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体制下的政治宣传
希特勒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皮尔[1]在二战结束后接受审判时，发表了一则长篇演讲，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纳粹暴政，并分析了它的手段。他说道：“希特勒的独裁体制与历史上之前的独裁体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全方位实施现代技术手段的独裁体制。通过诸如电台和高音喇叭等技术手段，八千万人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从而让他们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早期的独裁者需要有能人的协助，甚至在最基层也是如此——而这些人是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如今现代技术高度发达，极权主义体制在现代通讯技术的帮助下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人，基层领导有可能被机器代替，结果就是出现了新型的对命令丝毫不加批判的接受者。”
在我的预言性政治寓言作品《美丽新世界》里，技术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希特勒时代的成就，结果就是，接受命令的人比起纳粹分子更加缺乏批判能力，对发号施令的精英阶层更加俯首帖耳。而且，他们被进行了基因标准化的改造，再经过产后培育，然后去执行作为下属的职能，几乎就像机器一样可靠。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对“基层领导”的培养已经在独裁体制里进行。俄国人不仅依赖先进技术的间接影响，他们正致力于直接改造基层领导的身心机制，让他们全身心接受残暴而且在各个方面极其高效的培育。斯皮尔说：“许多人做着同一个噩梦，担心有一天国家会以技术手段实施统治。这个噩梦在希特勒的极权体制下几乎实现了。”是几乎，但并没有真的完全实现。纳粹分子没有时间——或许没有智慧和必要的知识——去对他们的基层领导进行洗脑和改造。或许这正是他们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继希特勒之后，新的独裁者可供使用的技术手段已经大大丰富了。除了电台、高音喇叭、移动电影院和轮转印刷机之外，当代的宣传工作者还可以利用电视去播放雇主的图像和声音，并用卷轴磁带记录下来。由于技术进步，老大哥现在可以几乎就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新的独裁者增强的手段并不只是局限于技术层面。从希特勒的时代开始，应用心理学和神经学等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领域是宣传工作者、灌输者和洗脑者们特别关心的领域。那些精于改变别人思想之道并且信奉经验主义的专家人士通过试错法，归纳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流程，但并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会有成效。而如今，控制思想的艺术正逐渐成为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践行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基于大规模实验证明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导。在这些新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所指导的新的技术手段的帮助下，在希特勒的极权体制下未能实现的噩梦或许将很快得以完全实现。
但在我们探讨这些新的知识和技术手段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看在纳粹德国几乎就要实现的噩梦。希特勒和戈贝尔们使用了什么手段去“剥夺八千万人的独立思考的权利，并让他们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呢？这些可怕而成功的手段是基于人性的什么理论呢？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从希特勒自己的话里找到。它们是多么清晰而狡猾的言语啊！当他就宏大而抽象的命题如人种、历史和上帝的意旨进行创作时，他所写的内容真是不堪卒读。但当他写到德国群众和他用来统治和引导他们的手段时，他的风格就改变了。不知所云变成了意义充实，空喊高调变得不动声色、愤世嫉俗而且清晰明朗。希特勒的哲学著作要么是在白日做梦或复述着别人的半生不熟的理念，而当他就群众与宣传发表意见时，他所写的内容是他了解的第一手经验。用最好的希特勒传记作家艾伦·布洛克[2]先生的话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出色的煽动家。”有些人会补充说：“只是一个煽动家而已。”但他们并没有理解群众政治时代权力政治的本质。正如希特勒本人所说的：“要成为领袖就必须有打动群众的本事。”他的目标首先是打动群众，然后使他们脱离传统的忠诚和道德，将他们强行纳入（在大多数人处于催眠状态的认同下）由他亲手设计的新的极权统治秩序。赫尔曼·劳施宁[3]在一九三九年写道：“希特勒对天主教会与耶稣会怀着深深的敬意，不是因为他们所奉行的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因为他们所控制的精密的‘机器’，他们等级森严的体制，他们极其聪明的策略和手段，以及他们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和他们在统治信徒时对人性弱点的巧妙利用。”没有基督教义的教会主义和修道院式的统治，不是为了上帝或实现个人救赎，而是为了国家和由前身是煽动家的领袖的更加伟大的荣耀与权力——这就是群众通过一系列行动被领往的目的地。
让我们了解一下希特勒对群众有什么样的看法和他是如何打动他们的。他奉行的第一条准则是价值判断： 群众是卑微可鄙的，他们无法进行抽象思考，而且对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不是由知识和理性决定，而是由情感和无意识的驱动力决定。这些驱动力和情感正是“他们正面的以及负面的态度的根源”。要成为一位成功的宣传工作者就必须学会操控和摆布这些本能和情感。“引发最大规模革命的驱动力从来不是说服了群众的科学的教诲，而总是鼓舞他们的忠诚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任何希望获得群众支持的人都必须掌控打开他们的心扉的钥匙……”用后弗洛伊德时代的术语就是开启他们的无意识。
希特勒对中下层阶级成员的吸引力最大，他们被一九二三年的通货膨胀摧毁了，接着在一九二九年和之后那几年的大萧条中再被摧毁了一遍。他所说的“群众”是那数百万一直困惑、沮丧和忧心忡忡的人。为了他们更像乌合之众，更加趋同和泯灭人性，他在大会堂和体育场举行规模达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集会，在这些地方，个人丧失了身份，甚至基本的人性，与人群融为一体。一个男人或女人通过两种方式与社会直接接触： 作为家庭群体、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成员，或乌合之众的成员。群体能够像它的成员那样保持道德和理性，而乌合之众则混乱不堪，没有自己的目的，根本无法进行理智的行动和务实的思考。置身于乌合之众中，人们会失去理性思考和作出符合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的暗示感受性被增强到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意志的程度，他们变得非常容易兴奋，失去了所有个体或集体的责任感，突然间会感到暴怒、兴奋和恐慌。简而言之，一个置身于乌合之众中的人的行为就像吞下了大剂量的强力兴奋剂。他们是我称之为“畜群中毒”症状的受害者，就像酒精一样，畜群毒害是一种烈性的外向性的毒药。畜群中毒的个体逃避责任、思想和道德，陷入一种恐慌状态，像动物一样失去了思考能力。
作为一名老练的煽动家，希特勒曾对畜群中毒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知道如何利用它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发现演讲家能够借助那些激起行动的“隐藏的力量”，比写作更加有效。阅读是一种个体性而不是集体性的行为。作家只对在正常清醒状态下端坐的个体倾诉，而演说家的对象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众，他们已经服下了畜群毒药，做好了准备。他们任凭演说家的处置，如果他能掌握这门手段，他就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他们。作为一位演说家，希特勒可谓是行家里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能够“如此贴近群众，从他的听众的活生生的感情出发，说出恰到好处的话，直达他们的内心”。奥托·斯特拉瑟[4]形容他是“一台高音喇叭，宣扬整个国家最隐秘的欲望，最难以启齿的本能、苦难和个人的厌恶”。早在美国的广告业开始“动机研究”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在系统性地探究和利用德国群众的隐秘的恐惧、希冀，渴望、焦虑与沮丧。通过操纵“隐藏的力量”，广告专家诱使我们去购买他们的产品——牙膏、香烟、政治候选人等。正是通过诉求于同样的隐藏的力量——以及美国广告业无法染指的其他太过于危险的力量——希特勒诱使德国群众接受了一位元首、一种疯狂的哲学和一场世界大战。
知识分子与群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倾向于理性，更关注事实。他们的批判性的思维习惯使得他们抗拒对群众很有效果的宣传内容。在乌合之众中，“本能是至高无上的，由本能派生出信仰……健全的平民会本能地结合成社区”。当然，不言而喻，由一位领袖进行领导，“知识分子却像庭院里的母鸡，三三两两，各自信步而行，你无法利用他们去创造历史，也不能作为构成集体的一分子派上用场”。知识分子讲求实证，会惊讶于逻辑的矛盾和谬误。他们认为过度简化是思想的原罪，不受宣传人员惯用的口号、没有根据的断言和空泛的大而化之等手段的影响。“一切有效的宣传，”希特勒写道，“必须限制在几则干巴巴的必要的内容，然后再以几道一成不变的公式进行表述。”这些一成不变的公式必须一直重复，因为“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最终成功地将一个理念移植到群众的记忆中”。哲学教导我们要去怀疑似乎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政治宣传则教导我们要接受不言自明的事物，不去进行判断或怀疑。煽动家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都奉他为领袖。但是，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的：“没有实证基础的教条体系如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优势在于能在信徒的群体内产生极强的凝聚力。”因此，蛊惑人心的宣传人员必须坚持教条主义。所有他的言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里没有灰色，一切要么是邪恶狰狞的黑色，要么是圣洁美好的白色。用希特勒的话说，宣传工作者应该“对每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采取一以贯之的一面倒的态度”。他绝不能承认自己或许是错的，或观点不同的人有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们不应该与对手进行辩论，而是应该对其进行抨击，用音量压倒他们，如果他们实在是太讨厌，就把他们消灭。道德上有洁癖的知识分子或许会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但群众总是相信“先声夺人者是正确的”。
这些就是希特勒对群众的看法。它是一个极其下流卑劣的看法。但它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吗？一棵树因其果实而被认识，一个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论所构思出的手段被证明如此恐怖而有效，一定蕴含了至少一定程度的真理。美德和智慧属于彼此自由结合的小群体中的个体，而罪恶和愚昧也是。野心家会利用群众的愚昧和罔顾道德，煽动被蒙蔽的他们采取行动，但愚昧和罔顾道德并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特征，而是乌合之众的特征。没有思想和罔顾道德并不是人性的特征，它们是畜群中毒的症状。世界上所有高层次的宗教都在为个人寻求救赎和启蒙。天国存在于一个人的意志中，而不存在于乌合之众的集体无意识中。基督应允我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没有说他会在数千个畜群中毒的人中间出现。在纳粹的统治下，许许多多的人被迫花费许多时间排成密集的方队从A点走到B点，然后回到A点。“让整个人口进行游行似乎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赫尔曼·劳施宁补充道，“直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它是另有深意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目的和手段的调适。游行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游行扼杀了思想，游行标志着个体的终结。游行是不可或缺的魔术棒，目的是让人们习惯于机械的半仪式化的活动，直至它成为第二本能。”
从他的观点和他所选择的进行可怕工作的层次，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将男人和女人看作个体，而不是乌合之众或被严格控制的集体的成员，在我们看来，他似乎错得很离谱。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口过剩和过度组织化日益严重，大众传媒的手段越来越有效，我们如何能够保住诚实和重塑人类个体的价值呢？现在我们还能提出这个问题，或许还能得到答案，但再过一代人或许就无法得出答案了，在令人窒息的集体气氛下，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提出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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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伯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伯特·斯皮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曾担任纳粹德国战备部长一职。
[2]艾伦·路易斯·查尔斯·布洛克（Alan Louis Charles Bullock，1914—2004），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
[3]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德国民主活动家，纳粹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4]奥托·约翰·马克西米安·斯特拉瑟（Otto Johann Maximilian Strasser，1897 —1974），德国政治家，德国纳粹党左翼派系领导人，二战前与希特勒决裂，流亡海外，组织抵制纳粹主义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