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
那时，高踞英国宝座的，是一位大下巴国王，和一位面貌平常的王后；高踞法国宝座的，是一位大下巴国王，和一位美貌的王后。[1]在这两个国家那些掌管国家聚敛财物的禁区的王公大臣看来，江山稳定，万世不易，是再明白不过的。
那是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那蒙受恩惠的时代，如同现代一样，英国也获得神的启示。[2]索思科特夫人[3]最近已过了二十五岁诞辰，虽然近卫军中有一名当兵的预言家，在宣告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宫将遭灭顶之灾时，即预报了她的法驾降世。公鸡巷的鬼魂，像刚过去这一年的鬼魂敲出它们的信息（在通灵的手法上缺少独创性）那样，敲出它的信息之后被驱除，也不过十二年整。[4]最近由美洲英国臣民代表大会[5]传给英国君民的仅仅是人间事态的信息：说来也奇怪，对于人类来说，这一信息竟比通过公鸡巷那一窝里任何小鸡所得到的任何信息更重要。
法国，总的来说，虽然在降神通灵上不如她的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姊妹[6]那样受惠，却一边造纸币一边挥霍，极为顺利地走着下坡路。此外，法国在她的教士们的指导下，以做这等慈善功德为乐，诸如判处一个青年砍掉两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将他的身体活活烧死，因为他看到一队肮脏的修道士在离他五六十码远的地方经过，当时正下着雨，未向他们下跪致敬。很可能，当这个受害者被处死时，那些生长在法国和挪威的森林中的树木，已经被“命运之神”伐木人作了记号，准备砍下来锯成木板，做成一种装有一个袋子和一把刀子，在历史上引起恐怖的活动架子[7]。很可能，就在这一天，有些粗糙的大车停在巴黎郊区一些劳苦的农家简陋的棚子里遮风避雨，车身溅满农村的污泥，猪在周围呼哧呼哧转来转去，鸡在上面栖息，“死神”农民已将这些大车留作大革命时押送死刑犯的囚车。这位伐木人和这位农民，虽然在不停地工作，默默地工作，还没人听见，因为他们都轻手轻脚走动：尤其因为只要怀疑他们没睡觉，就被认为是在搞无神论和叛逆活动。
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国家那样自吹自擂有多大道理。即使在首都，每天晚上都发生手持武器的歹徒明目张胆的盗窃，拦路抢劫等案件；甚至有人公开警告住户，如离境外出，务须将家具运往家具店仓库，以确保安全；有人在晚上做强盗，白天在城里做买卖，后来，他以“头目”的身份拦劫他的同行，被认出来，受到质问，他英勇地开枪打穿同行的脑袋，就骑马跑了；有七个强盗拦截一辆邮车，被警卫打死三个，“由于弹药不足”，警卫自己也被另外四个强盗打死：之后，邮车便平静地被抢劫；有个强盗竟在特恩汉草地上强迫显赫人物伦敦市长老爷站住，交出钱财，当着他的随从的面，把这位名人抢光；伦敦一些监狱的犯人跟看守打起来，这些法律的最高权威用装了弹药的大口径霰弹枪向他们开枪；小偷竟在朝廷的客厅里剪去显贵们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火枪兵闯进圣·吉尔斯教堂去查走私货，暴民向火枪兵开枪，火枪兵也向暴民开枪；然而，无论哪一件案子，人们都不认为太越轨。在发生这些案子之际，一向很忙碌然而总是无益有害的绞刑手，更是忙个不停，时而绞死一长排一长排各种各样的罪犯；时而在星期六绞死一个在星期二抓住的侵入私宅的抢劫犯，时而在新门监狱烙成打的犯人的手；时而在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厅门口烧小册子[8]；今天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明天处死一个可怜的小偷，因为抢了一个农民的小孩六个便士。
这些事件，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件，都发生在那令人怀念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发生这些事件之际，那两个大下巴，还有另外两个面貌平常和美貌的人物迈着引起惊动的脚步，用高压手段维持他们的神圣权利，一边，那个伐木人和那个农民也在进行工作，不为人注意。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便这样引导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千百万小人物——这部历史的人物也在其中——沿着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条条道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