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托尔茨是奥勃洛莫夫的同龄人，也三十多岁了。他任过公职，后来退职办起了自己的实业，而且真的盖了自己的房子，挣了钱。现在他加入了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
他不停地东奔西跑：公司需要派代表到比利时或到英国去——找他；公司需要订个计划或需要把一个新的意图付诸实施——也找他；同时他还有社交应酬，还要看书看报。天晓得他怎么应付得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全身骨骼、肌肉、神经都很健全，就像是一匹纯种的英国马。他很瘦，几乎没有脸颊，也就是说，只有骨头加肌肉，没有一点丰腴圆浑的感觉。脸色平和，黝黑，没有血色；虽然眼睛有点发绿，却显得很精神。
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坐，就平平稳稳地坐着；行动的时候，也只有最必需的面部表情。
就像他身体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一样，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也在寻找实际需要同细腻的精神要求的平衡，让这两方面齐头并进，相互交织，从不会造成一个解不开的大死结。
他走起路来坚定沉着，精神抖擞；他每天按预算过日子，珍惜每一分钟，一刻也不放松地控制自己所花费的时间、劳动、心智和心血的力量。
连悲与喜似乎他也能控制，就像能控制手和脚的动作那样，或者说，就像能控制自己对待好天气和坏天气的情绪一样。
只要天还下雨，他就打伞。也就是说，只要还有悲哀，他就难受，不过没有胆怯的俯首听命的情绪，多半只是懊恼和自尊心。他之所以能耐心地忍受，只是因为他把一切痛苦的起因都记在自己的账上，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件外衣，挂在别人的钉子上。
他享受喜悦，犹如欣赏路旁折来的一朵小花，要趁它在手中尚未干枯的时候。他从不把欢乐杯中的酒饮至那苦涩的最后一滴。
单纯地，也就是直面地正视人生——这是他一贯的宗旨。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有多大的困难。因此每当他发现在自己的路途中有弯曲处，而他却能径直地迈过去时，他内心里就感到骄傲和幸福。
“单纯地生活并不简单和容易！”他常对自己说，并以急促的目光察看哪里有弯曲处，哪里生活之线缠得不对头，开始打结了。
他最怕的是“想象”这个具有两副面孔的旅伴：一副是朋友的面孔，另一副是敌人的面孔。你越是相信他时，他就越现出朋友的面孔，而当你在他的甜言蜜语下放心地睡觉时，他就露出了敌人的面孔。
他害怕任何的幻想，一旦陷入了幻想，就像进入了上面挂着“我的孤室我的幽居我的休养所”[51]这么一块匾额的穴屋[52]，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他不能容忍幻想和神秘莫测的东西，凡是经不起检验和实践的真理分析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视力的错觉，是光与色在视网膜上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一种尚未经历过的事实。
他也没有浅尝辄止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喜欢去寻找奇迹，或者是唐·吉诃德式地对千年以后的事情进行猜测。施托尔茨固执地停留在神秘之宫的门外，既不像小孩子那样轻易地表示相信，也不像花花公子那样随便地表示怀疑，而是等待规律的出现，而有了规律，也就有了开启神秘之宫的钥匙。
他对待自己的心灵，也像对待想象那样细腻和谨慎。由于这方面常有失误，他不得不承认心灵机能这个领域还是个“神秘之地”[53]。
在这个神秘的领域里，如果他能够预先地把涂了脂粉的谎言同苍白的真理区分开来，他就万分地感激命运了。当他碰到被人用鲜花装饰起来的骗局而未受骗，只是心儿狂跳过，那么他也就不抱怨。如果这颗心没有流血，如果额头上没有冒冷汗，后来又没有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长久的阴影，他就很高兴了。
他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幸运者，还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在一个高度上，而且在骑上感情这匹马时，不跨越区分感情世界与虚假世界及感伤之间、真实世界与可笑世界之间的微妙界限，或者在往回跑时，也不跑到那生硬、卖弄聪明、猜疑、斤斤计较、不留余地的干涸的土壤上去。
即便是在入迷时，他也能感觉到脚下的土地；一旦陷入绝境，也总有足够的力量自拔。他从不因美色炫目，因此他从未忘记和降低男人的尊严，没有“倒在美女脚下”而成为其奴隶，不过他也没有体验过火一般的欢情。
他没有偶像，所以保存了心灵的力量，身体的强健，所以他贞洁而自豪。他身上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总有一股子力量，那些不知羞耻的女人在他面前也不由得腼腆起来。
他了解这种稀有的可贵的品质的价值，所以不轻易地亮出来，以至别人把他称为利己主义者，冷酷无情之徒。他善于控制感情而不冲动，保持轻快自由的精神状态，人们却责备他；而对那些一头栽进泥坑里既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的人，人们则加以赞扬，有时还带着羡慕和惊讶的心情去加以赞扬。
“激情，激情都是可以谅解的。”他周围的人都说，“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只爱惜自己，我们倒要看看，你这是为谁。”
“爱惜自己也是要为了某个人吧。”他眼睛似乎看着远方若有所思地说，并且依然不相信激情有什么诗意，不称赞它那暴风雨般的勃发和灾难性的后果，而始终把对生命的严肃的认识和打发看作是人的生存和追求的理想。
人们愈是同他争论，他就愈加固执己见，甚至极端地陷入清教徒式的狂热之中。他说，人的正常使命就是依次度过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也就是四个年龄段，不要跳跃，把生命之杯捧好，至死不让它白白地溢出一点一滴。他说，平稳的、缓缓的火，要比烈火好，不论后者富有多大诗意。他最后补充说，如果他能在自己身上证明自己信念的正确，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所以他不敢寄予奢望。
不过他自己则是顽强地始终按照他所选择的道路前进的，从未见他对什么问题病态地、痛苦地犹豫过。他显然没有做过什么会使内心感到痛苦的事情。他没有心病，在复杂、艰苦和新的环境中，他从不惊慌失措，而是像旧友重逢似的对待它，好像是重回故里，旧地重游。
不论碰到什么问题，他都能立即找到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就像一个女管家立即能在腰间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中找出开这一或那一扇门的钥匙来一样。
他最赏识的是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凡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无论其追求的目标多么不重要，他都表示尊敬。
“这才叫人呢！”他说。
不用说，他正在朝自己的目标前进，勇敢地跨越一切障碍，除非在他前进道路上出现一堵墙或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他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不过他可没有那种闭上眼睛全凭运气去跨越深渊或硬往墙上撞的蛮勇，他得对这一深渊和这堵墙加以测量，如果没有跨越它们的可靠手段，他就会离开这里，不管人家后面怎么说他。
要形成这种性格，大概就得具有构成施托尔茨其人的那些综合素质。我们的活动家从来都是用五六种模子浇铸出来的，他们半闭着眼睛，懒洋洋地望着四周的一切，一只手靠在社会这架机器上，打着瞌睡，踏着先人的足迹，沿着常轨推进。但他们终于清醒过来，听见了阔步前进的脚步声和生机勃勃的说话声……有多少个施托尔茨在俄国的姓氏下注定要出现啊！
奥勃洛莫夫又怎么会跟这种人接近的呢？他的每一个性格特点、一举一动、整个生存方式都与施托尔茨的生活绝对相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对立的两个极端即使像前人所认为的不能产生好感，却无论如何也不阻碍这种好感。
何况他们的相好还有童年和学校这两条有力的纽带，然后是奥勃洛莫夫一家慷慨地给予这个德国孩子的那种俄罗斯人的善良而丰厚的待遇，以及施托尔茨从肉体和精神方面对奥勃洛莫夫所起的强有力的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奥勃洛莫夫的秉性的纯洁、开朗、善良。这种天性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充满深切的好感。它一旦敞开，便同一切质朴、单纯、永远信赖别人的心相互呼应。
谁只要有意无意地向这颗天真烂漫的心看上一眼，哪怕他心情忧郁，满腹恼恨，也不能不将心比心，即使客观环境妨碍他去亲近这颗心，至少也给他留下良好的永久的记忆。
安德烈常常撂下手头的事情，或离开上流社会那帮人，离开晚会、舞会，到奥勃洛莫夫的宽大的沙发上来坐一会儿，让懒洋洋的交谈调节一下他那激动不已或者疲惫不堪的心，而且每次来了都能得到一些宽慰，就像一个人从华美的大厅走进自己简朴的住所，或者是告别南国大自然的美景，回到了从小就在其间漫步的桦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