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教育
一九五七年秋末，加利福尼亚图莱里县的伍德兰路拘留营进行了一项新奇有趣的实验。一群囚犯自愿参加，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白老鼠，在枕头下放置了微型扬声器，而扬声器都连着典狱长办公室里的一台留声机。整个晚上每隔一个小时，一个慷慨激昂的耳语声会重复一段关于“道德生活准则”的简短的说教。半夜醒来时，一个囚犯会听到这个微弱的声音在颂扬基本的价值观，或代表囚犯心中那个积极向上的自我在喃喃自语：“我对所有人都充满了爱与热情，请保佑我，上帝。”
读完关于伍德兰路拘留营的文章后，我翻开了《美丽新世界》的第二章。在那一章里，西欧生育与培育中心的主任对一群将执行生育与培育工作的新人解释由国家主导的伦理教育系统的运作，在福特纪元七世纪时被称为睡眠教育法。主任告诉他的听众，睡眠教育法在最初尝试时步入歧途，因此没有获得成功。教育者们尝试对昏睡中的学生进行智力培训，但智力活动与睡眠是不相容的。睡眠教学法只有在用于进行道德培训时才能取得成功——换句话说，在心理抵抗松懈的时候通过语言暗示对行为进行调节。“没有言语的条件作用粗糙而笼统，无法传授（国家所需要的）更复杂的行为模式。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用语言，但必须是非理性的言语……”那种不需要去分析理解却能够被睡眠中的大脑全盘接受的语言。这才是真正的睡眠教育法，“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化和社会化的力量”。在《美丽新世界》里下层阶级的公民从来不会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从他们能够说话和理解别人对他们说什么的那一刻起，每一个下层阶级的孩子都在接受不断重复的暗示，夜复一夜，在昏昏欲睡和酣然入睡的时时刻刻。这些暗示就“像是蜡滴，一滴滴地附着在它们滴落的石头上，将它包裹起来，和它结合在一起，直到最后，那块石头变成了一个深红色的蜡团。直到最后那个孩子的思想就是这些话，而这些话就是那个孩子的思想。不只是孩提时的思想，他长大了也会秉承这个思想——一辈子都是这样。思想的判断、欲望和决定都由这些暗示所主宰，而所有的暗示都是我们的暗示——来自于国家的暗示……”
据我所知，目前只有图莱里县在努力进行睡眠教育的实验，而它对违法者实施睡眠教育的内在逻辑是无可指摘的。要是我们所有人，而不只是伍德兰路拘留营的囚犯，能够在我们睡着的时候被切实有效地灌输对世人的爱与怜悯就好了！不，我们反对的不是那个慷慨激昂的耳语声所传达的信息，而是由政府机构推行睡眠教育的原则。民主社会的官员被授予权力以行使权威，他们能够获得许可随心所欲地使用睡眠教育这种手段吗？在这个案例里，他们只是对志愿者进行实验，而且立意高尚。但没有人能保证在其他情况下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或灌输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法律或社会制度如果使得官员有可能陷入诱惑都是不好的。任何法律或社会制度能够让官员不受诱惑去滥用被授予的权力谋求私利或为某个政治、经济或教会组织的利益服务，都是好的。如果睡眠暗示能取得成效的话，将会成为能够向失去自由的听众施加暗示的人手中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民主社会的一贯主张是： 权力经常会被滥用，因此应该有限度地交到有任期限制的官员手中。在这样的社会里，官员使用催眠暗示应该由法律进行管制——当然，如果睡眠暗示真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的话。但它真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吗？它真的会像我在所想象的福特纪元七世纪那样有效运作吗？让我们看一看证据。
在一九五五年七月的《心理学学报》里，查尔斯·西蒙[1]与威廉·埃蒙斯[2]分析和评估了该领域的十个最重要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与记忆有关。睡眠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完成死记硬背的任务吗？在一个睡着的人耳边所说的内容他第二天醒来时能记住多少呢？西蒙与埃蒙斯的回答是：“我们对十个睡眠教育研究进行了考察。许多研究被商业机构或流行杂志和新闻文章不加批判地引用，支持睡眠中进行学习的可行性。在对实验设计、统计数据、研究方法和睡眠的标准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后发现，所有这些研究都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清晰地证明在睡眠中真的进行了学习。学习似乎在某种特殊的醒着的状态下发生了，但实验对象后来并不记得他们是否醒着。从学习时间的经济性的角度看，这或许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但这并不能被解释为睡眠学习……在一部分程度上，这个问题因为对于睡眠不够充分的定义而变得含糊不清。”
事实上，二战时期在美军内部（甚至早在一战就进行了实验），士兵们除了白天上课学习摩斯密码和外语之外，还在睡着的时候接受指导——结果显然很令人满意。二战后，美国和其他地方有几家商业机构卖出了很多枕头扬声器和定时控制的留声机和录音机，帮助演员迅速记住台词，让政客和牧师显得很擅长进行即兴演讲，帮助学生备考，而最挣钱的是，帮助不计其数的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的人通过被暗示或自我暗示，成为另一个人。自我实施的暗示能够方便地记录在磁带上，然后在白天和睡觉时反反复复地聆听。来自外部的暗示可以通过录音带的方式被买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有益的信息，有释放压力的录音，有促进深度放松的录音，有提升自信的录音（大部分使用者是销售人员），有增加魅力和变得更有吸引力的录音。最好卖的录音是促成性和谐和针对那些希望减肥的人的录音（“我对巧克力很冷淡，我不会理会土豆的诱惑，我根本不为松饼所动。”）还有提高健康的录音，甚至还有挣更多钱的录音。而了不起的是，根据衷心感激这些录音带的消费者未经证实的证言，许多听过睡眠暗示的人真的挣钱多了，许多肥胖的女性真的成功瘦身了，许多即将离婚的夫妇真的获得了性和谐，并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这一方面，西奥多·色诺芬·巴伯[3]刊登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份《临床与实验催眠月刊》的文章《睡眠与催眠》是最具启发意义的。巴伯先生指出轻度睡眠与深度睡眠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深度睡眠中，脑电图仪没有记录到阿尔法波，而在轻度睡眠中则有阿尔法波出现。从这个角度说，轻度睡眠比重度睡眠更接近于醒着的状态和催眠状态（这两种状态都有阿尔法波出现）。大声吵闹会让一个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醒来，比较轻微的刺激则无法让他醒来，但会让阿尔法波重新出现，由深度睡眠状态过渡到轻度睡眠的状态。
一个处于深度睡眠状态中的人是无法接受暗示的。但巴伯先生发现，当实验对象处于轻度睡眠中并被给予提示时，他们会作出反应，就像他们在催眠恍惚状态下会对暗示作出反应一样。
许多早期的催眠研究者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在他初版于一九〇三年的经典著作《催眠术的历史、实践和理论》中，米尔恩·布拉姆维尔[4]写道：“许多权威人士宣称能将自然睡眠变成催眠下的睡眠。按照威特斯特朗德[5]的说法，与一个睡着的人，特别是睡着的孩子建立关系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威特斯特朗德认为这种诱导式催眠的方法很有实用价值，并宣称总是能成功地应用这一手段。”布拉姆维尔引用了许多其他经验丰富的催眠师（包括伯恩海姆[6]，牟尔[7]和弗雷尔[8]等知名权威人士），他们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如今一个实验者不会说“将自然睡眠变成催眠下的睡眠”。他会说轻度睡眠（相对于没有阿尔法波的深度睡眠而言）是一种许多实验对象在像是催眠状态下接受暗示的状态。譬如说，许多实验对象在轻度睡眠状态中被暗示说一会儿醒来后他们会感到非常口渴，结果当他们醒来时，他们真的口干舌燥，很想喝水。大脑皮层或许过于惰怠而无法直接进行思考，但它仍然很警觉，能够对暗示作出反应，并将它们传递到自主神经系统。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著名的瑞典医生与实验者威特斯特朗德在对睡着的孩子进行催眠治疗时特别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几位儿科医生按照威特斯特朗德的方法，指导年轻的母亲在孩子处于轻度睡眠的状态下给予有益的暗示。这种睡眠教育能够帮助孩子们克服尿床和咬指甲的习惯，能够做好准备不带着恐惧去做手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被给予信心和安慰。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对小孩子施行临床睡眠教育时取得的显著效果。或许在很多成年人身上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所有这一切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当条件合适的时候，睡眠教育是有效的——似乎和催眠一样有效。对于一个处于催眠状态中的人能够做的大部分事情，对于一个进入轻度睡眠状态的人也都可以实施。言语的暗示能够通过昏睡中的大脑皮层传递到中脑、脑干和自主神经系统。如果这些暗示被接收到并一再重复的话，睡眠者的身体机能可以得到改善或干预，新的感知模式会被建立，旧的感知模式会被修正，并发出催眠后的命令，口号、公式和触发命令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比起成年人，儿童是更好的睡眠暗示的对象，未来的独裁者会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儿童会在午睡时被施加睡眠暗示。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儿童，特别是党员的孩子——那些长大后将成为领导、管理者和教师的男孩女孩们——将会为他们安排寄宿学校，白天接受优质的教育，而晚上则接受睡眠教育。至于成年人，病人会受到特别关注。就像巴甫洛夫在许多年前所表明的，意志坚定地进行抵抗的狗在经过手术或受病痛折磨时会变得特别听话。因此，我们的独裁者会让每一间医院的病房都接上扬声器。阑尾炎、分娩肺炎或肝炎的发作，都可以是进行忠诚和真实信仰的强化课程和重温意识形态原则的机会。失去人身自由的听众还可以在监狱、劳改所、兵营、海上船只、火车、飞机、巴士终点站或火车站沉闷的候车室等场合找到。即使对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听众施加的睡眠暗示只能产生不到十分之一的效果，对于独裁者来说，结果也会令他感到相当满意。
从轻度睡眠和催眠状态下的高度的暗示感受性，让我们转而探讨那些醒着的人的正常的暗示感受性——或者说，那些认为自己醒着的人。（事实上，根据佛教徒的观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半睡半醒，像梦游者般度过一生，听从别人的指示。觉悟就是完全的醒觉，而“佛陀”这个词可以翻译为“醒觉者”。）
每个人在基因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方面与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个体差异的范围在统计标准上非常宽泛，但我们必须记住，统计标准只在精算中才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所谓的平均意义上的人，只有特定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身心特征，所有人都在尝试（或被迫）将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硬生生地挤入文化模式的统一性中。
个体之间的暗示感受性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当然，环境因素在让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对暗示更有反应上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同样肯定的因素还有体质上的差异。对暗示极度抗拒是相当罕见的。幸好如此，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某些人那样冥顽不灵的话，社会生活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运作，原因就在于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受到暗示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极高的暗示感受性与极低的暗示感受性同样罕见。这也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大部分人就像处于暗示感受性的极端的那些男男女女一样对外部暗示极度敏感的话，对于绝大多数选民来说，自由理性的选择将几乎不可能实现，民主体制将无法继续，甚至根本不会存在。
几年前在麻省综合医院，一群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关于安慰剂止痛效果的最发人深省的实验。（安慰剂是病人相信有效但实际上并没有药效的东西。）在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是一百六十二个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全都感到很痛。当一个病人要求吃药止痛时，他或她会被打一针，或者是吗啡，或者是蒸馏水。所有的病人都被注射了一些吗啡和一些安慰剂。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病人从未能从安慰剂那里得到慰藉，而有百分之十四的人被注射了蒸馏水后感觉疼痛减轻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五的病人有时候觉得安慰剂能止痛，有时候则没有效果。
那些容易接受暗示的有反应的病人和那些不容易接受暗示的没有反应的病人在哪些方面不一样呢？仔细的研究和测验表明，年龄或性别都不是关键因素。男人和女人对安慰剂起反应的频率是一样的，而年轻人和老年人也没有区别。根据标准测试测量出的智商水平似乎也不是重要因素。两组病人的平均智商水平大致相等。最大的不同在于性情，他们对于自己和其他人的观感有着显著差别。有反应的人比没反应的人更加配合，不那么挑剔和多疑。他们不会给护士们添麻烦，觉得医生的照料“好得很”。但是，虽然他们比那些没有反应的人更加友好，这些有反应的病人大体上却更加担心自己。在压力之下，这种担忧会转化成各种身心失调的症状，如胃痛、腹泻和头疼。或许是因为他们感到焦虑的缘故，大部分有反应的病人比没有反应的病人更加无拘无束地流露感情，更加健谈。他们在宗教上更加虔诚，更积极参与教会事务，在无意识层面更加在意自己的骨盆和腹部器官。
将对安慰剂起作用的数字与催眠领域的作者估计的数字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了解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能轻易地被催眠；另外有五分之一的人根本无法被催眠，或只有在药力作用或疲惫降低了心理戒备的情况下才能被催眠；剩下的五分之三的人不像第一种人那么容易催眠，但要比第二种人容易催眠得多。一位制作睡眠教育录音带的厂商告诉我，他的顾客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非常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报告显著的结果，而在暗示感受性的另一个极端，有百分之八的人总是会要求退款。在这两个极端的人群之间是既无法得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却又有足够的暗示感受性，终究会取得效果的人。如果他们坚定不移地收听合适的睡眠教育指导的话，他们终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自信、性和谐、减肥成功或挣到更多的钱。
民主和自由的理想遭遇到人的暗示感受性这个无情的事实。五分之一的选民能够在几乎一眨眼间就被催眠，七分之一的选民被注射清水后就感到疼痛消除，四分之一的人会立刻热情地对睡眠教育作出反应。除了这些过于配合的少数人之外，还有反应迟钝的大多数人，任何手段老到而且愿意付出必要的时间和不惮烦的人都可以利用他们不那么极端的暗示感受性。
个体的自由与高度的个人暗示感受性一致吗？民主制度能否经受得住受过科学培训、精于利用个人和群体的暗示感受性的、手段高明的思想操纵者的颠覆呢？为了个体的利益和民主社会的利益，在何种程度上过于容易受到暗示的天生的倾向性能够通过教育被消弭呢？商人、教会人员和像走马灯那样上台下台的政治人物利用与生俱来的暗示感受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控制呢？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直接或间接对前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探讨预防与救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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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西蒙（Charles W. Simon），情况不详。
[2]威廉·埃蒙斯（William H. Emmons），情况不详。
[3]西奥多·色诺芬·巴伯（Theodore Xenophon Barber，1927—2005），美国心理学家。
[4]约翰·米尔恩·布拉姆维尔（John Milne Bramwell，1852—1925），苏格兰医生、催眠师。
[5]奥托·乔治·威特斯特朗德（Otto Georg Wetterstrand，1845—1907），瑞典医生，精神治疗手段的先驱者。
[6]希波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法国医生、神经学家。
[7]阿尔伯特·牟尔（Albert Moll，1862—1939），德国精神学家。
[8]奥古斯特-亨利·弗雷尔（Auguste-Henri Forel，1848—1931），瑞士精神学家、优生学家。
