特小姐！”
刚才引起大家注视，这时又引起注视的那位小姐，从座位上站起来。她父亲跟着她站起来，握着她挽着他的胳膊的那只手。
“马内特小姐，看看这个罪犯。”
面对着对他这样同情、这样真诚的年轻貌美的人，使被告感到比面对这大庭广众痛苦得多。他仿佛跟她在一边，站在他的坟墓的边上，尽管看客们都好奇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也不能刺激他振作起来，保持平静。他连忙用右手把他面前的药草分成堆，摆成想象的花园里一些花圃模样；由于竭力控制和稳定他的呼吸，那失去血色的嘴唇直颤动。那些大苍蝇的嗡嗡声又大起来。
“马内特小姐，你以前见过罪犯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在刚才提到的那只邮船上，也在那个时候。”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啊！我多么不幸！”
审判长恶狠狠地说道：“回答向你提出的问题，别对问题提出意见。”她充满同情的凄楚的音调消失在审判长不那么悦耳的声音之中。
“马内特小姐，在那次过海峡时，你跟罪犯讲过话吗？”
“讲过，先生。”
“想一想讲过什么。”
她在一片肃静中，有气无力地开始说道：
“当这位绅士上船时——”
“你是说罪犯吗？”审判长皱紧眉头问道。
“是的，阁下。”
“那么，说罪犯。”
“当罪犯上船时，他注意到我父亲，”亲切地转眼瞧瞧他，他站在她身边，“很累，身体也很虚弱。我父亲那么瘦弱，我怕他透不过气来，便在靠近船舱扶梯的甲板上打了个地铺，我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顾他。那天晚上，就我们四个人，没有别的客人。承蒙罪犯好意，要求允许他教我比我铺得更好的铺法，我父亲才不致遭到风吹雨淋。因为我们离开港口之后，我不了解风向，不知道怎么铺才好。是他为我铺的。他对我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关怀，体贴，我相信他很同情。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交谈的。”
“让我插一句。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
“有几个人跟他上船？”
“两个法国绅士。”
“他们是否一起谈过？”
“他们一直谈到要开船了，那两个法国绅士必须上他们的小船的时候。”
“他们是否传递过文件，就像这样的表册？”
“他们传递过一些文件，可我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形状，大小，是不是跟这些表册一样？”
“可能，我可实在不知道，虽然他们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悄悄说话，因为他们站在船舱扶梯的顶上，那儿吊着一盏灯，看得见。灯光很暗，他们的声音很低，我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看见他们看文件。”
“还是说罪犯的谈话吧，马内特小姐。”
“罪犯跟我谈得那么坦诚——出于可怜我无助的处境——对我父亲又那么好，那么照顾，我希望，”眼泪夺眶而出，“我今天不会没报上恩，反而害了他。”
蓝苍蝇们又嗡嗡起来。
“马内特小姐，如果罪犯不完全了解你很不情愿作证，而你有责任作证——必须作证——无法逃避作证，那么在场的只有他一个人不那么了解。请接着讲。”
“他告诉我，他出门旅行，是为了一件需要慎重处理，也很难办的事，因为这事可能惹出麻烦，所以出门都用化名。他说，为了这件事，他几天之内就到了法国，而且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还要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常来常往。”
“他提到美洲吗，马内特小姐？讲详细点。”
“他尽力给我说明引起这次纠纷的原因。他说，照他看来，在英国方面引起这次纠纷是错误而愚蠢的。他还打趣地说了一句，也许乔治·华盛顿在历史上可能获得和乔治三世几乎一样大的名声。但他这种说法，并无恶意，是笑着说的，为了消磨时间。”
一出戏演到重要一幕时，引起许多人注视的主要演员脸上出现任何显然与众不同的表情，观众都会不自觉地模仿。她在作证时，在停下来等审判长做记录的间歇中观察证词对双方辩护律师的影响时，她的前额露出痛苦的焦急和专注的神情。法庭上四面八方的看客都露出同样的表情，绝大多数人的前额就好像照映这位证人的一面面镜子，这时，审判长听到关于乔治·华盛顿的可怕的异端邪说，从记录本上抬起头来，瞪圆了眼睛。
这时，总检察长先生向审判长阁下示意，由于谨慎和程序，他认为必须传讯小姐的父亲，马内特医生。于是传讯他。
“马内特医生，看看罪犯，你过去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他到我伦敦的住宅来拜访我的时候。大约在三年前，或者三年半以前。”
“你能不能认出他是跟你同船的乘客，或者证明他跟你女儿讲的话？”
“先生，我都不能。”
“你都不能证明，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他低声答道，“是的。”
“在你的祖国，你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监禁，这是不是你遭遇的不幸，马内特先生？”
他回答的声音使人人心酸，“长期监禁。”
“你是不是在上述那个时候刚获得释放？”
“据说是这样。”
“你不记得那个时候的情形吗？”
“一点也记不得。从很久以前——甚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在监禁中开始做鞋，直到来到伦敦跟我这个亲爱的女儿住在一起，这一段时间，我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我跟她的关系亲密之后，仁慈的上帝恢复了我的能力：但我甚至完全不知道怎么跟她亲密起来的。这一过程我一点也记不得。”
总检察长先生坐下，父女俩也一起坐下。
这件案子出现了奇特的情况。现在审讯的目的，是要证明五年前十一月那个星期五晚上，罪犯和一个至今下落不明的同谋搭乘到多佛的邮车，晚上他在一个地方下车，不过是幌子，他并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从那里往回走了十多英里，到一个要塞和海军船坞收集情报；于是又传讯一个证人，证明他就是在指定的时间，到要塞和船坞所在的镇上一家旅馆的咖啡厅里，等另一个人的那个人。罪犯的辩护律师对这个证人进行了盘问，毫无结果，只是了解到他在别的时候，从未见过罪犯；这时，那位老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绅士，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卷起拧一下，扔给他。辩护律师在下一间歇中打开纸条看过之后，极注意地，好奇地瞧着罪犯。
“你完全肯定那就是罪犯吗，再说一遍？”
证人完全肯定。
“你是否见过非常像罪犯的人？”
没见过（证人说）像得他会认错的人。
“好好看看那儿那位绅士，我这位知识渊博的朋友，”他指着扔纸条那位，“再好好看看罪犯。怎么样？他们两个非常像吧？”
这位知识渊博的朋友的外表，即使不是放荡不羁，也显得随随便便，不修边幅，尽管如此，他们两个太像了，这样一对比，不仅使证人，甚至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一惊。他请求审判长阁下吩咐这位知识渊博的朋友揭下假发，审判长不大宽厚地准予所请，这样一看，他们的相像尤为明显。审判长阁下问斯特赖弗先生（罪犯的辩护律师），下一案，他们是不是该以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知识渊博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赖弗先生回答审判长说，不；不过他要证人告诉他，发生过的事会不会发生第二次；如果他早一点看见这个说明他轻率的例证，他会不会这么自信；现在看过之后，他是不是还这么自信；还问了些问题。问的结果，把这个证人像陶器似的砸碎，把他在本案扮演的角色砸成废物。
克伦彻先生一边听证词一边舔指头上的铁锈，到这时，已舔掉不少，饱餐一顿了。当斯特赖弗先生把罪犯的案情像一套很紧的衣服似的往陪审团身上穿时，他不得不注意听；斯特赖弗先生向陪审团证明，爱国者巴萨，是一个受雇用的暗探和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的赚血腥钱的家伙，一个继可恨的犹大之后天下最大的恶棍——他看起来的确相当像犹大。证明那位品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他的朋友和搭档，而且很般配；这些作伪证、发假誓的坏蛋，早就想害他，一直留神盯着他，因为他原是法国人，在法国有些家务事，他需要经常过海峡——但是，出于对他亲近的人的考虑，哪怕要他的命也不能说出这些家务事的内情。有偏向地逼迫那位小姐作出的证词（刚才陪审团亲眼看到她在作证时多么痛苦），不过是在那种情况下相遇的年轻绅士小姐之间，谁都可能表示的一点无邪的殷勤和关怀，除了涉及乔治·华盛顿而外，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这些话完全是过头话，只能看作开的一个大玩笑。如果这次不惜利用最低下的民族反感和恐惧心理以争取人心的企图遭到失败，就会成为政府的缺点，因此，副检察长先生竭力利用这一心理，然而仅仅依靠常常损害这类案件的那种卑劣无耻的证据，在我国的国事案件中这类案例太多了。这时审判长阁下表示异议（板着脸，仿佛这不是实情），说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种暗示。
接着，斯特赖弗先生讯问了他的几个证人，随后，克伦彻先生又得注意听总检察长先生发言，他把刚才斯特赖弗先生穿在陪审团身上那套衣服，整个翻了过来，里子朝外；证明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对他们的看法要好一百倍，罪犯要坏一百倍。最后，审判长阁下亲自出马，他把那套衣服一会翻过来，一会又翻过去，总之，决心要把那套衣服修改为适于罪犯穿的尸衣。
这时，陪审团转过身去进行研究，那些大苍蝇又开始拥动。
这么久一直望着天花板的卡顿先生，甚至在这样激动的时候，也没有挪动一下，也没有改变姿态。他那位知识渊博的朋友斯特赖弗先生，一边收拾他面前的文件，一边悄悄跟坐在他身旁的人说什么，不时焦急地看看陪审团；看客们都或多或少挪动了一下，又一群一伙聚在一起；连审判长阁下本人，也站起来，在讲台上慢慢来回踱着，看客们的心里不免怀疑他的心情很不安宁；只有这个人，靠在椅上，他那件破旧的长袍脱了一半，那顶不整洁的假发，就像揭下之后又碰巧落在他头上那样戴着，两手插在口袋里，两眼望着，一整天都那样望着天花板。他的态度特别漫不经心，这不仅使他显得不体面，也不大像那罪犯了，本来他们长得的确很像（把他们作对比时，他一时露出的真诚态度，使他显得更像），因此，这时已注意他的看客，都互相说道，他们简直不该认为这两个人长得很像。克伦彻先生向他身边的人谈了他的看法，又补充一句：“我敢拿半个几尼打赌，他肯定找不到律师工作干了。他不像能找到工作的那种人，是不是？”
这位卡顿先生看来虽然漫不经心，但场上有些细节，他还是看在眼里；因为，这时马内特小姐的头倒在她父亲的怀里，是他第一个发现，还听得见他说：“法警！去照顾那位小姐。帮那位绅士扶她出去。你没看到她要倒了吗？”
在扶她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可怜她，也很同情她父亲。刚才使他想起坐牢的日子，他显然感到非常痛苦。他在接受询问时，已经显出强烈的内心激动，此后，那使他显得苍老的沉思的愁容，便像乌云似的笼罩着他。他出去之后，陪审团转过身来，停了一会才通过他们的主席发言。
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希望退庭。审判长阁下（也许仍念念不忘乔治·华盛顿）对此颇感意外，但指示他们应当在监护下退庭，接着，自己也退下。审判拖了一整天，这时法庭上已点上灯。传说陪审团要过一阵才出庭。看客们也渐渐散了，各自去吃点东西，罪犯已在被告席后边坐下。
洛里先生，刚才跟着那位小姐和她父亲走出去，这时又露面，招呼杰里过去：杰里并不费事就走到他跟前，显得劲头不那么大了。
“杰里，要是你想吃点东西，就去吧。可是要呆在附近，陪审团进来的时候准能听见的地方。要跟着他们赶到，不得延误，因为我要派你把陪审团的裁决送回银行。你是我所知道的跑得最快的信差，你赶到圣殿门比我早得多。”
杰里的脑门刚够用指关节敲，于是他敲敲脑门，对给他的这一信息和一先令表示感谢。这时，卡顿先生走过来，碰碰洛里先生的胳膊。
“那位小姐怎么样？”
“她很痛苦；但她的父亲在安慰她，她在法庭外面觉得好些了。”
“由我来把这情况告诉罪犯吧。你知道，一个像你那样受人尊敬的银行的绅士，让人看见你公然跟他说话，不合适。”
洛里先生脸红了，好像意识到他心里争辩过这个问题，卡顿先生向法栏外侧走去。出法庭的过道就在那个方向，杰里跟着他，一边留神看着，听着，头发像铁刺似的扎煞着。
“达奈先生！”
罪犯马上迎上去。
“你当然急于想知道那个证人，马内特小姐的情况。她就会好的。你看到了她极度焦虑不安的情形。”
“这都怪我，深感抱歉。能代为向她转达这点歉意，并表示衷心感谢吗？”
“是的，可以。只要你要求，我会照办。”
卡顿先生那样满不在乎的样子，简直可以说是傲慢了。他把胳膊肘懒洋洋地靠在法栏上，半对着罪犯站着。
“求你啦。请接受我真诚的感谢。”
“达奈先生，”卡顿仍半对着他，说道，“你期待什么结果？”
“最坏的结果。”
“最明智的估计，可能性也最大。不过，我认为陪审团退庭于你有利。”
既然不准在出法庭的过道上逗留，杰里不能再听下去，只好离开他们——在外貌上那么相像，在举止上又各不相同——让他们顶上的镜子照映着他们俩挨着站在那儿。
在挤满了小偷、流氓的楼下过道里，即使人们吃羊肉馅饼，喝啤酒排遣，也好不容易才挨过了一个半小时。那位嗓子沙哑的信差在那样吃喝之后，不大舒服地坐在一张条凳上，正打盹时，只听见一阵嘈杂声，接着一股人的急流涌上到法庭的楼梯，把他也卷了进去。
“杰里！杰里！”当他走到那儿时，洛里先生已在门旁叫了。
“这儿，先生！赶回来就跟打仗一样。我在这儿，先生！”
洛里隔着人群递给他一张条子。“快！接到纸条了吗？”
“是的，先生。”
那纸条上草草写着这几个字：“宣判无罪。”
“如果你又让我送‘起死回生’的信，”杰里转过身，喃喃道，“这回，我该明白你的意思了。”
他走出老贝利，才有可能说别的话，甚至想别的事；因为，人群拼命往外拥，差点把他抬了起来，接着一阵阵嗡嗡声响到街上，仿佛那些未能如愿的蓝苍蝇一哄而散，去寻找别的腐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