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中的宣传
“欧洲的信条是，”杰弗逊写道，“由人组成的团体一定会逾越秩序与公义的界限，只能由权威施加独立于他们的意志之外的武力与道德才能维持秩序与公义……而我们（美国新民主体制的缔造者）则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生来便拥有天赋的权利和正义感，能约束自己不做坏事，将有节制的权力交托于他们自己选出的人手中，由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并自愿履行职责。”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人会觉得这番话精致典雅，富于感染力。人类并不像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理性和天生怀有正义感。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像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么道德败坏或毫无理性可言。虽然有本我和无意识，虽然神经官能症与智商低下十分普遍，大部分人或许正派讲理，能够被信任，能够去实现自己的命运。
民主制度是在尊重个体自由和主动性的基础上协调社会的机制，并让国家的统治者的直接权力臣服于被统治者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在西欧和美国，总的来说，这些制度一直运作有效，证明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并非错得很离谱。人类很有可能管好自己，并更好地实施自治，但或许不会像被“独立于他们的意志之外的权威”所统治那样有如机器般高效。很有可能，我要重复一遍，因为“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有人能够突然间从专制统治下的顺从状态过渡到完全陌生的政治独立状态，还能实现民主体制的运作。而且，经济萧条的人民很可能无法通过民主制度实现自我统治。自由主义只能在繁荣的环境里才能够蓬勃发展，而随着经济步入萧条，政府必须进行更加频繁而猛烈的干预，从而导致民主的式微。正如我说过的，人口过多和过度组织化是促使民主制度无法有效运作的两个因素。于是，我们看到，在某些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口条件和技术条件的作用下，杰弗逊笔下天生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力和怀有正义感的理性的动物将很难去发挥他们的理性，倡导他们的权利，并在民主社会里做一个公正体面的人。我们西方人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实施自治的伟大实验的机会。不幸的是，最近的情况变化似乎表明这个弥足珍贵的机会正逐渐从我们手中被夺走。当然，这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敌人并不只是这些盲目的非人格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些并不那么抽象的力量，可能会被追求权力的个体有意使用以对同胞实施部分乃至全面的控制。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糟糕的旧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折磨、屠杀、奴役、迫害异端已经成为了过去时，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对于那些戴着高礼帽，乘火车出行，每天早上洗澡的人来说，这些事情已经不是问题了。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世纪。几年后，这些每天洗澡、星期天戴着高礼帽去教堂的人就犯下了愚昧的非洲人和亚洲人做梦都想不到的罪行。以近代史为参照，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是愚蠢的。无疑，它能够，而且将会再度发生。但在不久的未来，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里的那些惩罚手段会让位于《美丽新世界》里的强化和操纵手段。
宣传可以分为两种——理性的宣传号召与发言人和听众的正当的自我利益一致的行为，但非理性的宣传并不与正当的自我利益一致，而是诉诸激情，并由激情主宰。就个人的行动而言，有的动机比正当的自我利益更加高尚，但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当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时，正当的自我利益或许是最有效的动机。如果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的行动总是在倡导实现自己或国家的长期利益，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人间乐园。而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的行动总是有悖自己的正当利益，只是为了满足最不体面的激情。结果，这个世界就成为了悲惨之地。号召与正当的自我利益一致的行为的宣传诉诸理性，通过基于当前所能获得的完整而忠实的证据进行合乎逻辑的辩论。而号召由卑劣的自我利益所驱动的行动的宣传提出的是断章取义的虚假的证据，回避符合逻辑的辩论，试图通过简单地重复口号，气急败坏地斥责国外或国内的替罪羊，狡猾地将最卑劣的激情与最崇高的理想勾兑了去影响受骗者。因此，暴行以上帝为名义被奉为不朽的功绩，最自私卑劣的现实政治被奉为宗教准则和爱国责任。
用约翰·杜威[1]的话说：“重塑对普遍人性本质的信仰，对人性的潜能的信仰，对人性以及对理性与真理作出回应的力量的信仰，是比展现物质成功或虔诚地崇拜某种特别的法律和政治形式更可靠的对抗极权主义的壁垒。”我们都拥有回应理性和真相的能力，但不幸的是，我们也有回应非理性和虚伪的倾向——特别是在虚伪能唤醒愉悦的情感，或利用非理性勾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始的非人性的回应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人类学会了坚持理性和真理。学术文章的作者不会去唤起同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激情。他们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所有知识去诠释某一方面的真理，理性地解释他们观察到的事实，而且通过与别人进行理性的辩论去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些在物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很容易实现，但在政治、宗教、伦理的领域则很困难。在这些领域，我们总是无法把握相关事实。至于事实的含义，那当然取决于你选择哪一个思想体系进行诠释。理性的找寻真相的人所遇到的困难并不只是这些。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层面，总是发生的情况是，没有时间去收集相关的事实或权衡它们的意义轻重。我们只能被迫在证据并不充分和不如逻辑那么可靠的感觉的指引下行事。怀着最好的善意，我们不能总是完全符合真相或一直保持理性。我们能够去做的，就是在情况允许之下，尽可能符合真相和保持理性，并尽我们的能力对别人提供给我们的有限的真相和不完美的推理作出回应。
“没有哪一个愚昧的国家能够保持自由，”杰弗逊说道，“过去如是，将来亦如是……没有信息人民就没有安全。在媒体自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识字能力，所有人都会平安无事。”同一时期，在大西洋对面，另一个理性的热情信徒有着几乎相同的想法。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在写到他的父亲——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3]时曾道：“他完全依赖于理性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如果所有人都能够理性行事，所有人都会受益。如果每个人都有识字能力，如果所有的意见都能通过言语或文章进行讨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选举立法机构去反映他们的意见的权力。”所有人都会安全，所有人都会受益！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十八世纪乐观主义的宣言。确实，杰弗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惨痛的经历让他知道出版自由会被卑鄙地滥用。他宣称：“报纸上看到的内容没有什么能被相信。”但是，他坚持认为（我们只能认同他）：“在真理的范围内，媒体是一个高贵的制度，而且是科学和公民自由的朋友。”简而言之，大众传媒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一股力量，而就像任何力量一样，它可以造福也可以作恶。使用得当的话，媒体、电台和影院是民主的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使用不当的话，它们将成为独裁者最强大的武器。和其他领域的企业一样，在大众传媒领域，技术进步已经伤害了小人物和扶助了大人物。就在五十年前，每一个民主国家会为拥有许多小型杂志和本地报纸而感到自豪。数千位编辑表达出数千个独立的想法，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刊印任何内容。今天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由的，但大部分小报已经消失了。木浆、现代印刷机器和新闻报业集团对于小人物来说代价太高了。在推行极权主义的东方，那里有政治审查制度，大众传媒被国家控制。在奉行民主的西方，那里有经济审查制度，大众媒体由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控制。由不断增加的成本和传媒力量集中于几个大公司的手中所造成的内容审查制度并不像国家所有制和政府宣传那么糟糕，但它肯定不是杰弗逊等民主人士会赞同的东西。
全民识字和自由出版的早期支持者只想到了宣传工作的两个可能性： 宣传或许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他们没有预见到在所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的发展，关心的并不是内容的真与假，而是不切实际的根本无关紧要的内容。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预见到人类对于消遣的几乎欲壑难填的渴求。
过去绝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完全满足这个欲望。他们或许渴望消遣，但他们没有得到消遣。圣诞节每年只有一次，盛宴“神圣而稀罕”，识字的人不多，而可供阅读的内容也很少，去附近看场演出只能去教区的教堂，虽然有很多场表演，但内容很单调乏味。要说有什么可以和现在盛行的情况相比较的，我们必须回到古罗马帝制时期，那时候古罗马人可以频繁地免费享受到各种娱乐形式——从诗剧到角斗士搏斗，从维吉尔的朗诵到无规则拳击，从音乐会到阅兵仪式和公开处决，以保持快乐的心情。但即使在古罗马也不像今天那样有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电影所提供的无休止的消遣。在《美丽新世界》里，无休止的极其美妙的娱乐（感官电影、狂欢仪式、离心力碰碰球等）被作为政策工具加以利用，目的是不让人们去关心社会现实和政治局势。宗教的彼岸世界与娱乐的彼岸世界不一样，但它们关键性的相似之处在于“与这个世界无关”。二者都是消遣，如果一直沉溺其中的话，二者都会成为——用马克思的话说——“麻醉人民的鸦片”和自由的威胁。只有警醒的人才能够维护他们的自由，只有那些一直理智地活在当下的人才能有望通过民主制度实现自我治理。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如果大部分时间不是活在当下和可预测的未来，而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运动、肥皂剧、神话构建的奇幻迷离的世界里时，将很难抵挡想要操纵控制他们的人一步步的侵蚀。
今天的独裁者在宣传中主要依靠重复、镇压和文过饰非——重复他们希望被当成真理接受的口号，镇压他们希望忽略的事实，激情的唤醒与合理化或许会为了党派或政府的利益而被利用。随着操纵的艺术和科学得到更深入的了解，无疑，未来的独裁者将学会将这些技术与无休止的消遣结合在一起。在西方，它们正构成威胁，将维护个体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理性宣传淹没在无关紧要的琐事的海洋中。
* * *
[1]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
[2]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3]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